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质于月氏

在人类跨进文明门槛的前夕，在世界范围内曾经有过一个漫长的自由的大迁徙的时期。这种自由的大迁徙也许是人类跨进文明门槛的一个重要条件。跨进这道门槛之后，新石器时代开始了，大迁徙的步伐也加速了，人类文明进步的速度更有长足的发展。旧石器时代历经几十上百万年，而新石器时代则只有几千年便步入了现代文明阶段。这种民族自由大迁徙的历史步伐，促进中原各族与河西、西域各族人民的交往，早在史前时期就已出现，考古报告提供了充足的证据，天山、贺兰山、阴山的岩画留下了影子和痕迹，而在中国最古老的文字典籍中则有更为明确的记录。《尚书·禹贡》：“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逸周书·王会解》：“正北空同、大夏、莎车……月氏。”《穆天子传》：“至于焉居、禺知之平。”《山海经·海内东经》：“国在流沙外者，大夏、竖沙、居繇、月支之国。”史迁在《史记·夏本纪》谓：“原隰底绩，至于都野。三危即度，三苗大序。”又谓：“道九川，弱水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史记·封禅书》：齐桓公“西伐大夏，涉流沙”。

这些载记都表明月氏作为一个部落、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出现在中国的古典文献中由来已久。而河西走廊是他们活动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地区。

《禹贡》所说的织皮指以皮毛为服饰的游牧民族，昆仑、析支、渠、搜或指四地，从地名名其族，总称西戎；或以昆仑、析支、渠搜、西戎为四族名。上古之人，对“荒服”之前诸事尚无明确认识。后世之人或把析支作屈支，屈支或名月氏、乌孙（《一切经音义》）。禺知、禺支、愚氏、月氏等亦皆为月氏。据岑仲勉先生在《汉书西域传地理校释》中说，月氏在中国史乘上通称大月氏（另有小月氏，居于湟水流域者），当比定为Massagetae人。Massagetae人即为构成塞种（Saka）的一部分。塞种即希塞罗多德在《历史》中所说的Scythia人或称Sacae人，其拼写的单词多种，译称也多种，通常译作西徐亚人或斯基泰人。其从里海草原向东的迁徙运动，拙文《先秦时期塞种人之族源及其东渐问题》已作论述。当西徐亚人，被称作塞种人在天山南北的草原和崇山峻岭之中游牧的时候，Mas-sagetae人则以咸海的南部广大地区为其驻牧之地。而其中的一部或几部亦乘又一波民族自由大迁徙之波向东移殖。当其驻牧于河西走廊并见诸中国史乘之时，被称作西戎或称允姓之戎。其中两个较大的部落各自建政，并称为月氏和乌孙。

上所征引还表明，从禹至秦统一六国之间，中原各族人民与河西各族人民交往的情况，在历史上都留下了记录。有的可能来源于传说，有的则可能是当事人的亲历。譬如《穆天子传》一书，过去多以为是传说，今则无人再以传说视之了。再如上引的《夏本纪》所述的“都野”就是我们上文中所说的猪野泽，《汉书·地理志》《水经注》等皆有记载。

猪野泽是一片湿地和湖泊，是由谷水（今称石羊河）下泻积聚而成。谷水源于祁连山。祁连山雨水丰富，积雪充足。雨水和消冰水从北坡的山谷间下泻，小溪汇成河，四季不断，在较为详细的地形图上标出的水道有十多条，标有名称的有白塔河、南沙河、北沙河等。这些河在流过今武威后逐渐汇成一条大河，即谷水或称石羊河。但石羊河未流出百里又分流成大东河和西河，大东河向北又继续分流成三五条，最后分别汇入东海，即猪野泽，亦称百亭海和休屠泽，即西海，亦称青土湖。不论称作东海和西海、百亭海和青土湖，也不论是称作猪野泽和休屠泽，这些在不同的历史时代留下的不同的名称，都表明这样一个事实，这里的水系极为丰富。有时大河分出许多支流，支流又生出许多湖泊或是涌泉。湖泊和涌泉多时甚至上百。上游来水再增，这些海子或湖泊有时则汇成一个或几个海子。上述的一些名称有时是指一个海子或湖泊而言，有时则单指，于是百亭海、青土湖、柳林湖、东海、西海等皆见载籍。而在碧波粼粼、野鸭成群的湖泊或海子的周围就都是绿草如茵、山花烂漫的美丽草原。

谷水或称石羊河之所以在这里汇聚成海，是因为北面的腾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或也被称作阿拉善坦（滩），阿拉卜滩挡住了去路。沙漠和绿洲形成鲜明的对比。没有前者，显不出绿洲的妩媚和娇美；没有后者，显不出沙漠的壮阔与豪放。因此，从遥远的上古时代起，直至先秦、两汉、隋唐等每个历史时代，直至当代的以民勤县（1928年置）为中心的这块绿洲始终有多个民族、众多的部族和部落在这里聚居和游牧，并把它作为一个装饰华丽的舞台，演绎着一幕又一幕的历史悲喜剧。但从20世纪后半叶以来，它一直被干旱和沙化所困扰，以致人们已经忘记那里有所谓的猪野泽和休屠泽这些名称了。

我曾几次访问河西走廊，但都未与民勤结缘。后来曾专门做一次访问民勤的计划和具体安排，但在行前又生变故，使我再一次与民勤失之交臂。幸好我早年的一位同窗帮我弥缝了这个缺憾，在其大作《生存与毁灭》一书中专有一个章节叙述了而今的民勤地区的状况。她的调查是深入的，数字是精确的，论据是充分的，结论是震撼人心的：

石羊河流域20世纪50年代平均径流量为17.8亿立方米，90年代下降到12亿立方米；进入下游民勤县水量50年代每年近6亿立方米，现却仅仅亿1立方米左右。

民勤每亩地每年用水量约700立方米，全县全年的用水量约8亿立方米，而上游的来水仅仅能满足1/8。

用“饮鸩止渴”的方式，大量提取地下水。……在这块干渴的土地上一共打了1.1万多口井，年采地下水近6亿平方米，每年超采达3亿立方米以上。……地下水位急剧下降，每年下降0.3～0.8米，最多的地方下降了8米。

民勤绿洲正迅速萎缩。近20多年来，防护林减少了300万亩，沙漠每年以15～20米的速度向绿洲中心推进。全县286万亩天然和人工植被正面临死亡，在408公里的风沙线上，有60万亩流沙、69个风沙口正昼夜不停地进犯，威胁着民勤人民的生存环境。

民勤年均风沙日已达139天，其中8级以上的大风达29天，沙暴日达37天……特大沙尘暴震惊全国。

民勤目前各类荒漠化土地面积已达2280万亩，占全县土地面积的94.5%。

民勤的地下水位已经严重下降，当地下水终于抽不出来时，民勤会出现什么样的景况？

这些惊心动魄的数字和疑问令人揪心。民勤人民在与荒漠化进行艰苦卓绝的抗争。温家宝总理发出“动员令”：“绝不能让民勤成为第二个罗布泊。”

这和我心目中即从历史地理资料中所见到的猪野泽及休屠泽的反差太巨大了。在我的思绪中似乎怎样都接受不了这个现实。因为甘肃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重要的文化发源地之一。且不说十万年前的庆阳等地的人类活动情况，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在甘肃境内也是非常丰富的。如渭河流域、西汉水流域，洮河、大夏河流域及兰州附近黄河沿岸的甘肃仰韶文化、火烧沟文化、辛店文化、寺洼文化和沙井文化等。它们是中原仰韶文化的继续和发展。其中沙井文化因发现于民勤县的沙井村而得名。

沙井文化发现于民勤置县前的1924年，最主要的代表性器物有铜刀、三棱式铜镞、铜扣、铜铃、鹰头饰、鹰形饰、犬形饰、铲形饰、涡轮形饰与连珠形铜牌等饰物，另外还有牛、马、羊等动物残骸及夹砂红褐陶器。年代为公元前800—前600年。

这些青铜饰牌所透露的信息是游牧民族的文化已经在这里深深地扎下了根。

不论是中原的仰韶文化向西部的传播与发展，还是游牧民族的铜饰牌在这里的出现，都表明这个地区在古代有着最优渥的生存条件，人类才在这里开发和驻足。

成书于北魏的《水经注》关于谷水水系的水源、流向，从西汉至北魏，记载翔实，但应与秦时无异，只是地名略有不同而已。文云：“都野泽在武威县东北。县在姑臧城北三百里，东北即休屠泽也，古文以为猪野也。其水上承姑臧武始泽，泽水二源，东北流为一水，姑臧县故城西，东北流。水侧有灵渊池。……泽水又东北流，迳马城东，城，即休屠县之故城也，本匈奴休屠王都，谓之马城。河又东北与横水合，水出姑臧城下武威郡……其水侧城北流，注马城河。河水又东北，清涧水入焉，俗亦谓之为五涧水也。水出姑臧城东，而西北流，注马城河。河水又与长泉水合，水出姑臧东楫次县……西北历黄沙阜，而东北流注马城河，又东北迳宣威县故城南，又东北迳平泽、晏然二亭东，又东北迳武威县故城东。……《地理志》曰：谷水出姑臧南山，北至武威入海，届此水流两分，一水北入休屠泽，俗谓之西海，一水又东迳一百五十里，入猪野，世谓之东海，通谓之都野矣。”

《水经注》清楚表明由谷水水系形成的冲积平原是河西第一个极为殷富的地区。古代的休屠、猪野二泽湖面广阔，蓄水量大，水中生物自然也丰富多样，是南北迁徙的候鸟定期的栖息地。而四周的岸上，不仅有优良的牧草形成的大草原，还有茂密的种类繁多的灌木阻挡风沙，把巴丹吉林沙漠和腾格里沙漠割裂开来，使之遥遥相望而不可及。由于湖水不断得到补充并向四周渗透，既使沙土固定，又使植被覆盖地表。而湖泊和湿地蒸发的水分会进一步起到调节温度和气候的作用。月氏人和后来的匈奴人驻牧于猪野泽的草原和汉代在河西走廊东部设置郡县不是在《水经注》所提到的姑臧，而是选择在今民勤县的北边，即非常靠近大泽的地方，显然是与当时的自然条件和丰富的物产直接有关。

同样发源于祁连山的弱水水系所形成的张掖酒泉平原。因受龙首山与合黎山所阻，不能直接流入近处的沙漠低地，而一直向西北流下去。它不仅滋润了张掖和酒泉地区，竟然深入大漠直至居延（前引古籍中的居繇、朐衍）入海。其平原面积巨大，自然条件更加优越。

《汉书·地理志》：“删丹、桑钦以为道弱水至此，西至酒泉合黎。”“觻得，羌谷水出羌中，北至居延入海，过郡二，行二千一百里。”“居延、居延泽在东北，古文以为流沙。”“酒泉郡……禄福，呼蚕水出南羌中，东北至会水入羌谷水。”

羌谷水（又称合黎水、张掖河）、弱水、呼蚕水先后汇合，至居延，入居延海。如前文已经提到，张掖有涿野人驻牧，酒泉因酋涂人而得名，居延即居繇人。涿野即猪野，一声之转。酋涂人或系月氏人之一部，或后融入小月氏人中，他们都是西戎人的不同部落。这些部落、部族或民族不仅有这三条大河的滋润，更得益于山丹山的优良牧草哺育出的良种骏马。这些骏马成为月氏人的坐骑，月氏骑兵是月氏王的“长鞭”，他用这支“长鞭”维护着他在河西地区的霸主地位，迫使周边所有的部落、部族或民族的小王国都把自己的王子作为质子送到他的无比硕大的穹庐中站班听命。

丹（今称山丹）山位于弱水东界，县因山而得名，因盛产大黄，又称大黄山。汉时，匈奴人占据这里之后称其为焉支山或写为胭脂山。《西河旧事》云：“焉支山，东西百余里，南北二十里，亦有松柏五木。其水草茂美，宜畜牧，与祁连山同。匈奴失祁连、焉支二山，歌曰：‘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繁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

这里所记叙的当然是在匈奴驱逐月氏人，占据河西并与汉朝发生大战之后的事情。而在月氏人作为这块土地的主人的时候，是否给这块土地以及这块土地上的山峦和河流命过什么名在史料上只能查到一点蛛丝马迹，那就是历史上留下的部落或部族的名称，而这些名称在后世的汉人笔下加以汉化或赋予汉语的意义，如猪野、浞野、涿邪及后世唐代的处月应该都是张掖的原音。酒泉是酋涂的音转，后来又编出御酒洒泉慰劳将士的佳话。早年酒泉一公园中的水池旁就立有这类佳话的碑石。还有敦煌，当是敦薨、吐火罗的音转。居延当是朐衍戎的活动地区。《禹贡》《山海经》、《淮南子》等古文献泛称其地为流沙。

总之，在秦以前漫长的历史时期，在河西这块地方有众多的种族、民族、部族、部落驻足、生息和繁衍。从语系上分类，大约有阿尔泰语系的匈奴，突厥语族所属的各族，有汉藏语系羌藏语族所属的各族和印欧语系东伊语支所属各族。这块宝地南依祁连山，并赖其提供的三大水系所造成的冲积平原——谷水流域的武威平原，弱水流域的张掖、酒泉平原和疏勒河流域的敦煌绿洲，北靠龙首山和合黎山这块台地屏住大漠流沙，而保持着无限生机，使之成为东西南北各民族迁徙交汇的大舞台，演出各种各样的悲欢离合、矛盾冲突、贸易交流、分裂融合的历史戏剧。

既然是舞台，当然不能只演一出戏。戏码要变，主角也要变。当月氏王在舞台上背插令旗耀武扬威时，一个作为质子的小王子当然就是跑龙套的小角色。但当主角唱得喉咙嘶哑慢慢露出破绽时，说不定原先的一个小角色便要崭露头角了。

当冒顿作为质子被送到月氏王的大帐中的时候，作为一个十来岁的少年王子，当时是什么心情？护送王子来的头曼的使臣面对他们完全陌生的一个异族的国王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质子，即以人为抵押品的人质，春秋、战国时盛行。最早著录见《左传·隐公三年》：“周、郑交质，王子狐为质于郑，郑公子忽为质于周。”后如庄襄王为秦质子于赵，燕太子丹为燕质子于秦，皆其例也。质子之制始于何时、何地不详，但中外皆有之。作为质子的条件，大约并无定制。一般的恐必须有尊贵的身份，如太子、王储、王子，等等；年龄若小于十岁，对驻在国而言倒是个负担、累赘，不好管束，且易出危险；而年龄太大则难以驾驭；时限更难定准。通常两国交换质子，完全采取对等态度，这可能是同盟关系、友好关系，即使不然，那也是对等关系。但若为单方送质关系，即非对等关系，那么送质一方就是受挟持一方。其使臣不具备谈判的权力，只是听命而已。而接受质子一方处在上风，手中握有人质，当然随心所欲、颐指气使了。

据我的推测，将近十岁的冒顿王子所处的时代，大约是秦王嬴政二十一年（公元前226年）。这时的秦王嬴政所进行的统一战争正处在锐不可当之时。当冒顿还在头曼城玩耍时，有一天斥候风风火火地向头曼报告咸阳宫中发生了行刺秦王的事件。事未成，刺客荆轲横遭体解。秦王发大兵攻赵并伐燕、代。到冒顿被送到月氏王帐之时，这个战争仍在继续，传说燕太子丹已死，秦王仍不解气，进而派大兵伐楚。这意味着战国时代除秦国之外的十五国，至少已有十一个国家被灭亡了。而剩下的数国似乎都已预感到朝不保夕了。中原地区的这一严峻的战争形势对于在西北部地区的游牧诸部是喜是忧，是好是坏，无不在心里加以盘算。月氏王对此也是在心里七上八下。他面对着这个小王子以及护送他来的匈奴使臣，似乎已没有更多的心思去管顾这些了。过去所提的条件只要他们照办就是了，他帐前的这类质子不止是一个匈奴人，还有其他各游牧部族或王国送来的质子。质子的多少表明他在草原诸国中所处的地位、影响及权势，当然也代表着利益，但现在形势不同了。当中原的秦王朝在统一中原之后，他的战车的轱辘会停下来不转了吗？他的思绪是不能宁静下来的。

这些质子，不论其年纪大小，不论其人才智愚，不论其长相俊丑，不论其财力多寡，不论其品操优劣，不论其举止谈吐教养行为高下，都各有一帮子官吏、随从和仆人，他们在月氏国王龙廷周围扎下许多毡房，从而形成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这种社会群体当然不会像早年秦王嬴政名义上的父亲子楚在赵国都城邯郸做人质时的生活形态，因为这里毕竟是草原，没有农耕社会中所形成的那种大都会所能具有的生活方式、娱乐场所、市集贸易、饭馆酒肆、豪门大户、妓院衙署，等等，不可以进行各种交际活动或花天酒地的娱乐活动。但既是龙廷所在之地，就会有商贾云集，就会有官署衙门，就会有军营士兵，就会有如花美眷。如果我们可以以今例古的话，我走过沙漠中因发现油田而骤然建立起来的帐篷城市芒崖，我走过中古时代的草原城市如正蓝旗的元上都、海拉尔的黑城子、元顺帝败北时的应天府，它们都是草原上的以帐幕、毡房为主体的城市。那么在司马迁笔下所说的游牧民族建立的“行国”，他们的“龙廷”所在自然也就是一个毡房或帐幕城市，而一个城市的功能自然也都是应有尽有。

匈奴无文字，月氏亦无文字，其他一些质子也都不能用文字交流或文书记录。至少是没有能够表达最复杂的重大事件及各种各样抽象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成熟的文字，这是现在已知的公认的事实。但这却不等于说没有人给冒顿讲过，也不等于说冒顿没听过、见过和思考过。在冒顿当人质——官方的正式称呼并以礼遇之为“质子”——的时候，当质子的不是他一个人，在月氏王的周围还有其他各部落国、部族国的王子们，在外交没有恶化或者说外交关系尚好时接受质子的国王们还得以优礼待之。因此，冒顿在初为质子而与其同侪，与东道国的储君，与诸王子以及与月氏国王与其臣仆们有很多的交往。在交往中，声色犬马是谈资，各国民风、民俗、特产、政治、军事等等无一不是谈资。谈者或有心或无心，听者或无心或有心，其智商与情商亦有高下智愚良莠好坏之别。对于一个命运多舛、际遇复杂、智力思维异常敏捷的冒顿而言无疑是进了一所高等学府。一个人的成长取决于环境，接受多少取决于勤奋和智商。

当我在赛里木湖南端的松树头，察布察尔的纳达齐牛录，特别是在特克斯县的阔克铁热克以及昭苏县夏特乡与哈萨克、锡伯、乌兹别克、维吾尔等农牧民朋友亲切交谈时，他们很少或压根儿就不会谈及书本上的历史知识，但说起祖先的往事与英雄传说时却眉飞色舞，如数家珍，酒酣耳热之际便歌之咏之，舞之蹈之。赛里木湖畔的一位哈萨克老人叙述他的先世，能数到十一二代，一般青年以上的人或能数到七代者。还有一位乌兹别克人，他在文化馆工作，对其祖先坚昆的历史就多半来自历史典籍了。假如我们可以以今例古的话，那么可不可以认为冒顿身边的呼衍尼特克老爷爷就是他的启蒙老师？我的蒙古族朋友以本民族曾经作为“世界的征服者”而自豪，所以对民族历史以及自己的家世都很热衷地叙述。但达斡尔、埃文克、鄂伦春等族，因为人口稀少，迁徙的时间久，长期以狩猎为生，所能叙说的自己的祖先仅三五代而已。由此，我甚至想：那些以游牧和渔猎为生的民族，由于本民族的文字记录不发达，甚或还未创造出来，那么关于一个家族、一个部落、一个部族、一个民族的历史恐怕就只能靠口头传述自己祖先的故事为主要表达方式了。

冒顿做了质子，使他对于周边各国（包括草原上的各个独立的游牧部落）也会有些了解。这对他无疑也是一种知识和文化的积累，当然这是隐性的。

因此我们设想作为质子的匈奴王子，少年冒顿，生活在这样一个“行国”的“龙廷”之中，他见到了什么？他学到了什么？他最感兴趣的是什么？他怎样认识他所在的这个草原帝国？ DXSMm0ZUPOhsTQtoFnsmuWACDZtlizQVL4lmNLx/Ojy5paR3tQ31mQWbD4K7EC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