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刘邦下了最大的决心，做了最重要的决策：立即御驾亲征。
不过这个决策过程在庙堂上是怎样进行的，历史上却没有留下记录。诸如此项决策是刘邦独断专行还是庙堂众议？对御驾亲征之举有无反对意见或说谏诤意见？御驾亲征时，谁来监国？京畿谁保？哪些将军随行？谁人保障粮草？从哪里集合兵丁？走哪条路线？行兵布阵是谁在帷幄之中运筹？有无决胜千里的把握？等等这类问题，都没有史料可以查证。因此这里也不能虚拟。
如从刘邦到洛阳以南宫为其问政之殿时算起，他于公元前202年夏五月曾下诏，“兵皆罢归家”。史未详言这一诏旨所指之兵是全部抑或是部分。全部，当然不可能，拱卫京师的兵丁不可无，戍边的兵丁不可少，守卫要害关隘的不可缺，诸异姓王手中还都有兵，新封的刘姓诸王也都握有部分兵权，遑论其他。然而这里用的是“全称判断”。因此这五月罢兵归家之诏怎样实施的？实施没实施？均无史可据。
史载：“秋，七月，燕王臧荼反；上自将征之。”
“九月……项王故将利几反，上自击破之。”
“冬，十月，人有上书告楚王信反者……上游云梦，械系信以归。”
这些事件无疑都只证明了他的“兵皆罢归家”之诏是难以实施的。在他于云梦械系韩信回到长安并赦其不死之罪后曾有一段著名的君臣从容谈论诸将将兵多少的问题。“上问曰：‘如我能将几何？’信曰：‘陛下不过能将十万。’上曰：‘于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为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此乃信之所以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韩信的“天授，非人力”之论是刘邦最为欣赏的，也是最为得意的。项羽能在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韩信将兵多多益善，结果是一个身首异处，一个俯首就擒，这就是“天授”！因此他必须自将去征讨韩王信，使其像臧荼、利几和韩信那样俯首帖耳！他大约还坚信：匈奴的什么冒顿也不能任其逍遥法外，他要去看个究竟，并且也必须令其俯首帖耳！
兵贵神速。高皇帝刘邦一旦决定御驾亲征，便马上行动了。
史书一如对御驾亲征臧荼和利几那样没有记载详细，但这次战争不论是从时机、过程及结果来看都太重要了，影响也太大了。特别是从其动员的规模，史书记载过于含糊不清，其运动形态甚至是有悖于客观条件所能允许的情势。《孙子兵法》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他似乎根本没有顾及这一点。
如果我们根据这些原则来审视刘邦的这次出征，恐怕就真得为他捏一把汗了。
刘邦初战告捷。史曰：“上自将击韩王信，破其军于铜鞮，斩其将王喜。”假如这次征韩王信之战到此就结束了，我们就没有深究的必要了，偏偏不是。但如果说这次战役是韩王信与其将领或韩王信与他的新主子匈奴冒顿单于预设的钓饵，是一个大阴谋的前奏，我们也没有充足的证据。然而这次战役选择的地点以及产生的结果是预期的还是偶然的？若是预期，那么它是谁的预期？刘邦的？韩王信的？冒顿的？恐怕都很难说。如果是偶然，那么后续的战事进展又何以会那样出神入化呢？
这次战役发生的地点——铜鞮在先秦并非是一座显赫的名城要塞，也不是商贾云集的通衢口岸。但它也闪耀着自己的历史光环和表露着它的历史沧桑。铜鞮县因铜鞮山、铜鞮水而得名。但铜鞮山、铜鞮水的原名却被称作尧山和尧水。尧山和尧水都因唐尧而名之。唐尧活动地域广阔，其始封地即今河北的唐山，唐山亦称尧山。山东益都县亦有尧山，因尧曾巡狩至该地。山东临朐县亦有尧水。河南伊阳，山西永济、蒲坂等地亦有尧山，亦曾建祠或庙，就都与唐尧有关联了。中国古文明史从黄帝起，至唐尧、虞舜，其主要活动地域都在北方，主要政治活动都是结成强大的部落联盟，并以部落联盟大酋长的名义号令天下，也都是为着防御从西部和北部（包括东部）涌来的众多的游牧部落的东进与南下而导致的强烈的碰撞与冲突。史称黄帝“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野”，直至“崩，葬桥山”；（按：今陕西黄陵县的黄帝陵是按唐代以来的传统记载确定的，而据今人王北辰先生在其《黄帝史迹考》中的考证，《史记·五帝本纪》所载的桥山当是今陕北靖边县之南的白于山。《汉书·地理志》上郡条记：“阳周[县]，桥山在南，有黄帝冢。”《水经注·奢延水》条：阳周县故城南桥山……有黄帝冢。）而尧都晋阳，“北教八狄”（语出《墨子》），“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至舜时，“……西戎、析枝、渠瘦、氐、羌、北戎、发、息慎……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这表明，从我们的“人文始祖”黄帝时代开始，燕山、太行、吕梁、横山及其北的阴山直至河西走廊的南北广大地域，就是华夏民族与从西方和北方来的各民族交汇、混融的大舞台。从地理位置上说，这个大舞台的中心就是尧山，即铜鞮山，后亦名紫金山。鞮的本意是指用兽皮做的靴子，铜是指红色，依傍于此山的河流则称铜鞮水。但铜鞮之名始于何时无考，其最早见诸载籍者，是《左传·成公·九年》（公元前582年）：“郑伯如晋，晋人……执诸铜鞮。”注曰：“铜鞮有晋侯别宫。……郑侯被执当在别宫。”《左传·襄公·三十一年》：“铜鞮之宫数里。”可见晋侯这座离宫别院的规模何等壮观。《左传·昭公·二十八年》（公元前514年）：晋侯杀祁盈及羊舌氏，“分羊舌氏之田为三县”，三县之一即铜鞮，举乐霄为铜鞮大夫（邑之长称大夫）。秦时，铜鞮属上党郡，汉时仍之，而上党郡，《括地志》谓“本赤翟地”，翟通狄。上古，戎本指西来之族，狄则指北来之族。后狄与戎不分，或称戎，或称狄，或称戎狄，亦即前文所述之荤粥、熏粥、猃狁等诸称。
铜鞮不是刘邦决定或选择的将要进行交兵之地，因为这次战争不是他发动的。我们从刘邦所处的特定的历史时代以及他个人出身的历史环境和所受过的文化教养，有理由认定他对于其悍然决定要去征服之地的整体情况不说是完全无知，其所知也必定十分有限，譬如那个地方曾经有过什么样的重大战争，当地居民的民族成分、种族成分、部落结构、政治沿革、民风民俗、语言文化、经济状况，等等，尤其是地形地貌、交通渠道、城池结构、市井乡野、山林植被、河流走向及其宽狭深浅等凡与行军布阵有关的事情，他能知多少？心里有个谱吗？当然有些细微之事，自有他的文臣谋士与将军校尉以及隶属于他们的谍报斥候随时向他报告，但作为皇帝并且亲自挂帅指挥三军若违背了自然的客观的规律，也是必定会遭到惩罚的。
历史没有记载他是怎样调集军队的，更没有记载总共有多少兵力可供他调用，不过历史却记载了高祖“兵皆罢归”后，详述了赦罪、赐爵、食邑等项。但复员的士卒怕还没能完全离开洛阳呢，却有了战事，此后历史上亦再无“兵皆罢归”的记载。看来，古人所谓“马放南山，毁剑铸犁”云云只是说梦而已。汉初兵制，史乘语焉不详。定鼎关中，拱卫京师者有南北军之屯，但关于南军和北军史只关注于高祖驾崩及吕后专制时的诸多活动。按蔡质《汉仪》所云：“汉兴，置卫将军，典京师兵卫，四夷屯警。”《史记·功臣表》谓“高帝五年，王恬启以卫将军击陈豨”。看来，如果刘邦从洛阳入关中，从暂驻栎阳到长乐宫建成，拱卫长安者即使已有南北军的建制并由卫将军统率，其兵力也不会很多。那么刘邦此次“自将”征讨韩王信所调集的兵力出自长安者恐怕数额极为有限。
但是史籍对于刘邦这次“自将”征韩王信及匈奴却给出一个庞大的兵员数字：马步兵丁共计三十二万余。
刘邦于一二旬间从哪里能征调来这么多的兵员，且不说这三十二万余的马步兵等还需要多少后勤保障兵丁及徭役人员（假如以五倍计之，至少需要一百六十万余）。或曰可“以羽檄征天下兵”。《西汉会要》（卷五十七、兵二）引高祖语如是说。仿佛这是汉初一种行之有效的征兵制度。此语出自《汉书·高帝纪·下》：汉十年九月，代相国陈豨反，赵、代地皆豨有。高祖曰：“吾以羽檄征天下兵，未有至者。”这不是说刘邦没有那么大的权威，或不想那么做，而是当时的国力所限耳！
试看：秦始皇毕六王、一天下时，秦帝国的“编户民”约计两千万。嬴政不恤民力，乱征徭役，暴敛无度，荼毒天下，终致一夫作难而七庙隳。经秦末三年大乱，楚汉五年战争，到汉初，帝国肇始，田园荒芜，百姓流离，所记编户民仅约七百万（不含逃亡与隐匿者如陶渊明所说的桃花源中之人）。所以汉五年（公元前202年）时刘邦实行“兵皆罢归”的政策，是势所必然，亦是他的德政。但随之而来的分裂势力的挑战又迫使他不得不重披战袍，调集“南山之马”再上征程。不过，其兵员却如春雨之难得，而且这种状况不仅只是在帝国肇始时代存在，此后很多年也是如此，如高帝十一年（公元前196年），为平英布之叛，赦天下死罪，令从军；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六年（公元前105年）、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天汉元年（公元前100年）等多有招募天下“罪人”“死罪”“京师亡命”“郡国恶少年”“天下谪民”“谪戍”等从军的记载，昭帝、宣帝时亦然。种种迹象表明，汉初拱卫京师的军队有限，能实施野战的军队更为有限，且一旦有警，京师警卫只宜加强，不可削弱，戍守西北各地方的军队亦如是，他们原本就不多，而且分散，也不能征集。但不管怎么说吧，树欲静而风不止，这场仗必定得打，不论从哪里，总得设法拉出队伍来，而且还得冲上去！因此我们有理由推论，刘邦这次出兵所依靠的仍然只能是其旧部人马，这是他的最核心的力量。这就是周勃、樊哙、郦商、夏侯婴、灌婴等人所部，当然还得有谋士陈平和他从戍卒中擢升并赐姓的谋士刘敬。
汉制，将不专兵。战事结束，将军交回兵权。刘邦下令“兵皆罢归”，功臣多封列侯等爵位并有官职。但战事又起，随刘邦于沛县起兵的周勃等人始终是他最得力的支持者。因此可以推定：刘邦于庙堂之上毅然决定御驾亲征，实际上恐怕只能带些护驾的亲将亲卫从长安先行出发，在途中对周、樊等部发出羽檄，约在指定地区会合。当然其兵员必经过一番裁汰、整编和征调，其中周、樊、夏侯、灌等部或原本就带兵在外，绝非是原班了。
这次进军路线亦未见史载。
战国至秦，从关中通向北路有两条干线：一是直道，即从咸阳直通九原；一是从咸阳东出沿渭水至蒲津渡河，以至云中、代郡。战国至秦时，秦晋交通多由此道。从咸阳到九原（今内蒙古五原县）的直道，近年来曾发现一些路段，工程浩大，堪称古代的高速公路，汉时仍存。但它与韩王信此次作乱无关，刘邦不会走此路。直奔太原，走蒲津（在今山西永济县西，陕西朝邑县东，黄河西岸）最为便捷，因蒲津有秦昭襄王五十年（公元前257年）用连舟方式做的桥梁。这是黄河历史上的第一座桥，初称河桥，唐代始称蒲津桥。此桥一直沿用到北宋时仍时坏时修。从西蒲州一带沿汾河河谷北上有路可通太原。但若奔铜鞮，穿过中条山又得翻太岳山。两山相连，虽不险峻，但山路漫漫呈远水近火之势。中条山逐渐向北过渡到太岳山（亦称霍山），从商周至春秋战国，主要是戎狄牧人游牧的森林草原地区，他们被称作荣戎、奔戎，亦有茅戎。晋侯在沁水以东及浊漳河流域建政，居民以农耕为主，时有相犯，但亦相容甚至联姻。三家分晋之后，与秦之战时有发生。长平之战，也会有各戎部落之人。楚汉战争期间，刘邦在中原逐鹿。战后建政，但其政令却未必深入这绵亘不绝的山中森林草原地带。他若走这条路，怕是一个好向导都难以寻觅。陕县和平陆之间有一渡口，因曾有茅戎据之而称茅津渡。据《左传·文公·三年》：“秦伯伐晋，济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晋人不出，遂自茅津渡，封殽尸而还，遂霸西戎。”《秦本纪》云：“三十七年，秦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这里的“西戎”当有茅戎。茅津渡虽有兵家在此破釜沉舟建功立业，但那已是历史的辉煌。陕县不是刘邦汇集兵马照旧剧本搬演新戏的地方，因为他的军队离蒲津太远。我推测刘邦从长安起驾途经这里时，大概无暇也无心去多看一眼渡口昔日的风光而必须直奔洛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