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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16日，香港焦媛实验剧团在昆明剧院演出粤语话剧《金锁记》，这也是该剧亮相10年来的第108场演出。演出当晚，赢得观众的热烈欢迎，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演员们一次次返场谢幕，观众们久久不肯离场。为满足观众需求，剧团遂于17日晚加演一场。这次成功的演出，让沉寂已久的传统戏剧粤语话剧再次进入人们的视线。那么，如此深得观众青睐的粤语话剧是从何时兴起的呢？1929年的《戏剧》和1947年的《粤声杂志》，分别记述了粤语话剧的缘起和著名剧作家欧阳予倩与它的不解情缘。
1947年第3期《粤声杂志》中的《粤语话剧之“过去”“现在”与“未来”》一文
1929年2月，应广东省政府主席陈铭枢之邀，欧阳予倩与田汉在广州成立广东戏剧研究所，发起创作粤语话剧，所址位于永汉北路附近的一幢楼房内。该所下设演剧学校，洪深任校长，田汉任名誉校长，学员初时俱为广东籍，有赵如琳、卢敦、罗品超、章彦、陈酉名等，聂耳也曾一度加盟。针对学员均为广东人的特点，他们排演的话剧剧情均为当地故事，均以广东方言演出，故称粤语话剧。公演时，因是原汁原味的粤语词藻，贴近广东生活的剧情，给观众以强烈的视觉听觉冲击，并引起普遍的认同感，遂名噪一时。
1926年第3期《民新特刊》中的欧阳予倩
欧阳予倩在《用粤语演话剧》一文中记述了他与粤语话剧的情缘。1928年，他到广东来，第一次接触粤语话剧是在中山影画院，观看中山大学童军阳光社和呼唤剧团的演出，欧阳予倩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一舞台艺术。尽管演员们全用粤语演出，但他居然全都能够明了。在喜爱的同时，他也觉得演员们的“语调有许多不自然不够力的地方”，尤其是阳光社用几名男演员饰女角，“格外破坏了气氛”。他认为这或许是“因为他们的舞台经验不够，排练的时间太短的原因”。当场就有人对他说，用粤语演话剧不如用国语。第二次，他到岭南大学观看该校女生表演的《女知》（ What every woman know ）。该剧由陈受颐博士导演。演出时，虽然演员对脚本略显生疏，但对白却较流利自然，效果很好。第三次，则是他在南国社的时候，亲自导演的《车夫之家》和《空与色》，演员均来自呼唤社，全部用粤语演出。就表演而论，要比在中山影画院演出时进步了许多，但一是时间太过仓促，排练太少，演员对剧本掌握还不够熟练；二是演员对剧本的理解尚不够透彻；三是他撰写的剧本为国语，演员自行改编成粤语，有很多地方还不够恰当。
通过这三次与粤语话剧的亲密接触，欧阳予倩与之结下了不解情缘，并且展开了长时间的艺术探索和理论研究。为此，他曾深入到观众中广泛调查。他问一些广东学生：“你们以为用国语演戏好呢，还是用粤语演戏好呢？”有一名学生回答说：“要求在广东普及呢，当然要用粤语；可是国语在舞台上的效果似乎明显些、有力些。因为北方的音高些，南方的音低些；北方的音强，南方的音弱；北方的音容易兴奋，南方的音只是轻清。”还有人说：“热带的语音已经比较低了，而时下许多伶人却提倡唱平喉，低益打油诗低，遂无丝毫激昂之气。”
此后，欧阳予倩又亲赴岭南大学拜访陈受颐博士，征询他对粤语话剧的看法。陈先生是广东人，而且导演过许多戏，最有发言权，他的看法当然也更可靠些。陈先生说：“用粤语演出话剧，什么情感、什么气氛都能恰如其分地表现出来，只是把国语剧本改编成粤语却要十分注意。”当时在座的谢扶雅教授谈及岭南大学的学生们正在用国语排演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于是陈先生接着说：“提倡国语是一回事，演戏用国语又是另外一件事。至于说演戏一定要用国语，至少在广东是不必要的。”
也有剧评家认为，粤语演剧要分开来说，就是普通性与地方性要分清楚。譬如粤语话剧常演的沙三少杀死谭阿仁，因为该剧本是广东故事，你若硬用国语去演，一定不像样，观众看了一定感觉不贴切，剧情的精神也失掉了。此剧就算是在上海演出，也一定要用粤语。
欧阳予倩遂综合各方面的意见得出了自己的结论：“提倡国语是一事，演戏又是一事，非国语不能演戏，是错误的。粤语虽然语音低，只要均衡配合，妥当处理，演出话剧是没有困难的。”
粤语话剧之所以能够艰难生存，原因之一就是拥有一群有勇气、有毅力的艺术家。他们前赴后继、不求回报地为艺术而奋斗，不断地开掘粤语话剧的新途径。
1941年春节后，陈诚、崔君侠、胡章钊等几位艺术家，在上海卡德路善昌里创办了南粤剧团。在报纸上刊登招考启事，招收了十几名愿为粤语话剧努力的有志青年，在一个二十几平方米的客厅里，紧张地排练着崔君侠编导的《沙氏乐苦》（《沙三少》）。三个月后，随着兰心大戏院的幕幔徐徐拉开，《沙氏乐苦》正式与观众见面了。但这次演出在营业上失败了，因为观众过少，票房收入寥寥无几。剧组分析原因，一是粤语话剧在上海尚未普及，二是在演出当日适逢狂风暴雨，影响了观众的到来。但当年的数家报刊刊登了演出的消息和报道，一些上海人第一次听说了粤语话剧。
这次营业的失败并没有让他们气馁，不久，在剧作家流萍的极力推动下，演员们又开始了第二出戏的排练。此剧就是流萍编剧、谭铎导演的《魂兮归来》。1942年10月初，为上海孤儿院筹款，《魂兮归来》公演于卡尔登大戏院。此次演出大获成功，其意义不仅只是一场义演善举，更赢得了许多观众的眼泪，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使他们对粤语话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然而，演出的成功并没有解决剧团经济困难的现实，尚弱小的南粤剧团遂因入不敷出而宣告停顿。一年后的夏天，极富毅力的流萍先生筹得一笔资金，再次召集南粤剧团的原班人马到了南京，在烈日炎炎的酷暑下，排练了他亲自编导的《风尘鹣鲽》，上演于中国大戏院，南京人第一次领略到粤语话剧的魅力。但是在国难当头的残酷现实下、在亡国之痛的悲愤中，南粤剧团终于还是倒下了。
1947年夏，广东播音界联谊社话剧组的艺术家们，再次合力扶持粤语话剧。经过两个月的排练，无线电波中送出他们第一个结晶《雷雨》。这部四幕名著曾感动了收音机旁的无数听众，他们数度请求重播。因当时没有录音，每次播出均为演员们在密不透风的播音室，淌着热汗现场直播。尽管演员付出很多，但从此，粤语话剧以一种新的姿态展现在了世人面前。此后，他们又排演了一部文艺性的独幕剧《晚祷》，或许是曲高和寡的原因，这部剧没有被听众接受，反响平平，无疾而终。
此后，他们认真总结了失败的教训，尽最大努力消灭以往的不足。不服输的艺术家们再次排练何慕华、伊铣编导的《谍魂》。青年演员青薇仔细领会剧中人物的心理，演出最为投入，其他演员也是一丝不苟。灯光、布景、化妆均达到了当年话剧的最高水准。经过四个月的紧张排练，在社会各界的热盼之中，1947年10月14日《谍魂》终于在虹口海光大戏院与观众见面了。这次演出得到业内的普遍认可和观众们的一致好评。有人甚至赞称，该剧可与国语话剧《大马戏团》《秋海棠》相媲美。
《谍魂》的成功上演，无异于给日渐衰落的粤语话剧打上了一支强心针，无论观众还是剧组成员均感到无比的兴奋和激动。信心十足的广东播音界联谊社话剧组，为增强今后工作的效力，正式成立了联谊剧团。团长韦辅民，剧务主任百乐，剧务唐梦痕、高飞、陈仲文、何洁等。但随着内战日紧，时局动荡，该剧团成立后并没有排演出超越《谍魂》的剧目。联谊剧团的辉煌也仅是昙花一现。
新中国成立后，广东珠三角地区只有华南话剧团和歌舞团，没有正式演出过粤语话剧。1953年，司马文森、曾炜等艺术家创作的多幕粤语话剧《出路》在全省多地巡演70余场，久违了的演出再次唤醒了广东民众对粤语话剧的记忆，许多偏远地区的农民为了看一场戏，一清早就背着行李出门，走上几个小时的水路，傍晚到达演出地，晚上看了戏就地睡觉，第二天再回去。1960年，著名演员张悦楷、林兆明等主演的《七十二家房客》将粤语话剧推向高潮，在三年的时间里，剧组从城镇到乡村，演出400余场，赢得观众的热烈欢迎。《七十二家房客》也成了粤语话剧的经典剧目。“文革”中，粤语话剧再遭摧残。改革开放后，命途多舛的粤语话剧重现剧场，艺术家曾炜改编了欧阳山的《三家巷》，广州市话剧团在南方剧场演出60多场。进入90年代后，粤语话剧再陷低谷，作为一个有着辉煌历史、有着无数拥趸的传统艺术剧种，已经没有了剧团，没有了演员，更没有了演出，甚至渐渐被人们遗忘。
近些年，在党和政府的重视和扶持下，粤语话剧再创辉煌。广东省话剧院精心打造《孔子》，由张爱玲原创、王安忆改编、许鞍华执导、焦媛主演的《金锁记》，在全国各地巡回演出，好评如潮。相信粤语话剧这朵艺苑奇葩定会历久不衰，永放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