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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有四个最受关注的问题：第一个是通货膨胀的压力；第二个是就业的压力；第三个是贫困的压力；第四个是城乡二元体制的压力。这些问题直接制约和影响着中国经济今后的发展走向，已经引起了国家上层领导和经济学界的高度关注，并采取了积极的改革措施。可以预见，通过下一步更加深化的改革开放，经过持续不断的努力，这些问题有望得到逐步缓解和化解。
从2007年开始的物价上涨，同1993年、1994年的情况不大一样。那时，正是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以后，全国各地建设投资热气腾腾，投资过大造成银行信贷过多，货币供应量扩大。由于原因的单一性，所以当时的政策也比较简单，就是“双紧”政策，即财政收紧、货币收紧。“双紧”政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通货膨胀很快就被压下去了。尽管由于“双紧”政策实行的时间过长了一点，90年代后期以后又出现了通货紧缩，但通过调整很快就解决了这一问题。
中国现阶段的通货膨胀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第一，仍然是投资规模过大，信贷过多，货币投放过多。这个原因和当时的情况相类似。第二，外汇储备占款过多。国家的外汇储备是用人民币换来的，因为企业创汇以后，由央行用人民币把外汇买下来，这样，企业收入人民币，人民币就投放到市场上了。在1996年时，中国的外汇储备刚刚超过1000亿美元；1993年、1994年通货膨胀的时候，中国外汇储备只有几百亿美元；中国目前的外汇储备高达1.5万亿美元，这就意味着10万亿人民币投放到市场上。这是与当年的通货膨胀相比所不同的一个新情况。第三，人民币在升值。这也是一个新情况。1994年时，人民币在贬值；而现在是人民币不断升值，外资热钱就流进中国。不仅如此，国外为了应付经济衰退，采取减息的方式；而中国为了应付通货膨胀，采取的是提高利息的措施。国内外的利息差吸引了外资热钱，流入中国买房地产、股票等。第四，国际石油价格上涨，又引起了国际粮食价格的上涨。用玉米造酒精是合算的，酒精是可以用来代替石油的，所以，石油和粮食的价格相关联，一涨皆涨。国际石油期货价格现在已经超过每桶120美元，涨幅非常大。这也是现阶段所出现的新情况。第五，2008年初，中国南方遭遇了百年难遇的冰雪灾害，导致了商品运输中断，影响了农产品的生产，加剧了春节前后物价的上涨。这也是往年所没有的情况。
为了应对当前的通货膨胀，中央采取了一系列对策。
第一，对于投资过多、信贷过大的问题，中央采取了提高银行准备金率的措施，这和当年的政策是一样的，是当年政策的延续。
第二，对于外汇储备过多的问题，国家采用增加进口的方式解决。有人提出减少出口的对策，但这种方式必须慎重，某些消耗能源或粮食过多，或对环境影响过大的产业，可以减少其出口。但是总的来讲，这个方法要慎重。另外，中国减少出口，其他国家马上就会占领这块市场，等以后我们再想去收复这些市场，难度就大了。所以，减少出口一定要慎重，而增加进口是比较合理的做法。增加进口可以用于中国机器设备更新、增加紧缺原材料储备等。除了增加进口，鼓励我们的企业也要“走出去”投资，在外国兼并、收购矿山和企业等，这都具有长远的意义。另外，到外国买土地、办农场，把生产的粮食、大豆运回国内，这就可以节省国内的土地用地。
第三，对于外资热钱过多的问题，当务之急是要堵住那些由地下非法管道进入的热钱。目前，难以阻止外资的进入，是因为人民币在升值，所以，外资对人民币有预期盈率。只要人民币升值，外资热钱就会进来。但人民币大幅升值是不可行的，因为那样会大大减少中国的出口；而有利的地方则在于人民币小幅升值，可以给国内企业带来一定竞争压力，促使它们不仅要依靠汇率优势来增加出口，而且必须改进技术，发展品牌，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这样才能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小幅升值是可行的，利大于弊。目前，经济学家所讨论的问题是，人民币小幅升值应该快一点还是慢一点。多数学者认为快一点比较好，这在近期的汇率走势中已经表现出来了。升值速度加快的好处在于可以减少社会震荡，给企业的鞭策压力也更大一点。
第四，对于国际石油和粮食价格上涨，这是我们无法控制的。我们现在所能做的主要是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节约能源；二是大力开发新能源，如风能、太阳能；三是实行石油价格管制，这是一柄“双刃剑”，对国内普通消费者而言可能有利，但由于中国石油比国外便宜，外国便会利用这一价格差，到中国来消费石油，从而进一步增加中国石油供应的压力。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如果国内对石油价格不管制、不补贴，石油价格的上涨会进一步加大物价的普遍上涨；如果国内采取石油价格管制，实际上是用中国纳税人的钱补贴了外国消费者的利益。
第五，对于粮食受到暴风雪灾害的影响，这本来是一个突发事件，会逐渐好转的，但猪肉价格不是一个短期能够解决好的问题。中国的养鸡业实现了产业化，而养猪仍有60%以上为农户散养，现在进城务工的农民达到2.5亿人，他们不仅不再养猪，反而成为城市猪肉的庞大消费群体。这样一来一去，进一步加大了城市猪肉的缺口。为了鼓励农民发展生猪饲养，应当帮助养猪农户上保险。对2008年初的风雪灾害，保险公司已经进行了理赔，为了进一步促进养猪业的发展，我们还应该全面建立现代化的物流系统。
当前，物价上涨过快，对那些困难户的生活影响最大。对此，应当提高工资和低保待遇，工资的增长率必须大于物价的上涨率。对于大学生食堂和困难户等要进行补助。总之，对于物价上涨，我们要全面了解，通盘统筹治理。现在的情况远比1993年、1994年的时候复杂，不能简单地实行“双紧”政策，而应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加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中该支出的还是要支出，但货币政策要从紧。
中国有句老话叫作“安居乐业”，就业是民生之本，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问题。目前，中国的就业压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第一，新增劳动力的压力，中国每年出生人口1000多万人，这意味着每年有1000多万人年满18岁，需要找工作。考上大学可以延缓几年就业，但毕业后仍然需要找工作。第二，国有企事业单位仍在改革进程之中，一部分劳动力被分流出来，需要寻找新的工作。第三，农村是劳动力的大蓄水池，随时可以提供新的劳动力。但能否就业，首先同经济增长有关。据统计，经济增长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可以增加80万—100万人就业。新的工作岗位是在经济增长中涌现出来的，为此，我们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抱有信心。
外国传言，中国开过奥运会之后，经济会大幅滑坡，这是对中国情况不了解的错误言论。中国和1988年韩国举办汉城奥运会时的情况不一样，中国经济规模大大高于韩国，而且中国现在正处于工业化的中期，从东北满洲里到云南西双版纳，从新疆伊犁到福建厦门，全国到处都在建设铁路、高速公路、机场、码头和旧城改造，中国的制造业还远未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固定资产大规模更新工作正在持续之中，全国的消费正在升级，并开辟了许多新的就业渠道，这些因素都带动了经济的增长。服务业在发达国家中已占到了70%—75%，第三产业能够吸收大量的就业人员；而中国目前服务业所占比重还不到40%，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奥运会场馆建成以后，工人马上就被招走了，到处都有工作机会。另外，西部开发、中部崛起、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沿海率先实现现代化，都带动了经济的发展。只要中国保持经济的增长速度，不需要2007年那样高到11%左右，只要在9%或10%，也可以持续增长若干年，只要经济增长得以延续，就业压力就会大大减缓。
目前，中国维持经济增长速度，主要有三大障碍。第一个障碍是环境的承受能力，即经济增长中的废水、废渣如何处理，这是一个重要问题。所以，必须重视环保。此次国务院机构调整，把环保总局升格为“部”，即表现了对环保的重视。在经济发展中，环保具有一票否决权。第二个障碍是资源供给问题。过去说中国“地大物博”，其实中国“物不博”。比如，耕地资源非常稀缺，国家规定，18亿亩耕地这道“红线”不能动，必须保证解决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此外，淡水资源也是一个大问题。不仅北方缺水，南方水资源也缺乏，因为南方很多水系都被污染了。例如，云南滇池很大，但滋生蓝藻，严重影响居民用水。中国现在每年进口能源占能源消耗量的40%，过几年可能要占一半以上。所有这些都表明，资源供给这一关要是过不去，经济发展就会很困难。解决办法主要有两个：一是节约资源；二是开发新能源，寻找替代品。比如现在正加紧研究海水淡化问题，如果这个问题获得突破，北京、天津、广东等地的旱情就能得到有效缓解。第三个障碍是自主创新能力问题。中国现在仍缺乏自己的品牌和专利，一些行业现在做得比较多的是贴牌生产，利润很低。所以，我们不应以中国是世界的制造中心而沾沾自喜，应当把制造中心转化为创造中心，这样才会有发展的根本潜力。有人说，中国GDP只占世界的5%，但能源消耗却占世界的20%，这个说法有问题。中国的能源消耗是比较大，但不会达到20%那么多。这主要是因为GDP是按现行汇率的美元计算，中国只占5%。假定人民币升值一点，中国GDP的比重就上去了。此外，中国产品加工值太低，由于没有品牌，中国生产一套西服和外国生产一套西服消耗的电能是没有差别的，但产值差别就非常大了，因为国外的加工值高。由此可见，自主创新很重要，只有拥有了自己的专利和品牌，产值才能够上去。在国际竞争的大风浪中，只学会规避竞争风险还是不够的，关键是要有较强的竞争能力。我们应该在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中大力发展自主创新研究，并快速转化为生产力，所以要大力发展产学研基地。总之，只要这三道门槛能够过去，中国经济的发展就没有问题。
中国要跨越上述三道门槛，需要采取以下三个措施：第一，要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目前，中国民营经济所占GDP的比重为50%，在安排就业上，民营企业的贡献非常大。这两年新增就业的75%是由民营企业解决的。但是，民营企业的发展也存在诸多问题。首先是融资难的问题。我们现在正着力解决这个问题，比如，允许成立乡镇银行，建立中小企业担保公司，等等。民营企业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是很难吸引高、精、尖技术人员，其原因是不能解决技术人员的职称问题。第二，要鼓励创业，通过创业自行解决就业。应该给自行创业者以必要帮助，比如减税等扶持政策。第三，要大力加强职业培训，只有通过职业培训，才能让就业者适应新的工作岗位。失业分为三类：第一类叫总量性失业，就是没有那么多工作岗位，经济发展得不够，所以必须发展经济，增加工作岗位。第二类叫结构性失业，就是工作岗位有，但劳动者自身技能不适合它的要求。第三类叫自愿选择性失业，也就是说，既有工作岗位，劳动者的技术也适合，但劳动者不愿去。比如，在山上种树、去殡仪馆工作等。我前几年在贵州考察，了解到贵州许多人到深圳扫马路，而当地扫马路的许多是重庆人。既然当地有需要，为什么不在家乡扫马路？回答是被熟人看见没面子。这就叫自愿选择性失业。解决失业的对策分别是：总量性失业靠经济增长，自愿选择性失业靠职业教育。解决结构性失业则有三个办法：一是靠职业培训；二是靠信息的传播；三是靠职业介绍机构，一定要有大量的职业介绍机构，因为个人不可能了解那么多的就业信息。
据统计，目前中国的贫困人口为2000多万，但实际上要超过这个数字，这2000多万只是最穷的人，多半是少数民族，住在偏远山区，家里没有什么劳动力。另一些人可能是脱贫以后又“返贫”。我们对这个现象做过调查，“返贫”大致上是三个原因造成的。一是家庭主要劳动力生病或死亡；二是发生大的自然灾害；三是其他原因，如孩子要上学了，需要一大笔钱，这样又穷了。所以，扶贫任务依然很艰巨。贵州是全国相当穷的一个省份，而贵州西部的毕节地区又是贵州以前最穷的地方。当年，胡锦涛任贵州省委书记时，去毕节考察后，给中央打了报告。1988年被批准建立贵州毕节试验区，目标有三个：第一是开发扶贫；第二是生态建设；第三是控制人口。对一个穷地方扶贫开发是重要的，但生态建设一定要搞好，人口也必须控制。从2003年，我被任命为毕节试验区专家顾问组组长。在毕节的扶贫中主要做了三件事：第一是加快体制改革，体制不改革，还是解决不了穷的问题。因此，国有企业都改革了，农村金融也正在改革。第二是帮助当地建设项目，比如植树造林应该选什么地方，土壤应该怎么改良，当地的资源——煤矿怎么运出去，等等。第三是对那里的干部进行培训。我做了专家组组长后，毕节地区所有副县长以上的干部一律来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学习。学费由天津滨海新区支持。150个干部分三批来学习。现在到毕节去，所有的书记、副书记、县长、副县长都是光华管理学院的学生。为什么一定要让他们学习呢？因为越是落后地区，计划经济思想越浓，越有依赖思想。外部的帮助只是“输血”，而要彻底脱贫只能“造血”。他们来光华管理学院学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知识，懂得了现代经济的运作，就懂得了怎样从外部“输血”变成自我“造血”。毕节经验很重要的一点是，脱贫一定要先转变当地干部的思想。
黄土高原上的甘肃定西原来也是一个很贫困的地方，年均降雨量只有300多毫米，老百姓很穷。这几年，定西经济获得了发展，主要原因是推行了“121”工程。第一个“1”是每家门前建一个100平方米的水泥庭院；“2”是建两个水窖；第二个“1”是建一个沼气池。因为那里下雨少，有了水泥庭院，雨水就会顺着水泥路面流到两个水窖里储存起来。一个水窖是饮用水，一个水窖用来喂牲口、浇菜园子。农民在山上砍了草以后喂养牛羊，牛羊的粪便进了沼气池，沼气可以用来做饭和照明。这样一来，农民生活改善了，节省了劳动力，不用每天去砍柴了，养牛养羊不仅可以卖，沼气池里面发酵后的东西还是很好的肥料。劳动力一旦被解放出来了，就可以外出打工了，主要劳动力都流向新疆去采棉花。每年新疆一到采棉季节，甘肃、宁夏、山西、河南就有很多人去那里采棉花。一个采棉季节的收入，比在家里一年的收入还要多。
湖南攸县过去很穷，那里的人怎样致富呢？有几个途径，其一是去深圳开出租车，深圳的出租车司机很多都是从攸县来的。出租车一开，对当地的情况就熟了，然后在那里开小饭馆。这样一来，攸县的蔬菜、猪肉、鸡蛋被源源不断地运往深圳。由此可见，各地脱贫有着不同的途径。中国这么大，要想脱贫致富，一定要想各种办法。
中国目前正在推行农业产业化的扶贫方式。例如，广东湛江市徐闻县土地干旱，农民靠台风吃饭，农业产量很低。后来一些中外合资企业和民营企业来跟农民协商谈判，农民一亩地一年收二三百块钱，那么，企业一年给农民一亩地租金几百块钱，农民的地租给企业种。你要外出打工，企业给你租金；你不出去打工，就和企业签合同，做企业的合同工。这样一来，土地连成了片，公司就投资打井、搞喷灌，从国外引进新品种，在上万亩地上种菠萝。现在徐闻县的菠萝产量是全国的三分之一。这块地方富了之后连地名都改了，叫“波罗的海”（菠萝的海）。中国这么大，有各种各样的扶贫模式可以选择，有很多工作可以做，关键是城市要反哺农村，工业要反哺农业，不是单纯地给钱，而是要帮助农民致富。单个农民不了解市场，在市场中也没有力量，而通过企业和城市的帮助，农民便可以走上一条致富的道路。这也是企业的社会责任。
今年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30年，今后的改革要重点抓什么？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应当重点解决什么问题？我们知道，计划经济体制有两个支柱，一个是国有企业体制，一个是城乡二元体制。实际上，中国改革30年，主要是改革国企体制以及与此相关的市场，这个工作还要继续深化。但总体来说，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另外一个支柱，即城乡二元体制，却基本上没有触动。现在经常有一些文章把城乡二元体制和城乡二元结构混为一谈。城乡二元结构说的是经济结构问题，自古就有。从宋朝到现在，城乡二元结构已经很清楚了。但城乡二元体制原来却是没有的，而是计划经济时期，即20世纪50年代后期才确立的。最近有一部电视连续剧《闯关东》，讲的是清朝后期东北开禁后，山东人可以过海到东北去。当时没有城乡二元体制，只有城乡二元结构，山东的农民到了东北可以在城里当学徒、当店员、做工、买房、开店。山东的城里人到东北以后如果愿意在农村，可以买地、租地、建房、务农。城乡之间可以流动，城乡之间没有二元经济体制。但到了计划经济时期，户口一分为二，分为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城乡就隔绝起来了，生产要素的流动就被阻拦住了。农民实际上被置于一个不平等的位置上。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全国实行义务教育，城里的校舍是财政拨款建的，教师工资也是财政拨款，但以前很多年，农村的校舍是农民自己花钱建的。农村的教员，原来叫民办教师，后来叫代课教师，是农民付给他们工资。同样是义务教育，为什么城市的孩子和农村的孩子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第二个例子，以前很多年，农民可以出来打工，但身上的证件必须齐全，比如外出务工证，等等。如果证件不齐被发现，就要遣送回家，这些人叫“三无人员”。可城里人到农村租房子养病、写书、画画，住多久都没人管，从来没有听说农民把城里人押送回城了。为此，当前改革的重点，除了深化国有企业的改革，打破行业垄断，改革价格制度外，城乡二元体制改革必须提上日程。现在中央的提法叫城乡统筹的发展与改革，这里面就包括改革城乡二元体制。
应该看到，土地承包制在改革之初起了重要作用，贡献很大，因为在承包制之下，农民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但土地承包以后，在生产技术上有可能是倒退的。在人民公社制度下，农民还花钱到公社租拖拉机耕种，但在承包制下，有些地区的农民不用拖拉机了，用牛耕种，尽管有一段时间用牛耕种，但农民的积极性被调动了起来，产量大幅度上去了。短短几年内，农贸市场里的鸡鸭鱼肉、香油、鸡蛋、花生米都有了，这是承包制的功劳。但土地承包制的局限性在于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城乡二元体制。它只是在承认城乡二元体制的前提下实行的一项改革。
城乡二元体制主要是户口问题吗？不是，户口问题只是一个表象，关键是户口制度背后的土地使用权流转问题、宅基地及房产置换问题，还有城市的公共管理体制改革问题。今后的改革应该主要是深化土地使用权的改革，户口问题在将来则会水到渠成地得到解决。目前，全国人大通过了两个法律，对下一步的改革非常重要，一个是《农村土地承包法》，一个是《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前者规定了土地使用权可以通过几种方式流转：第一是转包，第二是交换，第三是出租，第四是转让，第五是入股。我们在重庆考察，重庆是种柑橘的地方，那里的土地采取入股的方式来推进农业产业化。由于土地是各家各户的，所种柑橘的品种不一样，规格不一样，技术也不行，力量又有限，无法做得很好。土地入股以后，农民就在那里当工人了，办成农民企业合作社，可以同外面的企业合作。2008年年初冰冻灾害发生时，重庆也遭灾了，但是入股的柑橘树没有遭灾。这有两个原因，一是组成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后，有专门的技术人员进行指导，对冰冻提前做好了准备，所以未受损害。还有更重要的一点，重庆的柑橘不是一般的柑橘，而是反季节柑橘，每年6月成熟，所以，冰雪没有对它们产生影响。而且，他们的口号是“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反季节”。对于土地使用权的合理流转，目前各地都在做试验。成都、重庆是两个城乡统筹改革的试验区，正在做这方面的试验。
对于宅基地的问题，浙江和内蒙古的一些地方采取了置换的方式，即农民要进城，可用土地向当地县政府或市政府换三种东西：一是城市户口；二是城里一套面积相当的商品房；三是城市最低生活保障。这样一来农民就安心了。宅基地在农村叫作建设用地，不能用作耕种。政府收回这些宅基地以后，可以重新规划和利用，土地利用率大大提高了。
目前，有关各种办法都仍在试验中。在下一阶段的改革中，城乡二元经济体制的改革，即城乡统筹发展将被提到重要的日程上来。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所必经的一条路。可以设想一下，在中国农村这样一个全世界最大的潜在市场里面，有9亿人口，尽管有2亿多已经进城，但身份依然是农民；这2亿—3亿农民的收入提高了，这个市场将是全世界都羡慕的市场。八九亿农民每人每年添一套新衣服，纺织品将供不应求。如果每个农民家里买一台拖拉机、一台空调、一部计算机，我们的耐用消费品市场将会多大？国内的市场只是个潜在的市场，一个尚未开发的市场。懂得了这些道理以后，我们就会知道全面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性。现在中央的政策是关注民生，民生问题要解决社会保障问题，包括最低生活保障、教育保障、医疗保障、住房保障、养老保障，所有这些保障都会大大地扩大内需，保障的钱虽是财政支出，但很快就会转化成人民的消费，还能解决人民的后顾之忧。中低收入居民为什么不敢消费，就是因为有后顾之忧，可花可不花的钱就不花了。后顾之忧一旦解决，这笔钱将被动员出来，必将给国内市场带来空前的繁荣，中国的经济将会转入一个良性的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