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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基督教青年会将西方文明引入中国，1935年6月、10月先后在宁园举办了天津最早的两次集体婚礼，曾经轰动一时，成为人们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1935年10月15日的《北洋画报》图文并茂地报道了第二次集体婚礼盛况。
1935年10月12日，由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举办的第二届集体婚礼在宁园礼堂举行，新人共有6对，较第一届的9对少了3对，据说是因为限制较为严格之故。他们分别是：申作槐、李芝英，吴世昌、李淑敏，盖运兴、杨凌霄，黄眉、陈式昭，徐永宽、李爱华，赵哲琳、董嘉福。然而，与此同时，在上海举行的集体婚礼却有新人148对，从中也能看出当年天津的适龄男女对这种婚礼形式尚不甚认同。
1935年10月15日《北洋画报》对天津第二届集体婚礼的图文报道
由于缺乏组织经验，第一次集体婚礼人员庞杂，现场混乱。第二次的筹备人青年会总干事陈锡三不但进行了多次现场彩排，而且改善了仪式的规则：一是减少了现场人员；二是在来宾的请帖上均写明“6岁以下儿童谢绝入内”的字样，故而礼堂内未见儿童，会场内的喧哗之声也就较上次略有减小；三是童子军严格把关，遇有头戴帽子的来宾，童子军均鞠躬致意，客气地说：“请你脱帽。”效果很好，大家也多乐于接受。因为，当时无论是在戏院和影院戴帽而坐的观众实不在少数。这与当时号称中国第二大商埠的天津的文明习惯实在不相符合。
天津第一届集体婚礼
下午2时许，新人们在东马路青年会统一梳妆打扮后，分乘花车途经大经路（今中山路）抵达宁园。新郎着天蓝色长袍、黑色马褂，新娘穿米色礼服旗袍、披西式白色婚纱。约3时许，证婚人、天津市长程克的代表市府秘书长孙润宇莅园后，在著名报人吴秋尘司仪下，仪式即行开始。新人由原系球房的休息室缓行而出，沿廊步入礼堂旁门。是时，无请帖的人遂将该廊包围，新人行至礼堂台阶时，摄影记者早已在此迎候拍摄。本来观众们一双双犀利的目光犹如枪弹向面部打来，已让新娘感心跳加速，更因所过之处与观众的距离仅有一二尺远，大家有如鉴赏古玩一般，在她们面部细细地端详，新娘个个面红低首，新郎也是热汗直淌。及至礼堂时，来宾亦集于中间走道，虎视眈眈地瞪着圆圆的眼睛。新人行走过程又需按照音乐的节拍举步，不能擅自提速。而前面的引领人曹、潘二位靓女甚是美丽，替新娘们引去了不少眼神，观众们纷纷议论说：“两位引导姑娘要比新娘们都漂亮！”
秘书长孙润宇、社会局长邓澄波、青年会会长雍剑秋分别致辞，均是言简意赅。孙、邓二人皆勉励新人们互助互爱，容让谅解，极力争做模范夫妻。而雍剑秋除祝福外，尚表达此次集体婚礼的意义在于：“你们是为国家民族而结婚，不仅是为自己结婚！”听了三人的致辞后，《北洋画报》的记者不禁感慨道：“忆有西友结婚，其证婚人有‘将来若是美满不必骄傲，若是不适合不必太灰心’之语，言外则有‘合则留，不合则去’之意，此乃中西民族性不同之点。”
婚礼现场本来安装有扩音器，但不知是设备出了问题，还是因为来宾太过拥挤把电线扯断，扩音器完全失去了功效，尽管致辞人已经用了最大的气力，也只有前三排的人能够听到。不过，这不打紧，多数观众对致辞内容并不甚留意，他们的焦点皆在品头论足新郎新娘上了。有人小声议论说：“这个胖新娘要是配这个胖新郎，那个高新郎配那个高新娘，他们互换一下岂不是更般配？”
证婚人孙润宇将婚书逐一授予新人，夫妻双方退后一步行鞠躬礼。宁园礼堂见证了这一庄严而又喜庆的难忘时刻。直到集体婚礼仪式完毕，曲终人散之时，那些没有请帖的观众仍等在礼堂外，再探新郎新娘的庐山真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