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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战争、自然灾害和医疗卫生条件落后，天花、霍乱、肺疫、伤寒、白喉、鼠疫、疟疾、猩红热等疫灾，都曾在中国近代史上发生过，死伤无数，损失惨重。为此，从民间到政府都曾采取过诸多措施防疫、验疫和治疫。
1906年，清政府设立民政部卫生司，掌管全国卫生行政，是为中国近代卫生事业之嚆矢。1910年，再设京师临时防疫事务局，以防止鼠疫在全国蔓延，开疫病预防之先声。但各地防疫工作发展极不均衡，以上海为最优。
1917年11月，肺疫始于内蒙古，12月蔓延至包头，乘势直达商业繁盛之归化，再经京绥铁路北上大同，直至山西太原、山东济南。疫情发生后，上海工部局卫生处立即向市民发出防疫通知。通知先是公布疫情：此症之传染由于咳呛，病疫者先患头痛，继而发热、咳呛、吐血，不二日而死，无药可医。凡病疫而垂危者，其传播疫症之危险尤烈。疫之传染，往返车舟中反易散布，故居民不宜迁徙。后提出三种防疫方法：一、隔离染疫者以及接近传疫之人；二、疑似之症亦宜隔离，勿与他人同居，以7日为限；三、宜用布或面具（口罩）紧密遮覆于口鼻之上，用过之面具须焚毁或浸入沸水之中杀菌，面具可自卫生处得之。
当时在宁波则由警察厅担任防疫工作。1918年10月14日，该厅发布布告称，近日时疫流行，死者甚伙，此种疫症易于传染，亟应设法防止。唯鄞邑习俗，每逢病死者，家属往往将尸体舁放灵床，须经过二三天始行棺殓；或有家属在外经商，必俟其回籍入殓，竟有延至四五天者，以致尸体变坏，导致疫气蔓延。小之则传染一家，大之则波及一方。为防止疫患起见，本厅长不得不革此陋习，以保人民健康。辖境人民如有染疫病死者，务须由家属速即殡殓，勿得抗违。
1921年4月22日，俄国人忒勒纳夫假上海汉口路保赤医院，举办了一场避疫洗浴器展览会，邀请中外各界参观。到场者以外国人居多，华人只有外交官员和各报记者等十数人参会。茶点毕，忒勒纳夫率众参观，东、西两室分装大小玄拉尔牌沐浴机炉两台，附有水箱、莲蓬头等具，与当时的淋浴器相仿，却有杀细菌、免传染的功效。大者每小时可出水250加仑，可供75人之用；小者每小时可出水50加仑，可供20人之用。后室装设一台解除传染机，附有热度表，温度高至320℃，故细菌无有不死，每小时可消毒衣物150套。他还介绍说，当年欧战时此种浴具曾在英、法等国销售7000余套，现因俄国内乱而来沪。拟在上海开设一所公众洗浴处，亦愿廉价出售避疫洗浴器，大者值1200元，小者400元。
1929年4月初，上海流行脑脊髓膜炎和猩红热，市卫生局在全市张贴公告，介绍两种疫病的危害与症状，并提出六种预防方法：一是凡有此两病症状者，应立即送往医院诊察；二是患者须与家人隔离，小儿更勿许接近；三是患者发病前用过之物品，应实施消毒；四是该病由口鼻排泄物传染，如唾液、鼻涕等，故市民自备白纱口罩，遮盖口鼻，防其传染；五是公共场所暂少去为妥；六是患者应立即报告本局，以便派员实施消毒，并指示一切。
1933年上海工部局报告在总结防疫工作时称，除按照每年惯例，由工部局张贴标语，卫生局打防疫针外，尚有时疫医院联合会播放疫情纪录片，卫生运动的宣传大会，倡导社会人士健康饮食。当然，最有效的措施还是接种霍乱疫苗，其有效率可达90%以上，各医院均可免费注射防疫针。由于数年来的积极宣传，平民阶层也都主动到医院接种疫苗。疫苗最早来源于日本、德国，近年来则以国货居多，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在抵制日货的声浪中，几乎找不到日本货了。上海时疫医院红十字会使用中央防疫处产品，各急救时疫医院则用庞敦研究所产品。
以上三则报道说明，上海作为中国最早的开放城市之一，在防疫方法、措施和具体实施等方面，均领先于全国，基本与世界接轨。
1946年初，霍乱首发宜昌，次至广州，6月开始大面积扩散至东北，侵入京津冀。据《大公报》载，8月，为防止霍乱蔓延，天津市卫生局除积极为患者注射盐水外，还实施市民饮水消毒。除派员对霍乱发生区域配制消毒液、按户配发外，各饮用河水、井水和自来水住户，均可持瓶前往卫生局第四科领取，不取分文，并配有《消毒液用法说明》一份。疫情结束后，市卫生局特制定公众、个人、医药的预防办法。一为公众的预防法：在团体生活里，对于患者一切用具，当施行蒸汽消毒或煮沸消毒，并注意一般卫生，尤应注意水道、水井之清洁和厕所之消毒。家中若有患疫病者，当迅速隔离。二为个人的预防法：病从口入，为防止病菌由口侵入，饮食时当先煮沸，凡生冷瓜果不能任意取食。所有用具当先进行消毒，然后用沸水或用百分之三之稀盐酸水洗涤，以防污染。三为医药的预防法：除春季普遍种痘外，每届夏令或流行疫病之时，应开展防疫运动，注射霍乱疫苗三次，尤以众人杂居之宿舍、共营工厂及人烟稠密之处为重，宜及早预防为要。
中国海港检疫始于1873年，检疫权与海关主权均由外国人控制，办事者则以华人为多，唯受外国人支配。据1904年4月25日上海《新闻报》载，据天津海关道唐绍仪致函北洋大臣周馥称，大沽轮船进口查船验病，向由洋人用西法检验中国人，残酷异常，时起争端，甚至殒命。后奉清帝圣旨变通办法，妥定章程，以全民命。时在大沽建盖一所医院，选派两名北洋医学堂毕业的医生、一名华人女医和美国医士斐思理，在此负责验疫。凡华人进关者统由华医自验，由华医带入该院，分别男女，由华医、女医检查。遇有患疫者，须入院治疗，各分住所，妥备饮食，各给服役、伺候、洗涤。至患者病愈时，由华医验明出院。如遇洋人搭船者，税务司专派洋医查验，与华人两不相涉。该洋医如查有患疫洋人，亦令其入院，另有住所，专交斐思理医诊。营口来津火车各站，如营口、前所、北塘、新河四处，均分布华医，租用民房，设立医所。此医所华医亦由北洋学堂毕业生中选派，照料病人服食、起居，与大沽医院无异。其具体细则可参酌西人防疫之法酌拟章程。
1911年2月2日《新闻报》载，年初，有一批外国人来沪，发现其中有染疫之人，已请示沈仲礼观察，赴其旅居之各中国旅馆查验。经沈仲礼核准后即派员查验，如查有染疫之人，须移往中国医院治疗。另有一些外国人旅居法租界内，请上海道与法国领事商议，准至法租界客栈查验，并将染疫者运往中国医院医治。这条消息说明，国人已对染疫来华外国人实施验疫。
而1912年5月23日《新闻报》刊登的一则消息，说明当时的商民对验疫尚不甚理解和重视。上海各轮船公司时因吴淞口验疫章程过于严密，颇为不平。时因香港地区流行鼠疫，但此疫与1909年满洲和中国各地肺疫有所不同，鼠疫轻于肺疫。但现时的防疫章程反而比昔日防肺疫更为严苛，殊为不解。当时所有香港入口船只均被扣留吴淞口，由验疫会人员登船，在船中熏以硫黄，以除疫毒。唯船中所载货物一经硫黄，实有损害，遂群起反对，公请防疫会更改此项新章。若必熏硫黄，应请上海工部局担负此项费用。当时我国尚无消毒液，仍采用老旧的硫黄消毒法。
1938年时的伍连德博士
据1931年1月24日《晶报》报道，当时全国海港验疫处为新设之一机关，过去海港验疫均由外国人负责，每一海关必设一验疫所，权力甚大。凡轮船入口，必先由其检验，签字后方可通行，主权旁落于外人之手久矣。此项机关经费充足，办事人员收入亦佳。自伍连德博士被任命为全国海港验疫所所长后，已次第接收各验疫处，隶属卫生部，而当时卫生部已经裁撤，不知是否归由内政部管理。
据史料记载，民国建立后，北京政府改民政部为内务部，下设卫生司。1928年南京政府中央设置卫生行政专管机关——卫生部，1931年裁撤，在内政部附设卫生署。而伍连德博士是中国检疫、防疫事业的创始人，并对中国从洋人手中收回检疫权做出了重要贡献。
随着疫情的频发，从民间到官方竭力治疫，但由于医学技术水平所限，往往效果有限，直到清末才略具规模，民国时期较有进步。
据1911年7月11日上海《时报》载，当年安徽遭受特大水灾，大灾之后必有大疫，皖北灾后患疫百姓众多。在上海华洋义赈会会长福开淼的号召下，该会于7月初成立救疫队，赴皖救治，就诊者纷至沓来，一时应接不暇。该会除施医外，还择极贫病重者，再施钱、米，并备牛肉干、牛奶等滋补之品，以助患者速愈。
民国初期每届七八月份，各大城市纷纷成立临时时疫所，免费收治疫病患者。1919年8月24日《新闻报》消息称，苏州市公益事务所在东区绿葭巷设立临时除疫所，22日开业，各机关各团体均派员莅场参观，由省立医校蔡禹门校长主任其事，医士吴帙书、庞京周、吴佑生、蒋乙生等分别担任诊治义务，针药并施，不分昼夜，任凭疫者投所求治，随到承医，不取分文。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各慈善团体、民间社团每年均成立时疫救治医院，有上海西藏路54号大世界对面上海时疫医院、闸北新民路的普善山庄时疫医院、沪南神州医院在沙布弄所设临时治疫所、上海梅家弄同仁辅元堂、闸北宁山路天吉里的景和救疫所、上海南市露香园路保生医院、中国红十字会沪城分会在城内老县附设的临时时疫医院和于淘沙场袁公祠内续设第二医院、吴淞埠时疫医院、济生会的华医施医局、白克路急救时疫医院、杨树浦急救分院等近20家。
1937年第1卷第910期《北碚月刊》中民国时期打防疫针时的情景
称之为时疫，有两层含义：一是广义上的时疫，包括夏令各种急性疾病，如急性肠炎、疟疾、中暑、霍乱，等等；二是狭义上的时疫，专指当年流行的瘟疫。因此，时疫医院大都以救治患疫者为主。瘟疫不是年年流行，有时虽有疫情但患者不多，或是疫情得到缓解，这时，时疫医院也常收治一些其他急症。更有时虽有疫情，但患者不明原委，时将中毒、疟疾、中风等各种患者送至时疫医院。医院本可回复不收，但因皆为慈善机关，也酌量容纳一些。
1934年第2卷第4期《新医药杂志》详细记录了当年各时疫医院概况和一月来的疫情。上海各时疫医院联合会由西藏路南上海时疫医院与北西藏路急救时疫医院联合发起，先后有9家医院加盟，如红十字会、南市、虹口、普善山庄等各时疫医院。该会宗旨为促进各院工作的联络与互助，既利医院又利患者。该会不仅随时救治疫患，而且还制定防疫方法、研究阐发医理。各院之间的床位、收治患者人数、疫情状况等均随时相互报告，以便患者就近求治。而遇有复发的病人均指导其至原收治医院治疗，凡病人出院时均发给一册白话韵语的《养病须知》，以指导民众如何进一步调养。该会每月召开一次医务会议，集合各院医师讨论疫情发展和诊治情况。是年，上海时疫医院添置一些医疗器械，病床达140张，看护方面由法国女护士负责指导，因为当时中国尚无培养护士的专门机关或学校。急救时疫医院的新建筑也已落成，床位总数时有260张，预计将添设至300张，病房一律改用铁质小床后更易于消毒，配有医师9名、男女护士40名。依据时疫医院建筑新章，该院水电工程、浴室、消毒、防蝇等一应俱全。之前，检查疫病病源大都送往工部局卫生处，该院设立细菌室后也可完成检疫工作。天津路上的红十字会医院地处闹市中央，便于居民就近就诊。当年，因为没有发生大面积疫情，这些医院收治了不少伤寒、中毒、肠胃炎、恶性痢疾等类患者，真正的霍乱病疫很少。时疫医院就好比救火会的汽车，一天到晚闲等着，却宁可一次也不要开出去才好。
在中国防疫治疫史中，出现过叶天士、薛生白、吴鞠通、王士雄四大温病家，中国防疫治疫事业创始人伍连德等一大批治疫名家。江南医林一杰顾渭川，善治内、妇、儿科，擅针灸，对温病学也颇有研究。1929年6月1日《新闻报》报道了他治愈疫症的案例。顾渭川医士医学渊博，久负盛名，时有上海九亩地同裕祥主之女，忽患脑膜炎症，其状甚危，幸延顾渭川医士诊察，内投清瘟败毒之药，外用金针刺哑门、百会脑等，神志即清，病苦立除。
近代中国，在防疫、检疫、治疫方面，官方虽也有机构设置、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建立时疫医院、配备医务人员，但由于战乱频仍、灾害丛生，仍有疫情多发、死亡率较高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