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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容貌秀美，气质高雅，穿戴新潮；她才华超群，学贯中西，著作颇丰；她恃才傲物，清高绝俗，终身未嫁；她参透人生，看破红尘，皈依佛门。她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她曾为《大公报》第一个女编辑，她曾任袁世凯总统府秘书，她曾任中国第一所女子学校——北洋女子公学的第一任校长，她就是民国才女吕碧城。
吕碧城，一名兰清，字遁夫，号明因，后改为圣因，晚年号宝莲居士。安徽省旌德县人，生于清光绪九年（1883）。父亲吕凤岐，字瑞田，光绪三年（1877）丁丑科进士，选庶吉士（即翰林），曾任江西学政。吕碧城姊妹四人，长清扬，字蕙如；次美荪，字眉生；吕碧城行三。三人皆以诗文名世，有“淮西三吕，天下知名”之称。幼妹坤秀，亦工诗文。吕碧城尤为慧秀多才，工诗文，善丹青，能治印，并娴音律。
吕碧城虽然出身于书香门第，幼时却也经历了一番坎坷。碧城9岁议婚于同邑汪氏。12岁时，吕父弃世。未几，族人觊觎她家的财产，唆使匪徒把母亲严氏幽禁。后在友人时任江苏布政使的樊樊山的帮助下，其母才得以脱险，但因这件不名誉的事，夫家汪氏提出退婚。吕家门祚衰微，无力反对。这对碧城来说，是一生中莫大的打击。此后，吕碧城母女投奔在塘沽任盐运使的舅父严凤笙。
《北洋画报》中的吕碧城
吕碧城的过人之处不仅在于才华，且在于她那罕有的独立要强与胆识。1903年，吕碧城欲入新学，遭舅父反对，碧城一时激愤，次日便毅然离家出走，只身前往天津。身仅分文、举目无亲的吕碧城，在赴津的列车中，幸遇好心人佛照楼的老板娘，将其带回家中安顿下来。当得知舅父署中方秘书的夫人住在《大公报》社，吕碧城便给方太太写了封长信求助。此信碰巧被《大公报》总理英敛之所见，大加赞赏，亲自前往邀吕到报馆内居住，受聘为《大公报》第一名女编辑。她的诗词与文章屡屡见报，其流露的刚直率真的性情以及横刀立马的气概获得了众人的赏识，而兴女权、倡导妇女解放与宣传女子教育的文章也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一时“绛帷独拥人争羡，到处咸推吕碧城”。从此，吕碧城在文坛上声名鹊起，走上了独立自主的人生之路。
1860年天津开埠，设立九国租界。西学东渐，自然科学和实用技术为核心的西方教育模式，潜移默化地传入天津。1900年义和团运动后，清政府力行新政，教育上提出“兴学育才实为当务之急”的主张，通令各省大力举办新式学堂。随着西方民主思想的输入，中国女性开始觉醒，“张女权，兴女学”，争取男女平等权利和女子受教育权利，为当时妇女解放的潮流。1903年，直隶总督袁世凯急招天津早期的教育家傅增湘担纲兴办天津女子学堂。
崭露头角的吕碧城活跃于天津的知识阶层，结识了严修、傅增湘、卢木斋、林墨青等社会知名人士。傅增湘很欣赏吕碧城的才华，想要她负责女子学堂的教学。于是，英敛之带着吕碧城遍访杨士骧、唐绍仪、林墨青、方若、梁士诒、卢木斋等在津的社会名流，着手筹资、选址、建校等工作。
1904年11月7日，天津公立女学堂在天津河北二马路正式开学。《大公报》次日报道：“昨日午后二点钟，由总教习吕碧城女师率同学生30人，行谒孔子礼。观礼女宾日本驻津总领事伊集院夫人……男宾20余位。诸生即于是日上学。”吕碧城担任总教习，负责全校事务，兼任国文教习。按照英敛之、吕碧城等人的意见，学校定名为“北洋女子公学”。
《丁丁画报》介绍了吕碧城的早期作品
尽管上海的经正女学堂创办于1898年，但究其性质而言，不过是家塾式的私立女学堂。直到北洋女子公学的成立，中国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公立女子学校。但实际上，该校仍然是一所贵族女子学校，就学的大多是官宦或富商人家的小姐。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正如吕碧城所说，是因为大部分人家“仍守旧习，观望不前”，即使有人愿意让自己的女儿上学，也是“各于家塾自相教学焉”。如此一来，随着官员们的来往调任，学生经常中途离去，所以，尽管上学的学生不在少数，但能够真正完成学业的就寥寥可数了。
吕碧城执掌女子学校总教习一事，在社会上曾轰动一时。1909年，后为南社著名诗人的陈庚白时13岁，就读于天津客籍学堂，仰慕吕碧城的大名，曾暗中前往女子学堂窥其风采。后来任总统府秘书的沈祖宪，曾称吕碧城为“北洋女学界的哥伦布”，赞赏其“功绩、名誉，百口皆碑”。
《日曜画报》中的吕碧城
身为校长的吕碧城很有一套自己的办学理念。她认为女学不单是为了启迪女童的智慧，更是为了争取受教育的权利。她曾在《论提倡女学之宗旨》一文中写道：“女学之倡，其宗旨总不外普助国家之公益，激发个人之权利两端。”她意识到女子教育的宗旨不是单纯地培养贤妻良母，而是要造就“对于国不失为完全之国民”，“对于家不失为完全之个人”的一批新型人才。她认为女性与男性同样具有个人和国民的双重身份，京津享有双重的权利与义务。这一思想不仅为女子教育的功能立论，而且着眼于广大女性的个体发展。为了贯彻自己的教育思想，她提出必须使女子在德、智、体三方面全面发展，并将德育放在首位。
吕碧城在天津办学期间，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凯非常欣赏她的道德文章，也赏识她的办事能力，聘请她为自家的家庭教师。吕碧城利用业余时间给袁家的女眷们以启蒙教育。
袁世凯以他的战略眼光认识到，要兴女学，必须有充分的师资，筹办女子师范学堂随即提上日程。遂委派傅增湘具体负责筹办。在傅增湘的“学术兼顾新旧，分为文理两科，训练要求严格”办学方针的指导下，1906年春天，北洋女子公学增设师范科，学校名称遂改为北洋女子师范学堂，租赁天津河北三马路的民宅作为校舍，第一期只招学生46人，后又在津、沪等地招生67人，学制一年半，称为简易科。1908年又招完全科，学制四年。同年夏，北洋客籍学堂停办，遂将其地纬路新址让与北洋女子师范学堂，该学堂渐具规模。由傅增湘提名，吕碧城出任该校监督，即校长。她把中国的传统美德与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结合起来，把中国的传统学问与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结合起来，使北洋女子公学成为中国现代女性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她希望她所培养的学生将来也致力于教育和培养下一代，“为一个文明社会的将来尽各自的力量”。在此学习的许多学生后来都成为中国杰出的革命家、教育家、艺术家，如邓颖超、刘清扬、许广平、郭隆真、周道如等，她们都曾亲聆过吕碧城授课。在沉寂的中国大地上，吕碧城为女性的整体觉醒播下了一粒粒希望的种子。
民国成立后，北洋女学停办，后改为河北女子师范学校。吕碧城离职后，曾任职袁世凯总统府秘书，虽然她也曾经有过短暂的喜悦，但她很快就发现这个听起来很崇高的职位，其实不过是个闲差。加之政治舞台上的纷争，丑陋的官场很快让她厌恶了。吕碧城遂于1912年辞官离京，移居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