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饮冰室”

发生于1898年6月至9月的百余日的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因事件的主角是康有为和梁启超，因此又被称为“康梁变法”，而其中梁启超则与天津有着不可割断的渊源。说起梁启超与天津的不解之缘，自然要从位于旧意租界的“饮冰室”说起了。

经天津逋逃日本

梁启超与天津的渊源人们多以为始于1915年，也就是其定居天津之时。其实梁启超一生中的很多关键时刻都是由天津这座城市见证的。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为躲避清王朝顽固派的追杀，在日本人的帮助下乘火车逃往天津。到达天津后，梁启超在日本驻天津领事馆领事郑永昌的帮助下，坐帆船下白河逃向塘沽，准备乘停泊在塘沽的日本军舰“大岛”号离开。此时，直隶总督荣禄派出的追捕队已乘汽艇一路追来，眼看就要追上。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追捕的汽艇却掉头驶向他处，梁启超躲过一劫。惊涛骇浪之中，梁启超与天津这座城市有了“生死之交”。据说。这位负责带队追捕梁启超的王修植，时任北洋候补道兼北洋学堂总办，此人倾向维新运动，曾经草拟开铁路、设邮政、裁绿营、立学堂、废科举等奏章上奏光绪帝，并被认可实行；且王修植在变法期间曾与梁启超有一定交往，不排除其当时有意放走梁启超。

14年后，梁启超回国后的第一站仍是天津。辛亥革命成功后的次年，梁启超从天津新港登岸回到了祖国。1912年9月30日，梁启超乘“大司丸”从门司出发，离开日本，10月5日，行至大沽口外，8日午后，梁启超再次踏上了天津这块熟悉的土地。与14年前仓皇夜奔、只身去国的狼狈截然不同，对他的这次归来，国内各种政治势力普遍表示欢迎。

定居“饮冰室”

1913年，梁启超将全家迁回祖国。鉴于北京政治气候的复杂，他决定把家安在天津。1914年，梁启超在天津意租界西马路购买了周氏的一块空地，着手修建寓所。建筑图纸由意租界工部局工程处审定，要求极为严格。标准是：新建楼房要有个性，不能雷同；要与周围景观和谐匹配；要兼顾艺术性和实用性。因此，竣工后的前后两幢小楼可谓独具匠心，独树一帜。

这两幢楼建筑面积1121.08平方米。主楼在前，带地下室，楼内居室9间，过厅、窨子及杂房13间。前楼分为东西两部分，东为书房、客厅、起居室，西为居室。当时，在镶着彩色玻璃的圆顶下面的前厅里还挂着一幅1米高的梁启超得意门生蔡锷将军的巨幅肖像。后楼稍低于前楼，楼间有过桥走廊相连，上下两层各6间，主要是厨房、锅炉房、杂房和佣人居室。院内附设门房、车库。这所楼规整简朴，气势恢宏，浅色的水泥墙面和深色的窗套形成色彩对比。长方形大窗，线条流畅，采光通风效果极佳。该楼为砖木结构，石砌台阶，双槽木窗，室内装潢考究，上下水及暖气、卫生设备齐全。1915年，梁启超全家进住，他在前楼东部一楼写作、会客，楼上居住。在这座故居里曾发生了一系列历史事件。1915年夏秋之际，袁世凯欲恢复帝制，蔡锷将军以治病就医为名来津，就是在这里与梁启超共商护国大计，梁启超故居遂成了从云南爆发并波及全国的讨袁护国运动的策源地。

“饮冰室”先有其名，后有其房。“饮冰”二字，语出《庄子·人间世》的“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之句。1924年，在故居的西侧又建成了一座新书斋，因梁启超撰写的大量文章均署“饮冰子”的笔名，所以，书斋便取名“饮冰室”。饮冰室由意大利建筑师白罗尼欧设计，是一座意大利风味十足的两层小楼。砖木结构，带地下室，建筑面积949.5平方米，共有房屋53间。这所楼与梁启超故居的设计大相径庭，虽同为意式建筑，但折中主义风格明显，设计极富个性，这与当时欧洲流行的设计风格有关。楼正面有三连拱门洞，两侧为石台阶，当中一个蓄水池，池中雕一石兽，口中流水不绝，楼上正面凹进、有大露台。两侧墙面凸出，为横条状水泥断块。整幢楼线条流畅，典雅浪漫。一楼大厅宽敞明亮，为书房和图书资料室；二楼设客厅、资料室和居室。饮冰室第一层是梁启超专用的书房和客厅。书房里挂着一幅陈仲恕的国画巨松，陈设着他从欧洲带回来的白色大理石雕塑——垂死的高卢人。

梁启超在“饮冰室”走完他最后近14年的人生旅途。在这个舞台上，他演绎或参与了许多波澜壮阔的政治舞剧，并留下了浩繁的著述文字。因此，在“饮冰室”可以找到中国近代史上民国初期许多重大事件的痕迹。“饮冰室”的历史，从一个方面说明了那个时期天津的社会风貌和梁启超在中国的地位。

护国运动的策源地

1915年，复辟活动正加紧进行，宵小之徒频繁出入总统府，四处为帝制制造舆论，北京城一时群魔乱舞。而这时，远在天津的梁启超寓所也时常彻夜长明。蔡锷借口赴天津就医，不时秘密出入“饮冰室”，与自己的老师商讨对策。其实早在4月，辞官闲居的梁启超就看穿了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曾作长信一封，告知“逆世界潮流以自封，其究必归于淘汰”的道理，劝其“稍捐复古之念，力为作新之谋”。但袁世凯对梁启超的劝告不屑一顾，先是成立“筹安会”，大造帝制舆论，后成立“大典筹备处”，秘密筹备登基事宜。民国岌岌可危，辛亥革命成果就要毁于一旦。

“筹安会”成立的第二天即1915年8月15日，蔡锷便急忙赶赴天津与梁启超共商大计。梁启超告诉这位年轻的学生“余责任在言论，故余必须立刻作文，堂堂正正以反对之，君则军界有大力之人也，宜深自韬晦，勿为所忌，乃可以密图匡复”。蔡锷遵从与老师的约定，返回北京后，继续韬光养晦、虚与委蛇。

梁启超笔锋凌厉，锐不可当，其影响力与蔡锷将军的军事实力不相上下，始终让袁世凯寝食难安。根据与蔡锷的既定分工，8月21日，梁启超写就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不顾袁世凯的收买和露骨威胁，公开向复辟帝制的行为宣战。《北洋军阀史话》一书这样评价这篇文章：“（它）对筹安会和袁称帝的打击，不下于蔡锷领导的护国之役。”

与此同时，身在北京的蔡锷依照与老师的天津之约，佯装拥护帝制，于8月25日以“昭威将军”的名义领衔签名表示拥护帝制，与自己的老师唱起了“对台戏”。待袁世凯对其放松警惕后，蔡锷托病须赴日疗养，在梁启超家中改头换面之后逃走。一路奔波，绕经日本、越南，最终在12月19日到达云南，并于12月25日宣布云南独立，出兵讨袁，护国战争爆发。

蔡锷出逃后，梁启超借口赴美就医，于12月16日秘密离津南下，再次踏上流亡之路。在上海停留数月后，梁启超秘密乘日本邮船“横滨丸”抵达香港。当时，梁启超蛰伏在船舱的最下层，“在锅炉旁拓一室，饮食寝处其间，溽闷至不可耐”，这段时间是梁启超一生中最为艰苦的日子。次年3月，梁启超抵达广西，利用自己的声望广泛联络各地力量反袁，成为护国运动的灵魂人物。受西南反袁护国运动的影响，南方各省纷纷宣布独立。袁氏众叛亲离，被迫宣布取消帝制，并于数月后病逝，共和国体遂得以维持。而这一切，均定策于梁启超“天津之寓庐”。

著述1400余万字

梁启超以文章名世，他的文章文风活泼、感情充沛、煽动性极强。早在20世纪初，梁启超就以笔墨为武器，以报章为阵地，宣传新思想、传播新观念、介绍新知识。他当时创造了一种半文半白、流畅可读、非常适合报章刊发的“新民体”，在开民风、启民智、宣传进步思想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如果说笔是梁启超手中的武器，那么报纸就是他的阵地。据统计，自1895年开始办报至1922年，其亲手创办及支持的报纸达17种之多。自日本回国前，梁启超曾表示不入政界，愿意办报，通过报纸发表政见，指导当局，影响社会。《庸言》就是梁启超归国后不久在天津创办的报纸。

1928年1月1日，梁启超为《艺林旬刊》题词“搜妙创真”

梁启超生平以著作报国，达40年之久。终其一生，梁启超“眼中无书，手中无笔之日亦绝少”，生平著述总数竟达1400余万字之多。尤其是在“饮冰室”，梁启超写出了许多有影响、有价值的专著，如《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辛稼轩先生年谱》等。一直到他生命的尽头，他仍笔耕不辍。1928年10月12日，梁启超病重，再次住进了北京协和医院，1929年1月19日逝世。美国历史学界评价梁启超是“以非凡的精神活力和自成一格的文风，赢得全中国知识界的领袖头衔，并保留它一直到去世”。 DqpXEIOE8vrwCdrjYQGoIUwGwQ4FdgUtkbGbgmNycE1ZYRiW+YN13hB43mCcjg4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