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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土戏台到“八大天”

早期的“三面凸出式”戏台

元代后,天津漕运日益发达,民间酬神演出逐渐频繁起来。这时的演出场所,除大量的原始土台外,已出现了戏台。

坐落在日租界旭街上的天仙茶园建于1903年,新中国成立后改为人民剧场

最早的戏台是三面凸出式,无论是宫廷中的舞台,民间城镇里茶园的舞台,还是乡间庙会演戏的“草台子”,都是这个样式。后台为化妆室,池座设方桌、椅子及条凳,台前没有大幕,台前台后用一层帏幕做遮拦,名曰“守旧”,两旁是“出将”“入相”的上下场门。在台上最后方正中“守旧”前,摆着一张长方形的场面桌,文、武场面分坐桌子左右。文场五人,是吹奏乐器的,包括笛、笙、唢呐(二人)、二胡;武场四人,是打击乐器,包括鼓板、小锣、铙钹、大锣。这几位场面人,有时还要兼操别的乐器,鼓板吹笙兼堂鼓,小锣兼堂鼓,大锣兼镲,吹笛的要兼齐钹,两个吹唢呐的,一人兼海笛、三弦,武戏开打时兼堂鼓,一人兼吹笙或提琴。文武场面也是演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长期给杨宝森伴奏的琴师杨宝忠,精彩、高难度的伴奏常博得台下的满堂彩,为演出增光添彩。由于武场伴奏的声音过大,不但影响演员演出,震耳欲聋的锣鼓声也使前排听众听不清唱词,所以后来就将武场放在了守旧的后面。

1932年第1卷第28期《国剧画报》一版上北京颐和园中的德和园戏台

戏台上,台前设有矮栏杆,在台上方还安装着铁栏杆,以备演武丑戏时使用。当年武丑张黑演《杨香武三盗九龙杯》《连环套盗双钩》等戏时,从后台一出来,就很轻快地腾空蹿上铁栏杆,在上面表演各种偷盗动作,以示有蹿房越脊的功夫。可惜这种特技早已绝迹。在顶棚当中有一块八角形天井,在演出《南天门》《六月雪》等下雪戏时,从天井往下撒白纸屑,表示下雪的景象。

席棚是最简单的戏台,是用木板、竿子和苇席临时搭起来的,很不牢固。有时戏台上人多了,就会把台压坏,特别是台上木板一旦塌陷,演员就会掉下去。冬天戏台棚子四处透风,演员在台上冻得打战,有时连演员头上贴的片子都结了冰。虽然在后台也烧上一大盆火,但仍起不了多大作用。

天津最早的戏台是天后宫戏台。它始建于明代,是三面敞开式的台子,观众可从前、左、右三方看戏,后来,左右两侧封闭,形成镜框式戏台。舞台是木结构楼台式建筑,坐东朝西,东通海河,西向宫前广场,前后台相连,上是舞台,下为通衢,可过马车。台面、台顶均为木板,顶棚中央有一个六角形的透音孔。前台南北两侧各有一小门,北侧是上场门,门额题“扬风”;南侧是下场门,门额书“讫雅”。台口前脸两侧明柱,书有抱柱对联:望海阔天空千帆迎晓日;喜风清云淡百戏祝丰年。台面天幕正中,镶六角形雕花透窗,窗额悬一黄地绿字横匾:乐奉钧天。

1934年第5卷第1期《国立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中兴平城隍庙三层之戏楼

戏楼是酬神的主要场所,平时有远航船队平安归航,都要在此举行酬谢天后娘娘的演出。在每年旧历三月二十三即天后娘娘诞辰那天,酬神演出达到高潮。上午要演三出祝寿戏,最让人感兴趣的当数《八仙庆寿》,八仙唱完祝寿歌后,老寿星便将手中大寿桃的机关悄悄打开,顿时,许多拴着红绿绸子的小鸟,便从盒子里飞上天空,名曰“百鸟朝凤”。清光绪年间,谭鑫培、王长林、龚云甫等京剧名角均在此演出过。1937年,日本侵略军占领天津,戏楼便告闲置。

坐落在南门里大街的广东会馆戏楼,以其独特而科学的建筑设计享誉全国。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十二月二十七日破土动工,历时三年建成。舞台为伸出式,台深10米、宽8米。观众可从三面看戏。台下设散座,可容500余人。舞台对面和楼上东、西两侧设10个包厢,可容200余人。戏楼和舞台均为木结构、木装修。舞台正中悬一横匾,上书“熏风南来”四个大字。舞台顶端用百余根变形斗拱堆砌接榫,螺旋而上,构成“鸡笼式”藻井,也称“螺旋回音罩”,音响效果极佳。这座戏楼是全国硕果仅存的比较完整的古典式剧场。杨小楼、梅兰芳、孙菊仙等诸多京剧名家都曾在此演出。

早期的“四大名园”

清代中叶,天津已成为北方的经济中心,商业繁荣,人口陡增,为开创小型娱乐场所提供了必要条件。这时期,天津出现了被称为“茶园”的演出场所。清道光四年(1824)的《津门百咏》中有诗云:“戏园七处赛京城,纨绔逢场各有情。若问儿家住何处,家家门外有堂名。”这里所说的戏园实际就是重品茶不重听戏的茶园,所以均以“茶园”命名。

茶园是将舞台与观众席统一在一个建筑体内的室内剧场。舞台为伸出式三面敞开的戏台,台口两旁有两根柱子,上横沿有铁栏杆,专供武戏演员表演特技。观众都围着八仙桌相对而坐,侧脸看戏。茶园虽为戏曲演出场所,但实际入园者却以喝茶为主,听戏为辅。观众入园只收茶资,不收戏票。商贾、掮客也常常利用茶园来谈生意做买卖。受照明条件限制,茶园每天只演日场,从无夜戏。冬日天短,遇有戏未终而日已西坠,需燃烛时,因按例戏台上忌用蜡烛,便燃起亮子油松等物以代蜡烛,高置于舞台两侧。舞台上下烟雾缭绕,光线昏暗。这大概就是当时人们重听不重看,称看戏为听戏的由来吧。那时梆子艺人常起“一盏灯”“千盏灯”“万盏灯”的艺名,寓意在戏台大放光明,即源于此。

1933年第1卷第22期《风月画报》中的北海戏台

1870年后,市内主要道路的铺设以及京津两地梨园界优秀人才的大量涌现,促进了天津早期茶园的发展,而茶园的发展对繁荣天津戏曲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期间的茶园主要分布在侯家后、钞关一带,有被时人称为“四大名园”的金声茶园、庆芳茶园、协盛茶园和袭胜茶园,这时的观众已多将喝茶为主、听戏为辅的习惯逐渐改为以听戏为主、喝茶为辅了。茶园所演剧种多为梆子、皮黄,也有少部分昆曲。

金声茶园坐落在今北门里大街元升胡同。园内舞台及后台都较窄小,楼下正面均为散座,楼上两侧为带隔断的包厢。因茶园曾几易其主,所以茶园也就多次更名为元升、景春、景桂、中天仙、福仙等。1931年停业。

庆芳茶园坐落在东马路袜子胡同,曾用鸣盛、上天仙等园名。

协盛茶园坐落在今侯家后北口路西。园内楼上、楼下的正面均为散座,楼上两侧为包厢,楼下两侧是走廊。1900年更名为龙海茶园。

袭胜茶园坐落在今北大关金华桥南,西侧,曾更名为西天仙。

关于“四大名园”还有两种说法,一是将庆芳茶园改为天福楼,二是将庆芳茶园改为广庆茶园。

1938年第1期《戏》中的名伶谭鑫培

私宅戏楼和堂会戏为“四大名园”约角提供了方便,促进了茶园在规模上、业务上的发展。到光绪年间,天津茶园已发展至十几家,除“四大名园”外,还有新马路的天桂,马家口下娘娘庙前的天仙,紫竹林附近的天福,海大道的福仙,南市的升平、下天仙、中华,北马路的大观等茶园。茶园因名角而兴盛,演员因名园而扬名。这一时期不少名角如余三胜、孙菊仙、谭鑫培、杨小楼、汪桂芬等,都长期以天津为演出基地。天津戏曲活动的繁荣,使得一些茶园经营者又相继在商业行会集中的侯家后、钞关一带,兴建和改建了绘芳、大观、天升等一批茶园。有的茶园开始出现了电灯照明。电灯在戏曲舞台上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改善了观众的视觉条件,增强了舞台演出效果。

民国初期,梆子、皮黄从内容、形式上都有了很大发展和变化,观众的欣赏水平和要求也在不断提高,旧式茶园的建筑格局、舞台设备以及经营形式已不适应演员与观众的需求。因此,一些茶园纷纷进行修缮、改造和扩建,名称也由“茶园”变为“舞台”或“戏园”“戏院”。

大舞台——旧式戏园向现代戏院的过渡

坐落于荣吉大街西口的大舞台戏院,是南市一带规模最大的老剧场,它的建立标志着天津旧式戏园向现代戏院转变的开始。该院建于1915年,北郊宜兴埠的温世霖出资兴建,经理是诸葛玉发,后传其子诸葛安。当年以盛演武生戏而享誉津门,素有“江南活武松”之称的盖叫天(张英杰)、“国剧宗师”杨小楼等都曾长时间在此登台献艺。

戏院除砖墙、铁板屋顶外,均为全木结构。有两个大门,正门在荣吉大街,侧门在庆善街,呈甬道式。全院能容纳5000多名观众,取消了茶座和一些旧茶园的原始设施,设置包厢、散座,座席分楼上楼下,楼上是三层包厢,多达80余间,每层包厢前都有专为“三行”设置的行人走道,楼下池座和两廊设6排长板凳(后改为木椅),前后30余排,一边边廊专设女座席。后台很宽敞明亮,设有男女化妆室,能供百余人的大戏班子居住。

大舞台的台面很大,设有简单的照明设备,唯一缺憾是舞台设计没有拢音设施,在此演唱的艺人如果没有宽厚高亢的嗓音条件就难以贯满全场,坐在后排的观众就只能看戏而不能听戏了。

1931年第3卷第5期《戏剧月刊》中的杨小楼之便装照

开业初期,该院堪称天津一流戏院,杨小楼、李吉瑞、尚和玉、小达子、侯喜瑞、梅兰芳等诸多京剧、河北梆子名家都曾在此献艺。20世纪30年代,90岁高龄的孙菊仙,在该院登台义演。小达子编演河北梆子连台本戏《狸猫换太子》,也曾一时轰动津城。

满清遗老、蛰居寓公及社会名流、富贾阔商都曾是该院的座上客,如庆亲王载振、军机大臣那桐、大太监小德张都曾长期包下舞台正面的一级包厢。

1941年第5期《三六九画报》中对《狸猫换太子》之来源的考证

海军总长刘冠雄的母亲爱听京戏,虽然家住德租界,但刘也常陪老太太来看戏。一天,散戏后,刘母发现自己胸前佩戴的玉坠不见了,刘得知后急忙令人回园子去找,但找到天亮也没找到。刘母回忆说,散戏的时候,好像有个十多岁的半大小子一头扎在她的怀里,那孩子慌里慌张的样子,一转眼就没人影儿了。刘听后说:“准是这小王八蛋把坠子偷走了!”于是,次日一早,刘就派人把警察厅长杨以德找来,责令他三日内找回玉坠。杨诚惶诚恐地接令回到衙门,限探访局两日内破案。事也凑巧,当天晚上,警察厅的卫队长李宝荣陪朋友在三不管天宝班妓院里冶游,发现妓女彩莲床头挂着一串玉坠,与杨以德在警察厅描述的极为相似,于是,他就将玉坠带回警察厅,并禀报了杨以德。杨一方面派探员到妓院查问妓女,一方面将玉坠拿给刘冠雄核对。结果这个玉坠正是刘母遗失的!而妓女彩莲供述,她弟弟傻柱儿是一个小扒手,玉坠正是他盗窃后存放在她这儿的。警察厅马上将傻柱儿拘捕。当杨以德亲自将玉坠送还到刘母手中时,刘母非要见一见这个行窃的小男孩儿。有人将傻柱儿带来后,刘母让他当众表演一下那天行窃的过程。只见傻柱儿与刘母照面时,脚下一个踉跄,假装要摔倒的样子,一下子扑在刘母怀里,就这一瞬间他以极快的速度摘下刘母胸前的玉坠,从刘母腋下一钻,就来到她的身后。刘母看了拍着手说:“这孩子手还真快,两遍了我也看不清楚!”随后,刘母又问明了傻柱儿的身世,不禁叹息道:“你们姐儿俩缺爹少娘的,也怪可怜的,你要是我孙子我绝不让你干这事儿。”机灵的傻柱儿“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喊了声:“奶奶!”刘母一把将他揽在怀里说:“答应奶奶,往后再也别偷了。”傻柱儿说:“我听奶奶的!”于是,刘母给了他一笔钱让他学着做点买卖,并跟杨以德说:“我瞅着这孩子能改好,你们就别难为他了。”杨连连点头称是。

1943年第6卷第2期《新天津画报》中报道南市大舞台的消息

20年代末,大舞台由诸葛玉发接管,后又传给其子诸葛安,至1948年暂停营业。新中国成立初期,该院因危房而被拆除。

号称“华北第一剧场”的中国大戏院

“九一八事变”前后,周信芳来津在北洋戏院演出,深感剧场设备落后,空间狭小,很影响演出效果。一日,与周信芳素有交往、当时正在经营惠中饭店的孟少臣,来戏院看望他。闲谈中周信芳指出北洋戏院的不足,并说,北方戏院普遍存在场地小、座位少、设备老化,而且票价昂贵的弊端,不能平民化,难以维持长久,建议孟出面在天津建一座现代化剧场,并表示愿出资与孟合作。于是,孟多方奔走,并取得梨园界著名艺术家的大力支持,筹集资金20万元,开始创办一座现代化的大戏院。

孟以月租金800元租得产权属于外交官顾维钧位于法租界天增里旁的一块5亩多空地。在充分听取周信芳的意见后,孟聘请法国工程师荣利作为工程的设计师,1934年开始施工,1936年戏院正式落成。初时起名“天津大戏院”,后改为“中国大戏院”。

1936年第3期《语美画刊》报道中国大戏院开幕的图文

戏院是一座钢筋混凝土五层建筑,占地面积2700平方米,拥有2200余座位,楼下分为前、中、后排;二楼正面设30个包厢,东西两侧设特别座,包厢背后为前后排;三楼设散座。剧场内没有一根顶梁主柱,不影响观众视线,而且音响效果很好,演员不需要话筒,坐在三楼最后一排的观众仍能听得很清晰。场内屋顶和二楼墙壁上装有磨砂玻璃灯,光线柔和,观众有舒适愉悦之感。其建筑之完美,设备之考究,堪称华北一流。

1936年9月19日,中国大戏院开幕盛况空前,包括市长张自忠在内的2000余名嘉宾参加了开幕典礼。下午5时典礼开始,首先由孟少臣夫人剪彩,来宾由中央、左、右三门鱼贯而入。马连良在戏台上行揭幕礼,舞台设置宫殿式布景,富丽堂皇,光彩夺目,台下来宾掌声雷动。总经理孟少臣做了简短的开幕词,市政府秘书长代表市长致祝词,来宾代表纪华、刘孟扬也相继致贺词,最后由马连良代表中国大戏院致谢词。至此,典礼告成,奏乐送客。晚7时半开锣演戏,在马富禄的“跳财神”、马连良的“跳加官”后,马连良、姜妙香、茹富惠、刘连荣等主演了《群英会》《借东风》。票价楼下前排1.25元、中排0.85元、后排0.45元,二楼东西特座1.25元,一级包厢8元、二级包厢7元、三级包厢6元,二楼前排0.85元、后排0.45元,三楼0.25元(包括茶资5分)。

该院开幕首期由马连良的扶风社连演18天,场场爆满,戏院净得纯利2万余元,可谓开市大吉。第二期是梅兰芳剧团演出24天,同样是场场客满,戏院得利7万余元。戏院还清外债后,在剧场东西两侧又建造了配房,从此奠定了在业界的基础。

中国大戏院分期邀请全国著名京剧演员来津轮流演出,双方议定以12天为一期,如演出剧目受欢迎,上座率高,还可继续演出半期或一期,每一期包银按10天计算,星期日加演日场,不另付包银,但负责演员食宿和接送。

戏院有一套较为完善的服务措施。所有女卖票员、男招待员均为考试录用,女招待员着白色学生装,男招待员着白色中山装式制服。观众一进大门,便有两名童子拉开大门热情迎宾,二门前两旁设有售票室,对面有存衣物室和小卖部,小卖部备有烟、糖、水果、瓜子等,观众随意选购。另设两部电梯供观众上下楼之用,电梯旁有电话室,观众可随便使用。观众凭票入场后,服务员按号为观众找座位,入座后有茶房为他们倒茶。该院取消了有碍观众、有碍演出效果的手巾把,取缔了小贩在场内向观众强卖小食品,不许茶房占座位加价售票。为保持场内秩序,特设了专职稽查人员。二楼设会客厅,备有皮沙发、圆桌和圈椅,供观众休息、会客之用。客厅中间两根顶梁主柱上悬挂着尚小云、周信芳两人巨幅剧照。该院的设备和服务在北方是独一无二的。

1936年第30卷第1455期《北洋画报》对中国大戏院开幕的报道

1936年第20卷第8期《天津商报每日画刊》的“中国大戏院开幕专页”

该院最高领导机构为董事会,董事长是在法租界工部局担任“师爷”的周振东,孟少臣是常务董事兼总经理,董事有赵聘卿、尚小云、周信芳、谭小培等人。前台管事经理是金班侯,后改为冯承璧,后台管事经理为李华亭。下设会计室、总务室,稽查室、广告部等专业处室负责日常业务。董事会下还有一个益善房产公司,负责管理戏院的房产,戏院每月向该公司缴纳租金。

劝业场的“八大天”

1928年12月12日,由法国著名工程师设计、高星桥筹资兴建的天津劝业场隆重开业了。随后,交通旅馆、渤海大楼、惠中饭店等一批商业、餐饮名店拔地而起,集商业和娱乐业于一身的劝业场成了天津繁荣的象征,成了天津文化娱乐的中心。

劝业场创办人高星桥

据说,当年在劝业场刚建成时,在登瀛楼的一次酒会上,天祥市场(后并入劝业场)的主人对高星桥说:“我是天,你劝业场再大也是个圈儿(劝),也得压在天的底下!”于是,高星桥一下子就弄出了八大天:天华景戏院、天宫电影院、天乐戏院、天会轩戏院、天露茶社、天纬台球社、天纬地球社和天外天夜花园。你有一个天,我有八个天,天下还是我的!最初,只有天宫电影院和天纬球房为劝业场自己经营,其余尽数出租,天华景戏院月租金900元,天会轩是350元,天乐则为300元。

天华景戏院设在四楼,剧场分三层,二层三面有包厢24个,整个剧场有1100多个座位,后台设一账桌,演出时,由高星桥之子高渤海在此坐镇,桌上放“水牌子”,写当日戏码。男化妆室在五六楼之间,女化妆室在四五楼之间。舞台为大转台,三面可做舞台,这为彩头戏提供了极好的物质条件。戏院于1928年12月28日正式开幕,初时由陈月楼承租专演京剧,以金友琴、雷喜福为台柱时生意兴隆,但时间不长,终因10家股东互相争夺票款发生矛盾而于翌年中秋节即告歇业。高渤海接手后,业务渐有转机。1933年,成立了戏院自己的戏班——稽古社,聘请尚和玉等名家担任教师。该社占据了宴会厅、天外天、苏滩剧场及屋顶的全部。七楼卧月楼小剧场是练功房,六楼共和厅是排练场,高渤海平日在此坐帐办公。演员张春华等演出的《大侠罗宾汉》《西游记》等连本彩头戏曾在津轰动一时。

初建时的天津劝业场

天宫电影院也在四楼,有上下两层,700多个座位,内部装修“参合西欧古代和北平故宫之款式,极尽富丽堂皇之能事”,下铺地毯,上装霓虹灯,新式的放映机,茶房身着西装,颇有一些洋味,在当时为“全津惟一之新式影院”。该影院专门上映“足以针砭社会,而不伤风化”的影片。

天纬台球社在三楼临街一面,北面是“大天纬”,东面是“小天纬”,共设有10座球台,是当时天津最大的台球社,计时收费,特设陪客人打球的女招待,她们同戏院、电影院的女招待一样,没有工资,收入全靠小费。小天纬于1940年停业,改为商户经营的卖场;大天纬1956年迁至五楼。

天纬地球社设在四楼,规模很大,设施豪华,可供6人同时打球。该社于1940年因营业不振而拆除。

天露茶社设在四五两层的东北面,楼下和门外走廊均有散座,楼上设雅座,共有300多个座位。茶社营业一直很好,新中国成立后,茶社仍继续经营。

1931年第3卷第4期《天津商报画刊》中《高星桥对劝业场之新计划》一文

天会轩是五楼靠天祥市场一侧的一个小型剧场,可容500多名观众,开业后,以关菊隐、金见笑等为台柱演出时调演杂耍,并另演一出文明戏,从开业至1945年初,该剧场以演出文明戏为主,也曾红火一时。1956年天纬台球社迁来后即停业。

天乐戏院设在六楼东侧,初时,于莲芬、于莲芳、张月芳等演出的《借女吊孝》《杜十娘》等剧颇受观众欢迎。该院是天津第一家专演评剧的中型戏院,著名评剧演员爱莲君、鲜灵霞、筱玉芳等都曾在此献艺。

天外天是利用六楼屋顶和七楼平台装修开办的屋顶花园,设有露天电影、杂耍园子、京剧等演出场地,并设有很多冷热饮茶座。每逢酷暑盛夏季节,这里就成了游客消夏纳凉的好去处。

“八大天”的建立,使顾客在购物之余可以得到文化艺术的享受,观众来此娱乐后也可到劝业场自由购物,形成了二者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格局。 F2eG5LXDQ0SVHx9VK7CculSJbCL+VGzi8/iu50QIHDaLUAKJoqMZhRC07GoQ99j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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