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俗画报》连载“元元红游街”

1907年3月23日，在天津启文阅报社内，普育女学创办人温世霖、私立第一中学堂（后改名南开中学）英文教习吴芷洲共同创办了《醒俗画报》，曾去日本留学的画家、植物学家陆辛农担任主笔。社址设在西北城角自来水公司旁的一座小楼内，后迁到城内广东会馆附近的平房内。

《醒俗画报》属通俗类刊物，使用单面有光的粉画纸和当时先进的石印技术，十日刊，方形16开，每本10张折叠页、20张图，双面印刷，很像大本的“小人书”。画报不设栏目，用墨线勾画，一事一画，有叙有议，文字通俗，图文并茂，大至时政要事，小到市井信息；每期封面都是一幅“讽画”，以辛辣而幽默的笔法，鞭挞丑恶，抨击时弊，针砭官场腐败；识字者看字，不识字者看图。由于颇受读者欢迎，遂自1907年7月14日出版的第13期起改为五日刊。画报发行不限于天津，在上海、北京、湖南、杭州、保定、锦州、烟台等地均设有代派处。

由清末到民初，中国的社会腐败，政治软弱，外侮日切，一些有责任感的文化人便站出来，或兴办教育，或立坛宣讲，或创办报刊，主张铲除社会陋习与种种痼疾，开启民智，振兴中华。在这样的背景下，就不难看出《醒俗画报》中“醒俗”二字的立意了，那便是要把民众从习惯而不自觉的种种陋习中唤醒，承担起共同兴国的重任。画报最初以漫画手法宣传爱国思想，支持清末的立宪运动。辛亥革命以后，该报又连续报道了革命军在黄花岗起义失败，孙中山北上天津等消息，同情革命的政治态度十分鲜明，更多的内容是鞭挞清政府腐败统治和卖国行径，揭露社会病态，批判旧陋习俗，宣传思想，倡导新风尚，着重发挥社会教育的功能。

画报在民国初年连续报道了名伶元元红与海银桂通奸后私逃的消息，一时轰动津城。

元元红，本名魏连升，梆子老生，色艺双绝，风流情种，在上海时就曾与青楼女子雪荫轩有染。来津演出时，更是引得达官显贵家的太太、小姐们竞相追捧，纷纷往台上扔手绢、丢金戒指。

清朝末年，天津城里鼓楼东盐商姚金镛的小妾海银桂，年少风流，长得标致，为元元红所倾倒。在厨役李升的撮合下，元元红终与海银桂私通，并在南门外租房同居。姚金镛得知后不动声色，暗地买通探访局杨敬林和巡警道叶文樵暗中监视，就在李升准备护送海银桂与魏连升私奔时将其一并捕获，并于清宣统三年（1911年）六月二十三日游街示众。是日，“一时男女老幼，群相观看，大道两旁，几无容足之地”。宾乐部的歌妓赵紫卿听说自己仰慕已久的元元红游街要从门前过时，急急地从楼上往下跑，“不意行至梯半，心急腿短，一阵迷惑，忽然失足坠下，摔得面青眼肿，几乎丧命”。游街行至中途，一名妇女“突然大言曰：‘宝贝！你可折当得不像样儿了，别着急，吾给你想办法去！’说话时，便夹杂呜咽之声，及至说完，便号啕大哭。一时围观之人皆移视线于该妇之身，后经随身之女仆多方解劝，始上车向西而去”。元元红更是大义凛然地大声喊道：“人在花下死，做鬼也风流！况不能置之死地，又何畏焉？”

同年七月十八日，督宪宣判：“魏连升发交习艺所押禁10年，李升等知情同逃者，罪有应得，并移送天津地方审判厅迅即审拟详办。”不久，海银桂获刑160天，“限满后再送济良所，永不准配人；李升罚苦力12年”。

1908年5月4日，画报更名为《醒华画报》，每月出刊9期。同年5月，清政府爆出了天津南段警察局长段芝贵为谋求黑龙江巡抚一职，献妓杨翠喜于贝子载振的丑闻，社会反响强烈。津门画家张瘦虎以“愁父”为笔名作讽画《升官图》投稿《醒华画报》，就在温世霖等准备刊发之时，却遭到吴芷洲的反对。温世霖与陆辛农愤而离去，与顾叔度等创办了《人镜画报》。《醒华画报》改由陈恭甫接办。5月16日，该刊增发双日刊《醒华日报》（后改日刊）。10月30日，报馆迁至奥租界大马路（今建国道）。1910年8月，《醒华画报》与《醒华日报》合并，每月改为15期，逢双日出版。至1912年，《醒华画报》的日发行量达到1200份。约于1931年1月停刊，共出版了1618期。

《醒俗画报》见证了清政府的覆灭，记述了“中华民国”成立之初，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社会、风俗习惯等诸多方面的变革。其内容极为丰富，从记录时事到针砭时弊，从宣传西方科学技术到介绍新奇事物，从阐释风俗含义到批判陈旧陋习，几乎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留下了清末民初天津乃至全国各地社会生活的一幕幕鲜活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