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篮球之父”董守义

他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将毕生的精力倾注于钟爱一生的中国体育事业；他从小热爱篮球运动，在旧中国培养出一支中国篮球的“梦之队”——“南开五虎”；他是中国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奠基人之一，中国的第三位国际奥委会委员，以教练、领队的身份参加了1936年、1948年奥运会；他是新中国第一位国际奥委会委员，作为总指导参加了1952年赫尔辛基第15届奥运会，使新中国的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奥运会赛场上飘扬；他为我国培养了大批的体育人才，钻研运动技术，撰写了《篮球术》《田径赛术》《最新篮球术》《篮球训练法》《足球术》《国际奥林匹克》等七部体育著作和150多篇文章。他就是被誉为“中国篮球之父”的董守义。

热爱体育结缘篮球

董守义，名兴顺，1895年11月20日出生于河北省蠡县的一个贫农家庭。11岁进入郑村小学时，已读过几年《三字经》《百家姓》和《论语》。1907年初，进入保定公理会办的同仁学堂。在这里，他第一次见到了篮球，并深深地爱上了篮球，从此，篮球成为他生命之歌的主旋律。

在一次课外活动中，新来的体育教师把两只没有底的竹筐钉在操场两端的树干上，然后对着一群身着长衫的学生说：“同学们，今天我教大家玩一种新游戏——筐球。”他双手持球，从腰前向前上方投出。球不偏不倚地落进竹筐，操场上响起孩子们惊喜的笑声和欢呼声。他要孩子们把长襟掖在腰间，辫子盘在头上，然后教他们拍球、运球、传球……董守义觉得这比兵操好玩多了，他迷上了这新奇的玩意儿。儿时拾柴、打草、爬树、上房的生活给了他健壮的体魄，渐渐地，他的球艺在同仁学堂里有了小小的名气。

1910年初，董守义来到通县协和书院中学部上学，协和有重视音乐和体育的传统。每到下午课后，学生们纷纷走出教室，参加篮球、足球、田径、网球、棒球等各种运动队的锻炼。他的身材、球技和为人，使他一升入大学部就成了校篮球队的队长和中锋。他又是学生体育会委员和足球队的中锋。不久，在北京天坛举行了第二届华北运动会，董守义作为协和篮球队的队长参加了运动会的篮球比赛。1914年5月21日全国第二届联合运动会在天坛开幕，他作为游击手的华北棒球队获得冠军，他作为中锋兼队长的华北足球队获得亚军。四年的学习中，他的球艺和他的个子一样长得很快。他先后担任了体育委员、体育会长和篮球队长。

落户津城立足南开

人生之路就像一根环环相扣的链条，只要其中一个环节发生了变化，人一生的道路也会随之改变。在董守义的人生道路上，张伯苓就曾两次起到了推动作用。董守义从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一名普通体育干事，到享誉全国的“中国篮球之父”，最终成为国际奥委会委员，一路走来，诚然是他热爱体育事业和个人不懈努力的结果，但与张伯苓发现、重用和极力推荐也有很大关系。1924年，应张伯苓之邀，董守义在南开大学担任体育指导，培训出一支名震全国的“南开五虎”篮球队；1941年，在重庆召开全国体育协会的董事会议时，在董事长张伯苓的提议下，增聘董守义为筹委会委员兼副总干事，确立了他在中国体育界的领袖地位。

天津是中国开展篮球运动最早的城市。1895年9月，美国人来会理博士受北美青年会的派遣来中国天津筹建城市青年会，同年12月8日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在北洋医学堂（今渤海大楼汽车站址）成立。会前与会后于会所草场围墙后面表演了“筐球”（篮球）游戏，引起了大家的极大兴趣。

大学毕业后，摆在董守义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是当传教士，一是从事体育，他选择了后者。应美国篮球运动的创始者奈斯密斯教授的高才生、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体育干事蔡乐尔之邀，董守义来到了天津青年会体育部。当时，身为该会董事的张伯苓，经常请一些美籍干事到南开学校传授篮球、足球、网球、乒乓球技术，把近代西方体育理念和技巧引入南开。董守义表现出来的高度的工作热情和献身体育的精神立刻吸引了张伯苓。在几次工作接触后，张伯苓开始喜欢上这个小自己近20岁的年轻人，进而萌生了将其招至麾下的想法。于是，在董守义来到青年会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南开学校的物理教师兼体育主任章辑五就找上门来，表达了张伯苓校长诚邀他到南开任教的想法。董守义虽刚刚结识张伯苓，尚无深入的个人交往，但对张伯苓却是仰慕已久，深知他对中国体育的卓越贡献，深为他不遗余力地倡导体育的精神而打动，遂欣然接受南开学校之聘。

此后，董守义每天上午10时准时到南开学校领操，每周用三个半天的时间指导学校各种代表队训练。篮球运动在南开有着一种独特的魅力，全校活跃着十几支篮球队。在董守义和章辑五等教师共同指导下，南开学校的篮球水平迅速提高。

1922年天津学校联合运动会中，南开队初露锋芒，连克实力强劲的青年会队、曾获得华北运动会冠军的高等工业学校队、官立中学队以及称雄津门多年的新书学院队、北洋大学队等多支劲旅，一举夺魁。

1929年华北运动会上，南开中学篮球队以南开大学名义参赛，接连战胜山西两个队、冯庸队和北京师范大学队获得冠军。不久南下上海，在相继战胜了沪江大学队、西侨青年会队和美国海军队三支上海冠军队后，又力克从日本全胜归来的菲律宾队，这是中国队首次战胜强大的菲律宾队。南开队为国争光，整个上海沸腾了。“南开五虎”的美名迅速传遍全国。

造就“南开五虎”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南开中学篮球队先是在华北运动会上问鼎冠军，后因远征上海连克上海三支冠军队和远东宿敌菲律宾队而名声大振，被新闻界冠以“南开五虎”的美名，最终登上全国运动会的最高领奖台，让南开篮球达到顶峰。“南开五虎”的传奇故事影响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热爱篮球的中国人。为纪念这段辉煌的历史，南开大学校园的一条路被正式命名为“五虎路”。

在1922年的校际篮球赛中，由祝瀛州、刘鸿恩、邹锡、潘景武、李世珍组成的男子篮球甲队，相继战胜新书学院队、官立中学队、北洋大学队、青年会队夺得冠军。1924年，以南开篮球队为主力组成了华北区篮球队。5月，张伯苓为领队、董守义为指导的华北各项体育代表队参加了第三届全国运动会，华北区篮球队经过几场激战，最后获得冠军。南开篮球由此在全国篮坛崭露头角。

这支篮球队回津后，队员们相继毕业离校，篮球队一时后继乏人。虽仍有南开校队，但因实力薄弱，在比赛中往往是负多胜少。

1925年，南开中学初一年级自发组成一支名为“篓子队”的篮球队。至1927年，该队5名主力队员王锡良、李国琛、魏蓬云、刘建常、唐宝堃，配合默契，技艺娴熟，敢打敢拼，不畏强手，已成为南开学校的一支篮球劲旅。

1929年春季，为了锻炼队伍，这支篮球队以南开大学名义参加了在山西举行的华北运动会，接连战胜山西两个队和冯庸队后，与久负盛名的北京师范大学队在决赛中相遇。

当时，北京师范大学都是体育系学生，实力雄厚，经验丰富。主力队员王玉增、佟复然、李洲、金岩、赵凤珠、金德耀等，都是沙场老将，在来山西太原前，曾败于新起劲旅燕京大学队，但在此次比赛争夺决赛权时，两雄相遇，比赛异常激烈，结果技高一筹的师大队以较大优势获胜，取得决赛权。南开队观看了这场比赛，思想上压力很大，精神上很紧张，弦绷得过紧。决赛前夕，队员们研究应战对策时，打算采用以硬对硬，猛攻猛打，一拼到底的打法。这时董守义看望大家来了，他听了大家的应战策略后连连摇头，冷静且胸有成竹地指出：师大队身高力足，敢于猛打，但速度不快，灵活性较差。采取硬碰硬的打法是以己之短克人之长，是拼不过对方的。应打主动战，以快速、机智、灵活善变来打乱对方的阵脚，打乱他们的部署，使其被动，出奇制胜。董守义的一番入情入理的高论，让南开队员顿开茅塞，解除了顾虑，消除了紧张，增添了必胜的信心。

决赛一开始，南开队按照董守义布置的战术，先发制人，得球后，以短传配合，迅速突破对方防守，近篮得分。在全场比赛中，南开队发挥了快、准、巧、狠的特点，攻有面，守有位，投有点，攻守结合的打法，极少失误，使对方很快处于被动，比赛始终按照南开的节奏进行。最终，南开队以13分优势，如愿以偿地获得了大学组冠军。

南开篮球队自太原胜利归来，受到全校师生的热烈欢迎，校长张伯苓先生亲自接见了队员。他说，大家平日艰苦的付出今天终于取得了良好的回报，你们为南开争了光，南开全体师生感谢你们！但我们仍要清醒地看到我们的不足，尤其不能自满，要认真总结经验，继续苦练，继续前进，随时准备迎接新的挑战。最后他宣布了一个决定，正式聘请董守义担任南开学校的篮球教练。他说，通过这次比赛，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一个运动员或一支球队，在勤学苦练、用心钻研的同时，还必须有精通技术、富有比赛经验的教练，指导平时训练、指挥现场比赛。今天南开队获胜，队员们尤其是5名主力球员付出了很大的汗水，但董守义先生的临场指导和高明策略也是至关重要的。

从此，董守义每周一、三、五下午来校辅导，每遇比赛更要亲临指导。在短时间内，南开篮球队在技术上、作风上又有了新的提高。不久，南开篮球队接到上海体育协会和上海南开校友会的来函，邀请南开队去沪与上海三支篮球冠军队进行三场友谊赛。在校长张伯苓率领下，以董守义任技术指导的南开篮球队一行12人远征上海。

这次迎战的上海沪江大学队、西侨青年会篮球队（海贼队）和美国海军陆战队篮球队，都曾在上海篮球赛中获得冠军，被誉为“上海三强”。而名不见经传的南开队初到上海，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练球没人看，记者没采访。每个队员心里都憋了一口气，一定要打好每一场比赛，让人们一睹南开篮球的风采。

首战的沪江大学队，拥有善于在篮下左右侧定点极准的中锋何通，速度快、步伐灵活的左锋梁国权，体力好、擅长全攻全守的温鼎新。他们虽然个人技术都很好，但却有不善配合的缺点。为此，董守义教练布置了“五人联防严密，盯死何通，控制他的两个投球点；全力抢篮板，发动快攻；专打对方弱点、专攻对方漏洞”的战术。但比赛开始后，由于南开队场地和灯光都不适应，失误较多，双方比分交替上升，上半场以平分收场。下半场开始后，双方竞争更加激烈，终场前两分钟，双方仍为平局。这时，董守义叫了暂停，他对队员说，依你们的实力完全可以战胜对手，只是你们现在打得太紧，只要你们冷静沉着，定会取得胜利。比赛继续进行，南开队迅速发动快攻，切到篮下的唐宝堃得球后投中两分。对方忙中出错，被南开后卫断球，随着魏蓬云打板进筐，结束比赛的锣声敲响了。南开队以4分涉险过关。

第二个对手西青队，是上海欧美人士青年会组成的篮球代表队，队员中前锋司凯尔和中锋史密司是队中灵魂，二人身材不高，但机智灵活，投篮准确，全队配合，攻守有方。与南开一役打出了水平，上半场西青队以4分领先。中场休息时，董守义指导加强联防，采取防中求变、防守快攻、加强突破的打法。下半场，南开队打得线路清楚，配合娴熟，屡屡得分。双方的精湛技艺和激烈场面不时博得观众的惊呼称赞声。最终南开队以6分优势转败为胜。

第三战时，连胜两场的南开队声名鹊起，观众纷纷购票观战。对手海军陆战队篮球队，素以身高体壮、作风硬朗著称。南开队针对其勇猛有余、灵活不足的特点，采取快速多变的战术，彻底打乱了对方战术，遂以大比分获胜。

比赛结束后，正值菲律宾圣提托马斯大学冠军队在日本全胜回国路过上海。经上海体协邀请，与南开进行了一场友谊赛。这个消息传出后，轰动了上海球迷，报纸也大力宣传。比赛前三小时，整个体育馆已是座无虚席，球场门口已被挤得水泄不通，运动员只得从窗户跳进去。但进场后，比赛场地里也挤满了观众，运动员竟无法进行比赛。经场内工作人员和裁判员疏导后比赛才得以进行。

比赛一开始，双方就进入僵持局面，你来我往，展开一场拉锯战。由于防守成功，双方上半场都只得了十几分，以平局进入中场休息。校长来到休息室鼓励队员说，上半场大家共同奋战，没让对方占到便宜，打出了南开的水平。下半场应该少失误，减少犯规，加强配合，加强进攻。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南开的！

比赛重新开始后，菲律宾队发挥速度快、弹跳好的特点，加强中距离投篮；而南开队则抓住对手防守漏洞，打出许多漂亮的配合，让对手防不胜防。南开队终以4分优势战胜对手。

比赛结束的锣声一响，观众呼啦一下子冲进场内，把南开5名主力高高举起，抛向空中。称赞他们为上海人争了光，为国争了光。南开队连胜四个篮球劲旅，声名大震。“南开五虎”的美名传遍了上海，传遍了全国。

1929年冬季，南开篮球队应东北之邀，赴大连、沈阳参加友谊赛。在大连，4天内打了三场比赛。对手全都是日本队，南开队大获全胜。比赛期间，有4名日本人坐在记分桌旁，专心致志地观察着南开队员的技术动作、战术特点，边看边记，非常用心。当时大家都以为他们是日本记者，后来才知道，他们是从日本专程赶来刺探南开篮球实力的篮球专家，特为来年在日本举行的远东运动会做准备。

稍后在沈阳，南开队力克同泽中学、东北大学和冯庸大学队。以不败战绩结束了东北之行。

1930年4月，第四届全运会在杭州举行，以南开五虎为主力的天津队一路过关斩将，以全胜的战绩登上了全国冠军的领奖台。

同年以南开五虎为主力的中国篮球队出征在日本举行的第九届远东运动会。由于曾先后负于南开五虎的菲律宾队和日本队都认真总结了失败的教训，研究出对付南开队的策略。所以，准备不足的中国队接连失利，先后惨败给了这两支宿敌。

回国后，随着五虎队员毕业后离校，南开中学篮球队走入低谷，但南开大学今天的“五虎路”，却见证了南开篮球队昔日的辉煌。

出国深造学成回国

1917年，董守义担任中国篮球队队长、前锋，第一次参加在日本东京举行的第三届远东运动会篮球比赛。1923年春，董守义任中国篮球代表队指导，参加在日本大阪举行的第六届远东运动会。同年10月又赴美国麻省斯普林菲尔德市的春田学院留学，专攻篮球，是我国第一位篮球留学生。在春田学院的700个紧张的日日夜夜，他以自己的勤奋和才能，证明了黄皮肤的中国人并不天生就是“东亚病夫”。他是美国中部青年夏令营体训班网球比赛双打冠军之一，又是棒球赛的冠军成员之一。作为春田学院网球队队长，他夺得过美国东部青年会夏令营网球比赛的单打和双打冠军。他同时又是春田学院橄榄球代表队的中锋。校方对他极为赏识，学习结束后，学院为他安排好了工作和住房，极力挽留他在学院工作。但董守义并没有留恋美国富裕的物质生活和良好的工作条件。两年的留学生活使他深深感到，中国人并不缺乏运动的天赋，所缺乏的是练习的机会和组织，自己应该为此效力。1925年7月，他毅然回到天津，担任了青年会体育部主任。董守义返津以后，时任全国体协董事长的张伯苓立即找到他，再次聘请他为南开学校的体育指导，义务指导南开学生的课外活动。

中国第三位奥委会委员

早在1908年，张伯苓就曾呼吁中国要加入奥运会，但对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这无疑是天方夜谭。1932年，在张伯苓和董守义的共同努力下，中国派出一名运动员和一名教练员参加了第10届奥运会，实现了中国人进入奥运会的第一次。1936年，董守义作为中国代表团篮球队教练参加在柏林举行的第11届奥运会，运动会期间，他代表中国参加了国际篮球协会会议并被推选为国际篮球裁判会会员，考察了15个国家的体育。

“七七事变”后，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总干事沈嗣良因须留沪主持圣约翰大学校务，未能随该会内迁重庆，一时该会主要的日常无人负责，几近停滞。1941年，张伯苓主持召开了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会议，张伯苓历陈现实严峻，必须专聘“热心体育，全力投入”之士竭力维持，遂力荐董守义加入。后经议决，增聘时在西北联合大学、西北师范学院体育系任教的董守义为委员，担任协会副总干事，负责拟订该会战时工作计划。此后，张伯苓、董守义并肩作战，多方筹集经费，率领着该会会员，主办全国巡回辅导团，指导成立各地分会，会同重庆体协推行各种社会体育活动，编印中华体育通讯，审订各项运动规则，协助各机关办理体育比赛，会同策动体育事业等推动全国体育发展的重要工作。董守义更是往来于重庆与兰州之间做起生意，并和布云工厂经理刘晴波发起组织了中华体育用品公司。正是张伯苓、董守义等在艰苦条件下的执着追求，才使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在这特殊的8年里得以留存和发展。

1945年任国民体育委员会常委后，在张伯苓的支持下，董守义草拟的《请求第15届奥运会在中国举行案》，在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第二届监理事会议上获得通过，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提出申办奥运会。但鉴于旧中国当时的特殊历史条件，这一草案最终沦为一纸空文。1947年6月18日至20日，董守义出席了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40次会议。凭着他对中国体育的突出贡献和对世界体育的不懈追求，董守义成为继王正廷、孔祥熙之后，中国的第三位国际奥委会委员。回国后，他为筹募参加第14届奥委会的经费，往返沪、宁之间25次，费尽周折总算解决了大部分所需要的款项。

1948年7月董守义作为中国代表团总干事参加了在英国伦敦举行的第14届奥运会。中国代表团因付不起较高的房租，改住一所小学内，是当时唯一不住在奥运村的代表团，比赛结果中国代表团全军覆灭。回国的路费都成了问题，向政府要，教育部复电：请代表团自己解决。总领队王正廷、总干事董守义四方筹借才使中国代表团离开了伦敦。奥运会结束后，中国足球队途中又在曼谷打了五场比赛，以门票收入充抵旅费。董守义取道美国回国。在旧金山，他见到了在加州大学担任棒球队指导的老朋友金门。面对老朋友的盛情接待和关心，董守义却是阴云密布。对往事的回忆更勾起无限的惆怅。自己为中国的体育事业奔波劳累了30多年，也算是费尽心机，鞠躬尽瘁了。看到的却是达官贵人们的尔虞我诈，忙着“五子登科”，谁肯关心国计民生，扶持体育的发展？举目远眺，国内战火四起，百姓怨声载道。真是国民党不亡天理不容！令人痛心的是运动场内外的倾轧愈演愈烈，中国在国际体坛上的地位江河日下。想起自己早年要让中华健儿扬威于世界体坛的夙愿，他不禁摇头苦笑。那个愿望似乎越来越像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神话了。想到这里，他忍不住潸然泪下：中国，你的希望在何方？体育的出路在哪里？

新中国第一位奥委会委员

1949年5月3日解放军开进杭州城，暂住杭州的董守义异常兴奋，彻夜难眠。1949年10月董守义筹备杭州运动会并担任裁判工作。他惊异地看到那么多普通工人和农民参加运动会，他对新中国的体育事业充满希望和信心。

1950年3月董守义应西北师范学院之邀赶赴兰州在体育系任教。在此期间他应邀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运动会顾问，协助第四军举办全军运动会。

1951年3月，第15届奥运会的主办国芬兰曾向新中国的外交部表示，希望新中国能派选手参加。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积极筹备参赛。1952年5月26日，经周总理指示，由教育部出面将董守义调来北京，与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秘书长黄中等商议有关中国参加第15届奥运会和第47届国际奥委会会议事宜。全国体育总会筹委会委员熊斗寅到机场迎接，只见董守义头发虽已花白，但腰杆挺直、面色红润，一身棕黑色中山装，神采奕奕。熊斗寅把董守义安排在王府井关东店团中央招待所。那里原是一座清代王府，前后有好几个宽敞的大四合院，室内却是现代陈设，还有卫生设备。

“他的到来，对我们而言，可真是雪中送炭。”熊斗寅后来回忆说。董守义住进招待所的第二天起，熊斗寅就又多了一项工作。他几乎每天下午都跑去请教，上午的时间则留给董老休息和备课。从董守义热情而耐心的讲解中，熊斗寅第一次知道了古代和现代奥林匹克的历史，知道了奥林匹克宪章……而董守义随身带来的一本名为《国际奥林匹克》的专著，更是让他受益匪浅。

而最令熊斗寅兴奋的是，眼前这位老人提供了外交部和体总方面最渴望了解到的情况，因为他亲身参加过国际奥委会的年会以及1936年和1948年的两届奥运会。熊斗寅对董守义敬佩不已。

同年7月23日深夜，周总理在中南海接见了中国体育代表团荣高棠、黄中、董守义等人。总理嘱咐了很多，让代表团不要担心台湾方面，说就算台湾运动员也启程，他们从马尼拉出发，已不如我们取道苏联来得近便，肯定是我们先到；总理还细心地提醒代表团要提早备下国旗和国歌唱片，因为新中国成立不久，主办方未必能有准备……总理最后的一句是：“总之，重要的不在于是否能取得奖牌，在奥运会升起五星红旗，就是胜利。”

24日凌晨，中国的奥运会代表团分乘的三架飞机从北京的西郊机场起飞了。头一架飞机上以足球队为主：队员马韶华、王政文、汪礼宾、何家统、丛安庆、李逢春、陈成达、张杰、李朝贵、方纫秋、孙福成、郭鸿宾、金龙湖、郑德耀、张邦伦，领队李凤楼。第二架飞机上坐着团长荣高棠，副团长黄中、吴学谦，总指挥董守义，总务许庆善，干事郝克强，医生刘明时，游泳选手吴传玉，还有翻译程镇球、王裕禄、康维，以及后来成为国际奥委会副主席的何振梁，当时是代表团的法语翻译。第三架飞机上都是篮球运动员。领队是赫赫有名的“南开五虎”之一牟作云，队员张长禄、周宝恩、陈文斌、卢鼎厚、王元祺、李议亭、程世春、田福海、张先烈、白金申。

但是，由于小飞机需要加油，遇到紧急情况又得迫降，一路飞，一路停。直到7月29日上午11时，代表团才抵达赫尔辛基机场。因为此前台湾代表团的郝更生曾说，董守义已经失踪多日，不可能前来参加奥运会，这次来的是用面貌相似的人冒名顶替，掩人耳目！故而，当董守义刚刚走下飞机时，一位熟悉他的英国籍奥委会委员挤到董守义面前，说了句：“先生，请原谅我的无礼。”手一伸，就伸进董守义的衣服里。正当董守义莫名惊愕时，这位英国籍的委员却乐起来：“没错，这是真正的董守义先生。”原来，他知道董守义的腋下有一颗豆粒大小的红痣，结果就发生了刚才的那一幕。说明事情原委后，他二人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

新中国的五星红旗伴随着雄壮有力的中国国歌冉冉地在奥运村的上空升起。这是新中国的五星红旗承载着近5亿中国人的梦想，第一次出现在奥林匹克的殿堂里。仰望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董守义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两行热泪夺眶而出，此时此刻，他想起了以往参加奥运会的情景，想起了自己奋斗了大半生的体育事业，想起了周总理说的话，你们能冲破国际上某些人的阻挠去参加奥运会，能把五星红旗插到奥运会上就是胜利！

仪式上，荣高棠做了简短发言。面对周围的记者、国际友人和奥组委官员，他的话铿锵有力：“虽然我们来迟了，但我们终究来到了，我们带来的是和平的愿望与良好的友情。”

中国代表团抵达的消息在当时引起不小轰动。记者们在文章中铺撒了大把的惊叹号。芬兰最大一家报纸报道此事所用标题是“中国选手赶来参加已结束的奥运会”。台湾的郝更生也曾在回忆文章里提及这个题目，他认为这是芬兰报纸对新中国代表团的讽刺。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字里行间又何尝不是芬兰人对新中国运动员“重在参与”的奥林匹克精神的惊叹！

然而，比赛的确已近尾声，足球、篮球都错过了参加预赛的时机。只有游泳选手吴传玉能够赶上将于30日进行的100米仰泳预赛。尽管他因晕机和时差问题，仅以1分12秒3的成绩名列小组赛第五而没能进入复赛，但这却是新中国的选手在奥运会历史上留下的第一个比赛成绩。

7月31日，中国代表团举行了记者招待会，董守义发言说，只有在新中国，政府才真正重视发展体育运动，重视国民健康。8月9日荣高棠、董守义向周总理做了汇报。总理充分肯定了赫尔辛基之行的重大意义。

1952年11月中旬，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调董守义到北京体总和国家体委工作。从1952年到1956年，董守义参与筹备和组织大型运动会13个，在各种报刊上发表文章29篇，指出了当时体育事业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表达了一个老体育工作者对新中国体育事业的设想和希望。1954年上半年董守义当选为体总副主席，并先后为全国政协第二、四、五届委员。1955年6月与国家体委副主任、中国奥委会副主席兼秘书长荣高棠等一行六人飞抵巴黎参加国际奥委会第50届会议。1957年初，国家体委运动技术委员会主任王任山和董守义开始研究和编纂《中国体育史》。

1957年3月5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会议上，董守义在发言中说道：“我是一个体育工作者，从事体育工作已有40年的历史。几年来，我亲眼看到我国体育运动蓬蓬勃勃的情况，感到十分快慰。在这个伟大时代里，我能在体育事业方面贡献绵薄之力以终其身，更觉得非常荣幸！”在谈到编纂《中国体育史》工作时，他阐述了“编著《中国体育史》的目的和重要性”，说明了“进行这项工作的具体措施”，明确了完成这项工作的5年时间表。此后，董守义还组织召开了专门会议，制定了编纂《中国体育史》工作的五年规划，掀起了新中国研究中国体育史的第一次高潮。尽管这一规划因故中辍，但这一时期保留下来的有关图书、资料和文物，为今后的中国体育史研究工作奠定了史料基础。

总理关怀献身体育

1956年1月底到2月初，国际奥委会第51届会议在意大利科蒂纳举行，董守义等在会上会下积极工作，广泛接触了国际奥委会委员，新中国的体育成就引起了普遍的注意。

1956年11月，董守义参加在墨尔本举行的国际奥委会会议。会上董守义与企图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阐述了中国奥委会的原则立场，为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进行了坚决斗争；会下与奥委会委员、台湾体育界的老朋友进行了广泛接触，介绍了新中国体育事业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针对国际奥委会在少数人的控制下采取敌视中国的态度，执意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局面，1958年8月19日，董守义在给当时国际奥委会主席艾弗里·布伦戴奇的信中声明：“今天……奥林匹克精神已经被蹂躏。为了维护奥林匹克的精神和传统，我正式声明拒绝同你合作，拒绝同你把持的国际奥委会发生联系。”他宣布辞去国际奥委会委员的职务。从1947年6月到1958年6月整整12年的国际奥委会委员生涯结束了。作为一个亲历中国体育今昔剧变的老体育工作者，在他所代表的国家和他本人受到不公平对待时，他只能做出辞职——这是唯一的选择。当年共和国最高体育负责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委主任贺龙元帅曾这样评价他在任国际奥委会委员期间的表现：“董先生参加几次国际奥委会会议，表现很好，是站在社会主义国家立场发言的。”

1959年、1965年，董守义参加了第一、二届全国运动会的筹备工作。1959年夏天，董守义开始系统整理体育史的资料，不到半年，仅关于各种体育事件的记录就写了10万多字。1961年担任国家体委运动司副司长和全国武协主席职务。

1973年3月董守义重新担任了国家体委运动司副司长之职，他开始频繁地出现在迎送各国和港澳体育代表团的仪式或观看比赛的赛场上。8月初的一天，周总理在接见由日本参议院院长河野谦三先生率领的日本体育协会代表团时指示要董守义参加。总理送走日本客人，问候了董守义的健康之后，又问起了当年南开学校的毕业生郭毓彬、黄春谷、张彭春等人的情况。他回过头来问：“董先生今年高寿？”董守义回答已经78岁了，总理扬起眉毛惊异地说：“真的吗？真看不出来，董先生比1月份见面时看起来气色好多了。”他叮嘱董守义要保重身体，又对体委领导人说：“当年我在南开读书时，董守义先生就在南开工作了，董先生是我的先生。”董守义非常感动。

第三届全国运动会后不久，董守义在亲友们的欢笑中度过了他80岁的生日，他的学生和老朋友们都前来祝贺。然而，1976年1月8日，广播里却播放了周恩来总理去世的消息。噩耗传来，董守义肝胆欲裂，他颓然跌坐在桌前，眼前一片昏黑，半天没能清醒过来。董守义彻夜难眠，南开的球场、青年会的宿舍、重庆南开校友会、几次出国的会见……与总理在一起的桩桩往事一幕幕浮现在眼前。夜半，他拿出日记本，用颤抖的笔把总理逝世的消息记在本子上，两行热泪夺眶而出。他不顾因肺气肿引起的阵阵胸闷气紧，不顾阵阵头晕腿软，到医院向周总理遗体告别，到人民大会堂参加追悼会。

1978年6月13日，董守义因患癌症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他带着一生的业绩、带着幸福和满足走了；他带着未了的夙愿、带着遗憾和期待走了。但他为近代中国体育事业奋斗一生、贡献一生的精神，却永远激励和鞭策着后人。 o+N5CG83oh5G3aiosHnNFRLfmEQF8WH1pxDZVPq/s0/fwSxFcBlaA7y4jqRM4f2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