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汇编的上古时代留传下来的文献和部分追述古代的著作中关于西部和北部的一些部落、部族和种族的情况及与中原地区各部族的关系都留下一些记录。但那些记录都比较简约。随着年轮的增长,历史的变迁,部落的移徙,种族的消长,民族的混融,疆域和版图的界断与变更,等等,形成一个非常复杂的动态结构。而人们在古文献上发现的记录则变成了一种恒久不变的静态形式。有时,因某种机遇而万幸地得到某种被考古发掘及出土文物所证实了古文献上的记录,它也只是以后一种静态事物证实前一种静态的事物,而无力对整个动态的历史结构做出准确表述。与之同时,更多的情况是文献记录得不到考古或文物的证实,或者考古发掘及出土文物找不到文献记录的认证。
就中国古代西部和北方的部落、部族、种族或民族的问题而言,就出现了上述的历史文献、考古报告和出土文物各说各话的现象。但其共同特点是皆做静态的表述而不提以发生学为基础的动态的演变及结构,特别是对古代世界曾经存在过的民族自由迁徙的历史时代做出应有的探索、研究和表述。
戎作为族称最早著录的是《禹贡》。夏禹是传说中的古代部落联盟领袖,以治水著称,亦称大禹或戎禹。假托为夏禹治水后的政区制度而实为一部珍贵的古代地理著作《禹贡》就有了关于西戎的记载。《禹贡》称:“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注疏曰:“昆仑也、析支也、渠也、搜也,四国皆是戎狄也,末以西戎总之”,“四国皆衣皮毛,故以织皮冠之”。又或疏曰:“衣皮之民居昆仑、析支、渠搜之野者皆西戎也。”这里直指昆仑、析支、渠搜为三山之名,其地望:“昆仑在临羌西,析支在河关西,西戎西域也。”这里未提渠搜地望,径言西戎西域。又或疏昆仑、析支、渠搜、西戎为四国(引文见《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卷六)。今之《辞海·西戎》则据《禹贡》正文谓织皮、昆仑、析支、渠搜为四国,总称西戎。
古人、今人皆未提示西北戎族的来历,也未厘清“织皮昆仑析支渠搜”八个字究竟是山名、地名、族名、国名或一民俗特征。其所构成的概念混乱恐怕很难有一是之见。
大约和《禹贡》一样成书于战国或稍后一些的《周易》,还有出自儒家编定的《诗经》,都记录了殷高宗武丁伐鬼方之事,《易》离下坎上爻辞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坎下离上爻辞曰:“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诗·大雅·荡》:“内奰于中国,覃及鬼方。”王国维先生作《鬼方昆夷猃狁考》,证明“鬼方”即中国西北地区之戎狄也。王文据《竹书纪年》证高宗伐鬼方乃武丁三十二年事,举小盂鼎铭文记献俘之数证宗周之初,鬼方仍是北方之大国。《逸周书·王会解》记周公筑洛阳王城建成时举行成国之会,诸侯四夷皆与会,各有贡献。其中禺氏(月氏)献,大夏献白牛,犬戎献文马等,又云空桐、大夏、禺氏、犬戎皆在近塞。另,《穆天子传》《诗经》等关于戎狄也多有记载。
史迁作《史记》,对上古时代有关戎狄之事做了许多追记。这得益于萧何首进咸阳之日摒弃一切金银财货玩好之物,却搜罗了秦廷所有的档案文书。除此之外的一切书籍均被秦始皇焚毁殆尽了。萧何得到的这些书籍全部收藏在未央宫北的石渠阁中,并且进一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特别是到汉武帝时更广求遗书于天下,“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见《西汉会要》)。史迁追记当是有所本的。《五帝本纪》曰黄帝“北逐荤粥”;尧“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西戎、析支、渠搜、氐、羌、山戎、发、息慎感戴帝舜之功”;夏时如前引《禹贡》;商有鬼方之战。故史迁在《匈奴传》中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索隐》云:“匈奴别名也。唐虞以上曰山戎,亦曰熏粥,夏曰淳维,殷曰鬼方,周曰騚狁,汉曰匈奴。”史迁在《匈奴传》中进一步对周及春秋、战国时代与匈奴关系的追述因有石渠阁的国家典藏图书及政策文件等就构筑了早期匈奴的全部历史。
有关戎狄的古史对在公元前200年刚刚坐上长乐宫宝座,第一次真正地体验到“知为皇帝之贵”却收到匈奴进犯的消息的刘邦来说知道多少?他对匈奴总体的情况知道多少?
历史对此没有留下明确的记录。
如前所述,在议论建都问题时,刘敬提到“四夷宾服”的问题,张良叙说“胡苑之利”等,其实都是些模糊之语。这是不奇怪的,刘邦及其臣僚和将领们,生于战国末期,长于嬴秦强兵黩武之时。如火如荼的战火使那一代人要么避秦之乱逃匿山林,要么卷进军旅之中驱驰于疆场,更多的则是服徭役的奴隶、刑徒或戍卒。在历史上曾经强大但分散的戎狄在强秦面前也处于弱势而远飏。秦、魏、赵、燕筑长城时代的紧张氛围已成历史,那里也已不是第一防线了。因此,不要说是像刘邦那样的市井小民,就是贵族出身的智者张良、出身不明而以戍卒车夫之貌现身却敢论天下大事的刘敬,在焚尽天下文书的暴秦统治时期,对匈奴也一定是知之有限的。当时的人们不以边塞之事为重,但是合纵连横的战争不仅生成了一批辨士与策士,还造就了一批光芒四射、迄今仍有余辉的兵家。他们的影响不是嬴政的焚书坑儒暴行所能泯灭的。相反,恰是这种暴行激起了不读书但却起兵的刘项们袭用了毕六王一四海的万钧之势,顷刻间便推倒了暴秦。楚汉战争中的胜方是在经历百败之后崛兴的,虽有得志后的骄狂,但也不乏百败伤痛之后的几分清醒,朦朦胧胧中还记得塞外有过强胡。他要削弱和夺取异姓王韩王信所占据的贴近巩洛的要害(劲兵)之地,但却不忘备边,因而使他去了马邑。这对韩王信而言既是惩罚,也是恩宠,因为毕竟还保留了他的王位和部分兵柄。
但是他叛变了,他不愿再当大汉帝国的裂土之王了。
他的叛变并非独立,而是投靠和依附了另一个主子,是巧合还是预谋?如是预谋,他的消息怎么这样灵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