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史迁（司马迁）以写人物传记揭开了中国璀璨历史的篇章，他把我们远祖的音容笑貌、喜怒哀乐、功过是非、盛衰成败、货殖经济、社会结构、典章制度、文哲思想、发明创造、迁徙流动、民族交往、兵戎纷争以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活灵活现地展示出来。以《史记》为先河的二十四史都沿着纪传体的格局续写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英国的汤马斯·卡莱尔说：“历史是无数传记的荟萃。”美国的爱默生则宣称：“准确地说，没有历史，只有传记。”

18世纪的卡莱尔和19世纪的爱默生未必读过《史记》，他们的话当然也并非针对包括《史记》在内的中国二十四史而言。但重视和强调传记，不论是中国的古圣先贤，还是外国的近代史家，所持意见是一致的。爱默生的话也许显得偏颇或被斥为偏激，但其核心的观点在于传记，这一点没错。

有了最具代表性的人物的传记，那才可能见到鲜活的、唯一的、可以触摸的，甚至可以与之“对话”或“交流”的历史。离开了人物传记的历史，充斥着一些抽象的线条，一种“先验”的理念，一套固定的模式，一堆明着反对宿命实则回归宿命的公式，使人们对历史的进程，既找不到源，也不知其流，更看不见具体的有血有肉的活人的真实的行状，究竟要使人看到什么呢？经典史家之所以给人们留下经典作品就在于他们把创造历史的人活灵活现地树立在历史的画廊上了。

研究民族历史，不言而喻，也应从研究民族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传记开始，这个民族的历史才会是鲜活的。

中华民族不是单一的民族，从很早的古代起，作为我国各民族的总称——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衍在这块美丽、富饶、广阔的土地上，并有着将近四千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史迁开创的先河——纪传体的《史记》及其以后的“二十四史”把中华大地所有各民族的活动都留下了记录。这份遗产为整个人类的文明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但因史料的来源有别，古代信息不畅，古文叙事简约，史观因人因时而异，致使一些历史事件情况不明，甚至真伪难辨，使古史留下许多难解之谜。但史迁给后世学人留下治史的榜样：行万里路，到历史事件发生点实地考察以体验和验证文献所述的实感或不足。

历史不是抽象的概念，不是先验的规定。史迁考察和体验历史事件发生点之后所写的传记，其人物虎虎有生气，写景色熠熠闪光辉，绘声如金石掷地，绘色见流云生彩。叙战事如置身金戈铁马冲锋陷阵的战场，讲货殖可闻驼铃叮咚贩夫叫卖的喧声，历史是具象的、可读的。它记载着重大的历史事件，也表现着普通百姓的生活；它再现政治家的智慧，也揭露独裁者的罪恶；它描写军事家的丰功伟绩，也悲悼士卒们的沙场白骨。

匈奴曾是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成员，史迁也为之立了列传。此后，在其存世期间，历代史书亦皆为之立传。它已经淡出了中国历史，但其影响却始终存在着。在20世纪，考古发掘发现多处匈奴人留下的大墓，出土了许多非常重要的文物，国内外各有关方面都密切关注。特别是当年从中国境内出走的那一支北匈奴人的后裔纷纷前来寻根，以了解其远祖的历史。匈奴史成为国际学者多方进行研究和探讨的一门显学。我国研究民族史的学者和考古学家们做了大量的开拓性的研究和挖掘工作，为匈奴史的研究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向西方迁徙的那一支北匈奴人的足迹流落在沿途所经之处，它也为中外史家所钩沉，大体可以理出一个脉络，并与有关的文献记载的古史做了大致的衔接。

但尽管如此，想要做出一篇较为翔实的有充分史料作为依据的冒顿（mòdú）单于传却难乎其难。譬如一个简单的问题：冒顿的生年、生地，不可知。因此他究竟活了多少岁就是一笔糊涂账。冒顿的名字怎么读？什么意思？匈奴人的语言可以肯定属突厥语系，但属什么语族就摸不清了。诸如此类的问题在研究冒顿生平时，俯拾皆是。

再如史迁在《史记》中所写的“白登之围”或称“平城之战”谓冒顿在白登山集中了四十万“控弦之士”，把刘邦的十二万骑兵围困在白登山（亦作白登台）上七天七夜，水泄不通。后来刘邦用陈平的美人计，又加上刘邦的后续二十万步兵亦将抵近，终使冒顿开出一条缝，放刘邦一条生路。

这段记载属实吗？当时的冒顿有四十万“控弦之士”吗？楚汉战争后的刘邦已宣布“罢兵归家”，一时之间他怎样征调三十二万人马？白登台不足一万平方米，能容几多兵马？冰天雪地中作战双方五十多万人马（不计刘邦后续步兵）和百万匹战马（匈奴“控弦之士”皆有备用战马，汉家兵丁缺少战马，但战将也得有备用坐骑）集中在一块屁股大的白登台上能作战吗？七天七夜中人无口粮、马无草料、夜无薪柴、宿无帐幕，还说什么美人计！而且陈平作为刘邦的第二谋主，为刘邦“六出奇计”，计计皆用美人一法，也叫人瞠目。这种“小说家言”怎么混入了正史？其双方态势究竟怎样呢？

为冒顿作传几乎步步都会碰到这类叫人不敢细究却又不能不予以细究的问题。如果不细究，那么根据传言写成的匈奴列传中的冒顿是一个从稚童时代开始就要弑父自立而为单于的人。在其弑父之后便四出攻略：东征东胡（当时这是个不明确的概念），北伐丁零，远征萨彦岭，扫荡燕然山，驱逐月氏，威降西域，终其一生，辖制大汉，子孙承嗣，连年南侵。他所建立的三分制政权和所谓的“奴隶制社会”（这是现代史学家的称谓，是一个完全错误的概念）的匈奴国家，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这叫我们怎么认识冒顿这个人？他的三分制何以对后匈奴时代的草原帝国产生那么长远的影响呢？

我深深地爱着草原，从大兴安岭到喀尔巴阡山，我尽可能地踏访着匈奴人曾经留下足迹的地方，试图理解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甘苦和他们的快乐，从而深入了解他们的历史。在我想去却又走不到的地方，我也想方设法寻找第二手资料，让我感受他们为求生存而经历过的艰辛和由于贪婪与愚蠢而制造的罪恶。在我捧读《史记》时，那些流光溢彩华丽生辉的篇章不禁使我感到这肯定是史迁曾经亲历或者是直接采访过而写出来的，所以文字才能像音符那样记录优美的旋律，发出高亢的越过时空穿透心扉的歌声，而立即使读者心灵与之产生共鸣。但是当读到那些从别人的叙说、传闻或从旧档案中收罗的材料辑入其文中的时候，就感受到有些段落的文字显得那么苍白、虚弱和口气上的游疑。我在写《“白登之围”兵员数目考》一文的过程中，这种感觉就特别强烈。

我还试图把草原文化和农耕文化、山地文化、水网文化、绿洲文化和因绿洲而形成的城邦文化、渔猎文化、海岛文化以及受各种宗教文化影响所形成的各种特殊性进行比较，如果将这些因不同条件所形成的不同特点和创造性的适应过程一律忽略不计，硬要将其放在某一特定的公式、固定的套路中加以诠释，那么历史就将见不到一个有个性的人和有独特传统的部落、部族或民族了。

我深深地爱着草原。牧人所创造的游牧文化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方式，还因其游动而接触、吸收并传播其他各种文化和生活方式。人类的进步是因为各种文化的传播和交流而加速发展的，但文化的传播并不都像流行的情歌那样浪漫，它往往要伴随着冲突甚至战争。战争是一把双刃剑，它并不单纯地表现为胜和负，它既有毁灭的一面，也有创造的一面。它是人类固有的一种互动模式。胜王败寇，并非天定，亦非人谋。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势也。谁善于观察势，谁能够驾驭势，也不完全是主观能决定的。偶然性和必然性都在起作用，谁能有绝对的把握？

匈奴无文字，冒顿未读书，当然亦无兵法可学。但有兵家称他每用兵多与兵法暗合。这表明他是天才喽！但观其一生行状，却全无天才表现。他一生歧路坎坷，险象环生。而他竟然创出一爿天地，既非天定，亦非人谋，关键在于势。即他善观察势，了解势，谋于势，驾驭势，因而成就他那一代伟业。

秦由极盛突转骤衰是一种势。项羽百战百胜而一败涂地，刘邦百战百败却一胜定鼎是另一种势。戎狄各部百有余种，西据天山南北，东占大漠四周，或依绿洲建立邦国，或逐水草走圈游牧，或藏山林亦田亦猎，或近中原改习农作，各自为政，不相与谋，这当然又是一种势。

寸有所长，尺有所短。形格势禁，变化万千，事与愿违，天意难遣。冒顿能在战国末年强秦骤衰、楚汉角力强弱逆转的一个大时代里脱颖而出，竟然建立起一个强大的草原帝国，不仅影响了东方的历史进程——西汉帝国的灭亡，东汉帝国的动乱，后来还影响了西方的历史进程——东罗马帝国的崩溃，西罗马帝国的衰落。

这样一个草原帝国的缔造者，我想是应该为他立传的。但在为他立传之前，我是犹豫得太久太久，在无法按常规作业的情况下，就只好先绕一个弯子，从“白登之围”说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