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帝六年(公元前201年)夏,五月,刘邦在栎阳举行盛大仪式,尊父刘老太公为太上皇。他自己也以太平皇帝之威、之尊、之贵,除处理主要政务之外,就很想以养尊处优为务了。但他毕竟是开国之君,深知创业之艰。虽然他有时又因出身下层,说话粗鲁,办事轻率,不过有知人善任之明,以萧何为首的一帮臣工倾心任事,使刘邦能放手让他们去做。而唯一让他不安的是怎样才能让天下永固?当初斩蛇起义时,他所忧虑的是如何能躲避秦吏的追捕;当他屡败于项羽阵前时,所忧虑的是能否真正得到鸿沟以西的地方;当他在定陶称尊时,一见到洛阳南宫那样的宫殿就觉得蛮不错的;当他以栎阳为临时都城,不时驱策车驾去看一眼兴乐宫的修缮工程时,他的头脑里也会不时地闪现出定陶即位坛或洛阳南宫复道上所见的那些场景。
当初于定陶称帝时,刘邦为简易,尽除秦时的仪法。但群臣争功饮酒至醉,或妄呼,或拔剑击柱,无礼法约束,完全不成体统。在洛阳时,刘邦从复道上望见诸将,有的三五成群不知是争是议,有的附耳喁语不知所传何事。张良善谏之,不以“爱憎行诛赏”,“使上无阿私之失,下无猜惧之谋”。事情是一时理顺了,但能保证长治久安吗?他在位时,事情好说;不在位时,又如何呢?面对兴乐宫的修缮工程日渐起色,他的心潮也如湖海澎湃。他想的当是江山怎样永固,帝位如何持续。当年避祸芒砀山中时空中出现瑞云不过是个兆头,如今兴乐宫修成时,还可以容忍莽汉们醉酒狂呼、拔剑击柱吗?他想到了叔孙通关于仪号、仪法之论。
叔孙通是秦汉之际的唯一一位侍奉十主的五朝元老,绝无第二人能出其右者。之所以这样称呼他,乃因为他在秦时是待诏博士。他这个博士头衔来得惊心动魄。在陈胜、吴广起事时,二世召问诸儒生。有人建议对其反叛应急发兵击之,有人说是盗贼,按律应予严惩。唯有叔孙通说陈、吴不过是鼠窃狗偷之辈,明主在上,安有反者?令地方郡县捕诛之,不足忧也。二世将那些说戍卒有反者皆下狱,为盗者皆罢之,独赐通衣帛,并拜为博士。他拜为博士后立即逃回老家——原鲁国薛县。到薛县时,薛已为项梁攻取。时已闻陈王(指陈涉,自称张楚王)已死,项梁召诸别将会薛计事。叔孙通这时就投到了项梁的麾下。他也是在这里与时为沛公的刘邦相识,不过当时他似乎并不看好沛公刘邦。后项梁数破秦军,益轻秦,有骄色。结果章邯在定陶反击,大破之,项梁死。叔孙通则投靠了怀王。怀王是原楚怀王之孙,楚王后裔在民间为人牧羊,项梁将其立为怀王。但他无权。他被尊为义帝,却被远徙长沙。以叔孙通之精明当然不会跟从一个虚有其名的人,于是就去巴结项羽。汉二年,项羽虽有百战百胜之勇,却已式微,在汉王入彭城时,叔孙通立即降顺汉王。因他身穿儒服,刘邦憎之,他立即换上楚人习惯穿的短衣,以娱刘邦。刘邦仍拜叔孙通为博士。
刘邦在定陶称尊,登即位坛等礼仪就是由叔孙通设计的。但因高帝要求简易,结果,群臣饮酒争功,醉态狂悖,满嘴胡吣,拔剑击柱,不成体统。刘邦失了尊严,颇不高兴。叔孙通乘机向上谏言:“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
叔孙通赴鲁征名儒生三十余人,有两生不肯去,说:“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亲贵。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百年积德而后可兴也。吾不忍为公所为,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毋污我!”叔孙通当然看不起此辈儒生,笑道:“若真鄙儒,不知时变。”
叔孙通带着新老弟子经洛阳赴关中。萧何在主持修缮兴乐宫及营造新殿时,叔孙通则带着百余人在栎阳郊野,立竹茅绵绳,权代尊卑,演习礼仪。经过长时间排练演习,一切礼仪似已完善,遂请皇上亲临参观、彩排。刘邦非常高兴地说:“吾能为此!”于是下诏,命群臣皆来习练。
汉高帝七年(公元前200年),十月(汉初袭秦制,以十月为岁首),萧何主持修缮的兴乐宫以及附属建筑已完成,更名长乐宫,并按叔孙通制定的礼仪大法,举行诸侯群臣朝贺大典。
史籍对于叔孙通给刘邦安排的朝贺大典记载得非常详尽,从平明开始,谒者依次引入奉贺群臣到皇上传警上殿接受朝拜,等等。我们今天的读者在银幕上、荧屏上所看到的“皇上”戏已经看过不知有多少次了,我可以斗胆说一句:叔孙通制定的这套礼仪,在秦以前是否如此,于史无证,而汉以后的历朝历代君王,包括只做了八十三天的关门皇帝袁世凯在内都奉为圭臬的。我们的导演们是忠实于“历史”的,自然也将叔孙通制定的朝贺礼仪大法奉为圭臬,虽然有的人压根儿就不知道叔孙通为何许人。所以在这里,我们就不用(既无兴趣又无必要)再引经据典或是直接来描绘这次朝会的情况,而只说结果:“竟朝置酒,无敢欢哗失礼者。于是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于是叔孙通得了两大便宜:刘邦封他为九卿之一的奉常卿(汉景帝时改曰太常卿,所以史书皆以太常卿称之),专掌宗庙礼仪,又赐金五百斤,大约得用五个人分开才能扛回家去吧!
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或又谓:乐极生悲。
就在长乐宫里的君臣及后妃们尽情地享受着人间天上的无限欢乐,长乐宫外的长安百姓和南北军的士兵们也在尽情地享受着“大酺三日”的无限欢乐时,边关传来警报:
匈奴入塞,包围马邑,速请救援,十万火急。
正在体验着“知为皇帝之贵”而沉浸在无限欢乐中的刘邦愤怒异常,眉头一皱之际,舞乐立止,只听他咆哮道:“寇攻马邑,作为王,你就不能坚守吗?”在愤怒中他不禁又粗言俚语地骂了几句。他是很喜欢用粗话骂人的,可惜史官没记,立在御榻侧廊下的中书令立即援笔记录,最后以皇帝赐韩王信之御书对其责备曰:“专死不勇,专生不任,寇攻马邑,君王力不足以坚守乎?安危存亡之地,此二者朕所以责于君王。”所谓“专死不勇,专生不任”谓“期死非勇也,必生非任也”。刘邦怀疑韩王信有二心,不是没有原因的。韩王信不仅从“天下劲兵处”徙至塞北苦寒之地,还要面对强敌,实心有不甘。今能勇于守边吗?
也许皇帝刘邦责备韩王信的这封玺书还没走出长安呢,第二道边报已经大呼小叫地传进了长乐宫:韩王信已于马邑降胡,并击太原,其麾下战将王喜已逼近铜鞮。
刘邦愕然,漆耳杯里的酒因为手颤而溅了出来,他极力控制住自己,慢慢放下了酒杯。
刘邦还没把长乐宫的御榻坐热呢,却似乎感到一股寒气从脚心蹿到头顶。他会后悔为什么在洛阳时要把大批兵卒皆罢归故里呢?为什么要把一个对自己怀有二心的韩王信派遣出塞北守边关呢?为什么让他还保有兵权呢?这个胡人是什么人?怎么又称匈奴呢?……他的思绪一时间出现混乱,各种影像纷至沓来。忽然间他眼前似乎冒出一个人来:冒顿!但这个人是模模糊糊的。他记不起是谁跟他说过这个人,也弄不清他究竟是怎么个来历,是个什么样子,是年老还是年少。但他忽然似乎想起什么:这个人是胡人,是匈奴的头领,对!是头领。但怎么又有个铜鞮?铜鞮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