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4日,北京大学校长胡适赴香港,接受香港大学授予的博士学位,同时考察香港教育并做数场演讲,并预定此后戴着新头衔再赴广州演讲。这原本是为其脸上贴金的一件好事,但由于他在港演讲语言失当,惹恼了广东当局,因而到了广州后,饱尝了一顿闭门羹的滋味,可算是求荣反辱吧!1935年2月12日的《北洋画报》刊载了余沐女的《胡适之碰壁归来》一文,记述了这一风波的始末并分析了发生的原因。
《北洋画报》中的《胡适之碰壁归来》一文
在港五日中,胡适先后到各团体、学校讲演五次。其中1月6日在华侨教育会以国语演讲时,曾称赞香港为东亚“第一个能实现义务教育的地方”,批评国内办了30年的新教育,至今“却没有一个地方能够做得到办普及、义务、强迫教育”,希望香港成为“南方的一个新文化的中心”。他还批评“广东很多人反对用语体文,主张用古文”,“而且还提倡读经”。其原因是:“一个地方的文化传到它的殖民地或边境,本地方已经变了,而边境或殖民地仍是保留着它祖宗的遗物。广东自古是中国的殖民地,中原的文化许多都变了,而在广东尚留着。”言语间,颇有为讨好香港方面而过度贬低内地之嫌,更因读经原为粤军总司令陈济棠所倡,故而让广东当局大为光火。
胡适
1936年12月,赴美考察归国的胡适夫妇
胡适1月9日一到广州,就有友人告知,党部已对先生在港言论颇为不满,劝先生今日快车离省,暂勿演讲,以免发生纠纷。但胡适岂能这样不明不白、灰溜溜地离开,他仍然在友人的陪同下大摇大摆地拜访了陈济棠。尽管他两人的谈话并不投机,但陈济棠能够接受胡适来访并让他安然离去,就足以证明胡适的胆识和陈济棠的度量,但广州演讲还是泡汤了。胡适原定在广州停留四天,在中山大学、岭南大学、第一中学等处要做十次讲演。但中山大学文学院长邹鲁最先发难,在校园内张贴署名布告,阻止了胡适的演讲。布告言辞激烈,谩骂攻击,其中竟有“(胡适)竟谓香港最高教育当局也想改进中国的文化,又谓各位应该把它做成南方的文化中心。复谓广东自古为中国的殖民地等语。此等言论,在中国国家立场言之,胡适为认人作父,在广东人民地位言之,胡适竟以吾粤为生番蛮族,实失学者态度,应即停止其在本校演讲”之句。想见,胡适这样一个当年在国内外享有盛名、被公认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读后是何等滋味!
20世纪40年代,胡适(前排右二)与亲属的合影
更有甚者,当胡适勉强逗留两天半后黯然离开广东之际,中山大学中文系的古直、钟应梅、李沧萍三人却联名致电广州军政当局,要求扣留胡适,将其逮捕法办!这让一个堂堂大学校长情何以堪啊!
胡适北返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自我解嘲道:“当局虽误会,青年不误会。”这话说得倒也漂亮,但只可惜到了这时候才知道把青年和当局分开讲,为时晚矣!
文章指出风波的原因有两个:主要原因是胡适不负责任的演讲。本来广东学校实行读经,只是古直等一班妄人,摸着陈济堂的脾气,开着新文化运动的倒车。但胡适却未加调查研究,不问青红皂白,笼统地说是广东因为在历朝上都是中国的殖民地,所以文化低落。其实广东人在文化上从不曾落伍,历史上哪一件革新运动不是由广东人做主角,甚至由其领导啊!就拿五四运动而论,这自然是胡适自认为最了不起的新文化运动了,据胡适自述,当年他在美国留学,最初提倡白话文的时候,第一个给他鼓励的人是当时的留学生监督钟文鳌先生。如果没有他的鼓励,白话文的功业也许要落到别人头上去。而这位钟先生便是广东人,胡适为何一时竟忘了呢?
1947年,胡适抵津后在张伯苓等各界人士欢迎会上致辞
次要原因是古直等人的借机报复。胡适此次受辱,固属咎由自取,但亦因古直、林损等人从中作祟。古直时为中山大学国文系主任,曾以提倡读经,被胡适所办《独立评论》骂过一顿,怀恨在心。林损原为北京大学的老教授。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后,为了振兴北大文科,曾聘请许多学界新旧名人任教授,胡适与林损同为卯字号名人。去年林损因与胡适意见不合而被辞退,退至中山大学执教。这次胡适来粤可谓冤家路窄、狭路相逢了!其二人遂沆瀣一气,联手制造风波。
为此,作者余沐女赋打油诗一首,以纪其事:“乘兴南游万里行,冤家相见眼分明;只因瞎说恭维话,惹得人人共骂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