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园风景

看白戏

戏园、影院多年的顽症，也最令园主头疼的就是一些观众因为各有不同背景，进园子看戏不买票，行话叫“看白戏”，而且稍有怠慢还要打人、砸园子。如果园子邀来名角儿，那么就有可能半数以上的观众是看白戏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园子满座却不赚钱的原因了。

1928年1月，军兴（北伐战争）以后，驻津部队越来越多，军警向以游艺场、戏园、电影院为娱乐场所，但他们从来不给票资，以致各戏园、影院，为他们特预备了官厢和军警优待座，但因为他们的人太多，仍占据许多客座，军人占了大半个园子的现象也是屡见不鲜，甚至一个军人带着数名“亲友”也能大摇大摆地无票进园。寻衅滋事、殴打园伙的事更是时有发生。每年正月是两园最旺季节，也是看白戏最猖獗之时，各园虽使出浑身解数，邀来名角儿，但最后一算账，还是入不敷出，亏累不堪。后来，经与军队协商，各戏园提出变通方法，挑选出若干家戏园，按日轮流演义务戏，不卖座、不售票，专供军人娱乐；而不演义务戏的各戏园，则不准军人入内，或一律收票。

同年2月16日，军警督察处也发出训令，取缔军人无票观剧，不准入园滋扰。并派出大令每日巡回检查，保护戏园、电影院正常营业，弹压席遂由此产生。刚开始，军方尚能遵守，戏园、影院也确实安稳了一个月，但军人们很快就发现，允许他们出入的都是二流园子，上演的节目也没有名角儿，都说自己上当了。于是，各园肇事事端又屡有发生。3月15日，两名军人在河东东天仙戏园对观众大打出手，茶壶茶碗满天飞，当即就有数人被打得头破血流；第二天，又有3名军人扮成工人模样，到该园强索包厢，令已在包厢观剧的观众离开，观众在园主的劝说下退票走人。

为此，3月22日，督署会议决定，以后凡军人观剧，武装齐全者一律半价付票，便衣有符号者亦须购全票。虽有命令，但执行者甚少，且无票观剧者越来越猖獗，甚至有人冒充军人，在胸前随便别上个小牌牌儿就可大摇大摆地进园看白戏。

1940年春，上光明戏院约来京剧名角儿尚小云登台献艺，观众闻讯后纷纷购票入场，有几个日租界巡捕不买票就往里闯，收票员稍一拦阻，就有两人上前将其痛打一顿。事后，该院经理李吟梅找到国民党警察局，找到戏园电影业同业公会会长齐文轩，虽经多次交涉，均无结果，气得李与齐争吵起来，李骂齐无能，拿着会员的钱却不能为会员干事。齐说，你有本事你干，我还不乐意干这两头受气不落好的倒霉差事呢！一气之下，齐撂挑子不干了，李正好顺杆爬，当上了同业公会会长。但李上任后，才知道要根治这一顽症谈何容易呀！他虽经多方努力、四处活动，但均以失败而告终。

1943年，燕乐戏院服务员头目裴玉松因收票得罪了警察局的人，转天一大早就被警察局抓走了，强制他戴着大高帽子，手里敲着小锣游街示众。

日本投降后，李吟梅下决心治理。他带领部分理事，向津京各大机关呼吁、求援。他们先后找到了国民党警察局局长李汉元、副市长杜建时、国民党军天津宪兵二十团团长曾家琳及警备司令陈长捷，最后找到了北平行辕宋哲元，均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1947年初，李吟梅得知明星电影院经理杨季随与在津的六十二军林伟涛军长是同乡，遂让杨代其找到了林伟俦。因林与杨素有私交，就一口答应下来。李吟梅得知后非常高兴，率领同业公会全体理事，在裕中饭店西餐厅宴请了以林军长为首的校官以上的军官。后来，林派特务营营长亲自率领着两个排，分组在全市各园子门口检查，取缔无票入场者，营长坐着吉普车巡回检查。

因为六十二军的官兵都是广东人，与天津的军、警、宪、特向无往来，又是临时驻军，所以，对任何人均不留情，就这样，坚持了三个月，看白戏的现象基本得到遏止。但不久，当六十二军离津后，出于报复心理，那些往日看白戏的人变本加厉，全市戏院、影院无票入场之风愈演愈烈。

1948年3月，上平安戏院邀请了著名演员谭富英全班来津演出，预售三天票已全部售出。开幕那天，园子里呼啦一下子涌进伤兵、流氓、杂霸地400多人，他们占了大半个戏园子，持票的观众没有座位。服务员出面干涉，全被他们打伤了。当时因为六十二军已调出津城，经理冯承璧干着急想不出办法，只好在台上贴出大字声明：请已购票者推迟三天再来，待戏院想出办法再来看戏，戏票照样有效。此后，冯承璧、李吟梅到各军警机关求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调来警备司令部的百余名武装官兵，严密把守戏院大门，在园内维持秩序，当时几乎动了枪，总算把三天的戏演下来了。但一结账，给官兵的饭费、辛苦费等，远不及票房的收入。从此，该院再也不敢邀名角儿演出了。

看白戏的现象在全国各地皆有，看白戏的几种人大同小异。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基本上消灭了“看白戏”的百年痼疾。

独特的戏园闹剧——捧角儿

旧时红极一时的角儿，有的是靠真功夫，得到行家、观众的普遍认可而走红的，也有的是没什么真玩意儿硬让少数人使钱、弄权捧红的，但大凡红角都有自己的铁杆观众，都要被人捧，这也是由不得演员自己的事。

捧角儿的人多为有钱有势的军阀、富商、混混儿等，有懂戏的，也有起哄架秧子的，各有各的目的，各有各的爱好。他们一般是认准了一名演员，只要有他的演出就场场不落，演员在哪家园子唱，他们就跟到哪儿，定下若干个包厢，请上若干位朋友，在园子里号召着观众不住地喊好。有的当场往台上撒钱，有的怕人不知道，还用红纸写上：某某送某某大洋多少；有的在大门口制作霓虹灯，写上言过其实的颂词，如“天下第一”“金嗓子”“皇后”等等；还有的给演员印制个人纪念册，上面有她的生活照、剧照以及诗歌、对联和吹捧的文字，或在报刊上写吹捧的文章登大幅剧照；更有请演员下馆子吃饭、到家里吃夜宵，最后纳妾入室。所以，被捧的角儿多为女性，捧男角儿的很少。值得一提的是，旧时，人们把捧角儿当成扬名露脸的好事，并不感到不妥。

20世纪30年代，天宝班有一个名妓叫赛天仙，不仅模样长得好，而且皮黄唱得也非常地道。有一个姓符的名盐商深为她倾倒，用一大笔银子将其赎身娶回家做了妾。赛天仙进门后，仍痴情于皮黄，整日曲不离口。忽有一日戏瘾发作，突发奇想地硬要登台演戏。符经不住她的软硬功夫，为她置办了名伶般的行头，雇了一堂文武场面，但没有戏班子约聘也是枉然。符只好出面烦人与大舞台戏院接洽，要戏院约请赛天仙去打三天炮，还要唱压轴戏。戏院经理虽然听说过赛天仙皮黄唱得不错，但因她并非红角，考虑到票房收入，还是婉言拒绝了。

赛天仙得知后勃然大怒，竟把符大骂了一顿。无奈，符只好亲自出面与戏院经理商议，他表示园中若能约赛天仙唱戏，演出期间的池票、厢票自己全部包销，并且赛天仙不要戏份儿。经理见符大爷亲自登门，况且接这买卖，自己只赚不赔，也就答应了，只是将票价定得与当红名角一样高。符明白，戏票终究是卖不出去的，票价定得越高自己的损失也就越大，明知戏院经理是趁火打劫，却还得赔着笑脸感谢人家。

演出日期定下后，为了不致塌台，演出前，赛天仙在登瀛楼大宴宾客，诚邀各界捧场。席间，她尽施昔日操副业时侑酒的手段，不仅满堂敬酒，沿座划拳，而且还在每位客人身边都陪坐谈笑一番，倚倚偎偎毫无顾忌，甚至连自己饮剩的残酒也可随意让人代饮。这样一来，满座无不受宠若惊，发誓要尽全力报效。这其中不乏报馆的记者，为了报答她的恩惠，第二天，吹捧赛天仙的大幅文字就赫然登在报端，文章极尽美饰之词，有的竟出奇制胜，对她的杏眼桃腮、芳名、美腿大加评论、赞美。这样一折腾，赛天仙竟声名陡震，登台之先已是轰动津城了！

及至登台那天，竟有千八百的观众一拥而入。符想得更是周全，事先把戏园子里的茶房、手巾把和卖糖果的“三行”都运动好了，又把一些“心腹”安排在楼上。赛天仙则送给天津卫各“捧角家”每人两张戏票，这群人更都呼朋引伴地埋伏在人群之中，准备伺机举事。及至赛天仙刚一出场，一声碰头彩真是震天撼地。赛天仙的打炮戏是《对金瓶》，这戏本是出无理戏，没有准则可考，观众更无法评判其优劣，加上戏的场子极多，赛天仙每次出场都换一件行头，好像时装表演一般，行头自是漂亮非凡，扮相妖媚，眼风不时与观众沟通，观众看得灵魂出壳，只知在台下盲目地跟着扯嗓子喊好。赛天仙见观众如此热烈，胆量就更大了，演得格外卖力。她的戏一结束，捧客们就像开了闸的洪水，一起向后台涌动，以致后面的大轴戏竟只能唱给板凳、椅子听了！

第二天，各大小报纸都登出赛天仙的大幅剧照，更把昨夜的场面渲染得天花乱坠。最引人注目的还是某小报不知从哪儿弄来了她当年在青楼时的两张裸照，也堂而皇之地以全幅特刊与读者见了面！害得人们都要把大舞台的门挤破了。三天打炮戏结束后，赛天仙立刻声名远扬，成了红遍天津卫的名角儿。

捧角家费尽心机将角儿捧红，却未必能得到其饮水思源的回报，30年代末，天津著名捧角家叶庸方“呕心沥血”“挥金不惜”将某伶捧红，而在他因病而亡时，得到的却只是某伶托别人送来的4元奠礼！此后人们都把捧角家称为“四元捧角家”。此事一时震动京津两地，众捧角家无不感到心寒，皆言戏子无情，并一致认为今后再捧角儿，一定要看准了人！

精美楹联为戏园增辉

旧式戏园的戏台，多系三面凸出的方形建筑，油漆彩画，布置得如同庙宇一样。在戏园开业之前，必先请沽上文人墨客为文，精心撰写对联，悬挂于戏台前面的两根台柱上。此种风雅之事，在清末民初风行一时，其中几副对联堪称精联妙语，一直为后人传诵。

早期的戏园对联，多为广告该园的特色，褒扬看戏给观众带来的若干好处，此外，还必须将园名镶嵌其中。如协盛茶园落成后，除有京剧名伶卢盛奎、朱连芬、谭鑫培等前来助兴外，天津名士华长忠为其撰写的一副对联也为该园增色十分：

协和雅化，自古为昭，看弦歌三终，不改当年旧谱；

盛世元音，于今未坠，聆承平一片，非同往日新声。

此外，还有丹桂戏园的：

丹精九转而成，看菊部文章，真慕道神仙化境；

桂喜一枝可折，请梨园子弟，来与争宝贵虚名。

东来轩茶园的：

东流曲水楼三面；

来客当飞酒一觞。

同乐茶园的：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邀同人小住为佳，贤者亦有此乐；

乐以忘忧，乐而忘倦，问乐事今日何在，答云是之谓同。

广和楼的：

广厦筑鸿宾，试看大启文明，金石千声，云霞万色；

和风谐凤纬，为问几多变化，古今一瞬，天地双眸。

元升茶园的：

元气转鸿钧，如闻盛世元音，俾孝子忠臣，各怀元善；

升高调凤琯，自有前途升步，合来今往古，永庆升平。

大观园改名天乐茶园时，联云：

天者大之极称，以大为天，如到广寒闻律吕；

乐以观而有味，易观曰乐，全从游戏见文章。

名士刘幼樵太史为华乐坤书馆的题联是：

满目竟华灯，喜今朝重踏歌场圆绮梦；

赏心真乐事，看他日早销金甲舞霓裳。

这副对联，一改旧俗，并未在联首嵌入园名，而是在第四字嵌入，并用重墨极力渲染该园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及观客在此的一夜销魂。不啻于该园的最佳广告。而权乐落子馆的“好景目中收，观不尽麝月祥云、莺歌燕舞；春风怀内抱，领略些温香软玉、桂馥兰芬”，则生动形象地展示了落子馆的“无限风光”。

刘孟扬为上平安影院的题联：

人世间苦乐悲欢无非幻景；

方丈地亚欧美澳历遍全球。

则最直接地说明了电影广泛而又深刻的内容。

善报恶报，循环果报，早报晚报，如何不报；

名场利场，无非戏场，上场下场，都在当场。

城隍庙戏台的这副对联，据说是沽上名士梅小树的杰作，它不但对仗工整，文字凝练，有一定的文学欣赏价值，而且内容发人深省，颇富警醒世人的含义。

旧时，官方对戏剧的最高评价，仅为“移风易俗”四字而已。然而有许多道学先生对戏剧却是深恶痛绝，极力诋毁，他们认为看戏是最无益身心的一种游戏，甚而认为看戏会使人变得奸诈邪淫，所以，极力提倡禁止青年子弟看戏。清末，天津杨柳青演戏，村人请一退归林下的某名宦作一副戏台对联。此名宦就是不以唱戏为然的主儿，于是撰一联曰：

防贼防奸防火烛，

费钱费力费工夫。

三字横批“戏无益”。

进入20世纪30年代初，戏院多改建洋房，此种雅事逐渐绝迹，只是在民初报刊、杂志及档案中，尚能寻到当年戏院对联的芳踪，翻看着各种不同的对联，真如同白头宫女话当年天宝故事！

封台开台破台

从腊月二十三小年到三十之间是戏园子封台的日子。一进腊月二十三，老百姓就开始张罗着扫房、买新衣、办年货，商家则正是赚钱的好时候，人们都没有时间再进园子看戏了，忙碌了一年的演员，也该回家与家人团聚了。所以，戏园子就要歇业几日，行话叫“封台”（或封箱）。一般大园子封台早些，小园子晚些。正月初一开始唱戏叫作“开台”。封台与开台时间接近的小园子只搞开台仪式。

封台一般有一个捉鬼的仪式，有一人或几人扮成判官模样，两人扮成黑虎长、白虎长。扮判官的在台上，扮鬼的在台下，鬼在前面跑，判官在后面赶，鬼从台下跑到台上，又从台上跑到戏园的各个角落，最后，判官将鬼从便门赶出去。然后，祭神、放鞭炮。

腊月二十五是落子馆封台的日子，门外灯火璀璨，园内丝竹喧阗，可谓别有一番景致。只见台上花枝招展的唱手坐在台左右的两条长凳上，个个打扮得妖娆动人，搔首弄姿地做出十二分风流。有的并肩小语，有的打情骂俏，但她们的眼光却都偷偷地往楼上包厢飞，因为那儿有她们自己的客人。楼下池内虽然也黑压压地坐满了看客，但那都是来看热闹的，不点曲，也用不着破费，因为落子馆的封台是免费让人参观的。妓女在登台前循旧规需拈香叩拜，此时围观者纷掷铜元洋钱，一时钱雨缤纷。

封台仪式开始首先由园主表示对官方、对观众特别是包厢里的有钱人的感谢，再由乐户（妓院）代表逐一介绍在座的唱手，唱手被介绍时起立鞠躬，向自己的客人打招呼。然后有奔走于各包厢中的递活人高声报告某某大爷点某某曲，客人点曲行话叫“戳活”，点一曲谓之“一拨儿”至少需洋5元。常日，唱手上台至少要唱一整段，但此日为节省时间，只需唱两句或四句即可交差。如此这般，递活人每喊出一个曲名，便有一名唱手走到台上小试珠喉，时调、大鼓、梆子、皮黄，各色不一，各有千秋。唱毕，递活人喊过赏钱。唱手谢后下台即到包厢中寻自己的客人。

但台上的唱手也不是随便来的，她们要在此前竭力邀请自己旧日的客人来捧场，客人来得越多，说明这名唱手越红，来年的生意越旺。所以，时常出现一名唱手有几拨儿或十几拨儿戳活的，她得到的掌声也就格外的多。照例唱手有客人点曲都是客人先到，然后由园中人再去通知唱手来，为的是怕客人失信，唱手就会“塌台”。因为，唱手一般唱完了就下台，如果唱手先到了而客人却没来，唱手没人点曲就下不了台，行话叫“塌台”。

这封台仪式原为结束一年歌舞，并且借着题目，给阖园上下执事人等筹些度岁之资。客人的赏钱完全归前后台分散，同梨园行搭桌一样，妓女是毫无利益的，并且除了尽唱义务以外，按规矩还要敬点曲客人以四盘鲜果、一筒香烟，倒要受一笔小损失。不过唱手们因为好面子而争强斗胜，也情愿如此，何况今日的损失来年还会有数倍的回报呢！

正月初一戏园子开张纳客叫“开台”。开台仪式一般大小戏园子都要搞，为的是预祝新的一年里万事顺利、生意兴隆。

开台要举行隆重的仪式，通常要燃放鞭炮、放神枪，在台口柱子上挂一红髯口、一把宝剑。仪式一般在上午10点左右开始，先由“架子花脸”扮灵官，穿红靠，但不扎靠旗，戴红色髯口，勾红脸，眉心画一竖眼，左手挽袖，右手执灵官鞭。他这样打扮是取材于道观中的护法神王灵官的形象。武场上由一人打大铙，一人打大钹，一人打大锣，在单皮鼓的指挥下打起“高腔锣鼓”。这时，检场的撒一把“吊云”火彩，扮灵官的演员在后台高喊一声：“嘿！”随着火彩的烟雾上场亮相。然后，武场起“走马锣鼓”，灵官做一些舞鞭、挽袖、跳跃等舞蹈身段后，由检场人递过来一只黑色的活公鸡，灵官上来一刀将鸡头剁下，把鸡血淋洒在台柱子上和台唇上，以避邪镇台。最后，检场人把死鸡拿到后台，再将一个钱粮盆和一份敬神钱粮放在台中间，灵官用竹竿挑起一挂鞭炮走到下场犄角。另有一个检场人急将台毯卷起一半，站上场门边背朝观众向钱粮盆内扔一把“过梁”火彩，把敬神钱粮燃着。灵官将鞭炮放在盆内引燃，他挑着鞭炮沿台口左右走动，鞭炮燃完，他从下场门回后台。由两个童子用新笤帚、新簸箕把炮皮子全部扫在钱粮盆里，称之为“敛财”；用烧酒把台柱子上的鸡血擦净；把开台符咒钉在舞台正中，放平台毯。二童子下台向园子经理请赏“彩钱”。

然后，上来一个戴假面具、穿红袍的文财神，手拿“天官赐福”等字样的布条幅，随着轻快的小锣声翩翩起舞，谓之“跳加官”，以取吉利之意。

跳加官后是跳财神，财神由花脸或武生扮演，头戴“二郎岔子”（二郎神戴的头盔），上加“红火焰儿”，耳旁插状元金花，搭着黄色彩绸，口叼一个金色、笑眼、黑连鬓胡须的面具，叫“财神脸子”。乐队武场起“九锤半”锣鼓，财神怀抱一个大金元宝，单手整冠、抖袖，举起元宝向左右各跳两回，来到台口，望着台下人，做出往下扔的姿势，但不能轻易地扔，要做出寻找的样子，当没找到合适的人时，虽故意做出扔的姿势，但又摇摇头，仍继续寻找，当看到园子的经理时，才将元宝抛出去，经理在台下忙用大褂兜住，然后就往柜台跑，飞快地将元宝锁在钱匣子里面。经理向众人赏“彩钱”，仪式结束。

这时有茶房头大喊一声“开业大吉了”，随着他的一声喊，园子的大门开了，观众一拥而进，第一个进来的观众免票。

此外，戏园子新开张，或是戏园子遭灾后重新开业，都要举行“破台”仪式，其内容、形式与开台大体相同。如果戏园子出过不吉利的事或是方位不对，还要举行大破台，仪式还要复杂得多。

戏园里供奉着“老郎神”

商业神祖崇拜，是旧时民间信仰的一种重要形式，各行各业都有自己崇拜的神祇，戏园业也不例外。戏园的后台常供奉有神像，但因各园演出剧种有所侧重，而神像的模样也就不尽相同。

在京津一带，戏园子后台常挂着一张布质的画像，外衬两扇小红门帘，这就是梨园行所供奉的祖师爷——“老郎神”。据《唐书》载，唐明皇李隆基酷爱戏曲，曾在禁苑梨园中选戏曲艺人300人，与宫女一起排练戏曲，如“声有误者，帝必觉而正之”。由此，后世的戏曲艺人遂被称为“梨园弟子”，而老郎神自然也就是李隆基的化身了。

各戏班儿也供奉着老郎神，不过，梆子戏和京剧供奉的老郎神还不大一样。梆子戏供奉的是皇上，画像是胡生模样儿，白面皮，三绺黑须，戴王冠，穿蟒袍；京剧供奉的是太子，画像是小生模样，戴太子盔，穿蟒袍。戏班进某园子演第一场戏之前要拜老郎神，武生上场前也要拜，徒弟第一次登台演出前要拜，演出成功后也要拜，口中还要念叨着“感谢祖师爷赐我这碗饭吃”。通常文角作揖，武角下拜。据戏行讲，唱戏不拜老郎神，装什么不像什么，拜了老郎神，心里就有了底，上场才不会发慌，这也是一种心理作用吧。

行拜神礼时，祖师爷下面通常还要摆放一个布娃娃，即喜神，俗称“彩娃子”，是在舞台上做小孩道具用的，在《四郎探母》《法场换子》等戏中常能见到。伶人对喜神的规矩很多，如不得仰面，只能放在大衣箱内，等等。据说，唐宰相魏征抱着刚出生不久的儿子进内廷请皇上赐名，但皇上当时正在排戏，缺少一个跳加官的演员，见魏征来了，遂命他赶紧扮戏，魏征忙将儿子放在大衣箱内，等到戏演完了，他的儿子已经闷死了，魏征抱子痛哭，皇上也深觉可怜，遂封他为喜神。此后，伶人都称他为大师兄，因彩娃子是放在大衣箱里的，所以人们叫俗了，就习惯把大衣箱倌也称作大师兄了。戏班子演出时要多给大衣箱倌一份赏钱，以示对“大师兄”的敬奉。

旧时许多戏园子都有自己的戏箱，负责保管戏箱的人叫箱倌。后台供奉的祖师爷前要点一盏“长明灯”，谓之“海灯”。海灯由大衣箱掌管，负责买油、添油，油钱由戏园子或戏班子开支，掌管者自负盈亏，原则是不许熄灭。祖师爷像平时穿黄帔，戴九龙冠，逢节日需换穿黄蟒，戴王帽（京剧不戴髯口，河北梆子戴黑三）。大衣箱倌为“换季人”，每年戏园子给他两次换季钱。

有的戏园子除供奉唐明皇外，还供奉“五大仙”神像，即狐狸、黄鼠狼、刺猬、长虫、老鼠，俗称狐、黄、白、柳、灰“五大仙”。戏班儿进某园子后，首先由生、净行演员在祖师爷像前烧香叩拜，此后，演员每日演戏进后台均须向神像和祖师爷作揖致敬，再向舞台的四周鞠躬行礼，行内叫“拜四方”，借以保佑此次登台平安，演出顺利，不拜不礼者，就要有祸事，甚至有性命之忧，尤其是有开打、翻、跳等危险动作的武行更要循规蹈矩，不能有任何疏漏。

戏班于每年封箱戏之后到阴历三月十八日之前，必选一日祭祖师爷。届时由乐队前引，将祖师爷抬至祭神地点供好，全体人员前来烧香行礼，礼毕聚餐。饭后再由乐队前导，将祖师爷抬回戏园后台。

后台的座位是按行当划分的，不能乱坐。旦行坐大衣箱，生行坐二衣箱，净行坐盔头箱，武行、上下手坐三衣箱，龙套坐旗把箱，丑行可随便坐。特别是装有彩娃子即喜神的大衣箱只有旦角才能坐，因为女衣都放在大衣箱内，而且抱喜神的也多为旦角。

据说打鼓佬的座位曾是唐明皇坐过的，故名九龙口。这个座位不能空，从开戏到散戏，打鼓人始终不能随意离开座位。如需换人，亦须待后继者来到才能起立。倘后继者迟到或因故始终未到，亦须候人坚持，绝不能擅离座位。若在台上出现差错，两角互相指责、推诿，则由打鼓佬评判。因各角台上的一举一动，打鼓佬尽收眼底，故打鼓者的评判最有权威，也较为合理公正。

梨园的祀神，从表面上看是一种封建迷信，但从本质上讲，却是各戏班、戏园利用祖师爷至高无上的地位，统治艺人们的灵魂，以达到从容管理目的的一种最有效手段。因为，无论你是何种信仰，也不管你是多么不服管教的“半吊子”全武行，一到祖师爷面前，都得俯首帖耳，躬身下拜。

大衣箱里的“富贵衣”

旧戏箱分为大衣箱、二衣箱、盔头箱（行内称帽儿箱）和旗把箱。凡演员登场时，所有头上戴的、身上穿的、手中拿的，应用的一切物品，都分置在这四个箱子里。

虽然这四个衣箱各有用途，性质一样重要，但大衣箱里装的是文、武演员最必需、最重要的行头，如蟒袍、褶子、开氅、官衣、帔、裙，等等。而其中最重要的是一件极奇特有趣而又含义深刻、列在众行头之首的“富贵衣”。

它虽名为“富贵”，但却是一件极其难看、专供穷酸乞丐所穿的破衣服。

按旧例，富贵衣一定要放在大衣箱的最上层。那么，何以用这样一件破衣服做全副行头的领袖呢？因为旧戏中穿这种衣服的人多半是先贫后富，不是中了状元，就是做了高官，最后大富大贵。把它置于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其用意是勉励后进的人知耻而上进，告诉世人贫穷是暂时的，穷人经过努力奋斗也可以成为富人，这样一个朴素的道理。

在开演前，大衣箱的箱倌整理检点各种行头以便应用时，必先检出这件富贵衣毕恭毕敬地折叠好，供于戏园后台神像前。一是表示对其敬奉，一是借富贵之意取吉利。

旧时写剧本的编剧和制作行头的裁缝多为穷人，他们最早提议将富贵衣放在大衣箱的最上层，意在藐视权贵，敢于把一切真正的富人、贵人统统压在下面，替穷文人们出气，以达到心理平衡。

富贵衣的样式与褶子衣大体相同，但它的满身遍缀方、圆、长、尖各种颜色的补丁，以示衣服的破旧。早期是用青布做的，但随着戏曲不断发展，也为了让戏剧更有观赏性，富贵衣的质地也越来越考究，后改为青缎或青绉，上面的补丁也被艺术化而采用了更加鲜艳的绸布块。因而也越来越脱离了最初穿这种衣服的穷人、乞丐本色。

旧剧中穿“靴”的角色，大多为富人或官宦。因而，为了与富贵衣相称，旧戏中还有一个旧例，那就是凡穿富贵衣的，脚下必穿“蝠字履”，而绝对不能穿官靴。

富贵衣曾在许多戏剧中出现，如《鱼肠剑》中“吹箫乞食”的伍子胥，当时他是标准的乞丐，因而穿的是富贵衣。《琼林宴》中的范仲禹也穿富贵衣，他虽不是乞丐，但因他寻找不着妻子，踯躅途中，且得了疯病，以致衣衫褴褛。《击鼓骂曹》中的祢衡，在唱罢“我把蓝衫来脱掉”一句后，他的褶子衣里也是富贵衣。按剧情来讲，他是存心穿得不雅，让曹操不快，从他的唱词“破衣蹒跚摆摆摇”，可以知道他穿富贵衣是最恰当的。

但后来，也有将以上三出戏加以改革而不穿富贵衣的，如在《鱼肠剑》终场时，伍子胥穿的是蓝褶子，《琼林宴》中的范仲禹改穿了黑褶子，而《击鼓骂曹》中的祢衡却是穿蓝褶子内衬黑褶子。 Z9Eg1BMk8dRWSd4+FAO+pTf1IFMNo5nE93wNkd+Qucdz6R4JAzVySVs5TCGpWqD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