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勃是作为一支奇兵突然出现在王喜阵前的,其兵员不多,后续部队与他还有一段不短的距离。但他与皇上刘邦的联系与约定的战期显然得到非常精准的执行,因而得到出奇制胜的效果:一战便打乱了韩王信的全部阵脚,而且另一支主力也在晋阳对匈奴单于冒顿构成了威胁之势。尤其令人讶异的是周勃此次行动是千里奔袭,更应令人讶异的是他竟然来自草原!
《史记·绛侯周勃世家》:周勃“以将军从高帝击反韩王信于代,降下霍人,以前至武泉,击胡骑,破之武泉北,转攻韩王信军铜鞮,破之”。
古文简约,只记结果,不易明了。如以刘邦在长乐宫建成举行朝会庆典的时日算起,即从汉高帝七年十月岁首后数日得到战报,到高帝亲率卫将军(汉武帝时称羽林军,三国时称御林军,后历朝皆沿称御林军)从长安出发,如前文所述,他沿渭河东进,出函谷关,近洛阳时绕道直趋孟津,而后越天井关抵长子,就是按急行军速度在秦始皇时代修筑的直道上前进,这千余里之遥的距离得需多少天?且渡孟津后完全在山路中行走。就算这支队伍都是骑兵,且是正富春秋的青年和壮汉,急行军能坚持几日?就是他们体能再好也不得把他们的皇帝丢在大路上叫狗咬或者是不吃不睡呀!刘邦斩白蛇起义时就已是不惑之年了,此后十年戎马,多次负伤,甚至还有利箭贯胸之伤,怎能适应强行军?他这次行动颇为机密,不能摆出銮驾,只能做将军模样走在队伍之中,但其宿营时的辎重也总得带上一些吧。这都是减速的条件。而且御驾亲征,所带兵马其实并不多,因为他不能带上卫戍长安的全部兵马,为了掩饰这次出征的机密性和机动性,更必须精简。然而精简也有弊,战斗力有限。因此在行军时就特别小心翼翼,要依靠探马的反复前来禀报,在万无一失的情况下才能扬鞭策马。
因为他的部队并非是主力作战部队,但却必须与主力配合,方能有效指挥。当他亲率的人马已经到达长子县而直面韩王信的千军万马时,他的人马在哪里呢?
在征途上,已经接近战场或已经到达并且投入战斗。
如我们前引的史迁的周勃传,另外在别人的传记里还有些散见的文字,但同样也都像周勃传那样简约。因古今地名的更动和沧桑的变化,就需要一些考证和诠释。
在高帝五年(公元前202年)刘邦刚宣布过“罢兵归家”旨意的两个月后,燕王臧荼就反叛了。臧荼为七异姓王之一。当时刘邦怕是不得不中止罢兵归家的举措。或适当保留一些亲信将领的兵权,并立即亲率部队远征。
这是刘邦称帝后所遇到的第一个反叛者,因而也是他称帝后的第一次“御驾亲征”。“御驾亲征”主要参与的将领是周勃、樊哙、郦商、夏侯婴、灌婴等。他们马到成功,臧荼于易水被周勃、樊哙等擒获,定燕地,余众作鸟兽散,卢绾继封为燕王。
形势逼人。与臧荼反叛差不多同时,利几反。利几原为项羽麾下,羽败,利降。继之,楚王信(汉初三杰之一的韩信)又有不臣之言。刘邦用陈平之谋,伪游云梦泽将其执之。这一系列事件相继发生,刘邦还怎能再侈谈“罢兵归家”的举措呢!而且从后来事情发展的情况上看,在刘邦的最后几年,周、樊、滕、灌等人,从征讨臧荼以来,就没有解过鞍。
在臧荼这棵大树倒下之后,表面上的多数人做了猢狲散,但一些将领却带领或是挟持其麾下或从败将手下收罗来的散兵游勇,或是啸聚山林,或是改换门庭,或是投到匈奴单于帐下。这就迫使周、樊、滕、灌几位随驾征讨臧荼之后,继续在幽州、冀州、并州几个刺史部布防或征讨。但当时国家肇建,朝廷初立,纲目未厘,百废待举,黎民嗷嗷,势者沸沸。一方稍有动乱,便会谣言四起,人心浮动,物价高涨。周、樊辈怎能稍有懈怠。不说夜夜枕戈待旦,无日解甲卸鞍,一年四季中怕也得有一半时间在马背上度过,而他们的兵员却不能很多。因为当时国家人口稀少,在长期战争之后,平民百姓需要休息。同时也因为军费有限,无力养太多的兵。因此周、樊等人只能保有精兵,不得有一冗员。且军饷、辎重、兵器的补给,恐怕也只能一半靠国家,一半需自筹。他们也不敢把战线拉得太长,不能不采用“龟蛇战略”,凡事若有一招可济,他们绝不轻易出手,甚至压根儿就不露面,这样既不招摇,不惹是生非,又可以自保。即采用缩头政策。这样统兵,好管好带,训练有素,且节约经费,免滋事端;一旦有事,谋而后定,或互为掎角,或分进合击,或千里奔袭,或奇兵设伏。所谓不谋不动,动必有果。其兵在龟缩之时,主将自可回长安参与国政,而蛇动之际,主将自可鬼没神出。
自从刘邦得到韩王信叛降匈奴的边报以来,他根据周、樊等长期与臧荼在北边作战时所熟知的情况,准确地判断韩王信的作为,立即令他们返回他们在燕国境内的驻地,采取分进合击的战略,约定进攻的日期和方式,对其实施打击。刘邦在行军中不乘黄屋王车,不张伞盖左纛,不带卤簿仪仗,当然更无参乘奉引,宛如一员副将随行军中,疾徐行止自有年轻的军官即时发布。所以从长安出发的这支队伍似疾而徐,似紧却松,或反之,似徐而疾,似松却紧。这一切恐怕都是做给可能隐匿各处的敌方谍报人员看的。所以他们在过天井关那样的关隘没有遇到任何麻烦,大约就因为其不显眼的缘故吧!韩王信没有太在意他们。
周勃、樊哙、郦商、夏侯婴、灌婴诸将在刘邦亲将的部队启行前,他们便从长安城中像突然蒸发一样消失了。
史迁曾谓匈奴楼烦部、白羊部距离长安,近者约七百里,轻骑一日一夜可至。这是指大部队的推进速度。在有多骑备乘和驿站接应,轻骑长行,起早贪黑,包括部分山路在内,日均七百里当属中速。当刘邦御驾亲率兵将坦途疾行,山路缓行,穿城过镇快走,在先行官员提前备好的行辕仍可安稳休息的时候,周、樊等将领各自带着自己的轻骑,时聚时分,奔向各自的大营。据史迁在周勃、樊哙、郦商、夏侯婴、灌婴诸传所披露的对韩王信及冒顿的反击战的情况,我们可以推断,他们是以涿县(涿郡治所)和沮阳(上谷郡治所)作为其前出的基地。因为他们在平定燕王臧荼叛乱之战中,易水是主战场,臧荼也正是在那里被俘的。在沮阳是否有过交锋,史未明载。但燕王臧荼的将领据有重峦叠嶂、奇险天开的太行山第八陉——军都陉,即今之居庸关。那里本来是防范匈奴的雄关要隘,但却变作了他们交通匈奴的秘密孔道。臧荼易水被俘之后,臧荼的将领与权臣们多从那里出塞了。因此周勃等不得不在那里设卡,在沮阳—上谷郡治所一一设下营盘。这两处地方都扼守着通向塞外和晋北的咽喉要道,进可攻,退可守。而对于新封的燕王卢琯而言是对他的保护也是防范,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作用自会显现出来,有如围棋的高手,每落一子都能瞻前顾后,在不同的时段显示不同的作用。
根据副将们和直接出没于敌方地盘的谍报、远哨、斥候们报告的最新情况,总的态势与原先的估计有所差异,但相去不远。于是对与匈奴勾结的韩王信开始实施打击。当然,周勃不会忘记把作战计划以日行千里之速报告给已经起驾的皇帝刘邦。
根据周勃等人的列传所披露的情况,他们率各自所部均以轻骑为主,兵分两路先后向代郡靠拢,形成分进合围、实行突击的态势。以夏侯婴、灌婴所部为先锋,从沮阳出发,沿治水(今之桑干河)西进,至祁夷水(今之壶流河)交汇之处,形成沿水两岸南下态势向代城靠拢,目的在于廓清代城北部之敌;而郦商、周勃、樊哙则从涿县出发,沿涞水谷地进五阮关(今之紫荆关——太行八陉中的第七陉蒲阴陉),而攻伐的主力郦商——在攻臧荼之后任右丞相,受赵国相印,号曰涿侯——在周、樊掩护下北扑代城。其间,周、樊还分出部分兵力继续西进,向灵丘、卤城、葰褅人方向缓慢运动,以监视或阻击可能从雁门方向出来驰援代城的敌军。
从史乘的简约记载来看,他们对韩王信在代城所部署的具有东进意图的兵力的打击显然是完全成功的。在周、樊、滕、灌分别切割、包围和有效阻击的配合下,郦商一举攻下代城,俘虏丞相程纵、守相郭同及将军等各级官吏十九人,士卒无算。
人们习惯对于首战特别看重其军事的、士气的、精神的即政治的意义,但其真正的意义却是在于捕捉了“舌头”。它为进一步展开战事行动具有关键的意义。郦商之所以作为攻代的主要将领是因为要他留驻代城,以便全面控扼太行山的守备力量,使敌人不能东越一步,同时又能使周、樊等在三晋作战时得到必需的后勤补给。在平定燕王臧荼之后迁为右丞相,赐爵列侯,食邑却封在涿郡,官邸设在上谷,后又以右丞相领受赵国相印者,实际上就是以他作为屏藩以防止韩王信可能发生的东进行动。事情果然发生了,然而屏障却早已树立在那里了。经过一度剧烈的强行军及发动一次火爆的攻城战斗之后,他们似乎可以在代城暂时喘一口气,做一番休整。然而周、樊、滕、灌等人似乎并没有在代城停留,而把代城方面的一切事情都丢给了郦商,仍是兵分两路,周、樊马上向灵丘运动,滕、灌立即向马邑进发。他们是否从“舌头”那里或者说从先头派遣的小股部队及谍报、远哨或斥候那里得到了什么消息,如发现韩王信的一支人马或匈奴的一支部队有什么动静,史未记载。但看他们从代城出发的两个运动去向做这种推测应是合理的。
周、樊向灵丘方向的运动目标是葰人。葰人,《史记》作霍人,杜预注,“霍人”当作“葰”[人]。其故城在今繁峙县东,汉之繁峙县则在今应县东。按常理,经过连续的长途急行军和猛烈的战斗行动,接下来又是马不停蹄的奔波,战士和坐骑都需要休息,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有时常理会被特殊情况打乱。周、樊可能会命令他们的队伍在灵丘稍作休整,以利再战。不过却有可能因为某种情况迫使他们不得不下达命令:立即将解下的马鞍重新备上,已经脱下的甲胄马上披戴整齐。
从“列传”上所透露出来的蛛丝马迹,周勃、樊哙等人很可能并没有遇到严重的抵抗,敌人便投降了,夏侯婴与灌婴在马邑的情况差不多相似,只是没有人向他们投降,因为那里除少量的百姓之外,等于是一座空城。一些迹象表明敌人向云中方向逃窜了,包括一部“胡骑”在内。《史记》所说的“胡骑”指的就是匈奴骑兵。因此,他们通过信使,约定分头向云中和武泉进发,并在那里会师。
位于易县的紫荆关(五阮关)、今官厅水库东南岸的沮阳(上谷郡治,约已没入水中)、汉繁峙与今繁峙之间的应县、马邑(今朔县)、左云、右玉、云中和武泉,笔者从踏看古战场的角度都曾经去凭吊过。云中这个地方在历史上具有极高的知名度,其历史地位非常重要。但它在今天托克托县一个很小的村庄里,几乎没有任何标志,也没有得到任何保护。还可以辨认的有着夯窝痕迹的城墙,常为民居和猪圈所任意分割和拆解,使我觉得十分无奈,只能扼腕叹息而已。武泉今称武川,我走过几次。本是翻过阴山通向大漠的交通要道上的一个点,不会留下任何过客的遗迹,却也从未断过马蹄刨出的坑窝和车轮辗出的辙痕。当然现在则是柏油路面的通衢大道了。
《史记·绛侯周勃世家》:周勃“降下霍人,以前至武泉,击胡骑,破之武泉北”,透露了周、樊、滕、灌此次云中、武泉之行的全部信息。他们把雁门、马邑、葰人等地的治权迅速交给郦商及其麾下,便再上征途。
周勃捷足,发现敌踪,紧追不舍。樊哙西进,直捣云中,布防西线。夏侯婴、灌婴所部相继赶到,按多年协同作战的经验和惯例,有一种几乎可以不用言语表达的默契,那就是设法以最有效的方式给主力创造必胜的条件,即首先是支援主力,其次廓清外围,防止对主力的偷袭或其他的威胁,而不问谁是主力。
很快消息传回:周勃在武泉北击溃胡骑。
当四将终于在云中会齐时,检讨这次奔袭的结果,以及从俘虏口中得到的情报,他们恐怕很难会开心地庆祝胜利。樊哙可能是从西部回到云中最慢的,根据他可能快要接近秦九原时所看到的情况,他大概无法认定这次定云中、翻阴山、过武泉究竟是胜利还是失败,是喜还是忧。
樊哙虽出身于屠狗之业,有“卮酒彘肩”的莽夫形象,却也有过人的精细之举,如拦住刘邦的马头,谏阻他万不可进入秦宫贪图享受之举。他认为这些天的连续奔袭作战并无太多斩获,有可能是中了敌之奸计,如今又这样深入敌后,会不会影响与皇上会师的计划呢?
他们似乎意识到什么,或说恍然明确地意识到了什么。他们共同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立即撤军,迅速与皇上会师!
这些将领从跟随刘邦起义那天开始,多年来共同作战、出生入死所结下的战斗友谊,在利害完全一致的条件下,是可以立即取得或达成共识的。而且从胡骑那里得到的点滴情报,以及与皇上的不间断的斥候联络,也促成了他们的决断。
他们的行动一向以果敢著称。
一次我从大同驱车去呼和浩特,走到郊区就发生故障。好在还算在大同市的范围之内,马上就找到了一家修车单位。经过五个多小时(包括修理人员进城里寻购配件)的修理,到下午五点多才又重新上路。车况好了,路况还可以,越跑越快。路上没有行人和农用车,只偶尔会遇上迎面而来的闪着大灯的车辆。在行经右玉县——山口长城时,驾车的同伴告诉我:这是杀虎口。此刻虽然深切地感受到塞外秋夜的寒冷,却觉得别有一番韵味儿。也许是月朗星稀的缘故,或者更恰切地说因为在这个时候,这个地方所看到的杀虎口的长城和残破的烽火台及其下边的农家小院的景色,既使我兴奋又使我惊诧。我有些感谢这辆发生故障的车子了。在平时,为看一段长城,一处遗址,一个古战场,谁会在子夜时充当这个夜游神呢?白天所看到的东西是清晰的、准确的,既有远景的和中景的,也有近景的和特写的,当然那时也是更加理性的。但此刻,身上没有御寒的衣服,那种透心的寒冷使得上下牙齿无法控制地捉对儿碰撞。司机朋友转身便钻进车里,关门声引来了远处的犬吠声,而我却突发奇想:这时若能听到一群狼的嚎声该是什么样的情景?当年那些守城的和守烽火台的士卒该是怎样面对或倾听狼的嚎声。我走近那座农家小院,从墙豁口向里张望,还能清楚地看见都已干枯的叶子却还顽强地悬在藤蔓上和玉米秆上随风颤抖着。我想这个农家院落从前很可能就是守护烽火台或哨所的营房。士卒在这样月朗星稀的寒夜里值班站岗时是什么心情?如果就在这里发生了战斗是什么样的情景?我不禁想起了屈原的《国殇》和李华的《吊古战场文》……
在不安且颠簸的陋夜长行中,我想到了周、樊等人在向云中进军时和在奔袭武泉后,突然急如风火地退回晋中去与从天井关入晋的皇上刘邦会合,是不是也走了杀虎口这条古道?是不是也曾在这样月朗星稀的寒夜倾听清水河的潺潺水声?
我不知道在寒秋深夜的月光下所能见到的那座残破的城堡和烽火台式的建筑——杀虎口,是明嘉靖时所建的旧堡,还是万历年间又筑的新堡。据《水经注》,杀虎口即古之参合陉,北俗谓之仓鹤陉,道出其中,亦谓之“参合口”。《地名大辞典》又谓:“就杀虎口土人之音审之,与参合口酷肖。”由此看来,参合陉—仓鹤陉、参合口—杀虎口皆一声之转。但仓鹤陉、参合陉或参合口之名称似始于魏,而汉之参合县——汉十一年(公元前196年)柴武将军杀韩王信之地并不在今之杀虎口,而在阳高县之东北,相距二三百里。显然参合陉在参合县之西北,其作为古道则是由来已久。
周、樊、滕、灌是经参合陉杀入云中的,当然也就会顺理成章地从参合陉返回。郦商在雁门接应,一路不见敌踪,正是一天的行程。即使偶有掉队人员或马匹不济,自有殿后部队收容,古今行军,一向如此,不在话下。
雁门山,《山海经·北山经·海内西经》《尔雅·释地》《淮南子·坠形训》《水经注·水》(亦作治水,湿水,即今之桑干河)等典籍均有记载,亦称陉岭,筑关以后亦曰陉关,雁门以南谓之陉南,以北谓之陉北。其东路和西路山岩峭拔,中路盘旋崎岖。两山夹峙,形势雄胜,为句(ɡōu)注故道,自古即为戍守重地。战国时赵置郡,秦仍之。汉初,郡县皆沿袭之。但因帝国肇建,封韩王信于此。但韩王信政治未施,却叛降匈奴并引之“入室”,直逼关中。今周、樊、滕、灌诸将一入陉南便分兵而行,有张旗缓步于大道者,有偃旗疾行于小路者,更有潜行于崎岖山谷者。
史乘没有记载有关铜鞮之战的任何细节,也未对战役前后的诸多情况予以严判和分析,只一语锁定结果,同时把作战双方夸大其词的宣传文字不加甄别、考校和核实,悉数照录而传后世。
刘邦与周勃胜利地会师了。这一仗打得漂亮!
我们不知道刘邦会不会进入铜鞮城和参观晋侯的离宫别院或伯华的采邑。他若果真莅临了铜鞮城,大概他首先会看到的是韩王信在慌忙逃跑时的狼狈景象:滚在地上的头盔和铠甲,未来得及备上马背的鞍鞯,散落地面的衣物,没吃完的菜肴……他也许希望能有谁来向他报告,在打扫战场时发现了韩王信的尸首以及其他的斩获,而不是只有一颗王喜的头颅。他是有理由这样希望的。因为他的护军中尉、身边第一谋士陈平如此精确协调各路兵马分头作战和精确遥控周勃轻骑在叛军背后,这预示着这次征战已经稳操胜券。为保持江山永固,就必须这样迅速、干净、彻底消灭这些顽敌!他的心里充满了速胜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