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天津的彩票业达到鼎盛,五花八门的彩票应有尽有,如福乐丽、英国小香槟、美国慈善香槟以及各种赛马香槟赛等,让人眼花缭乱。尤以1933年初发行的美国慈善券最为发达,每张彩票售价1元,每星期六开彩一次,分列头、二、三等奖,各奖项数额随售出彩票数额水涨船高,最初三个月头彩仅3000余元,后来增至4500元,最后高达6000元。人们抱着侥幸的心理,梦想着一夜暴富,于是,彩民们争先恐后地争购彩票,各彩票售卖行前场面火炽。1933年5月9日《天津商报画刊》中的《津市的彩票狂》一文,再现了当年彩民们的狂热。
1933年《天津商报画刊》中《津市的彩票狂》一文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中,日军的空中优势让中国军队损失惨重。痛定思痛,没有一支像样空军的国民政府,开始意识到航空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于是动员民众,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发起一场“爱国捐机”运动。这场运动肇始于上海,不久便波及全国。上海市政府将市民的全部捐款购买了五架战斗机,1933年9月9日,在上海虹口机场举行了隆重的捐机命名典礼仪式,五机分别命名为“上海号”“沪工号”“沪商号”“宁波号”“沪童军号”。消息传到了天津,天津人不禁发问:“天津的捐机呢?”
1935年第16期《大众》画报中的五机命名仪式
1933年3月,天津市特设立飞机捐,动员全市各机关和市民踊跃捐款,限定6个月捐齐,薪额不满30元者月捐3角,31元至50元者月捐6角,51元至100元者月捐百分之三,101元至200元者月捐百分之六,201元至300元者月捐百分之八,301元以上者月捐百分之十。捐款由各县、市机关主持负责人收缴后,汇解省政府。届时所有捐款将全部用于购买战斗机,投入抗战,并事先为飞机命名为“儿童号”“津浦号”“铁路一号”和“铁路二号”等。一时间,全市上下一片爱国热忱,捐款活动开展得轰轰烈烈、如火如荼,体现出十足的大国民、大都市的风范。
津浦铁路员工对于爱国运动向不人后,捐机运动一经发起,他们就在淞沪抗战周年纪念日发出倡议,同时决定将津浦铁路局按月发还员工欠薪的百分之三,作为救国飞机基金,在当年2月份扣除。此项捐款即可达到10余万元。平汉铁路员工也不甘落后,经工会理事会议定,所有员工一律捐薪5日,分5个月扣除。在此后的两年内,他们将永久每月捐薪一日。统计此项捐款可购买5架飞机。北宁铁路局因近十年来未曾加薪,员工生活略显拮据,但他们仍议决一律捐薪3日,分三个月扣清,总数在六七万元。北宁铁路局认为数额太小,遂再次开会决定:高级员司月薪在百元以上者,于普通捐外,另捐薪金的百分之三,一年为限;百元以下30元以上的低级员司一律月捐1元,半年为限。此项捐款于当年2月发放薪金时扣除,预计一年内可得捐款60余万元。
《中华》画报中民国时期的飞机
但是时间一天天过去了,6个月的光阴一晃而过,款子大家是捐出去了,但却没有见到飞机的影子,而且毫无政府方面购买飞机的消息,人们不禁开始怀疑了,询问捐款到哪里去了。正在此时又传来消息,有人控告北平的飞机捐捐进私人的腰包里去了。因此,就有署名“述之”的作者在1933年9月23日《天津商报画刊》上发表《天津的捐机呢》一文,代表民众责问市政府飞机捐的去处和购机情况,提醒那些捐款的人不要忘记自己的捐款,大家应一致呼吁,请政府彻底地清查一下。
巾帼不让须眉,民国女性也要驾机翱翔蓝天
明星李旦旦在飞机前留影
1933年5月,国民政府航空公路建设奖券办事处,组织和发行“航空公路建设奖券”,颁布《航空公路建设奖券条例》。《条例》规定,奖券每年发行4次,每条奖券大洋1元,每期发行所得的10%用于彩票发行的各项开支,50%用于奖金,40%作为航空建设专款。官方通过报纸登广告、重点城市繁华街道张贴海报、专用飞机散发传单等形式大肆宣传。《天津商报画刊》从1933年至1934年连续报道了前几期航空彩票的发售和中奖情况。
1934年《天津商报画刊》对彩票得奖的报道
1933年9月23日《天津商报画刊》中《天津的捐机呢》
航空彩票第一期的头彩落在了南京,据说为行政院秘书长褚民谊和教育部长朱家骅所得,他二人都是国民政府政界红人,更属有钱人,这样锦上添花的结果,让一般民众极为淡漠,甚至失望,私下里认为或有幕后操纵之嫌。因此,第二期彩票的销售大打折扣,未见若何踊跃。但第二期彩票开奖后,头彩却落在了北平,传闻为某师长手下的一名司书和志成中学的一名穷苦女学生所得。当他二人领奖时,确定自己瞬间从一穷二白一跃而成巨富,不禁欣喜欲狂,喜极而泣。有了他二人中彩的榜样,民众的发财之念深入人心。第三期彩票的销售极为畅旺,北平男女老幼、贵贱贫富,争先恐后,纷往购之,如醉如狂之势、彩票魔力之大,断非第一、二期所能及,总售额竟达500万元。然而,第三期开奖后,头彩仍归属上海,为一名印度的红头阿三所中,获洋5万元。到银行领款时,他目瞪口呆,神经错乱,一切手续均由其友人代为办理。一时成为街谈巷议的一段趣谈。
第四期彩票刚开始发售,一些新闻小报和一班神经过敏者就开始预测这期头奖花落谁城了。一、二、三期的头彩均落于通都大邑,因此,他们预测第四期头彩的降落地不是武汉即为天津。预测消息传开后,居住在北平的人有的急往天津汇款托在津友人代购,有的则亲往购买。当时,天津各彩票行门庭若市,车水马龙,皆为同抱中头彩之望购券而来。其中不乏军政要人、商贾巨富,也有文人墨客、机关职员,更有一介穷儒、底层百姓,他们怀揣着同样一个梦想——破钞1元,购券一条,得中5万!彩票买到手后,时时关注着开奖的消息,夜夜做着暴富的美梦,甚至有人到大悲院、天后宫焚香祝祷。
然而,第四期开奖后,头彩再次落在上海,天津人又扑了一个空。天津人的失望之情自不待言,说起上海的得奖者,其中还有一段颇为曲折的故事。
这期头奖出自上海大新街亿泰汽车行彩票代售行。亿泰汽车行主人素与大运公司某重要职员友善,亿泰历次所购彩票均由主人委托友人代购。一星期前,亿泰主人又至大运公司该友人处,托其购买彩票若干,适值友人当时工作忙迫不得脱身,遂与彼商定,少顷差遣茶役送往。亿泰主人去后,茶房即将500条彩票送至亿泰行。亿泰主人称,数目太多,拟退回100条。茶房以主人吩咐500条,如退回100条,回去无法交差为由,软磨硬泡,请其帮忙。亿泰主人迫于无奈,遂勉强收留,照数付款。岂料开奖后,头奖即在原欲退回的100条内。该行同事闻此消息惊奇不已,都说这个头奖实系该茶房赠予。
获头彩两条的名叫王桂鑫,系光华大学庶务主任,为光华已故校董王省三的侄子,此职有年,向持俭德,服务甚勤,人多称赞。去年曾到一个卦摊算命,判语颇为滑稽,称王名桂而鑫,乃五行中一木二土三金之命,木得土而旺,土能生金,命中必有偏财。王桂鑫一笑而过,并未当真。后因光华大学在大西路校旁建筑新舍,他负责采买材料及接洽工程事宜,终日驰驱往来,经校方同意,雇用汽车代步。某日,见到报纸上刊登的大新街亿泰汽车公司广告,言称乘车10次(每次1元)赠航空彩票一条。次日起即租用该行汽车,共计20余次,得赠两条彩票,岂料竟中头奖。
但王桂鑫尚在欢喜之中,麻烦却接踵而来。该校当局以他原为校中办公,雇车费用皆由校方支给,既为校款得购,所得奖款自然不得独享,应划一半归学校。如果双方协商不妥,难免对簿公堂。一条彩票便要惹来一场官司。于是,世人不禁发出感慨,生死由命,富贵在天,决非人力所能强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