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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地处九河下梢，周边地区又多洼淀渠塘，鱼肥虾鲜蟹美味。白洋淀、胜芳、塘沽、汉沽、潮白河等地的渔民不能自产自销，鱼栈便应运而生。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天津出现了批发为主零售为辅的鱼市，以金钢桥东桥头鱼市最成规模，至30年代末这里已发展至数十家鱼栈。鱼栈内有账房、库房，满院天棚到顶，棚下铺设苇席。鲤鱼、鲫鱼、鲢鱼等淡水鱼在鱼市常年有售，刀鱼、黄鱼、快鱼、对虾、螃蟹等则是应季上市，驰名中外的天津银鱼在这里也能见到。鱼市形成后，便垄断了天津的渔业，渔船随到随卸货，全部交售鱼行，非经鱼行手不能上岸出售，各类鱼虾过秤定价，一概由鱼行说了算。
鱼市里的摊儿架着长案，板子上放着很深的专用木桶，与当年的水缸相似，最普通的鲫鱼、鲤鱼则放在木盆里。鱼类以鲜活为卖点，木盆里的鱼活蹦乱跳，不时有水溅出，弄得整个鱼市遍地是水，以致道路泥泞。一些海鱼运来时即为死鱼，虽然上面码满了冰块，但仍是腥臭难闻。各鱼铺内部狭窄，交易多在门前的马路上进行，影响过往车辆的正常通行。
1938年9月15日，天津特别市临时检疫委员会以“金钢桥鱼市，接近要冲，秽气传播过甚，值此防疫紧张之际，殊与卫生有碍”为由，呈文市政府，建议将该鱼市迁往他处。20日，市政府批准呈文，勒令鱼市限期迁移。23日，祥发鱼栈王海山、同德鱼行王俊荣等20余家鱼铺，联名呈文市政府称：我等经营鱼栈生意，年代已久，且鱼市靠河生存，离河岸即不能靠船，即无鱼可卖，无法求生。检疫委员会只提迁移，并未指定迁移地址。因无地可迁，鱼市无异于停业。为此，临河鱼栈不下20余家，直接赖以求生者不下万余人，将如何为生？鱼市可以遵防疫局和卫生局意旨，改为夜间卖鱼，天明扫除净尽，使业务与防疫两无防害，以免鱼行生路断绝。请求政府收回成命，准予继续营业，免予迁移。
10月2日，天津特别市政府批示：据呈金钢桥鱼市既属觅地困难，又能遵照卫生意旨，力求改善，拟准予暂免迁移。
1940年3月，金钢桥东桥头以南沿河马路改为单行路，鱼市一带顿成交通要道，整日车马辐辏，川流不息，但鱼市每日下午均在门前设市交易，既妨碍交通又有碍卫生观瞻。为此，市卫生局长傅汝勤呈文天津市政府，再次请求迁移金钢桥鱼市，并提议迁移至西窑洼及大红桥一带，因为那里既较僻静又属临河，批发鱼类极为相宜。29日，市政府训令警察局转饬各鱼行，将鱼市限期迁移至西窑洼或大红桥一带。
4月19日，渔业公会会长陈静波呈文称，鱼商等在该地求生多年，一旦迁移，不但找房困难，即使觅地起盖亦非易事，如果无地可徙，势必自动停业，请求政府收回成命。渔业公会制定了卫生改进措施，印成《卫生须知》传单发放至每家鱼行。《卫生须知》规定：每日进市鱼虾等货，力求新鲜，不得稍有陈腐；每日鱼行卖货后，必须勤加扫除；每日必须力求清洁，不得稍有污秽；各鱼栈服从本会卫生指导员之指导，切实讲求卫生。
5月16日，警察一分局会同社会局、工务局、卫生局，召集鱼商代表开会，决定限一星期内鱼行另择卖货地点，柜房仍准暂住办公。但各鱼栈为避免迁移又提出取消日市，只营夜市，经营时间从每晚10时起至早6时止，并由渔业公会制定了改善措施：一、鱼市各商卖货日市取消，一律改为夜间经营一市，天明行贩渔客不得留连一人，不准在门前堆货，且桶筐随卖随走，为交通起见，起卸则在背巷，每日存货或用冰桶存于院内，或用冰桶存于船上。二、鱼市夜间卖货后，即铺垫白灰，洒以消毒水，派专人扫除。
但市政府这次态度极为坚决，5月23日凌晨3时，市警察局第一分局出动警力，强制停止夜市交易，将鱼市商铺一律迁至金钢桥西侧的三合公。
1934年时的天津金钢桥鱼市
鱼市虽然迁移了，但新址既没有房屋或棚席，而且地势狭窄，不敷应用。各鱼商不但在露天经营，而且渔船大量来货后更是无地存货。为此，渔业公会再次呈文市政府称，因桥西地势狭窄，鱼商过于拥挤，既无房舍又无罩棚，露天卖货，人无栖身之所，货无存放之地，来货稍多，必致腐烂倾倒，损失匪浅。新址正当南运河北口与海河汇流之域，南岸岸高水浅，面积又小，货船无法停泊，船只拥挤，屡被水上警察局罚办。因此渔船不敢贸然大批来货，各商业务锐减。又闻该地经建设总署勘丈，拟修单行路线，倘果实行，鱼市势必再次迁移。
与此同时，鱼类牙行营业税包商朱荣绶则称，各商多已通知客方停止发货，此举实与税收有关。表面是鱼市的迁移，实质为鱼税的损失。为此，要么恢复夜市，要么核减税款。
当时与鱼市近在咫尺的金钢桥菜市已被列入迁移之列，但在蔬菜业公会的力争下，准予免迁。再次引起渔业公会的不满，呈文质问市政府为何厚于彼而薄于此？
8月1日，市政府遂令警察局、卫生局、财政局分别查明金钢桥鱼市的真实情况。
警察局报称，鱼市于23日即已迁至三合公西边照常营业，迄未稍停，包商朱荣绶捏词蒙混，意图核减税款。
卫生局报称，渔业公会所定改善办法尚属可行，成绩尚佳，缓迁未为不可。
财政局报称，鱼市迁移后，地势不敷应用，船驻无地，客方裹足，来货大减，税收随之减少。唯有恢复夜市，以固税收。
因警察局、卫生局、财政局各执一词，莫明真相，市政府遂派田久荣视察员再次实地调查。经过10余天的调查，9月初将调查结果呈报市政府：“先年金钢桥鱼市一带交通并不繁要，近因该处马路兴修，改作大胡同之单行路，交通情形骤成重要。每当晨际，鱼市交易期间，与交通、治安不无关系。自迁移后，各鱼商大部照常营业，无何停止来货。至鱼类牙行包商朱荣绶所称，桥西地势狭小，不敷应用，河道不便等情，尚为事实。其税收减少一节，详经调查往昔鱼市淡旺情形，以春季为畅旺，以夏秋为淡减，鱼市迁移时正当鱼市旺季已过淡减甫至之时，税收减少自属难免。至鱼商令外埠暂缓来货和建设署拟在该处改修单行路各节，似与事实不符。渔业公会所称，为谋治安、卫生、税收兼顾计，拟在桥南改为夜市，事与警察、卫生、财政三局职责有关，可责令该三局会商办理。”
参考田久荣的调查结果，9月10日，市政府分别训令渔业公会、财政局、警察局、卫生局：鱼商呈请恢复鱼市地点毋庸再议，应仍在新址交易。
但鱼商仍不肯轻言放弃，此后又多次呈文市政府，讲述新址种种不便，请求夜间暂在旧址院内存货销售，日间仍在新址交易。11月30日，卫生局呈文市政府，建议对于鱼商所请姑予照准，明春一并迁移。但在警察局的一再坚持下，市政府仍旧坚持鱼市迁移的决定。至此，金钢桥鱼市从桥东迁至桥西已成定局。
1946年6月4日，市民孙华轩致函市卫生局称，金钢桥横跨海河，南通罗斯福路，北连中山路，车水马龙，络绎不绝，中外人士，熙来攘往，诚为本市交通总枢，在此地区亟宜注重公共卫生。而肩挑鱼贩利用敌伪时期警政腐败，贿运岗警，逐渐扩展，聚作鱼市。路面泥泞，腥臭恶秽，过者掩鼻，嗅者欲呕，殊碍卫生。时届溽暑，瘟灾宜慎。希望卫生局在警察局的协助下，立即将鱼市取消，以重卫生而利交通。
卫生局遂派人与该地保长杨德清等赶赴鱼市调查。经查，金钢桥鱼市自桥东迁移桥西经营后，与官银号菜市相距咫尺，营业时间为凌晨2时至6时。因该处地近河道，初为批发之所，因地处热闹，鱼贩顺便在此卖鱼，日久天长，愈聚愈多，遂成规模。抗战胜利后，各处鱼贩蜂拥而至，鱼铺林立，当局为体恤民艰，并未严加制止。鱼贩便贿通岗警，顺延至桥南，及至大胡同北头，侵及马路，妨害交通。警局也曾出动警力，严厉整顿大胡同以北鱼市，鱼摊一律移至西墙根，不准靠近桥边及道旁，并由鱼市摊贩代表强华里、赵金声、胡三、李四等4人维持秩序。但时间不长，各鱼铺又卷土重来。河沿鱼店林立，鱼担星罗棋布，满地污秽、鱼腥难闻均属事实。
金钢桥旁的直隶总督衙门
17日，市卫生局批示称，鱼市设置已历有年所，似未便予以取消，除随时派员督促各商保持清洁外，拟请警察局对各商设置地点予以限制，勿使靠近桥边及道旁，以免影响交通。
据当地老人回忆，天津解放后，金钢桥鱼市仍然存在了很多年，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才被取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