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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以“冒顿单于传”命名的，但却迟迟没有让他出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考虑到冒顿作为大汉帝国的挑战者出现在一个历史时代的前沿，我们应把这个挑战者的挑战对象，以及挑战者所凭恃的载体做一翔实的描绘和交代。
人类的历史是由每一个活生生的人参与和创造的。老子有云“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是也，但任何创造都必然是在一定的条件下进行的。这所谓的“一定的条件”有两种内涵：普遍的共生的；独一的个性的，即仅适用于某一类或某一方面，因而是有条件的。
在秦末生成的天下汹涌的大潮中，出现了一批弄潮儿，也出现了一大批赶浪的勇者和投机者。他们一方面在推波助澜，另一方面又被波澜打得晕头转向，不辨东西，不知南北，而更多的人原本就是大潮的分子，但作为个体的分子，有时会作为浪花而被大潮击得粉碎，有时会作为泡沫或泥沙而被大潮推向岸边或抛向大海的深处。有的被大潮吓破了胆，只恨爹娘没给自己多生两条腿迅速脱离大潮。就如同陶渊明先生在《桃花源记》中所写的“避秦时乱，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那群人。所有这些人，从弄潮儿到避潮者，都同是大潮的分子，这是共性；如何应对大潮，这是个性；在大潮中不论是处在浪尖上的弄潮儿，还是被浪潮推向岸边的落魄者，有时都是被动的，即不以自己意志为转移的，这也是一种共性；同在浪尖上如何弄潮，同是落魄者如何另辟蹊径，这取决于个性。一群弄潮儿，纷纷折戟，折戟方式不同，而沉沙则相同。留在浪尖上的两个弄潮儿都是弄潮的高手，这是共性；两个高手的决斗，一个是百战百胜而最终一败涂地，一个是百战百败而最后一胜定鼎，个性在起决定作用。赶潮的、推波助澜的和被波推澜卷的人其理也同。
但在这场波涛汹涌的大潮之外还有一种观潮的人。观潮的人很多，观，这是共性；其中的一个不只是用眼睛去观看，还更用心去观看，所以看得很准、很远，最后竟然也投身大潮之中，进而重又掀起一股大潮，这则是个性。具有这种个性，并且在他掀起的这个大潮中，做一个真正的弄潮儿，推动了世界历史的进程，怎能不叫人们对之刮目相看呢！
这个先是在远处听潮，在高处观潮，进而是试潮，最后下海弄潮的人就是本书的主人公——冒顿！
凡是在钱塘江畔驻足过的人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在潮波初起之时，一般人未必会有什么感觉，而耳聪之人在微风中就会有所察觉，登上高处就可能见到一条时断时续的白练，它意味着涌潮即将来临了。观潮者就需要立即给自己选择一个最佳的位置，准备弄潮的人自然就抄起家伙了。
秦始皇在沙丘驾崩时，赵高用一筐鲍鱼悬在辒辌车下以掩饰嬴政尸体的臭味，其秘不发丧的主意和措施也算足够的精明。但公子扶苏自裁，蒙恬械系，李斯舍人护军，位于河套以北、阴山以南夹山带河地区的北假大营的秦军能保得齐半点消息都不外泄吗？就算它半点消息都未外泄，但三军无理易帅，士气何以振之？士气不振，号角声断，刁斗错时，军旗不卷，早为偷伺者察看得一清二楚。作为情报消息传到冒顿耳中时，他会作出一个明确的判断：长城那边必有隐情！他在“听潮”！果然发丧的消息传来；给匈奴人造成最大威胁的秦始皇有如大厦一柱轰然倒塌，他相信一股连天大潮会如万马奔腾般地迅速袭来，他要寻找一个最佳的位置观这次大潮。如果这个位置被人抢先占据，那么不论他是谁，都应当被夺取下来。观潮！必须要有最佳的位置，有了最佳的位置才能选择适当的时机去试潮，或更进一步之弄潮！
这样说，有什么证据吗？
没有！
没有证据不是历史。
太多的巧合未必是真实的历史，至少，它必然有许多缺环。寻找那些缺环，推论有可能接近历史。
金冠饰（战国，冠顶高7.3厘米，冠带周长60厘米，1972年杭锦旗阿鲁柴登出土）
仅用一筐鲍鱼是不能永远遮掩一具腐尸所散发出来的臭味的。当秦始皇的尸臭传到阴山以北的草原上的时候，冒顿仿佛已经听到潮波初起的涌动之声，那么随之而来的必将是如滚雷般的汹涌的大潮。他要目睹这个大潮，抵近观察和接触这个大潮，因此，最首要的事情是必须占有观察大潮的最佳位置。
他要立即采取行动。
而上天也给了他一个行动的机会。
冒顿戴上了匈奴单于的金冠。
有一顶传世的雄鹰金冠展览在内蒙古博物馆的展柜中。雄鹰展翅傲立，头、颈是用两块绿松石雕成，头、颈之间是一雕有花纹的金片作为间隔，看起来却像一个金项圈。两眼是用金片做成的，特有神采。鼻孔上有一道金丝穿过中空的颈项和鹰腹与金冠的主体相连，故头、颈可以摆动。鹰身全用金片做成，雕出精细的羽毛纹饰。鹰尾亦如头、颈连接的方法，亦能左右摆动。双翅伸展，纹饰线条流畅，羽毛纹极精细，而双足则牢固地抓住冠体。冠体是半球形，金片很厚重，浮雕动物咬斗的图案。上有四只狼和四只羊，两两对卧，对称分布于半球体的两侧。狼的四肢屈曲前伸，四只盘羊，羊角后蜷，蜷处镂空，前肢前伸，后肢反转，被狼死死咬住。冠带由三条半圆形的金条组成。前部是两条冠带，上下用榫卯插合，后部一条冠带与前部冠带下边的一条也是用榫卯插合连接。每条冠带的两端都是浮雕动物纹饰，前部上条冠带雕虎，下条雕羊，后条雕马。主体部分则是绳索纹。整个冠饰金光璀璨，冠顶雄鹰兀立，摇头摆尾，盯视脚下，展翅欲飞，神态生动，有傲视群峰、独步天下的气概。冠体和冠带的动物浮雕，不仅生动，更令人赞叹的是其传神，它把草原的生态、草原的韵律、草原的灵魂、草原的气质凝缩在一个王者的头上。
这件雄鹰金冠在1972年出土于内蒙古伊克昭盟杭锦旗阿鲁柴登的一个沙窝子里，同时出土的还有另外一些金器、项饰及各种动物形饰牌。同期在杭锦旗桃红巴拉、准格尔旗玉隆太等地前前后后发现了许多匈奴墓葬及各种文物。据考古专家的意见，这批墓葬及其出土文物属于战国晚期，雄鹰金冠等以各种动物纹饰为特征的金银装饰品是匈奴艺术中最具代表性的珍品。这个地区、这个时期的青铜器被称作鄂尔多斯青铜器。这一顶雄鹰金冠“很可能是匈奴某一部落首领（或王）的冠饰”。而我现在把它拿来献给冒顿，大约免不掉有“张冠李戴”之嫌吧。
但这是匈奴人留下的传世文物中到现在为止人们所见到的唯一的一顶王冠。冒顿在龙廷大帐即位升坐时，人们总得给他头上戴点什么，绝不会让他蓬头垢面地接受群臣及各方酋长与贺客们的礼拜吧！然而戴什么呢？当然是王冠。那王冠是什么样的、什么质地的、怎么个戴法……我没有这个想象力，所以就只好借来这顶雄鹰金冠以张扬其威吧！如果将来的某一天或某一种机缘，人们发现并发掘了冒顿单于的大墓，看到了他的更加完美的金冠，那么我的上述云云自然就不攻自破了。我希望这一天早日到来。
冒顿在取得了“观潮”的权力之后，当然也就有了“观潮”的位置。“有了权力便有了一切”，但这“一切”需要加上一个注脚：“一切”仅只限于其势力范围之内。不在其范围之内而又为其所觊觎的，就得多费一些斟酌，一番策划，一种手段，一定实力，最终就只有诉诸武力了。在其“继承”下来的势力范围之内的位置无所谓选择。超出这个范围的首先要有一个目标。宏观的是整个的阴山，他必须跨过长城；而微观的，即具体实施的首选位置是头曼城，是北假……
冒顿是个审慎的人，在没有足够的观察、不知翔实的情况、未做周密的准备，他绝对不肯轻易出手。
韩王信在马邑叛降使他产生“抵近观潮”的念头。他没有机会抵近去看一眼那位一跺脚天下为之颤抖的西楚霸王项羽是怎样的一位英雄，那么看一眼战胜项羽的刘邦也许更有意义吧。那应该是更大的英雄！而他的名字——冒顿与中原人所谓的英雄本为同义，只是他从未如此自视。
不过我想也可以把这个揣测推到燕王臧荼叛降的时候。那时他已经确定了对叛降者的政策——保持原王位，原军政建制，原统治地盘等，让他们既保住原有利益又有了新靠山，当然其实质是使之既可祸乱汉国边地，又为匈奴备边。不过燕王臧荼是个扶不上墙的角色，很快就完了。因此他寄希望于韩王信，并亲率其训练有素的“控弦之士”来到前沿。一则对汉帝汉军“抵近观潮”，二则给韩王信打气儿。
韩王信这个人大概颇有点魅力。论出身——韩襄王的孽孙、凭才气——一生行状未见显才，他本不具获得高位的资格，而魅力却使他平步青云。史载韩王信身长8.5尺。汉尺出土见著录者60余支，长度一般在23～23.7厘米之间。西汉尺以满城汉墓出土的铁尺最精，长为23.2厘米。若以该尺为准，韩王信身高为197.2厘米，是个大个子。不知他是韩襄王（公元前311—前294年在位）的第几个小妃子生的第几个儿子的第几个小妾留下的孽种，所以他自称起自“闾巷”。刘邦擢升他为战将，为韩王，大约与其雄壮有力的长相有关。他既已“南面称孤”，也就自视甚高了，因而形成一个权势利益集团，其臣仆与将领亦皆顺势高升，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其受冒顿的青睐大约也不外此理。
没想到韩王信也竟然失败得这么快和这么惨！韩王信占据铜鞮作为自己的老巢是他同意的。其主将王喜极力鼓吹并主动给韩王信修缮破旧的晋侯旧宫做长治久安的打算。韩王信一见便有“恨晚”之慨。冒顿“嘿”然，只把他当作一颗钉子，面西可监视蒲坂，那是通向长安的重要渡口；面南以监视通向洛阳的关隘。它还是晋阳的一道屏障。所以当他得知汉军已抵天井关时，冒顿也已抵近晋阳了。王喜大约是韩王信最初派遣至冒顿帐前通欵的特使，因此也得到冒顿的“器重”。王喜和韩王信得知冒顿已在背后助威，本来信心满满，然而竟是那样不堪一击！
冒顿从其谍报人员那里很快得知王喜败阵的详情，尤其关于周勃竟是从武泉——冒顿的根据地迂回过来的，使他暗自吃惊。他既未用情报不灵、用人不当、措置失利、作战不勇等类言辞指责韩王信，也没对自己麾下说上一句措辞严厉的话语。他是闻所闻，见所见，从近处观察到了刘邦用兵的法度和谋略，尤其是周勃等将领作战的风采。他觉得周勃作战仿佛用的不是手中的宝剑和战士的威勇，而是计时的漏刻：在王喜正志得意满阵前扬威的那一刻，周勃突然出现在他的背后，趁他因惊吓而恍惚的那一瞬间，剑锋已刺入其心脏！这里没有巧合，没有运气，一切都在精准的调动和计划之中。他知道自己的“抵近观潮”已经由不得他了。他们已经到了武泉了。他必须得下水“试潮”了。
冒顿知道刘邦有两位谋士——张良和陈平，张良因病没有随驾远征，因此断定现在军中谋主是陈平。陈平的职衔是护军中尉。中尉亦称都尉，原是西楚霸王封赠的官衔，投奔汉军后，刘邦也赠以同职，但加了护军称谓，以协调各军将领的关系，有监督统领之意。换言之，其职权更大了。他掌握各种情报，从而有效地指挥各路兵将作战。
从史乘所载“白登之围”或称“平城之战”的情况，有理由推断在铜鞮战后的冒顿的心态及其采取的谋略。他没有惊惶失措，也没有指责韩王信或其他任何人。他是为抵近观察刘邦而深入前线的。他命人通知从铜鞮惊慌逃跑的韩王信来与他会合。但传信人回来报告：韩王信似乎已率亲卫径向参合（在今晋北阳高附近）逃窜，没有踪影了。冒顿嘿然一笑：“由他去吧！”谍员还报告说：信将曼丘臣、王黄等人不满韩王信弃军远遁，正在收罗散兵游勇，谋划另立旧赵后裔赵利为王，与大单于共拒汉兵。冒顿又嘿然一笑：“好！”但入夜，他便亲率铁骑分散为小股，以昼伏夜行方式不露形迹地从晋阳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