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远生：中国最早的新闻记者

他出身书香门第，自幼聪颖过人，少年失怙，过着孤独寂寞、寄人篱下的生活；他热衷革命，曾组织同学罢课，离校后走上科举之路，两年内连中秀才、举人、进士；他不愿为官而东渡日本留学，学习法律兼修英语，归国后，在同乡李盛铎的指引下走上报人之路；他与梁启超共同主编《庸言》，是中国最早的新闻记者，主持《申报》《时报》的“北京通信”成为新闻界的品牌；他反对袁世凯称帝，拒做《亚细亚日报》主笔，避走美国，竟在旧金山遇刺身亡，年仅31岁。他就是被戈公振称为“报界之奇才”，被方汉奇誉为“新闻通讯的奠基人”的黄远生。

中进士后留学日本

著名收藏家李盛铎（号木斋）在1916年第13卷第5期《东方杂志》中的《黄君远庸小传》、黄远生长子黄席群在1946年9月30日至12月23日《中央日报》连载《先君远生公言行概述》等文，较为详细地介绍了黄远生的生平事略。

黄远生（1885—1915），名基，字远庸，笔名远生，江西九江人，世居城南仙居乡。曾祖父黄凤楼，道光年间进士，曾任安徽知县，采取惠政，造福一方。父亲黄儒藻，通过童试，为秀才，屡试不第，曾任浙江小官。母亲姚氏，汉上名族，习礼明诗，黄远生深得母教，受母熏陶。黄远生为独子，自幼随家来浙，读书四明，博文强识，广交文士，有“浔阳才子”之名。1900年，家庭突遭变故，父母相继离世，沦为孤儿。

黄远生料理了父母后事，变卖家产，寄居族兄家中，入南浔公学读书。族兄是个小官僚，虽对黄负有经济责任，但对黄并无好感。黄尚有姑母，对其甚为疼爱，让孤独、寂寞中的黄远生感到亲情的温暖。

入学后，黄远生投身于追求自由、争取民权的革命洪流。听说上海南洋公学发生学潮后，黄异常兴奋，便与几位同学热情而大胆地拍电报恭贺，电文中有“恭贺南洋公学同学全体脱离专制学校之苦”之句。电报发出后，黄仍觉未尽兴，便因小故借题发挥，组织南浔公学全体学生罢课。校方平息罢课后，他和几位学生代表或被开除，或自动离校。嗣后，黄赴考南洋公学未果，一度失学。在族兄的迫促下只得选择科举。

1903年，黄远生参加乡试中秀才，同年秋中举人，1904年中进士，同榜者还有沈钧儒、谭延闿、叶恭绰等知名人士。黄获得“知县即用”资格。当时清廷设有进士馆，凡新第授京职者，或入馆进修，或游学外国，三年后再试，依成绩授官职。黄不愿为官，再三请求赴日本留学。赴日后，进入中央大学攻读法律，黾勉研索，昕夕无间，更兼习英语。

1909年秋，黄远生学成归国，以进士兼留学生的双重身份进入邮传部，任员外郎。时掌该部者为尚书徐世昌、侍郎汪大燮和侍郎沈云沛，均对黄赞赏有加。黄遂奉派参议厅行走兼编译局纂修官，编纂《邮电航路四政条例》，书既成，在缮进皇上前却发现缺少序言，因时间迫促无人敢为，堂官遂令黄承担。黄得令后，不足一日，乃成数千言，叙事详尽，文词渊雅，阅者无不叹服。1911年春，黄与人集资，在浙江海宁海王村设立法政讲演所，公推黄为讲员。黄再展口才，演述无倦，学子倾心。

黄远生自日本归国时，适值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之一李盛铎从欧洲归来。他们有同乡之谊，一度共同租住于海岱门内。时见黄既肆力于文学，又有志于朝故，徘徊于人生的十字路口，李遂指点他道：“西人谙近世掌故者，多为新闻撰述家。君若做记者，定为一位名记者。”此语对黄触动极大，从此，他便开启了报人生涯。

中国最早的新闻记者

1912年，黄远生与蓝公武、张君劢共同创办《少年中国周刊》，因立场鲜明、抨击时弊而声名远播，他三人得“新中国三少年”之名。1913年，他复与梁启超合作，主编《庸言》月刊。据1927年第1卷第2期《新闻学刊》中报人吴贯因的《民国初元名记者黄远生》一文载，黄长于描写社会状态，不善推阐科学原理，《庸言》注重政论学理，因此，该刊所载其文非其得意之作。此后，黄再任上海《申报》《时报》《东方日报》特约记者和北京《亚细亚日报》撰述，并为《东方杂志》《论衡》《国民公报》等报刊撰稿。

著名报人宋云彬在1946年第5—6期《人物杂志》中《民初名记者黄远生》一文称，辛亥革命后，上海各报竞争激烈。《新闻报》读者多为商人，只要消息灵通，再加上一张鸳鸯蝴蝶派编的副刊就成了；而《申报》《时报》大都是学界中人，他们需要新闻报道兼有分析时事的通信。鉴于此，《申报》遂聘请黄远生为特约通讯员，“我国报纸之有通讯，实在是黄远生开创的”。黄主持的《申报》“北京通信”一经刊出，立刻引起广大读者的注意和欢迎，成为新闻界的一个品牌。嗣后，《时报》聘徐彬之为特约通讯员、《大公报》桂林版设“子冈通信”均取法于黄之“北京通信”。

黄远生的“北京通信”半文半白，条理清晰，笔锋犀利，夹叙夹议，具有三大特点：一是着眼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如宋教仁案、唐绍仪下野、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袁内阁两次倒台，孙中山、黄兴、袁世凯、蔡元培、黎元洪等；二是对时局超强的洞察力，如有“今之社会，第一当去奢存朴，第二在独立生计，第三益以必要之道德，第四独立自尊”之论；三是语言的非凡魔力：一个寻常之人，经其描写，则须眉毕现；一件寻常之事，经其记述，则逸趣横生。故报人黄天鹏高度评价道：“自黄远生出，而新闻通信放一异彩，开印象派之始祖。黄氏采访新闻，颇有手腕，而理解力及文字之组织力，又有过人之处，为报界不世之奇才。其在《时报》与《申报》之特约通信，为报界创一新局面。”

在黄远生之前，新闻记者被世人称为访员，官僚、士绅们根本不把他们放在眼里。黄却是今天见大总统，明天访国卿，后天约总长，显著提升了新闻记者的地位，让一些大人物从此不敢轻视。因此，“中国的手工业都有祖师，例如木匠崇奉鲁班。如果新闻记者也要找祖师的话，就应该找到黄远生了”。黄还总结出新闻记者应具备“四能”，即“脑筋能想，腿脚能奔走，耳能听，手能写”，这便是我国早期新闻记者素质规范。

黄远生也是倡导新文学的先驱。据1946年6月10日《中央日报》中《黄远庸革新文论 章行严逻辑作风》一文载：“新文学这名词，第一个提出的是黄远庸。他不但提出新文学，而且还提出报章文学的口号……20年来的新文学运动是否合黄先生的理想，又谁能评断。不过，黄先生主张文学的革新与建立报章文学同时并进，这是我们可知道的。没有报章文学的广大读者群，新文学的伟业永远是不会成就的。”

反袁称帝出走京都

据1939年12月15日《中国商报》中畴人的《记黄远生：一个新闻界的被难者》和1948年第205期《再生》中程家骐的《论梁启超、黄远庸、张季鸾三报人》两文载，1915年，袁世凯背叛国民，蓄意称帝，成立筹安会，以为称帝工具。袁之爪牙以暴力查封持反对论的报馆，检查邮电，阅看大样，拘捕记者，限制新闻自由；阴谋制造虚假民意，嗾使所谓各省代表至参政院请愿变更国体；让学者杨度撰《君宪救国论》、刘师培写《国情论》，利用御用机关报《亚细亚日报》鼓吹帝制，在该报竟出现了“臣记者”怪名。

黄远生当年声名卓著，袁希望通过黄的言论制造对自己有利的舆论，乃令内史命黄担任《亚细亚日报》主笔，撰文支持帝制。时帝制派势焰日盛，黄不敢公然反对，遂撰写一篇似是而非文章交卷。正如教育家、钱钟书之父钱基博所言：“袁世凯为帝，属为文以赞，而远庸名高迹近，不欲为，不敢不为，草一文若讽若嘲，世凯既心不喜，而传者遽言远庸劝进也。”嗣后，黄再写两封信给章士钊（字行严）深表忏悔，以“忏悔录”为题刊于《甲寅》杂志，自述堕落经过和人生感悟，其中有“所作种种政论，至今无一不为忏悔之材料”“此来幸已脱离一切，此后当一意做人，以求忏悔居京数年堕落之罪”等语。袁不满黄的搪塞之作，再逼其作一篇明确赞成帝制之文。在“人格上争死活的最后一关”，黄自知必须做出抉择，遂于1915年9月3日，与好友林志钧（字宰平）一起逃离北京，5日抵达上海，6日发表启事与《亚细亚日报》脱离关系，撰写《黄远庸致亚细亚报馆书》刊于《大陆报》《时报》等，明确表示反对帝制，与袁世凯决裂。文曰：“亚细亚报馆鉴：远以国体问题与贵报主义不合，故于贵报未曾出版之先，即已在京沪各报声明脱离关系，乃贵报前数日尚未将广告中贱名撤消，应请将此函登入贵报，以清界限。此请，道安。黄远庸谨启。”但9月10日出版的《亚细亚日报》仍将其列为主笔。黄再发表《黄远庸宣言》予以纠正。为了躲避袁党追逼，10月24日黄乘日轮离沪，途经日本，于11月17日抵达美国。

圣诞日遇刺旧金山

1916年1月26日、27日《神州日报》消息称，12月25日圣诞日晚，黄远生与中国赛会委员高某、卢某二人，在美国旧金山都板街上海楼餐馆用餐，坐于最里面的房间。6时许餐毕，黄欲吸烟，出至收银处取火柴，突有一人登楼，掏枪向黄连开三枪。黄中弹急身回房，仆于椅上，凶手则夺门而去。餐馆主人关某之妻闻枪后，立即鸣警。警兵到时，唯见收银处地上遗有一支短枪，凶手已不知去向，遂急将伤者乘车送往中央济急医院，但枪中要害，途中毙命，车遂转至验尸所。经验尸官查明，死者右乳下一弹穿过，入于心部，右手背中两弹。在黄身上搜出一张十元收据，发单者为美国人古鲁乃。据查，11月30日古鲁乃曾教黄英文两周，此为辅导金收据。

经查，黄远生此次来美已有月余，居于旧金山述打街下技利旅馆。抵美后，黄曾收到数封匿名恐吓信。遇害前一日晚8时，黄曾召请友人到技利旅馆会商保护之策。据驻美中国领事馆书记员尤文藻称，他与黄乃知交，但黄此行甚守秘密，并未告知来美目的。黄在旧金山与华人相识甚少，亦无仇人，黄已声明近日即将乘船回国。警方赴黄住所，检查其行李，搜得两件物品，颇为重要：一为小日记一册，一为密电码一本。日记用中英文杂写，内有“谨慎侦察举动”“请拿人票”等语；密码本中编有列号。警方一时未辨其意。

对于被刺原因，时有两种说法：一是因黄远生反对帝制，曾在报馆发表言论公开反袁，筹安会之人遂从上海一路跟踪至旧金山，杀人泄愤；二是美国华侨中之革命党误认黄为帝制派，故而杀之。真正原因一时无法探究。有人认为，在当时政治黑暗的统治时代，处在政治旋涡之中的黄，身为一个弱小的报人，根本没有力量与强大的统治者抗争。他虽曾走过一段弯路，但能幡然悔悟而站在反袁的立场上，最终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是值得同情的。有人则认为，黄既不愿泯灭良知向后退，又不能把持良心向前进，徘徊于犹豫不决之中，他迟早将以自己的手结束自己的性命。因此，这样一个天才报人的遇难，给后世报人一个深刻的教训，新闻记者在春秋大义面前，就应该英勇与坚定。但不管各方持何态度者，对黄死于袁世凯的反动政治，则是一致的断言。

黄远生遇刺后，美国公司邮船将其遗体运送回国，1916年2月10日抵达上海，后转送江西老家安葬。黄之好友李盛铎等发起公奠。同年2月27日，在北京江西会馆举行追悼仪式。祭堂中设黄之遗照，围以花圈，李盛铎所撰黄君小传陈列其上，四壁挽词颇多，社会名流周自齐、张一麐、章宗祥、梁士诒、孙毓筠、汪立元、康士铎等致挽词。张一麐为：“朝闻道夕死可矣，身将隐焉用文之。”梁士诒曰：“茫茫身世问苍穹，东海恨难填，讵才子人皆欲杀；落落恩仇付流水，西江名自永，独文章天不能磨。”黄遗有妻余氏，妾王氏，三子席群、席椿、席棠，长子席群时年6岁。杨度、薛大可等发起抚恤遗孤募捐，徐世昌以师生旧谊亦致函请恤。

黄远生友人林志钧历时数年，苦心汇集，收录黄关于政治、文学和思想类文章200余篇，裒为四卷，名曰《黄远庸遗集》，1920年由商务印书馆刊行，林撰万言序。至1930年又经过三次校勘、增补，计为239篇。

有史料记载，20世纪80年代，台湾人刘北海临终前透露，当年是他奉中华革命党美洲总支部负责人林森指派，赴美国旧金山刺杀了黄远生。因为当年消息传输较慢，革命党只知黄是一名赞成袁世凯、批评孙中山的记者，对其后来表明反袁立场则一无所知，故而误杀了黄。1985年9月，在江西九江举行的黄远生学术研讨会上，学者们认同了这一说法。 RaD5KvpEtPr4oLFHjGHyfGNfFERVAf/w2mWEiSwjlwQOcJoJPpr/36mh1GlPvp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