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新闻摄影先驱
——黄英

他出身名门望族，在学期间追随孙中山先生投身革命，曾三次入狱，险被砍头；他是摄影器材公司的经理，虽因经营不善公司两年宣告倒闭，但从德国摄影师那里学到了摄影、摄像技术；他为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拍摄过16英尺的短片，是《良友》《大众》等画报的摄影通讯员，更因拍摄北伐前线战事而成为我国最早的战地记者；他通达乐观，性格豪爽，广交朋友，素有“小孟尝”之誉，恩泽于著名导演卜万苍、但杜宇和《良友》画报主编梁得所等；他历任中央宣传委员会电影股总干事、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理事、国际摄影新闻社社长等职，创办中央电影摄影场，致力于中国电影事业，积劳成疾，英年早逝。他就是拥有大少爷、革命者、老板、摄影家、话剧人、电影官员等诸多头衔的黄英。

从大少爷到公司老板

1899年，黄英出生于广东南海的一个名门望族，自幼聪颖，备受家人宠爱。在学期间，年仅15岁即追随孙中山先生加入革命党，从事秘密工作，曾两次入狱，均被家族疏通关系以钱赎出。第三次被捕后，官府宣布处以他和其他两名同党死刑。在法场上，他目睹左右二人先后人头落地，不禁眼前一黑昏死过去。待醒过来时，发现竟然躺在自家的床上，摸了摸脑袋还在颈上。原来，家族仍买通官方，念其年少无知而免除一死。不过，为警告他，家人商定吓他一回，以使他不再参加革命。

既然进学堂读书容易闹革命，家里便给了3万大洋的本钱叫他做生意。年轻的大少爷从此便开起了摄影器材洋行，自己做买办，把生意交给一个名叫葛洛斯洛的德国摄影师做销售经理。自此，黄英对开麦拉（Camera的音译，意为摄影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闲暇之余便向葛洛斯洛学习摄影、摄像。由于广州精通摄影的人寥寥无几，当地摄影器材市场尚处萌芽时期，供应远远大于需求。加之，黄英也不是做生意的材料，整天醉心于钻研摄影技术，从不过问生意，洋行支撑了两年便告歇业。黄英只得扛着几件价高无人问津的照相机、摄像机打道回府。生意失败了，他却熟练掌握了摄影、摄像技术。这一意外收获为他日后从事摄影、电影工作奠定了基础。

读书、经商都不成的黄英又开始涉足戏剧，很长一段时间泡在票房里扮起了花旦。谁能想到，当时已经微胖、20岁出头的黄英，粉墨登场后，却也唱、念、做、打颇具模样。

此后几年中，他一面扛着照相机、摄像机四处拍摄，一面以票友的身份搭班跑龙套。他的朋友很多，他时常请他们到酒楼吃饭饮酒。酒楼老板知道他曾是洋行的买办，又有深厚家庭背景，便任由他挂账。不知不觉中时光已至除夕，照例是清账的最后期限。身无分文的黄英想了个躲债的好去处，招呼着朋友来到一家名叫华盛顿的西菜馆吃晚饭。这家老板素来悭吝，脾气又坏，从不肯挂账。菜吃饱了，酒喝足了，黄英开始上演诈醉行凶的好戏，先是摔了一只玻璃杯，后是大骂老板，并伸拳蹬腿地做搏击状。他预料老板见状定会发火，呼来巡捕拿他进牢里过夜，债主们断然不会追到牢房讨债。岂料，事与愿违，那天晚上的老板不知何故忽然变得和蔼仁慈，不但原谅了他醉酒，还破例免了他的单，知道他家住西关，狭街不通车，更为他叫了一顶轿子径自送至家中。刚一下轿，他就撞见在家门口恭候多时的债主们。被他们推推搡搡地押进屋来，在遭到父母一顿训斥后替他清了账，年关这才过了。

早期的战地摄影记者

1924年的一天，黄家来了一位生客，点名要找黄英。黄英心想，无非是收账之流，未加理会。但来人却自称来自黄埔军校，专程请黄英到该校拍摄电影。黄英一听拍电影来了精神，立刻答应下来。当时黄埔军校校长是蒋介石，校方想为他拍摄一部纪录片，闻得黄英家里有开麦拉，便请他去拍摄。于是，黄英选了天气晴明的一天，扛着摄像机来到学校。国民党政要廖仲恺热情地接待了他，还特意给他冲了一杯浓浓的咖啡。黄英把开麦拉架在校门前，随着一声“开始”，蒋介石穿着笔挺的军装健步走出，黄英便开始摇动机器。但匣子里的胶片已经所剩无几，只拍到蒋介石从出门到上车就没片子了。黄英回到家，冲洗出来后只有16英尺，以至于根本不能放映。黄英的电影处女作被梁得所称为“晒在药纸上的、活而不动的影片”。

1922年后，随着上海的明星、联华、天一等电影公司相继成立，1925年初，广州也成立了一家影片公司。公司经理极力邀请黄英加盟担任摄影兼演员。第一部影片正在筹拍之时，“五卅运动”“六二三惨案”先后爆发，继之是香港大罢工。这一系列的政治事件重又点燃了黄英的革命热情，他提议该公司全体演员演出话剧筹款声援罢工。公司老板出于盈利目的并不赞成，黄英便鼓动演员全体退出，自组剧团排戏公演，亲自承担推销戏票的任务。除向亲朋好友兜售外，他又想起与蒋介石总算有过一面之缘，便拿着两张百元名誉券到黄埔军校推销。不但票子卖了，校方还请他的剧团到军校演出一场。演出后，校方认为该剧颇能表现革命思潮，遂将他和部分演员留在学校，组成血花剧社。后来该剧团在北伐沿途每天对民众公演，宣传革命思想。当时的戏剧如同革命文章一般，简洁明快但标语化，剧情的起承转合公式化：强欺弱，弱觉悟，起而反抗，终得胜利。剧中压迫民众的强暴者，如军阀、土豪劣绅、帝国主义等都是主角。黄英便自告奋勇地专演这类角色。佩起嘉禾章，挺胸收腹，就是军阀神气；穿上长衫马褂，戴上瓜皮帽，大腹便便，像极土豪劣绅；换上洋服，头顶微秃，颇肖洋大人。每场剧演至民众联合起来的高潮，台上台下革命空气异常激奋，齐喊“打倒”。于是，黄英便在一片声讨中一次次被摔倒、被痛殴。

北伐战争爆发后，军方很注重政治宣传，沿途贴标语和图画，专设随军战地摄影记者，黄英便兼任了这些工作。在枪林弹雨中，他用摄影机捕捉到了许多珍贵的历史时刻，也尝尽了艰辛苦辣，比如爬到树上拍电影时被敌军发现，一通乱枪中险些丧命；又如因为过于劳累而睡过了头，队伍开走时他却浑然不知，在迷途中追赶队伍，做了四天的落伍者。他的付出是值得的，由此，他成为我国最早的战地摄影记者。经过这场战争的洗礼，积累了可贵的拍摄经验，他的摄影技术突飞猛进，摄影和电影也成为他终身为之奋斗的事业。

由于摄影技术的出现和发展，中国的画报也由手绘石印变为摄影照片，但这些照片多为名闺名媛、明星、儿童、风景之类。一天，《良友》画报的主编梁得所收到了一沓北伐战争的照片，记录的是汀泗桥的战事。片子颜色略显灰黄，显系匆忙冲晒的结果，却是之前尚未出现过的战场摄影作品。梁得所以职业的敏感性立即意识到这些照片的稀少可贵，马上与摄影者黄英取得了联系。1928年7月，良友图书公司利用黄英提供的近400张北伐战争的照片出版了《北伐画史》，成为我国现代史上最早的战地新闻图片集。

一生没有一个敌人

1934年第3卷第42期《电声》中《中宣会电影总干事黄英逝世》报道称：“黄英交际广阔，健谈能干，与电影界以职务所在更为接近，时奔波于京沪道上，且在京创办东方影片公司及国际摄影新闻社。”同年11月5日《时报》中《我所知道的黃英》一文称：“和黄英接触过的人，没有不给他的和蔼的谈吐所屈服，他从不开罪于人，所以一生没有一个敌人……在他的交友圈内，黄英向有‘小孟尝’之称，急朋友所急，替他们找事情，养活他们，借钱给他们花用，在他的记忆中有如家常便饭。他平居绝对不拘形迹，把身心放浪于形骸之外。”

黄英在南京身兼数职，在文化界颇具影响力。为此，许多旧友到南京来投奔他。倘遇公家不能录用、无以安排之时，他便请朋友与他同吃同住，像当年的孟尝君一般，终日座上客常满。有段时间，他实在太忙了，朋友来信又多，他不能逐一回复，就请文书代写后签名寄出。一次，有位朋友来信戏称：“来示，得兄亲笔签名，何幸如之！”阅罢，黄英深感惭愧，自此每信必亲写亲复。

黄英与著名导演卜万苍、但杜宇关系最为亲密。他二人每至南京时，黄不仅盛情款待，而且还介绍他们晋谒军政要员，为他们日后的电影事业铺路搭桥。他二人在电影事业上做得风生水起，黄英功不可没。1934年6月，但杜宇筹办《健美月刊》。因为该刊多为女性裸照，纯以肉感号召读者，同人担心不能通过官方审查，但杜宇则拍着胸脯说：“有黄英在，必能通过。”果然，黄英以“《健美月刊》与时代新生活极为吻合”而使之于7月间与读者见面。

通过《北伐画史》，黄英与梁得所也成了好朋友。黄英来沪，他俩即借着午饭时间畅谈一回，除了聊新闻摄影外，谈的最多的就是黄英生活中的趣闻逸事，聊到乐处，二人屡屡捧腹。黄英曾对人说：“梁某真是个性情中人，我赋闲无聊时，他请我到新雅（上海饭店名）饮茶，我乘飞机来往京沪时，他也请我到新雅饮茶。”梁得所到南京时，黄英习惯邀他到金陵春品尝南京菜。1933年深秋的一个晚上，是他二人最末一次见面。饭后，他们一起荡舟，畅游秦淮河。黄英谈起他当年的16英尺“活而不动的影片”，忆起他从大少爷到战地记者再到电影官员的传奇人生。梁得所认为，黄英跌宕起伏的经历见证了中国一个新闻摄影者的成长过程，不仅读者喜闻乐见，而且也为正在起步的摄影爱好者们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样板。于是便约黄英写一篇小传，他欣然应允。不料，此约未践，黄英便长辞人世了。

积劳成疾英年早逝

北伐胜利、新都奠定后，黄英继续在中央党部服务。远在广州的家人则盼他早日回乡团聚。正巧，广东省某要人也想聘他回去做些艺术工作。于是，他便打点行囊启程回粤。在广州，黄英时常出入某要人俱乐部——退思园。岂料，回来不多时，那要人便被赶下了台，黄英也在家赋闲一段时间。但他一心想着新闻摄影，1928年10月前后，便借机跑到香港做起了摄影通讯员。

当时摄影通讯员还不是一种职业，酬劳上毫无保障。黄英约了几个摄影记者共同为几种画报投稿，换得一些微薄的稿酬。黄英在香港度过几个月纯粹的新闻记者生活，自称是他“一生中最穷最乐的一段时光”。香港原是寸土寸金之地，为节省开支，黄英租住在一家汽车公司停车场的一角，每天早上，他都会被汽车喷出的一阵阵尾气呛醒，这也使他从未睡过一回懒觉。香港地界过小，可拍摄的素材实在有限。1929年初，黄英便来到了上海，一面替朋友筹设照相馆，一面继续摄影。这期间，他深入民间，拍摄了许多底层百姓的现实生活，发表在《良友》《大众》等画报上，真实地记录了民国时期的人生百态。生活虽然清苦，但他豪放如故。一日，他实在太累了，想到隔壁的浴池泡澡，但囊中羞涩，他一狠心把心爱的怀表当了5块钱，冲进浴池，泡澡、搓背、扦脚后又美美地睡了一觉。潇洒的代价是他出门时5块钱已所剩无几。

1929年5月，黄英再回南京，将主要精力转移至电影事业，历任中央宣传委员会电影股总干事、中央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委员、电影剧本审查委员会委员、中央电影摄影场场长、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理事、国际摄影新闻社社长等职。同年6月1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南京为孙中山先生举行葬礼。在孙中山先生的灵榇从北平西山碧云寺迁至南京中山陵的过程中，黄英负责奉安大典的摄影工作。在灵榇专列前面加开了一列迎榇宣传车，黄英带的电影队、摄影队，在沿途的北平、天津、沧州、德州、济南、泰安、兖州、临城、徐州、符离集、蚌埠、明光、滁州等站台，拍摄了各地民众迎榇的场景。大纪录影片《孙中山出殡》、专题画册《奉安大典写真》《孙中山先生奉安写真册》都倾注了他的心血。

出任电影官员后，黄英试图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电影界发展的道路。他竭力帮助、扶掖、指导国内电影界，从来不用摧残、压迫的铁腕，充分发挥他超强的沟通能力，化解了诸多政府与电影界的隔膜。1933年10月，黄英在南京创办了国际新闻摄影社，翌年筹建中央电影摄影场。为了便于工作，他在场旁搭建了一间简易的茅屋，一连数月未曾回到家中。1934年10月10日，他因扁桃腺发炎而发烧，虽延医诊视，但只是治标的敷衍，以致引发痔瘘炎症，窜入肾囊，延及腹部，导致腹膜炎，昏厥于工地，同事急忙把他送至中央医院。

经外科主任医师沈克非等诊视，认为症候已达危险期，当即实施手术三次，输血二次。经连续5日的抢救，10月24日，黄英终因病势日深医治无效而逝，时年仅35岁。23日午夜，《影迷周报》记者曾到医院探视，弥留之际的黄英，仍牵挂着摄影场，向同人询问该场进度，黄天佐、余仲英等告以“摄影计划以及经费预算均已通过”后，黄英突然精神为之一振，面现笑容。在场的同人、好友无不感佩他的敬业和忘我精神。

1934年11月5日下午3时，在南京华侨招待所举行黄英追悼会，200余位社会各界人士前来凭吊，孙科、陈立夫、于右任和暨南大学常务校董马超俊等，中宣会、京沪各电影公司敬送花圈、挽联。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主任委员邵元冲主持追悼会，主任秘书方治和各界来宾先后致辞，众人一致肯定黄英在中国摄影界、电影界的地位和杰出贡献。重又忆起他生前所言：“余以电影艺术为终身职务，余必使中央电影事业办有相当之规模，一时毁誉，不足为我累，将来自有事实为我证明也。”

黄英在广州老家遗有一妻一子二女。追悼会后，家人将其灵柩运回南海安葬。 Jrg5UWCNRIoPChAmiV6CWxj3grbKofptwYcMFWQpP1rx0jJ4EAcdO3ES76lYbEX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