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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叙事之前，先就“白登之围”（史亦称“平城之战”）的史料做如下征引。引文有些繁复，但兹事体大，两千多年，未尝辨析，行文至此，不得不然。
《史记·高祖本纪》：七年，匈奴攻韩王信马邑，信因与谋反太原。白土曼丘臣、王黄立故赵将赵利为王以反，高祖自往击之。会天寒，士卒堕指者什二三，遂至平城。匈奴围我平城，七日而后罢去。
《汉书·高帝传》：上自将击韩王信于铜鞮，斩其将。信亡走匈奴，（与）其将曼丘臣、王黄共立赵后赵利为王，收信散兵，与匈奴共拒汉。上从晋阳连战，乘胜逐北，至楼烦，会大寒，士卒堕指者什二三，遂至平城，为匈奴所围，七日，用陈平秘计得出。
《史记·匈奴列传》：汉初定中国，徙韩王信于代，都马邑。匈奴大攻马邑，韩王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晋阳下。高帝自将兵往击之。会冬大寒而雪，卒之堕指者十二三，于是冒顿详（通佯）败走，诱汉兵。汉兵逐击冒顿，冒顿匿其精兵，见其羸弱，于是汉悉兵，多步兵，三十二万，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尽到，冒顿纵精兵四十万骑围高帝于白登。七日，汉兵中外不得相救饷。匈奴骑，其西方尽白马，东方尽青駹马，北方尽乌骊马，南方尽骍马。高帝乃使使间厚遗阏氏。阏氏乃谓冒顿曰：“两主不相困，今得汉地，而单于终非能居之也。且汉王亦有神，单于察之。”冒顿与韩王信之将王黄、赵利期，而黄、利兵又不来，疑其与汉有谋，亦取阏氏之言，乃解围之一角。
《汉书·匈奴传上》：冒顿纵精兵三十余万骑。（余同《史记·匈奴列传》）
《汉书·韩王信传》：匈奴使左右贤王将万余骑与王黄等屯广武以南，至晋阳，与汉兵战，汉兵大破之，追至于离石，复破之，匈奴复聚兵楼烦西北。
《史记》《汉书》中韩王信、刘敬、陈平、周勃、樊哙、夏侯婴、灌婴、靳歙等传都有与“白登之围”相关的记载。《汉书》显然源之《史记》。
《史记》谓匈奴出兵四十万，汉兵三十二万。《汉书》又谓匈奴兵三十余万，或亦称四十万。但未提及铜鞮之战的兵员数额。
韩王信移徙太原前，即在洛阳时，刘邦已发布“罢兵归家”令。各异姓王似获准仍拥有军队，但其数量肯定少于战时。韩王信移徙太原，虽有备边之责却无扩编之权。降匈奴后不久即有铜鞮之战，一战而溃，可见其兵力并不雄厚。刘邦从长安出发，所带兵员有限，主要依靠原已在外的几路人马。他们都是刘邦最为亲信的将领，即在丰沛起事时就追随在他身边的周勃、樊哙、夏侯婴、灌婴、靳歙等人。他们是“方其鼓刀仆御贩缯之时”的“附骥之尾”者，或随入关中以为护卫，或屯要冲以为掎角。还有部分兵力，如卢绾居燕，韩王徙晋，皆为备边者。汉帝国初肇，百事待举。韩王信叛离，事发突然，刘邦已疑异姓王，又不能调用边将，只好自将亲信。试观周勃、樊哙、灌婴等在武泉、云中赶赴铜鞮、晋阳等地的奔袭情况，就知道他哪里弄得来三十二万步马兵丁？即使各郡国有这许多兵力，一时之间也集合不到一起。冒顿的草原帝国也是初肇，除冒顿亲率的左右谷蠡王和左右拱卫的两贤王各自麾下的左右大将，只是在“理论”上拥有所谓的“万骑”，其余各大当户的兵员与其各部人口多寡相关，且并不脱产。所以其兵员总数若能达到史乘所谓的“四十万控弦之士”的五分之一就已是了不得的力量了。此次出兵，左右两贤王合兵万骑，已是最大数。冒顿亲率的兵力和左右谷蠡王的兵力加在一起能有三万骑就是他的全部人马。此外，还有其他许多不利于冬季作战的条件也使作战双方都不可能在一次战役行动中动员那么多的兵力和加倍数额的战马。因此上述的“四十万”“三十余万”“三十二万”云云，如果不是双方有意的夸大之词，就是以讹传讹，竟成千古定谳。拙文《“白登之围”兵员数目考》予以专论，此间不予重述。
且说刘邦与各将在铜鞮获胜之后，信心倍增，想要一鼓作气把韩王信消灭。大约这是一种常情吧：对于任何一位统治者或领袖人物，痛恨或仇视其内部的变节者总是大于其主要的对手。刘邦有这种心态，众将更当如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于是刘邦君臣率兵北上，经祁县直奔太原。
但是他们在那里失去了目标。
这对于“知为皇帝之贵”却又御驾亲征的刘邦而言可能滋生一种轻敌思想。他认为敌人已作鸟兽散。因为周勃、夏侯婴、灌婴、靳歙等连攻下太原、晋阳等六城（按：太原、晋阳今为一地，但秦时置郡，辖太原、汾州二府，汉封国，治所在今太原县），势如破竹，但其实几无斩获。何以如此，这就需要问问护军中尉陈平了。
陈平作为刘邦近臣，作为谋士，协调诸将的军事行动，即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关键就在于掌握情资。铜鞮之战，是他把敌我双方态势把握得十分精准，拿捏得分毫不差，一锤定音。起初还有消息，韩王信远遁，曼丘臣、王黄等另立赵利为王，匈奴单于冒顿已入晋阳。依陈平之见，似乎韩王信与其麾下已有龃龉；曼丘臣、王黄、赵利与冒顿当有新的磨合时间，而周、樊诸将等几路分进，千里奔袭，圣上也是鞍马劳顿，他不得不把三军运动节奏放缓一些，留下喘口气的时间。难道因此而贻误了军机？他不敢怠慢，立即派出了十余骑斥候、谍员分赴前沿侦察。
但皇上刘邦求胜心切，多半也有胜而骄的心理。他们没有警惕，已经触犯了兵家大忌。而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如果问责的话，必首推陈平，这并非为尊者讳，因为陈平是“护军中尉”，是谋主，扮演着军师或用现代的说法是参谋总长的角色。刘邦虽求胜心切，但毕竟身经百战。只要陈平有充足的理由，有准确的情报，有坚实的证据，有明确的规划和建议，刘邦焉能不听。他是开国之君，不善将兵，却善将将，其人少智，却善用他人之智，对张良是言听计从，对他陈平亦如是耳。铜鞮大捷后，陈平给刘邦提出了什么样明智的谋略，掌握了哪些关于匈奴的、韩王信的以及所属各部的资讯和情报，对未来战局的发展做了什么样的预测和评估，关于作战地区的地形地貌、山川河流、雨雪阴晴、道路宽狭、村庄部落、民族分布、语言同异、风俗习性、贫富差距、集市贸易，等等，是否有过探询，对某些可能发生的问题是否做了应对的预案，对后勤补给都做了些什么准备，粮秣武器野营帐幕御寒衣物等，这些问题如果对刘邦有所建议的话，他是必然有所反应的。
这一切显然都没有，有的只是按常规，即各支部队主将通常都会派出斥候所做的侦察。侦察结果，“徒见其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辈来，皆言匈奴易击”。这十多起的侦察兵至少有部分当属陈平麾下。其所得情报竟是这样，刘邦自己都不敢想了。韩王信和冒顿统治之地，而且是在大军压境、大战在即的时候竟会是如此模样，叫人怎能置信？但陈平没有反应。于是刘邦特派新任的郎中并赐姓为刘的刘敬亲去侦察。刘敬还报：“两国相击，此宜夸矜见所长。今臣往，徒见羸瘠老弱，此必欲见短，伏奇兵以争利。愚以为匈奴不可击也。”
刘敬说的是一个浅显的但却非常实际的道理。其对错曲直也是容易判断的。至少要比在洛阳建议定鼎长安容易判断吧！当时朝廷众将异口同声反对这个不知从何处冒出来的衣着破烂的老戍卒的“长安天府”之论，刘邦拿不定主意，张良独表支持，刘邦立即纳谏。此番刘敬之言铿锵有力，而陈平不睬，于是求胜心切的刘邦怒骂刘敬并将其关进广武大牢。
刘邦在白登败绩，陈平是脱不掉关系的。
假如退一步说，刘邦因帝国新肇，百废待举，千头万绪，心急如焚，故而求胜心切，那么陈平作为首席谋主，虽然不能阻止大军北上，但在充分了解对手非等闲之后，至少可阻御驾亲冒矢石。显然这时他也未尽全责。在过雁门关后，于楼烦发现敌踪。于是大军追击过去，在那里打了一场恶战。但谁知这仗是不是冒顿的预谋呢？
雁门关位于雁门山腰。雁门山即前面曾提到的句注山。雁门关即筑在句注故道上，自古即为戍守重地。因有东西两山对峙，山岩峭拔，山路崎岖，盘旋而上，险处置关，又名西陉关。其西南有宁武关，西北有偏关，都是晋中地区通往内蒙高原必经之地，合称三关，互为掎角，雁门关今存关门三座，内有战国时赵将李牧祠。明《武安君庙碑记》载李牧率兵屡胜匈奴事。雁门关为历代用兵之地。古人有“三关冲要无双地，九塞尊崇第一关”之说。雁门关下之西有广武城，依山建筑，为雁门关重要防卫基地。
刘敬坐在广武城的大牢里，不知他是怨恨刘邦呢，还是应该暗自庆幸呢？想来，他大约不会是怨恨，更不会“庆幸”。“庆幸”是指刘邦率众出雁门关后不久所遇到的那场大风雪。
大风雪，是指前引文所述“上……至楼烦，会大寒，士卒堕指者什二三”之言。
楼烦史谓其为北狄之一部，常与北狄另部林胡相邻。《史记·赵世家》“西有林胡楼烦秦韩之边”，《通典》“赵武灵王北破林胡楼烦”。春秋战国时占有今宁武、岢岚等地，以游牧为生。楚汉战争时期，汉军中曾有楼烦骑兵参战。刘邦率众过雁门就发现有韩王信的残部，当即追踪而去，在累头山之西、赵长城脚下的楼烦与敌军遭遇。也就是在这时，天气骤变，出现大风雪。而汉军固以轻骑为主，缺少辎重，不仅缺粮短草，没有帐幕，更无御寒的衣帽，以致士卒被冻掉手指脚趾者逾二三成之多。
天降大雪，坐在牢中的刘敬不仅看得见并且感受到寒，但毕竟还有屋顶可以遮住大雪。而皇上和诸将与士卒们的装备与粮草，他是一清二楚。他预料这场大风雪会给皇上和前线将士造成灾难。他痛心疾首，焦虑万分，更担心敌人会乘机从隐蔽之处冲杀出来，那会使皇上吃大亏的。因为他压根儿就不相信敌人会是羸弱之辈。
但他在牢里有什么办法？他哭天抢地，大喊大叫，不过是徒遭牢头的训斥甚或鞭挞罢了。他希望皇上能知难而返，不要怕丢面子，损失些人，只要众将保住皇上，丢盔卸甲没关系，退回雁门关内才好。他认为撤退是上策，他甚至坚信皇上必定会撤回来。
他等啊，盼啊，相信两三天必能见分晓。只要皇上平安回来，哪怕自己死了也无所谓。
然而五天过去了，没有消息！
七天过去了，仍然没有消息！
牢房成了冰窖，刘敬成了冰棍儿，还是没有消息！
空气也结了冰，不会再流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