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天津有一份老百姓最喜欢的平民报纸《新天津报》,报纸以内容贴近生活,语言通俗,敢为老百姓说话而著称。该报的创办人刘髯公豪爽侠义,以痛骂军阀打开报纸销路,尤其是1937年天津沦陷后,他积极宣传抗日,拒绝出任伪职,坚决不与日伪政权合作办报,因而被日本特务逮捕,关押于日本宪兵队。在押期间,面对各种酷刑,刘髯公宁死不屈,狂歌谩骂,在保释出狱后不久,饮恨而死。
《新天津报》创办人刘髯公
刘髯公,原名刘学庸,字仲儒,笔名髯公,清光绪十九年(1893)生于天津武清县杨村镇,回族。其父经营小粮店,因蚀本关闭。此后,家境困难。读过几年私塾的刘髯公,十几岁便开始独立闯荡世界。一个偶然的机会,经法国驻华领事馆的厨师姚奇山介绍,进入领事馆做了一名录事。凭借天生的灵性和多年混迹社会的经验,他的工作得到了法国领事的赏识。1900年调任天津法租界工部局侦探长。在任期间,他在天津车站、码头、警察局、法院及各机关广交朋友。不久,他就在津娶妻生子,开设明星自行车行。逐渐在天津法租界站稳脚跟,取得了较高声望。
1934年9月《新天津报》十周年纪念专号
在列强瓜分租界地之时,刘髯公深感民不聊生的痛苦,决心创办一份平民化的报纸,替老百姓说话,畅所欲言,大抒中国人民的志气。他聘请擅绘画、长书法、粗通外文的薛月楼为主笔,段松波任副经理,自任社长,创办《新天津报》。该报于1923年8月正式发刊,初为四开小报,日发行量仅500份。内容以面向平民大众为主,不登桃色新闻。刊登大众关心的新闻,突出真实性、通俗性。刘髯公为《新天津报》制定的训词是:“大公对外,忠实服务,倘有陨越,上帝临汝”。他把训词制成镜框,悬于报馆墙上,每逢节日,他还要对全体员工训示一遍。后又陆续创办《新天津晚报》《文艺报》《新天津画报》《新月刊》等六种报刊,扩充报社,设立私家电台,办新闻函授学校。几年后,《新天津报》日发行量增至5万份,在全国报刊界颇具影响。
刘髯公喜京剧,工老生唱腔,演唱水平出众。曾多次与京剧名角章遏云等在法租界的春和大戏院同台演出,被誉为津门名票。
他关心家乡教育,热心公益,扶危济困。20世纪20年代末,他在杨村七街庆德胡同内自己的宅院里兴办了杨村回民小学,出资举办杨村全镇学生演讲比赛会,奖励优秀学生。杨村清真寺1935年遭雷击,后殿被烧毁,刘髯公同七街回民官绅穆文善团长领头出巨资,并向全国和杨村回汉乡亲募捐集资,使清真大寺修复如初。当年回汉民耕种的田地有很多在夹道洼里,几乎年年沥涝成灾,水排不出去,刘髯公出资及募捐六万现大洋在夹道村南北运河大堤上修涵洞一座,让洼淀里的积水能及时排出。
1931年9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东北大片国土沦丧,刘髯公义愤填膺,他通过《新天津报》宣传抗日救国,积极报道抗日英雄马占山、冯占海、上海十九路军蔡廷锴,痛斥不抵抗主义,深得民众欢迎。
《新天津报》十周年纪念社内职工全体合影
1937年7月29日天津沦陷前夕,《新天津报》宣告停刊,刘髯公亲自为《新天津报》撰写社论,向广大读者告别,文词慷慨悲壮。日本侵略者大为恼火,他们对刘髯公采取利诱和威胁的手段,让《新天津报》复刊。日伪政府请他参加天津市治安维持会筹备会,刘髯公拒不赴会,还把送通知的人骂了出去。日本特务想对他实施武力,但因他住在法租界,又不便下手。
同年8月2日,津城狂风大作,暴雨倾盆。有从外面回来的家人说,法租界外不远的特三区东天仙戏院门前有千余人正在雨里浇着,适值初秋,露宿街头的妇女儿童啼饥号寒,惨不忍睹。刘髯公闻听,不顾家人阻拦,披上雨衣,出了法租界,来到东天仙戏院前。他想用汽车将他们送到意租界的报馆,但被意租界当局阻拦。他又给戏院的产权人法国仪品公司董事长打电话,提出让难民在戏院里暂住,戏院租赁费由刘髯公来付。经过一番交涉,难民终于住进戏院对面铺房,使得难民都有了栖身之所。刘髯公回家后仍不放心,又先后给天津基督教青年会董事雍剑秋和《天津晚报》负责人常小川打电话,约定次日共商救济难民事宜。岂料,翌日刘髯公竟遭不测。
8月3日上午,刘髯公像往常一样乘汽车上班,车行至万国桥(今解放桥)时,日本宪兵队令车上的人下车检查。刘髯公刚一下车,即被几个日本特务逮捕,押送至日本宪兵队。刘髯公在当时是有社会地位的人,深受拥戴,哪里受过这种待遇,进入宪兵队后,他毫无惧色,破口大骂。
在押期间,在刑讯室他以训斥和咒骂回答敌人的审问,用悲壮高亢的京剧唱腔倾诉他一腔怒火,日寇残忍地用皮鞭抽打、压杠子、上电刑,他强忍着疼痛不停地叫、骂、唱。第二天日本宪兵队长请他到客厅吃茶、谈话,劝他与日本人合作,继续出版《新天津报》,以示“中日一家,共存共荣”,他仍以骂相对。遂被丢进水牢,浸泡在肮脏的污水中,受尽蚊虫叮咬。在此后的数次审问中,他不是痛斥日寇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就是大骂他们丧失天伦,恣意蹂躏同胞。在牢里他高唱《宁武关》《骂毛延寿》等京剧唱段以及随意编唱的戏词儿,哼唱“我纵然为国家尽忠死……也落个青史名标万古美名传”。
此后,日本人又派汉奸向刘的家人转达“要想保住刘髯公,得让报纸复刊”之意。刘的弟弟等人面见刘髯公时,听他骂不绝口,哪里还敢提及报纸复刊之事。后经家人及亲友四处取保,天津各清真大寺的阿訇联名具保,家属瞒着他接受了日方的复刊条件,刘髯公才得于10月26日获释。
位于今天津市河北区建国道66号的刘髯公旧居门牌
回到家中,刘髯公对前来看他的报馆同人们说:“《新天津报》决不再出版了,大家另觅出路吧!千万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他因受酷刑,伤及内脏,呼吸困难,身体不能活动,每日躺在病床上唱着自编的戏词,度过了最后的几个月。临终前,刘髯公只剩下了一把骨头,仍嘱咐家人不要把《新天津报》拱手送给日本人,用尽最后一口力气唱出:“我为国家尽忠死,落个青史传美名!”唱罢闭上双眼,愤然辞世,时年仅4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