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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等书的记载，布库里雍顺的子孙不太争气。他们治国无方，引起国人的反叛。反叛的国人包围了俄朵里城（今黑龙江省依兰县南），杀戮了布库里雍顺的后代族人。其小儿子范察侥幸逃到郊外。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记载的一个版本：有幼子名范察者，遁于荒野。国人追之，会有神鹊止其首。追者遥望鹊栖处，疑为枯木，遂中道而返。范察获免，隐其身以终焉。自此，后世子孙俱德鹊，诚勿加害云。 [4]
关于此，《大清满洲实录》还有另一个相似的版本：历数世后，其子孙暴虐，部属遂叛。于六月间，将鄂多理攻破，尽杀其阖族子孙。内有一幼儿，名范察，脱身走至旷野。后兵追之，会有一神鹊栖儿头上。追兵谓：“人首无鹊栖之理。”疑为枯木桩，遂回。于是，范察得出，遂隐其身以终焉。满洲后世子孙以鹊为神，故不加害。 [5]
两个版本，大体一致。范察跑到了荒郊野外，反叛的国人穷追不舍。此时，有一大群神奇的喜鹊突然飞来，纷纷落在范察的头上。追杀的国人找不到范察，远远看去喜鹊停栖处，怀疑其下是一根枯朽的树干。于是，追到一半，就退回去了。范察由此逃走，隐瞒自己的身份，直到死去。自此以后，后世子孙都感激神鹊，果真不再加害它们了。这个神话传说，一是证明了努尔哈赤的先祖曾经得到神的护佑；二是坐实了满族族民优礼鹊鸦一族的来由。
范察的孙子孟特穆富有谋略，发誓恢复祖业。《大清满洲实录》记道：其（范察）孙都督孟特穆有智略，将杀祖仇人之子孙四十余，计诱于苏克素护河呼兰哈达（山名）下赫图阿拉。距鄂多理西千五百余里，杀其半，以雪仇；执其半，以索眷族。既得，遂释之。于是，居于赫图阿拉。 [6]
这是说，孟特穆巧施计谋，把杀害他先世的仇人的后代四十余人，诱骗到远离鄂多理城以西一千五百里的赫图阿拉（今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老城），杀掉了其中的一半，报了先世之仇；另一半暂时关押作为人质，等到自己的家眷族人平安无事时，就将这一半释放了。于是，孟特穆从此就定居在赫图阿拉。
赫图阿拉是满语。赫图：满语，是横的意思；阿拉：满语，是岗的意思。赫图阿拉是横岗之意。面临苏克苏浒河（苏子河），在虎拦哈达山下。此地毗邻烟囱山，有山有水，可以渔猎，适于居住，利于发展。这位胸有大志、眼光高远的孟特穆，后来被追尊为肇祖原皇帝。
孟特穆是努尔哈赤的六世祖。孟特穆生子二，长曰董山（即充善、童仓、童山），次曰阿谷（即褚宴、阿古、权豆）。 [7] 有的学者说，长子是阿谷，次子是董山。这是不对的。见《清世祖实录》第一卷第三页：“肇祖（孟特穆）居虎拦哈达山下，赫图阿喇地，生子二，长充善，次褚宴。”充善即董山，褚宴即阿谷。
孟特穆，在明朝和朝鲜的文书中，被写为猛哥帖木儿或童猛哥帖木儿。其生年不详。据学者推测，约在明朝洪武三年（1370），或洪武五年（1372），或更早一些。
元朝末年，散居在黑龙江、吉林和辽宁的女真人为元朝守卫边疆。其中，五个大部落的首领被元朝封为万户。元朝为五个大部落设立五个万户府，即桃温、胡里改、斡朵里、脱斡怜、孛苦江。猛哥帖木儿是斡朵里（即鄂多理）部的首领，由此被元朝授为斡朵里万户府的万户。
元朝灭亡，明朝兴起。东北地区有三股势力征战，一是元朝残余势力；二是明朝新兴势力；三是东北原有势力。他们之间，或联合、或征讨，东北大乱。富有战略眼光的猛哥帖木儿，为了在混乱中保存自己部落的实力，毅然决然地率领部落人马，避居相对安全的朝鲜境内会宁一带，即图们江下游斡木河栖息。猛哥帖木儿为了生存，向朝鲜纳贡称臣。据《李朝太宗实录》记载，他同朝鲜宫廷来往频繁，互有馈赠。据朝鲜史记载：1403年（永乐元年），“吾道里（即吾都里）童猛哥帖木儿等三人来朝”。 [8] 朝鲜为了笼络猛哥帖木儿，又以猛哥帖木儿为上护军。除任命高官外，又赐猛哥帖木儿段（缎）衣一称、金及花银带一腰及笠靴，命内臣馈之；其从者十余人赐布帛有差。 [9] 同时，又表示好感，将猛哥帖木儿的亲戚任为侍卫：“猛哥帖木儿辞还，留其弟及养子与妻弟侍卫。” [10]
明成祖朱棣于永乐元年（1403）登极。此后，他在建州女真实行了新的政策。同年，他成立了建州卫军民指挥使司，任命了他的亲戚阿哈出为建州卫指挥使。并发布上谕，表明态度，继续招抚女真各部。明成祖朱棣敕谕“女真吾都里”等，“招抚之，使献贡”。
接着，永乐二年（1404）三月，明成祖朱棣又严肃敕谕：敕谕参散、秃鲁兀等处女真地面官民人等知道。今朕即大位，天下太平，四海内外，皆同一家。恐尔等不知，不相统属，强凌弱，众暴寡，何有宁息之时？今听朕言，给与印信，自相统属，打围牧放，各安生业，经商买卖，从便往来，共享太平之福。 [11]
这是明成祖朱棣登极后，向东北的女真部落发出的安民敕谕。其基本含义是告知东北的女真官民人等，各就其位，各守本分，各安生产，各处经商，从便往来，共享太平。
明成祖朱棣发出招抚女真旧部的敕谕，如同在女真内部投下一颗炸雷，引起在朝鲜的女真部落的动荡。他们陷入是走是留的思想斗争之中。朝鲜国国王派出东北面宣慰使，来做猛哥帖木儿等的工作，动员他们留在朝鲜，为朝鲜守卫东北边防。国王指示说：“其道安抚使尽心教诱，使不生变为上策。若不从，则威之以法。”目的是“上不得罪于朝廷，下欲使汝等安业耳”。千方百计地要留住女真诸部。
这主要是，朝鲜国国王李芳远（国王李成桂第五子），考虑猛哥帖木儿是朝鲜“东北面之藩篱”，欲挽留猛哥帖木儿等在朝鲜避难的女真部落，继续作为其国防之屏障。国王李芳远对这些部落采取了怀柔的举措。永乐三年（1405）二月《李朝太宗实录》记载：赐猛哥帖木儿庆源等处管军万户印信一颗、清心元十丸、苏合元三十丸；兀良哈万户甫里段（缎）衣一，万户波乙所级花银带一腰；猛哥帖木儿管下人八十二，波乙所管下人二十，都赐木棉一百二十匹、白苎布三十匹……赐猛哥帖木儿所使千户河乙赤草笠帽、珠具、木棉夹衣一领、光银带一腰。 [12]
这是说，国王李芳远对猛哥帖木儿封官赐印：庆源等处管军万户印信一颗。同时，又赏赐给女真官兵大量的药品、缎衣、腰带、木棉、白布、草帽、珠具、夹衣等物品，以笼络女真人心。
此时，猛哥帖木儿面临两难的选择。是回归祖国，还是滞留朝鲜呢？
正当此时，明成祖朱棣派出钦差，直接招抚猛哥帖木儿。永乐三年（1405）三月，明成祖朱棣正式派出钦差大臣王教化的，先到属国朝鲜，约同朝鲜使臣共同到猛哥帖木儿驻地，宣读敕书。这个过程，实录记载甚详：皇帝（明成祖朱棣）敕谕朝鲜国国王：东开原毛怜等处地面万户猛哥帖木儿，能敬恭朕命，归心朝廷。今遣千户王教化的等赍敕劳之。道经王之国中，可遣一使，与之同行。故敕。
朝鲜派出使臣同明朝的使臣王教化的等，一同前往猛哥帖木儿在朝鲜的驻地会宁一带，见到了猛哥帖木儿，并当面颁布了明成祖朱棣的上谕。史载：敕谕万户猛哥帖木儿等：前者阿哈出来朝，言而（尔）聪明，识达天道，已遣使赍敕谕而（尔）。使者回，复言而（尔）能敬恭朕命，归心朝廷，朕甚嘉之。今再遣千户王教化的等赐而（尔）彩段（缎）表里，而（尔）可亲自来朝，与而（尔）名分、赏赐，令而（尔）抚安军民，打围放牧，从便生理，其余头目人等合与名分者，可与同来；若有合与名分在彼管事，不能来者，可明白开写来奏，一体给予名分、赏赐。故敕。 [13]
猛哥帖木儿愿意归顺明朝，希图得到明朝大皇帝的庇佑。因此，于永乐三年（1405）亲自赴南京晋见明成祖，表示归顺明朝。但是，朝鲜国国王一再强留，明成祖对朝鲜谈判代表计禀使通事曹士德生气地说道：（朝鲜）东北面十一处人民二千余口，已皆准请，何惜一猛哥帖木儿乎？猛哥帖木儿，皇后之亲也。遣人招来者，皇后之愿欲也。骨肉相见，人之大伦也。朕欲夺土地，则请之可也，皇亲猛哥帖木儿，何关乎汝乎？ [14]
这是说，两千余口女真人，你们都顺利放行了，为什么一个猛哥帖木儿就不顺利放行呢？他可是皇后的亲戚。我派人招他回来，是皇后的意思。骨肉相见，是人伦大事。我若是抢夺你们的土地，你们请求，我可以不抢。皇亲猛哥帖木儿，是我们的人，关你们什么事？
明成祖雷霆震怒，口舌如剑，锋芒毕露，直斥使臣。
听到使臣曹士德的转述，朝鲜国国王十分震惊，赶忙对左右臣子说道：今闻皇帝之谕，不胜惶愧。往者不可追，来者犹可图。帖木儿理宜督送，不可缓也；遣陪臣陈情，亦不可缓也。 [15]
于是，朝鲜放行，猛哥帖木儿得以从朝鲜回归祖国。当年，永乐三年（1405），猛哥帖木儿到达南京，朝见了明成祖。据朝鲜使臣的报告，猛哥帖木儿受到明成祖的热情接待。明成祖正式任命他为建州卫都指挥使，并授给官印，赏赐钑花金带。同时，“赐其妻幞卓、衣服、金银、绮帛”。 [16]
以后，猛哥帖木儿同明朝的关系越来越深厚，明成祖对他也越来越信任。就在永乐十年（1412）猛哥帖木儿来朝时，明成祖特增建建州左卫，并封他为建州左卫指挥使。这是在因人设地，因人设官。
现在插叙一段。关于明成祖朱棣迁都问题。明成祖对于都城南京并不满意，他决定迁都北京。为此，于永乐四年（1406）六月，下令在北京兴建紫禁城。到永乐十八年十一月初四（1420年12月8日），北京紫禁城建成。永乐十九年（1421），明成祖迁都北京。自此，建州朝贡一律进入北京。
猛哥帖木儿非常重视同明朝的关系，以后也多次到北京朝贡。明朝对他也信任有加。宣德元年（1426），猛哥帖木儿被封为都督佥事。宣德八年（1433）又升为右都督佥事。其弟凡察，由指挥佥事晋升为都指挥佥事。
现在再插叙一段。建州女真隶属于明朝奴儿干都指挥使司。明初，将东北女真分为三大类，即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明朝政府于洪武四年（1371），设置辽东都指挥使司，简称“辽东都司”。采取以军统政、军政合一的体制，废置州县，下辖二十五个卫。永乐七年（1409），明朝准备设立奴儿干都指挥使司。永乐九年（1411），奴儿干都指挥使司正式设立。奴儿干在黑龙江下游恒衮河对岸。奴儿干都司是明朝的军政机构，其主要官员由政府指派，是流官，不能世袭。其长官职务高低，依次为都指挥使、都指挥同知、都指挥佥事。其管辖范围，东起鄂霍次克海，西迄鄂嫩河，南濒日本海，北达外兴安岭。地域广大，物产丰富。奴儿干都司的主要职责是“镇抚”女真以及吉列迷、达斡尔、蒙古各部。
永陵四碑亭
明朝政府对女真各部的管辖，采取了卫所体系。这种卫所是羁縻卫所。明朝政府设立的卫所有三类，即中原卫所、辽东卫所和女真卫所。它们各不相同。中原行省的卫所，是军事设置。驻屯守卫，听候调遣。辽东卫所，即辽东都司的卫所，兼有军政两种职能，因辽东不设州县。卫所驻地固定，衙署固定。官员为流官，有年俸。女真的羁縻卫所同上述两种卫所，则完全不同。其官员是因部落而设置。可世袭，无年俸。亦无治所，无衙署。治所随部落的迁徙而流动。其官员为部落的首领，授为都督、都指挥、指挥、千户、百户、总旗、小旗等，其都督职务高低，依次为左右都督、都督同知、都督佥事。使其“俾仍旧俗，各统其部”。他们必须向中央朝贡，服从中央管辖。
关于明朝东北的卫所，《东北边防辑要》的记载可供参考：明初东北边塞止于开原。迨永乐、正统间，自开元（开原）迤北，因其部落所居，建置都司一卫，一百八十四所，二十官。其酋长为都督、都指挥、指挥、千百户、镇抚等职，给予印信，俾仍旧俗，各统其属，以时朝贡。说者以东濒海、西接兀良哈、南邻朝鲜、北至奴儿干北海，皆系女真。 [17]
下面再看猛哥帖木儿遭遇的意外事件。
出乎意料的是一场灾难正向他们袭来。猛哥帖木儿等听从明帝之命，去招抚女真杨木答兀的“散漫人口”。在战斗中，发生了意外，猛哥帖木儿、其次子阿谷死难，其长子董山及阿谷之妻被掳去。只有凡察脱逃。这就是突然发生的“斡木河之变”。
事件的经过是这样的。宣德八年（1433），明帝派遣指挥同知裴俊，领兵160人赍敕到斡木河，敕谕猛哥帖木儿，前往“招取杨木答兀下散漫人口”。明帝敕谕猛哥帖木儿曰：皇帝敕谕建州左卫掌卫司右都督猛哥帖木儿及男阿谷即童权豆，并大小头目人等。比先杨木答兀一起散漫出去，军官已陆续召还复业。近闻高早化等六十九家见在尔处地方居住。兹遣指挥同知裴俊、千户赵镇古老、百户王茂，赍敕谕前来，招其回还。敕谕至日，尔等即高早化等六十九家悉数收拾，同指挥阿谷、裴俊等送回原所安生乐业，尤见尔报效朝廷之诚心。尔等其钦承朕命毋怠！故论。 [18]
于是，猛哥帖木儿及次子阿谷、弟凡察等遵照明帝敕谕，陪同都指挥同知裴俊，前往斡木河招取杨木答兀下散漫人口。不料，却发生了杨木答兀对官军的两次武装袭击事件。第一次是劫杀，第二次是袭杀。根据朝鲜钦差的奏报，其两次武装袭击的经过记载如下：
……今准本官手本，该奉敕将领军官（辽东都指挥裴俊）一百六十员名，往斡木河等处招取杨木答兀下散漫人口……到于中途，忽被杨木答兀同古州野人阿答兀等，约有三百余人马，前来抢杀。当与对敌间，都指挥凡察、指挥阿谷等八名，协同对敌，杀死野人阿答兀等二名。阵亡旗军七名，被伤都指挥凡察、指挥阿谷、官军四名，将驮载赏赐等件、马二十八匹抢去。都督猛哥帖木儿等收拾人马，仍与当职官军追至河北对敌。野人说称，侯指挥、刘指挥比先杀了我每的爷娘，如今来报仇，务要杀了诏谕官军。当又杀死野人一名。追至大山下，杨木答兀弃马，上陡峭山崖。得获马四匹、首级一颗。凡察等八名被伤。天晓，领军回还。惟恐野人复来抢杀…… [19]
杨木答兀等这次劫杀的原因，据说是因为“侯指挥、刘指挥比先杀了我每的爷娘，如今来报仇，务要杀了诏谕官军”。显然，这是一次复仇行动。这次劫杀，官军开始参与者为“都指挥凡察、指挥阿谷等八名，协同对敌”。双方互有损伤。官军“凡察等八名被伤”。都督猛哥帖木儿是后来参战的，故而他没有受到伤害。
第二次袭杀的经过记载如下：
……百户郎舍儿答等家同指挥阿谷等，于十月十九日卯时起程间，有杨木答兀纠合各处野人，约有八百余名人马，各被明甲到来。猛哥帖木儿、凡察、阿谷、歹都等家，并当职营寨围绕房屋，放火烧毁。困至申时，见得阿谷大门烧毁，及攻开墙垣，贼人入为，猛哥帖木儿、阿谷等男子俱被死杀，妇女尽行抢去。酉时分，本职将领官军奋力杀出…… [20]
这次袭杀，双方力量相差悬殊。官军三百余人马，杨军八百余人马。杨军包围了官军住处，放火焚烧。猛哥帖木儿、他的次子阿谷（权豆），俱在战斗中英勇牺牲。其弟凡察逃脱。其长子董山及阿谷之妻被掳去。猛哥帖木儿对明朝忠心耿耿，为明朝的统一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是努尔哈赤先祖遭受的第一次大难。
这位先祖对明朝的赤胆忠心，对其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董山是努尔哈赤的五世祖。董山亦作童山、童仓。在这次残酷的战斗中，明朝授给猛哥帖木儿的官印“失落”。因为官印的丢失，还生出一段不小的风波。这次战斗的第二年，凡察到北京朝贡。明宣宗“升建州左卫都指挥佥事凡察为都督佥事，仍掌卫事”。但旧印“失落”，只得重颁新印。于是，明帝重新颁给凡察一个新印。
不料，被掳去的猛哥帖木儿的长子董山，不久就被放回。没想到的是董山藏有其父的官印，这就是原先以为丢失的那颗旧印。照理，父死子继，建州左卫的官位应当由长子董山来继承，而且董山还握有明帝颁发的旧印。但是，凡察以叔父的身份居然霸占这个官位不放。由此，叔侄二人产生了尖锐的矛盾。
不过，当时最突出的矛盾是生存问题。董山和凡察共同感到来自朝鲜方面的威胁，他们决定离开朝鲜的属地，回到苏克素浒河流域原来的驻地。他们向明朝上奏，开始明朝同意他们迁徙。后来经不住朝鲜的抗议，又否决了先前的谕旨，不准他们迁徙。
在关键时刻，董山和凡察违反上谕，大胆决定迁徙。于正统五年（1440），他们率领所属三百余户，跋山涉水，冲破险阻，逃往浑河支流苏克素浒河（苏子河）一带，与建州卫的李满住合在一起，形成了一股新的势力。对于这个既成的事实，明帝无法，只好默许。
这个大迁徙十分重要。他们为自己选择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根据地。这个处于群山包围之中的苏子河谷，资源丰富，易守难攻，很适合人类居住。这为后来努尔哈赤的发展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但是，凡察与董山这对叔侄之间的矛盾，并没有解决。明帝为了调和他们之间的矛盾，就下旨将董山由指挥使升为都督佥事，同其叔父凡察平级。不承想，他们的矛盾不但没有缓和，反而更加尖锐了。一直到正统七年（1442）明帝采纳了辽东总兵曹义的建言，将建州左卫一分为二，一为建州左卫，升建州左卫都督佥事董山为都督同知，掌管建州左卫事务；一为建州右卫，升建州右卫都督佥事凡察为都督同知，掌管建州右卫事务。“董山收掌旧印，凡察给新印收掌。”如此划分领地，分别任命，才解决了这个棘手的叔侄矛盾问题。
正统七年（1442）二月，《明英宗实录》记载了分设建州三卫这件事：分建州左卫，设建州右卫。升都督佥事董山为都督同知，掌左卫事；都督佥事凡察为都督同知，掌右卫事。董山收掌旧印，凡察给予新印收掌……敕董山曰……尔与凡察旧本一家，今既分设两卫，特遣敕谕尔处大小头目人民，听从所愿分属，自今宜严饬下人，毋相侵害，以保尔禄位，延及子孙。敕凡察曰……尔又奏欲与董山分属头目人民，已敕辽东镇守总兵官遣人公同审问，各从所愿，分拨管属。尔等自今宜谨守法度，各安生产，毋事争斗，以取罪愆。其钦承朕命毋忽。 [21]
至此，建州女真，分设三卫。李满住的建州卫最强大，凡察的建州右卫次之，董山的建州左卫最次。当时，明朝和朝鲜并没有看好董山的建州左卫。认为他人小力微，不足以担当大任。但是，董山精明强干，足智多谋，他面对强大的明朝和朝鲜，采取了怀柔政策。因此，建州左卫有了很大发展。董山也逐渐地确立了他在建州三卫的最高政治地位。
然而，董山此后却权欲膨胀，利令智昏，竟然向明朝和朝鲜挑衅，侵犯边墙，杀害官民，掳掠人畜，抢夺财货。“一岁间入寇者九十七，杀掳人口十余万”，“自开原及辽阳六百余里，数万余家，率被残破”，“辽东为之困敝”。 [22] “辽东为之弗靖者数年”。 [23]
鉴于东北边境不宁，明帝屡次降谕对董山等建州三卫剿抚并用，以图减煞其嚣张气焰。恰在此时，董山还如往常一样又来京师朝贡。其目的，在于缓和同明朝尖锐的矛盾冲突，以避免明朝大军围攻。成化三年（1467）四月，建州左卫都督同知董山带领家族十余人，以及右卫都督同知纳郎哈等三卫百余头目，“以听招抚来朝，贡马及貂皮”。天朝皇帝明宪宗借此机会，“以山等尝纵部落犯边，遂召集诸夷于阙下”，对他们发表了一通满含训斥的讲话：尔等俱系朝廷之属卫，世受爵赏。容尔在边住牧，朝廷何负于尔？今却纵容下人，纠合毛怜等处夷人，侵犯边境，掳掠人畜，忘恩背义。论祖宗之法，本难容恕。但尔等既负罪而来，朕体天地好生之德，故从宽宥。今尔回还，务各改过自新，戒饬部落，敬顺天道，尊事疏廷，不许仍为前非。所掠人口搜访送还，不许藏匿。若再不悛，必动调大军问罪，悔将何及？其省之戒之。 [24]
这百余彪悍的建州三卫头目，在宫墙之内受到明帝的严厉训诫。听到皇帝的训斥，他们内心不满，气愤异常，怒目而视，似将爆发。但只见其周围手执钢刀的卫兵，正在严密地监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他们只要稍有异动，顿时会成为刀下之鬼。为此，他们不得不虚与委蛇，暂时收敛。史书记载，“于是诸夷皆顿首输服”。
出得宫殿，明帝照例赐宴。按惯例，“朝廷遣大臣押宴”，就是明朝大臣陪宴。在宴席间，董山等部下指挥，原形毕露，挑三拣四，指桑骂槐，挑起事端。他们有的“有出谩骂”，有的“褫厨役铜牌者”。总之，是没事找碴，故意刁难。
明帝依照惯例，根据他们朝贡贡品的种类及数量，超额地赏赐给他们袭衣和彩币，满足他们进贡的需求。但是，他们还是不满足，依然一再地要求多给。董山及纳郎哈二人，“复奏索蟒衣、玉带、金顶帽及银酒器非一”。明帝无法，“命赐衣帽，人一具”。董山又奏，“指挥使可昆等五人有效劳，乞赐服。复命与之袭衣、靴袜，亦人一具”。他们侵掠边墙，本来有罪，却不以为然，贪得无厌，固索无已。甚至扬言“此还，即纠合海西野人，抢掠边境”。根据董山等人在京师的表现，鸿胪寺通事署丞王忠上奏：“诚恐前路难以检制，乞遣官同臣，防送至辽东都司发遣，庶不贻患。”于是，朝廷礼部决定：“遣行人送之。”这就是说，董山等归途，要有朝廷派出的“遣行人”押送，以免一路之上他们寻衅闹事。为此，明宪宗朱见深再一次降谕训斥：尔之先世僻居荒落，后为部落所逼，远来投顺。我祖宗怜尔失所，赐予近地方，使尔住牧。设立卫所，除授官职，父死子代，世世不绝。自尔祖尔父以来，或边方效劳，或岁时进贡，朝廷升赏宴劳俱有定例。我之所以加恩予尔者，不为不厚，而尔之所以享有室家之乐、官爵之荣，数十年间部落莫不听尔约束，怜（邻）封不敢辄加以兵，是谁之赐欤？尔等正宜尽心竭力，为我藩屏，以报大恩。乃敢悖逆天道，纠率外夷，寇我边境，掠我人畜。朝廷不即出兵征剿，虑恐尔等中间善恶不一，是以特命都督武忠赍敕往谕，欲令尔等，改过自新。尔等既已服罪来朝，有往愆悉置不问，从厚赏赐。兹尔等归，宜晓谕本卫大小头目人等，务在敬顺天道，洗心改过，亟以其所掠人畜，悉数送还。遇有外人纠合为非，尔等或聚众截杀，或捉送辽东总兵官处首告，论功升赏，必不尔惜。如或执迷不悛，似前寇扰边方，朝廷必调大军征剿，悔无及矣。尔等其省之，省之。 [25]
明帝对董山等一再告诫，但董山等心怀不满，藐视抗命，甚至扬言“各持佩刀，一齐杀出，还匿妻子，据险拒战”。于是，明帝决心派兵进剿。成化三年（1467）五月，明帝命武靖伯赵辅佩靖虏将军印，充总兵官，前往辽东，征剿女真。
这时发生了一起董山挑起的严重的武装暴乱事件。事件的经过是这样的。
成化三年七月二十七日，武靖伯赵辅命令，将董山等一一五人带到帅府，向他们宣读皇帝敕谕。敕旨宣读未完，董山等“即逞凶肆詈，袖出小刀，刺伤通事等”。即是说，董山等人公然抗旨，诋毁圣旨，动刀行凶，刺伤命官。总兵官赵辅见状，没有退缩，当即命令甲士，将董山等擒捕。“臣等见其势恶，即令甲士擒捕之”。
此间厮杀之声传到驿站，驿站里的哈塔哈等一百零一人闻之，“亦各持刀乱刺馆伴兵卒”。这就是说，帅府里的和驿站里的两股董山党徒，一起掀起了武装暴乱。赵辅面对暴乱，没有手软，坚决镇压，“臣等俱即擒捕，当时格杀二十六人，余皆囚之”。暴乱很快镇压下去了。
武靖伯赵辅将此次暴乱如实上奏，表示“征剿之势，必不容己”。这个奏章引起明帝的高度重视，便明发上谕，发兵征剿。敕曰：
祖宗以来，设立建州三卫，毕其近边居住，管领部属，为我藩屏。授之爵秩，锡以管带。及其朝贡，屡加宴赏。朝廷推恩于彼，亦已厚矣。乃者都督董山等，忘恩悖义，辄率丑类，侵犯我边，杀掠人财，不可胜计。朕体天地之量，不即加诛，遣使诏谕，令还所虏人口，赴京谢罪，与其自新。彼来朝贡，待之加厚。岂期各虏人为顺从，阴怀不轨。与其党类，意图内外应援，侵扰边方，为恶愈甚。似此谲诈反复，神人生怒，天地不容。朕不得已，遣将率师，往正其罪。重念尔等素守臣节，今又遣人随都督武忠来朝，朕甚喜悦。自今建州三卫倪虏，或使人诱引尔等为恶，或奔窜尔处藏匿，尔即尽数拘执送来。若能统率尔众，与我大军相应，彼此夹击，克朝剿灭，则朝廷大加赏赉，必不尔吝。尔等其省之，图之。故谕。 [26]
明帝屡次严厉告诫，董山等人皆置若罔闻，依然我行我素。不得已，明帝联合朝鲜，于成化三年（1467）九月，发动了对建州三卫的攻击，击败了建州三卫的军队。
根据提督军务左都御史李秉、靖虏将军总兵官武靖伯赵辅的几次奏报综合分析，明军从九月二十四日由抚顺关出境，到十月初七日，分兵左右哨，攻打建州左卫、建州右卫戴咬纳、佟火李赤、宋产八、马木冬等寨，大获全胜。斩首六百三十八人，生擒九十七人，俘获男妇一百五十一人，夺回被虏男妇一千一百六十五人，烧毁敌寨房屋千余间。“获其牛马器仗无算，焚其巢寨房屋一空。”在这次战争中，董山、李满住、李满住之子古纳哈等众多酋长，或死于战场，或被明帝诛杀。建州三卫遭受了重大损失，元气大丧，一蹶不振。这是努尔哈赤祖先遭受的第二次大的灾难。
关于董山之死，现有二说。一说死于广宁（北镇）。《清皇室四谱》第三卷说：“成化三年四月，听抚入朝贡方物，施执而羁之广宁；九月，都御史李秉等率师分五道出寨覆其巢，诛董山羁所。”有学者认为，这个诛杀董山等“羁所”，是指广宁。另一说死于老寨。即是在左都御史李秉攻打董山之老巢时，董山在乱阵中被杀。笔者持后一说。
顺插一段，关于辽东边墙。
辽东边墙的建造起因。明朝为了防止蒙古、女真等少数民族的扰掠和制止汉民的潜逃，乃修筑辽东边墙。自1442年始，至1481年止，历时三十九年，初步建成了两千三百余里的明朝辽东边墙。
辽东边墙的三段划分。西部边墙，北镇以西一段；辽河边墙，北镇至威远堡一段；东部边墙，开原至鸭绿江一段。
辽东边墙的具体走向。西起绥中县铁场堡吾名口台，连接山海关西北山上的蓟州边墙九门关，然后向东北延伸，经绥中、兴城、锦西、锦州郊区、锦县、义县；再向东行，在阜新与北镇的交界线上，经白厂门向南，过黑山、盘山、台安，在营口北的三岔河口越过大辽河；在海城沿太子河东岸北行，过辽阳，横越太子河、浑河，进入辽中、新民县境，在沈阳西过于洪区、新城子区，在铁岭两越辽河，入开原；在昌图县绕亮子河右岸，到开原东北的镇北堡转南行，再过开原、铁岭东境，进入抚顺；在五龙乡向东进入新宾县，到鸦鹘关（即三道关）向南转，在苇子峪村西南行，接本溪县碱厂堡桦皮峪山上边墙，出本溪县沿宽甸、凤城、丹东的交界线，到达鸭绿江边的九连城的虎山止。辽东边墙呈“凹”字形，故又称“凹字边墙”。 [27]
此时的明朝边墙，主要是为了防止强大起来的建州女真的侵扰。
锡宝齐篇古是努尔哈赤的四世祖。董山有三子，长子妥罗（脱罗或拖落），次子妥义谟（脱一莫），三子锡宝齐篇古。长子妥罗在《明实录》中可以觅到蛛丝马迹。《明宪宗实录》记载，建州左卫都指挥佟那和向兵部报告，乞命都督董山之子脱罗、李古纳哈，侄完者秃各袭其父、伯之职。兵部尚书白圭冷然答复：董山等世受国恩，享有爵士。罔思敬顺，自取诛戮。脱罗（妥罗）等乃叛逆遗孽，法当诛夷。然既听其悔过来朝，待以不死矣。予夺之宜，惟圣明裁处。
明宪宗谕旨曰：虏求背负恩义，罪当族灭。今首恶已诛，余皆悔过向化。朕体上天好生之德，悉加宽宥。脱罗等既众人奏保，其授脱罗都指挥同知，完者秃都指挥佥事。令统束本卫人民，依前朝贡。再犯不贷。 [28]
董山的长子妥罗等人，得到明宪宗的重新任命。他们鉴于父辈董山等的失败教训，吸取经验，向其祖辈猛哥帖木儿学习，循规蹈矩，老实做人。对明朝政府衷心拥戴，安分守己，定期朝贡，为明朝踏实守边。据史料记载，脱罗本人亲自朝贡十二次，对明朝以表敬诚。成化十四年（1478），“都指挥同知脱罗等七人以在边有传报擒送之功，各升二级”，脱罗由都指挥同知升为都督佥事了。弘治十五年（1502），妥罗病故。其子脱原保袭职，掌管建州左卫。脱原保效法其父，恭事明朝，多次朝贡，安心守边。
董山的三子锡宝齐篇古，未见诸文字，事迹不详。
锡宝齐篇古只有一子，叫福满。
福满是努尔哈赤的曾祖。福满被追尊为兴祖直皇帝。《清实录》记载：“锡宝齐篇古生子一，即兴祖直皇帝，讳都督福满。”对于福满这个历史人物，有的学者持怀疑态度，认为没有其人。《清史稿·阿哈出王杲列传》就说：“隆庆、万历间，建州诸部未有名近兴祖讳（福满）者。太祖（努尔哈赤）兵起，明人所论述，但及景（觉昌安）、显（塔克世），亦未有谓为董山裔者。”其实，这个福满的存在，不需要别人来证明。努尔哈赤自己就可以证明。因为努尔哈赤之祖、父遇难身亡时，他已经二十五岁了。努尔哈赤即使没有亲眼见到其曾祖福满，也会从其祖、父那里亲自得知曾祖的信息，并传诸后世的。至于“都督”的官职，乃是后人附会的。
福满有六子，长子德世库，次子刘阐，三子索长阿，四子觉昌安（叫场或教场），五子包朗阿，六子宝实。
觉昌安是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在顺治五年（1648）被追尊为景祖翼皇帝，“居祖基赫图阿拉地”。 [4] 赫图阿拉，现在是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老城。努尔哈赤祖父觉昌安的其他五位兄弟以赫图阿拉为中心，各筑城分居，德世库居觉尔察地，刘阐居阿哈河洛地，索长阿居河洛葛善地，包朗阿居尼麻喇地，宝实居章甲地。
“赫图阿拉城与五城相距，近者五里，远者二十里，环卫而居，称为宁古塔贝勒，是为六祖云。” [20] 六兄弟称为宁古塔贝勒。宁古塔，满语是“六”的意思；贝勒，满语是“大人”的意思。宁古塔贝勒是六祖之意，即为努尔哈赤的六位祖父辈的祖先。
宁古塔贝勒因子嗣繁盛，智勇过人，而渐趋强大。《清太祖高皇帝实录》记道：长祖德世库生子三，长苏赫臣代夫，次谭图，次尼阳古篇古；二祖刘阐生子三，长陆虎臣，次马宁格，次门图；三祖索长阿生子五，长李泰，次吴泰，次绰奇阿注库，次龙敦，次飞永敦；景祖（觉昌安）生子五，长礼敦巴图鲁，次额尔衮，次界堪，次即显祖宣皇帝，讳塔克世，次塔察篇古；五祖包朗阿生子二，长对秦，次稜敦；六祖宝实生子四，长康嘉，次阿哈纳，次阿笃齐，次多尔郭齐。 [20]
以上宁古塔贝勒父辈六人，子辈二十二人，两代相加，一共二十八人。他们是由血缘关系组成的相对稳固的部落联盟。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在部落联盟的时代，这种血缘关系的组合，成为历史的必然。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部落联盟，关系紧密，团结牢固。在部落争斗中，这样的部落联盟进可攻、退可守，往往占据斗争的优势地位。同时，由于联姻的关系，雪球愈滚愈大，势头越来越旺，力量越来越强。宁古塔贝勒因时而生，产生了强大的生命力，具备了攻坚的摧毁力。这在以后的部落战争中，充分地显现出来。因此，在复杂而残酷的辽东战争中，宁古塔贝勒成为一个不可战胜的无坚不摧的品牌。
史书记载：“景祖（觉昌安）素多才智。”同时，觉昌安的长子礼敦英勇善战，勇冠宁古塔贝勒。是时，他们遭到了邻近部落生有九子的硕色纳部和生有七子的加虎部的侵凌。这两个部落武功了得，“俱轻捷多力，尝身披铠甲，连跃九牛。二族恃其强，侵凌诸路”。在觉昌安的指挥下，礼敦率领宁古塔贝勒发兵征讨，大破硕色纳子九人和加虎子七人。并收复了五岭迤东、苏克苏浒河迤西二百里内的诸部，势力由此壮大。
塔克世是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是觉昌安的第四子，后来被追尊为显祖宣皇帝。
现在回顾一下努尔哈赤的先世。据《清太祖实录》记载，其先世谱系如下：
布库里雍顺。
幼子范察。
范察子孟特穆，即猛哥帖木儿（肇祖原皇帝）。
孟特穆二子，长充善（董山、童仓），次褚宴。充善三子，长妥罗，次妥义谟，三锡宝齐篇古。
锡宝齐篇古生子一，即福满（兴祖直皇帝）。福满六子，长德世库，次刘阐，三索长阿，四觉昌安（景祖翼皇帝），五包朗阿，六宝实。六人各筑城分居，是为六祖。
长祖德世库三子，长苏赫臣代夫，次谭图，三尼阳古篇古。
二祖刘阐三子，长陆虎臣，次马宁格，三门图。
三祖索长阿五子，长李泰，次吴泰，三绰奇阿注库，四龙敦，五飞永敦。
景祖（四祖）觉昌安生子五，长礼敦巴图鲁，次额尔衮，三界堪，四塔克世（显祖宣皇帝），五塔察篇古。
五祖包朗阿生子二，长对泰，次稜敦。
六祖宝实生子四，长康嘉，次阿哈纳，三阿笃齐，四多尔郭齐。
觉昌安第四子塔克世生子五，长努尔哈赤，次穆尔哈齐，三舒尔哈齐，四雅尔哈齐，五巴雅喇。 [7]
有学者认为：“其中以猛哥帖木儿为范察之孙是明显错误。” [29]
从肇祖原皇帝孟特穆到清太祖努尔哈赤，凡六世，经二百余年。努尔哈赤的先祖都给他留下了什么宝贵的遗产呢？
第一，留下了一个易守难攻的战略基地。赫图阿拉处于群山环抱之中，资源丰富，地势险要，适于隐蔽，易于发展。这是先祖留给努尔哈赤的最宝贵的遗产，是一个十分难得的根据地。
第二，留下了一些鲜血凝成的经验教训。这些经验教训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在如何对待明朝的问题上，肇祖孟特穆对明朝忠心耿耿，得到明朝的保护，这为努尔哈赤提供了正面的经验。而五世祖董山先是臣服明朝、后是挑衅明朝，终于招致杀身之祸，这为努尔哈赤提供了反面的教训。
第三，留下了一个顽强不屈的斗争精神。虽然努尔哈赤的先祖几经磨难，甚至孟特穆战死，董山被杀，遭受了惨重的失败，但是，这个家族的后继者仍然能抹平伤痕，擦干眼泪，继续生活，顽强战斗。这个永不服输的斗争精神是非常可贵的。
永陵碑亭
努尔哈赤的先祖遭受了两次人生的巨大磨难。但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更大的人生磨难还在无情地向努尔哈赤袭来。
努尔哈赤的身世，几个可靠的原始资料，如《清史稿》《清太祖实录》《大清满洲实录》，都有翔实记载。
第一，《清史稿》记道：显祖（塔克世）有子五，太祖（努尔哈赤）其长也。母喜塔腊氏，是为宣皇后。孕十三月而生。是岁己未，明嘉靖三十八年也。太祖仪表雄伟，志意阔大，沈几内蕴，发声若钟，睹记不忘，延揽大度。 [30]
第二，《清太祖实录》记载稍详：显祖嫡妃喜塔腊氏，乃阿古都督女，是为宣皇后。生子三，长即上也。称为聪睿贝勒。宣皇后孕十三月乃生，岁己未，是为明嘉靖三十八年也。次名舒尔哈齐，号达尔汗巴图鲁。次名雅尔哈齐。继娶纳喇氏，乃哈达万汗所养族女，生子一，名巴雅喇，号卓礼克图。庶妃生子一，名穆尔哈齐，号青巴图鲁。 [31]
第三，《大清满洲实录》记载更详：（觉昌安）第四子塔克世嫡福金，乃阿古都督长女，姓喜塔腊，名额穆齐。生三子，长名努尔哈赤，即太祖，号淑勒贝勒。淑勒贝勒，汉语聪睿王也。次名舒尔哈齐，号达尔汗巴图鲁。三名雅尔哈齐。侧福金乃哈达国汗所养族女，姓纳喇，名恳哲。生一子，名巴雅喇，号卓里克图。卓里克图，汉语能干也。侧室生一子，名穆尔哈齐，号青巴图鲁。初，讳名孕十三月生太祖，时己未岁，明嘉靖三十八年也。是时，有识见之长者言：“满洲必有圣人出，戡乱致治，服诸国以为帝。”此言传闻，人皆妄自期许。太祖生，凤眼大耳，面如冠玉，身体高耸，骨骼雄伟，言词明爽，声音响亮，一听不忘，一见即识。龙行虎步，举止威严。其心性，忠实刚果，任贤不二，去邪无疑。武艺超群，英勇盖世，深谋远略，用兵如神。因此，号为明汗。 [32]
综合以上记载，可知努尔哈赤出生在一个奴隶主家庭。生于己未年，为嘉靖三十八年，即1559年。他的父亲是塔克世，即显祖宣皇帝。塔克世有五子一女。
塔克世嫡妃姓喜塔腊氏，名额穆齐，是阿古都督的女儿，是为宣皇后。喜塔腊氏诞育三子一女。长子努尔哈赤，号淑勒贝勒，即聪睿王。努尔哈赤的诞生很不平常。他的母亲怀孕十三个月，才生下他。三子舒尔哈齐，号达尔汉巴图鲁。四子雅尔哈齐。
塔克世的继妃纳喇氏，名恳哲，或肯姐，是海西哈达万汗王台所养的族女，生育一子，名巴雅喇，号卓礼克图（卓里克图），大排行为第五子。
塔克世的庶妃李佳氏，生一子名穆尔哈齐，号青巴图鲁，大排行为第二子。
努尔哈赤其人，《清太祖高皇帝实录》评道：先是，望气者言，满洲将有圣人出，戡定众乱，统一诸国，而履帝位。及上生，龙颜凤目，伟躯大耳，天表玉立，声若鸿钟，仪表威重，举止非常，英勇盖世，骑射轶伦，雄谋大略，用兵如神。而又至诚御物，刚果能断，任贤不二，去邪不疑。凡所睹记，一经耳目终身不忘。众称为英明主云。 [33]
《大清满洲实录》记道：是时，有识见之长者言：“满洲必有圣人出，戡乱致治，服诸国以为帝。”此言传闻，人皆妄自期许。太祖生，凤眼大耳，面如冠玉，身体高耸，骨骼雄伟，言词明爽，声音响亮，一听不忘，一见即识。龙行虎步，举止威严。其心性，忠实刚果，任贤不二，去邪无疑。武艺超群，英勇盖世，深谋远略，用兵如神。因此，号为明汗。 [32]
清代宫中旧藏的各类箭支
但是这位伟人的少年时代却是不幸的。努尔哈赤少年生活的一个最大的缺憾是少年丧母。可以说，少年丧母的特殊际遇，造就了这个奇特的帝王。
《清太祖实录》记道：上十岁时，宣皇后崩。继妃纳喇氏，抚育寡恩。年十九，俾分居，予产独薄。显祖知上有才德，复厚予之。上辞不受。 [34]
《大清满洲实录》记载：十岁时丧母。继母妒之。父惑于继母言，遂分居，年已十九矣。家产所予独薄。后见太祖有才智，复厚与之。太祖终不受。 [35]
努尔哈赤十岁时，遇到了人生的一个大不幸，母亲喜塔腊氏病逝。继妃纳喇氏成为了他的继母。纳喇氏对这个继子“妒之”，待他不好，“寡恩”。因此，少年努尔哈赤没有享受到正常的母爱，备受继母的冷落。父亲塔克世偏听继母的话，同努尔哈赤分居了，给努尔哈赤的财产“独薄”，那年努尔哈赤才十九岁。这就等于将努尔哈赤推向了社会。当然，后来显祖塔克世发现努尔哈赤不是等闲之辈，“有才德，复厚予之，上辞不受”。努尔哈赤可以自立了，不愿意接受父亲的关照。
本来塔克世这个奴隶主之家，即使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情况下，也应该是衣食无忧的。因为他们家还拥有阿哈，阿哈是奴隶。但是，小努尔哈赤却不得不独自谋生。他经常出没于山林之中，采集松子、人参、木耳、蘑菇等山货，或者猎取野猪、山兔、麋鹿、花貂等野兽，到抚顺关马市去贸易。
抚顺马市是一个大集市，是明朝政府开设的建州女真与汉民族交易货物的场所。明朝的山东、山西、河东、河西、苏州、杭州等八路商人，都集中在抚顺城贸易，特别是抚顺城东的马市，更是比肩接踵，商贾云集。努尔哈赤在这个商业的大学校中，同汉族人、蒙古族人、朝鲜人都有广泛而深入的接触。他学习了他们的语言，学习了他们的风俗，学习了他们的文化。扩大了视野，增广了见闻，开阔了心胸。更重要的是，他学会了汉族的文字，并阅读了《水浒传》《三国演义》等章回小说。书中的英雄人物、战争情节、名言哲理和历史故事等，都如同一部部新鲜的教科书，给努尔哈赤稚嫩的心灵打上了深刻的烙印。这一切，为他以后的安邦立业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努尔哈赤很擅长骑射，这是他的看家本领。据说有一次，努尔哈赤巧遇一名骑手。这名骑手携带一把很漂亮的弓箭，引起努尔哈赤的注意。一打听，原来此人就是栋鄂部赫赫有名的纽翁锦。纽翁锦闻名遐迩，擅长骑射。努尔哈赤派人将纽翁锦热情地邀请到跟前，对他大加赞扬。然后，便手指百步以外的一棵柳树，请他献技表演。纽翁锦胸有成竹，安然下马，沉着冷静，举弓搭箭，连发五矢。结果大失水准，三中两失。所中的三矢，落点也上下不一。努尔哈赤跃跃欲试，也连发五矢，结果五矢皆中，且落点相去甚近。从人见了无不喝彩，纽翁锦也大吃一惊。
努尔哈赤人生的另一个大的机遇，是被明朝辽东将领李成梁收养，还当兵三年。这三年，使他的武艺大为长进，刀、弓、剑、棍等都能娴熟运用。与敌人接阵时，努尔哈赤表现神勇，常常瞬间便将敌人斩于马下。这三年的军旅生涯，成为了努尔哈赤一生的重要的军训阶段。这段经历，后来演变成了一个近乎神话的传说《关于罕王的传说》：
那时候明朝天下大灾，各处判乱。罕王下山后投到李总兵（李成梁）的部下。李总兵见大罕（努尔哈赤）长得标致可爱，聪明伶俐，便把他留在帐下，当个书童，用来伺候自己。
有一天晚上，李总兵洗脚，对他的爱妾骄傲地说：“你看，我之所以能当总兵，正是因为脚上长了这七个黑痣！”其爱妾对他说：“咱帐下书童的脚上却长了七个红痣！”总兵闻听，不免大吃一惊——这明明是天子的象征。前些时候才接到圣旨，说是紫微星下降，东北有天子象，谕我严密缉捕。原来要捉拿的人就在眼前。总兵暗暗下令做囚车。准备解送罕王进京，问罪斩首。
总兵之妾，平素最喜欢罕王。她看到总兵要这般处理，心里十分懊悔。有心要救罕王，却又无可奈何。于是把掌门的侍从找来，与他商量这件事。掌门的侍从当即答道：“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定下计议，便急忙把罕王唤来，说给他事情的原委，让他赶快逃跑。罕王听说之后，出了一身冷汗，十分感激地说：“夫人相救，实是再生父母；他年得志，先敬夫人，后敬父母。”罕王拜谢夫人，惶急地盗了一匹大青马，出了后门，骑上马就朝长白山跑去。这时跟随罕王的，还有他平常喂养的那只狗。
罕王逃跑之后，李总兵的爱妾就在柳枝上挂上白绫，把脖子往里一套，天鼓一响就死了。据说满族在每年黄米下来那天，总是要插柳枝的，其原因就在这里。
第二天，总兵不见了罕王。他正在惶惑之际，忽而发现自己的爱妾吊死在那里。李总兵立即醒悟，顿时勃然大怒。在盛怒之下，把她全身脱光，重打四十大板（满族祭祖时有一段时间灭灯，传说是祭祀夫人的；因其死时赤身，为了避羞，熄灯祭祀）。然后派兵去追赶，定要捉回。
且说罕王逃了一夜，人困马乏。他正要下马休息，忽听后面喊杀连天，觉察追兵已到，便策马逃跑。但是，追兵越来越近，后面万箭齐发，射死了大青马。罕王惋伤地说：“如果以后能得天下，决忘不了‘大青’！”所以后来罕王起国号叫“大清（青）”。罕王的战马已死，只好徒步逃奔，眼看追兵要赶上，正在危难之时，忽然发现路旁有一棵空心树。罕王急中生智，便钻到树洞里，恰巧飞来许多乌鸦，群集其上。追兵到此，见群鸦落在树上，就继续往前赶去。罕王安全脱险。等追兵走远以后，罕王从树洞中出来，又躲到荒草芦苇中。他看见伴随自己的，仅有一只狗。罕王疲劳至极，一躺下就睡着了。
追兵赶了一阵，什么也没有找到；搜查多时，又四无人迹。于是纵火烧荒，然后收兵回营。
罕王一睡下来，就如死人一般；遍地的大火，眼看要烧到身边。这时跟随他的那条狗，跑到河边，浸湿全身，然后跑回来，在罕王的四周打滚。这样往返多次，终于把罕王四周的草全部弄湿。罕王因此没有被火烧死，但小狗却由于劳累过度，死在罕王身旁。
罕王睁眼醒来，举目四望，一片灰烬。跟随自己的那只狗又死在旁边，浑身通湿。马上就明白啦。罕王对狗发誓说：“今后子孙万代，永远不吃狗肉，不穿狗皮。”这就是满族忌吃狗肉、忌穿狗皮的缘由。
罕王逃到长白山里，用木杆来挖野菜、掘人参，以维持生命。在山里，罕王想起自己在种种危急关头，能化险为夷，俱是天公保佑。想到这里，罕王立起手中的杆子来祭天。同时又想起乌鸦救驾之事，也依样感激，就在杆子上挂些东西，让乌鸦来吃，是报答乌鸦相救之恩的意思。后沿袭下来，遂成为风俗。
后来，罕王带领人马下山，攻占了沈阳。
这个神话传说曲折地反映了努尔哈赤青少年时代的际遇，含有形象的历史印记，富有神话色彩。这里提到的“义犬救主”和“乌鸦遮树”的传奇故事，表达了满族先祖蒙昧时期的图腾崇拜。义犬和乌鸦就是满族先祖的图腾，而大青马的死难，则恰恰为“大清”这个朝代的名讳找到了一个合理的解说。同时，满族人在庭院内东南方竖立木杆，木杆上挂些吃食，以供乌鸦取食，俗称索罗杆子，供祭天、祭神之用。这些满族的风俗在这个神话传说中，都得到了清晰合理的阐释。
当然，努尔哈赤曾经为明朝辽东将领李成梁当兵，在这里也得到了证实。
历史为努尔哈赤的崛起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努尔哈赤抓住了这个历史的机遇。
那么，努尔哈赤诞生时的天朝上国明朝，究竟是怎样的呢？
努尔哈赤诞生的时代，恰是明朝的嘉靖年间。此时的明朝政治腐败，军事松弛，经济凋敝，国力衰微。明朝的衰败，为努尔哈赤的崛起提供了极佳的外部条件。
第一，虐待宫女，宫女造反。嘉靖二十一年（1542）十月二十一日凌晨，嘉靖帝朱厚熜正在熟睡之时，杨金英等十几名宫女悄悄地溜进他的寝宫，实施一桩谋杀案。谋杀的对象就是嘉靖帝朱厚熜。她们把事先准备好的一条粗绳套在嘉靖帝的脖子上，用一块抹布蒙住他的脸，掐住他的脖子，按住他的手脚。但是，急忙中绳套打了个死结，不能收紧。此时，机变败露，宫女被捕。嘉靖帝逃过了一劫。参与造反的十六名宫女，凌迟处死。其家属也一律处决。王宁嫔和曹端妃也被秘密处死。宫女集体造反欲杀死皇帝，这在中外宫廷史上是唯一的一例。
嘉靖皇帝
为什么宫女冒着杀头的危险，公然造反？这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嘉靖帝残暴的个性。他对宫女非打即骂，残酷虐待，造成宫女大量非正常死亡。宫女忍无可忍，忍也是死，反也是死。与其忍，不如反，就同归于尽吧！当时在北京的朝鲜使节，记载了宫女造反是因为受到嘉靖帝的残酷虐待所致。朝鲜《李朝中宗实录》记道：盖以皇帝（嘉靖帝）虽宠宫人，若有微过，多不宽恕，辄加箠楚。因此殒命者，多至二百余人。蓄怨积苦，发此凶谋。 [36]
嘉靖帝十分暴虐，被他无故打死的宫女就有二百余人，宫女实在是忍无可忍了。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嘉靖帝为了熔炼长生不老药，而将宫女迫害致死。宫女们目睹了先前同伴的惨死，决定铤而走险。她们在行动前，曾秘密商量说：“咱们下了手罢，强如死在手里！”
嘉靖帝在紫禁城内胡作非为，在全国何尝不是如此呢！
第二，宠信道士，祈求长生。嘉靖帝的父亲兴王朱祐杬信奉道教，嘉靖帝自幼耳濡目染，对道教亦有兴趣。但继位之初，受到内阁首辅杨廷和的制约，嘉靖帝崇信道教，有所收敛。嘉靖十年（1531），二十五岁的嘉靖帝为祈求子嗣，而陷入求道的陷阱。
前期宠信道士邵元节，祈求子嗣。嘉靖帝崇信道教，先得一皇子，不幸当年死去。后又得一皇次子。这使嘉靖帝笃信道教灵验。为此，嘉靖帝在北京为道士邵元节建造一座真人府。每年给其俸禄一百石，赐给庄田三十顷，派给校尉四十名。任命邵的孙子为太常寺丞，曾孙为太常博士。此前，邵元节的父母已得封赠。世谓一人得宠，五代受益。嘉靖帝又在邵元节老家建造一座仙源宫。又加授其为礼部尚书，享受文官一品待遇。邵死后，赠少师，谥号“文康荣靖”。
明内阁首辅杨廷和
奸臣严嵩
后期宠信道士陶仲文，祈求长生。邵元节死后，道士陶仲文接替了邵的位置。嘉靖帝封其为“神宵保国弘烈宣教振法通真忠孝秉一真人”，领导教事，总各宫观住持，赐予诰印。并封赠其父母。后又加少保、礼部尚书。封其妻一品诰命夫人。恩宠过于邵元节。在陶仲文的迷惑下，嘉靖帝讲道修玄，炼丹服药，祈望长生成仙。陶仲文又胡说嘉靖帝欲长生成仙，必须服用“先天丹铅”药。所谓“先天丹铅”，是用幼女的月经炼制的药。嘉靖帝便命诏选大批幼女入宫。仅嘉靖二十六年（1547）、三十一年（1552）和三十四年（1555）共三次大选，就有八岁至十四岁的幼女七百六十名入宫。嘉靖帝荒淫无耻，何所底止？
嘉靖帝宠信道士，闹得全国上下乌烟瘴气。
第三，重用严嵩，政以贿成。嘉靖帝搬入西苑，整天谈玄事道，不理朝政。他将朝政托付给权臣严嵩管理。严嵩，进士出身。嘉靖十年（1531）擢升为南京礼部尚书，后又升为吏部尚书。后又改为礼部尚书。礼部是嘉靖帝宠信的部门，位居六部之首。嘉靖二十一年（1542），严嵩升任武英殿大学士。而后二年，又升为内阁首辅。严嵩大权独揽，又将儿子严世蕃委以重任，京师传言“大阁老、小阁老”是也。严氏父子贪赃枉法，疯狂敛财。内外官员升迁任免，定出常格。据揭发数额如下：州判，三百两；通判，五百两；指挥，三百两；都指挥，七百两。原甘肃总兵仇鸾因贪虐被革职，贿赂严嵩白银三千两，异地复任宣府、大同总兵。官场黑暗，一至于此。严世蕃夸耀地说：“朝廷不如我富。”严嵩聚敛财富，政以贿成，上行下效，吏治腐败。
第四，鞑靼扰边，北虏为患。洪武元年（1368），明太祖朱元璋攻克元大都（今北京），元顺帝逃往内蒙古。蒙古贵族结束了对中原的统治。但是，其残余势力仍骚扰明朝。这就是所说的“北虏之患”。明朝虽然在长城一线设立“九边”，以防蒙古骚扰。但随着明朝吏治败坏，九边防务废弛。嘉靖帝虽然对九边城墙进行了修补，但收效甚微。终于导致“庚戌之变”。嘉靖二十九年（1550）六月，蒙古首领俺答率军进犯大同。八月十九日，俺答军前锋攻抵北京安定门下。围困北京八天后，俺答军掳掠大批人口、牲畜及财物，引兵西归。因嘉靖二十九年为庚戌年，是为“庚戌之变”。此时的明朝军备衰败，无以复加。嘉靖二十九年，代理兵部侍郎王邦瑞上奏道：今武备积弛，见籍止十四万余，而操练者不过五六万。支粮则有，调遣则无。比敌骑深入，战守俱称无军。即见在兵，率老弱疲惫、市井游贩之徒，衣甲器械，取给临时。此其弊，不在逃亡，而在占役；不在军士，而在将领。盖提督、坐营、号头、把总诸官，多世贵纨绔，平时占役营军，以空名支饷，临操则肆集市人，呼舞博笑而已。 [37]
明朝的军队只剩下一个空壳了。长期战争，造成蒙汉民族两败俱伤。
第五，东南松弛，南倭猖獗。14世纪初，日本在国内战争中失败的武士、浪人及商人，到中国沿海进行走私和抢劫的海盗活动。这些贼寇，时称为“倭寇”。嘉靖以来，海防松弛。海防卫所大量减员。每个卫所额定兵员为五千六百人，实则平均为一千七百九十七人。只占定额的1/3。其中多为老弱病残。倭寇猖獗，“倭剽掠辄得志，益无所忌，来者接踵”。
如此，嘉靖帝在对付南倭上，付出很多精力，耗费巨大财力。
第六，大兴土木，劳民伤财。明世宗嘉靖帝建造斋宫、宫殿，大兴土木，耗费甚巨。《明史·食货志》记载：世宗营建最繁，（嘉靖）十五年以前，名为汰省，而经费已六七百万。其后增十数倍，斋宫、秘殿并时而兴。工场二三十处，役匠数万人，军称之，岁费二三百万。其时宗庙、万寿宫灾，帝不之省，营缮益急。经费不敷，乃令臣民献助。献助不已，复行开纳。劳民伤财，视武宗过之。 [38]
明世宗嘉靖帝大兴土木，比明武宗还要疯狂。这是财政危机的原因之一。
第七，国库空虚，财政危机。嘉靖帝荒淫无耻，严嵩窃权乱政，“南倭北虏”相继骚扰。使得嘉靖时的明朝国库空虚，财政危机。嘉靖二十八年（1549）财政发生入不敷出的困境。史载：是时边供繁费，加以土木祷祀之役，月无虚日，帑藏匮竭。司农百计生财，甚至变卖寺田，收赎军罪，犹不能给。乃遣部使者括逋赋。百姓嗷嗷，海内骚动。
总之，皇帝无道，官僚奢侈，国库匮乏，百姓穷困，农民造反，军队哗变，灾害频仍，边境告急。明朝犹如一个火药桶，随时处于爆炸的边缘。
努尔哈赤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外强中干、色厉内荏的明朝。
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遗甲”起兵，踏上了耀眼的历史舞台，上演了一幕叱咤风云的历史活剧。
[1]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1卷，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69年版，第4页。
[2]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1卷，第1页。
[3] 《大清满洲实录》，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69年版，第6页。
[4]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1卷，第2页。
[5] 《大清满洲实录》，第6页。
[6] 《大清满洲实录》，第10页。
[7] 《清太祖实录》，第1卷，第3页。
[8] 《李朝太宗实录》，第7卷，第9页，四年三月戊申。
[9] 《李朝太宗实录》，第7卷，第10页，四年三月己未。
[10] 《李朝太宗实录》，第7卷，第10页，四年三月壬戌。
[11] 《李朝太宗实录》，第7卷，第12页，四年三月甲戌。
[12] 《李朝太宗实录》，第9卷，第4页下，五年二月己丑。
[13] 《李朝太宗实录》，第9卷，第8页，五年三月丙午。
[14] 《李朝太宗实录》，第10卷，第13页，五年九月己酉。
[15] 《李朝太宗实录》，第10卷，第13页下，五年九月己酉。
[16] 《李朝太宗实录》，第11卷，第10页上，六年三月丙申。
[17] 曹廷杰：《东北边防辑要》，《辽海丛书》，第4册，第2296页。
[18] 《李朝世宗实录》，第61卷，第33页上下，十五年闰八月戊午。
[19] 《李朝世宗实录》，第62卷，第19页上，十五年十一月乙巳。
[20] 同上。
[21] 《明英宗实录》，第89卷，正统七年二月甲辰。
[22] 任洛：《辽东志·艺文志》。
[23] 马文升：《抗安东夷记》。
[24] 《明宪宗实录》，第41卷，成化三年四月癸亥。
[25] 《明宪宗实录》，第42卷，成化三年五月癸巳。
[26] 《明宪宗实录》，第45卷，成化三年八月庚子。
[27] 崔粲、魏福祥、杜尚侠：《辽宁地方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79页。
[28] 《明宪宗实录》，第69卷，成化五年七月戊戌。
[29] 李燕光、关捷：《满族通史》，辽宁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80页。
[30] 《清史稿》，第1卷，第2册，第2页。
[31] 《清太祖实录》，第1卷，第7页。
[32] 《大清满洲实录》，第18页。
[33]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1卷，第3页。
[34] 《清太祖实录》，第1卷，第8页。
[35] 《大清满洲实录》，第20页。
[36] 《李朝中宗实录》，第97卷。
[37] 《明史·兵志》，第89卷。
[38] 《明史》，第78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