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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生已晚，先祖父太炎先生于我出生前六年谢世，无幸相见。但《名人教子的故事》的编者多次恳请我写点文宇，却之不恭，所以有了这篇小文。
先祖父太炎先生被世人称为“辛亥三尊”（孙中山、黄兴、章太炎），中共中央将他列为中华83英杰之一，可算“大名人”了。他既是革命家又是学问家，终年奔波，忘情事业，甚少顾家。他教过弟子无数，却无暇教子。我不记得家父（章导，章太炎长子）说过受过先祖父什么教育之类的故事，甚至说不出父亲怎样疼爱他这类事。先祖父太忙太忙了，像我们这样的家庭是难有寻常人家的天伦之乐的。但是，先祖父在家中的地位却是至高无上的，他的革命经历与道德文章，永远是家中无形的“家教”。尽管我们兄弟姊妹（孙辈）都没有见过他，但我们可以感到他的无处不在。由于我从事他的遗著整理和史迹研究工作，受他影响更深，时时刻刻感受到这种无形的“家教”的作用。
先祖父虽无暇教子，但他数次将他父亲的教诲，共15条恭录于纸，称之《家训》，笔示后人，令后代遵行。晚年，他又撰《遗嘱》，文字不繁，但表达了他的教子观。
《家训》中前二条称：“妄自卑贱，足恭谄笑，为人类中最庸下者。”“人心妬媚，常不能绝，上者忌功害能，其次以贫贱富贵相较，常生忮心，甚乃闻人丧败喜溢眉宇，幸灾乐祸，祸亦随之至。”因此《遗嘱》第一条即是：“凡人总以立身为贵，学问尚是其次。不得因富贵而骄矜，因贫困而屈节。其或出洋游学，俱有资本者皆可为之，何足矜异，若因此养成敖诞，非吾子也。入官尤须清慎。若异族人主，务须洁身。”
从《家训》到《遗嘱》，可见他本人是恪守这样的准则的。他一生最最讲求的是为人、人品、人格，他把立身看成是人生第一要义，立业、立学、立德、立言……都看成是等而下之的，即把做人看成是第一位的。倘若一个人不懂得怎么做人，不懂要做什么样的人，就不会懂得做事，做事也一定做不好！而要立身做人，就必须讲求人品、人格。
纵观先祖父一生，他致力推翻旧中国，结束封建帝制，是从争取人性解放和提倡个性自由为出发点的。他认为，民族要独立，国家要强大，首先要提高国民素质，要讲求自强、自信、自尊，要塑造和培养自由自觉的新型人格。而传统的人格往往重自觉轻自愿，重理智轻情意，其结果则常常是以自觉吞并了自愿，以天理消没了个体的情感、意愿，这实际上是剥夺了人的个性自由，从而走向天命论和宿命论。（参见张家成《试析章太炎的自由人格观念》）从孔子的“天命”到朱熹的“天理”，即是“以理杀人”，压抑人的个性与自由，也有碍社会进步。而西方的公理主义，却“把理性绝对化，把宇宙目的看成理性预定了的，于是个人的意志被降到从属的地位，而自由成了合乎理性和法则的代名词”，用必然吞并自由，用普遍吞并特殊，名为使人自由，其实一切不得自由。他甚至认为，对于一个自由人格而言，公理天理较之专制更为有害。他倡导革命，即认为人类精神的进化也需要在革命实践中进行。
先祖父认为，要革命，就要抛弃功利心，如果夹杂功名利禄富贵之心去革命，功利心就会像微虫霉菌残害人体那样损害革命。革命者必须“轻去就，齐生死”，有头目脑髓都可随时施舍于人的精神，要讲究革命道德。“无道德者不能革命！”他不仅是这样讲的，也是这样做的，成为他提倡的道德模范的执行者。他流亡日本数年中，每日以麦饼充饥，三年衣被不换。他在法庭上，视死如归，豪言死后有铜像立于云表者即为他章太炎也。他一生被清政府慈禧、民初袁世凯、南京政府蒋介石追捕通缉，数入牢狱，长年流亡，但革命之志终不动摇；他淡泊名利，终生不官，决不趋炎附势，不愿人身依附，耿介守正，倨倔不折，一身正气；他一辈子讲真话，不怕得罪皇帝，不惜得罪师友；他不尚奢华，一生俭朴，生活严肃，不近酒色，不求穿戴，不讲吃喝；做人朴素，做学问朴实，他崇尚朴学，也忠于朴学，他的一生朴实无华。
先祖父之所以做到了他父亲的教诲——决不“妄自卑贱、足恭谄笑”，决不“妬媚忌功”，他之所以能成为“中华英杰”，首先是他保持了独立思考、独立人格和完美人品的结果。他去世后，时已97岁的爱国老人马相伯致挽联：“代人民说公道话替党国讲正经语，卓哉，君乎安可死；文学似黄梨洲论品行如顾宁人，髦矣，我也得毋伤。”新闻出版界元老张元济致挽称：“无意求官问天下英雄能不入彀者有几辈，以身试法为我国言论力争自由之第一人。”这两人的评价，在六十年后的今天，依然是对先祖父人品人格人生的最妥切评价，也是先祖父精神不死的原因所在。
余生已晚，虽无幸亲耳聆听先祖父教诲，但他那正直高大倔强不阿的形象却时刻活在我心里，他的教诲时时萦回在我的耳畔，无论在逆境或顺途，我觉得他一直在鞭策着我。人生苦短，世事是做不完的。但人活着不是仅仅为做事，去为功名利禄折腰，而首先应该正身，把人做好，做一个堂堂正正的有修养有道德的人，不要沽名钓誉随波逐流。不以物悲，不以物喜，不唯上，不唯下，要讲人品，要争人格，不可妄自卑贱，不可媚上屈节。当今之世，我们首先要把做人的原则搞清楚，我以为这就是先祖父对我的最大教诲。
（本文选自章念驰《立身为贵》）
人人都有父亲，哪怕是一个很不称职的父亲，毕竟也是父亲，我血液中有着他的元素，有着跟他难以割舍的感情，从这一点讲，人难逃出身的宿命，毛泽东时代执行的“成分论”也许是有它的道理。我一生跟谁都很少提及父亲，仿佛我是从石头中蹦出来的，天生没有父亲。我父亲毫无疑问是我们章太炎家族的一个悲剧，也是我一生中的一个伤痛。
我父亲是一九九〇年去世的，我与兄弟姊妹将他的遗物整理成二十八个包裹，由我作了分类登记，然后将他火化了，安葬了，锁上了他卧室的门，我带着这二十八包遗物登记簿，回到了自己上海的家。二十五年了，我再也没有回过苏州的家，当然也再没有踏进过他的卧室。对他来说，我不仅仅将他遗体安葬了，也将他在我心里深深地埋葬了！我不想因为他再烦恼。现在我渐渐老了，过去发生的一切都归于了平静，而我父亲这个名字，关于他的往事却常常突然会跳到我的眼前……我知道我无法完全忘记他，他毕竟是生我之父。
我父亲是祖父的长子，生我父亲的一年祖父已经五十岁了，祖母也三十多岁了，而且是第一次生育，可谓老来得子，尤其金贵。何况祖父已颠沛了大半生，经历了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法运动，他作为这场资产阶级革命的领袖，作为革命的宣传家与代言人，声望正隆，他又作为一名公认的国学大师，桃李满天下，家中总是宾客盈门，车水马龙。父亲正是诞生于此，是在万人爱宠之中成长起来的，从小享受着常人没有的宠幸。祖父虽然没有精力管教孩子，但心里着实喜欢他，给我父亲取名章导，字夷吾，小名阿导，希望他像王导一样将来大有作为。而祖母则将父亲宝贝得没有了个办法，含在嘴里怕热，吐出来怕冷。家里大小佣人跟班，都是“大少爷”长、“小少爷”短，围着他转。
父亲从小就不知道什么叫苦，出门前呼后拥，吃穿精不厌精，亲戚朋友流传着一句俗语，叫“福如阿导”，即说人若有福，就像章导。当初我们家庭不算大富大贵，毕竟是文人，但家中当差与保姆也有数十人。民国时期的文人，如祖父弟子朱逖先教授，可置房几十间，藏书二三十万册；又如弟子鲁迅，生活都不是贫困的，生活水准远在一般人之上。而今人故意将祖父写成贫困的，时常“缴不出房租”，别人送他一点“臭腐乳”就可以换他好几张字……这完全是以今人的眼光来丑化昨日的知识分子，把他们统统描写成“穷、迂、丑”，其实民国时期大知识分子并不穷困。祖父晚年在苏州置房二处，一处在侍其巷，一个大花园加大屋一幢，取名“双木草堂”；另一处在锦帆路，二幢大洋房加一个大花园，又办了“章氏国学讲习会”，造教学楼一幢、宿舍楼一幢，招生七十多人，完全是私人办学免费教学。父亲就是在这样环境下成长的。
父亲从小养尊处优，但我们家庭毕竟是最有文化与教养的家庭，是一个极讲规矩的人家，祖父请了国学根底极好的孙世扬（鹰若）先生当他的启蒙老师，给了他极正规的传统教育。祖父本人虽然没有多少时间教子，但祖父还亲给父亲教授了《新三字经》。《三字经》是传统的历史教材，但祖父认为它的内容太陈旧了，尤其经历了辛亥革命，有了新历史观，应该重订《三字经》，于是他亲撰了《新三字经》，并亲授父亲，还让父亲当一回“责任编辑”，在出版《新三字经》时写了“章太炎改编，章导校订”。这是他们父子唯一的一次“学术合作”。在“一·二八”以后，日寇侵华脚步加快，国有沦丧之虞，祖父忧文化灭顶，急于保存国学种子，用他最擅长和规范的小篆书写了四册《千字文》，并亲授父亲，让子孙识字知史。五十年后，父亲将这四册《千字文》送上海书画出版社印刷出版了。
祖父1936年去世，父亲并没有继承他的国学，而是在上海大夏大学读了土木工程学。毕业后，尽管在我们亲友中不乏“高官”，有一位还是“浙江省长”，他们以“建设厅长”伪职诱父亲投日，但父亲恪守祖父遗训，坚决不肯充任任何伪职。抗战胜利后，他随祖父一位弟子——国民党工兵部长工作，在南京国防部任中校技正，从事筑路修桥土木工程。1949年后，他先在铁路局工作，后从事经商，结果资金被“朋友”骗走，进口的物资也被海关没收，还被判刑十五年，从此被劳改，加上他的出身、经历、社会关系，一直在服刑，使他一直被“专政”到“文革”结束后，虽一度假释在家，就地接受改造，算起来先后被“专政”近三十年。
我自知事起，就知道我有一个被“专政”的父亲，有一个与我母亲离异与再婚的父亲，他是一个不在我身边的人，一个遥远而陌生的父亲。他带给我的是沉重的家庭出身的包袱，而处处受到歧视；他带给我的是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庭包袱，而备受心灵煎熬。
父亲是一个“公子”，他长得气度轩昂，高大挺拔，他从来不缺钱花，家里有他变卖不尽的东西。他大度慷慨，即使他假释在外，在街道接受就地改造，他干的是最脏的活儿，拉的是最沉重的大板车，但他的同事与街坊每天都能抽到他派发的烟，而且还都是牡丹牌。他白天拼命改造，晚上回到家中，总不缺好饭好菜，不缺来蹭饭的狐朋狗友。他即便在逆境中，穿得再随便，但还是鹤立鸡群，显得与众不同，没有一点落拓，没有一点猥琐。他花心，感情不专，为此母亲与他分手，他风流，但并不下流。他年轻时割阑尾炎不净，后又患胆囊病，从此依赖“度冷丁”，到了老年，近乎成瘾，将家里财产耗尽，说他是一个败家子并不为过。
有人说，人就是神与鬼的化身，无我时是神，有我时会成鬼。父亲有魔鬼附身的一面，但有时也有神的一面。他很正直、忠厚，从不说谎，做事认真，他从小苦练“二王”字体，至老写得一手好字，一字不苟。解除“专政”后，他在一个单位从事土木建筑，从设计到施工，从不马虎，这是有口皆碑的。不管劳教中还是工作中他做事从不马虎，一点一画，似乎忘了他是一个“有问题的人”。他极孝母亲，每回家，必先到母亲面前请安，早晨离家必向母亲辞行，一切总先想到母亲。母亲去世了，他戴黑纱，整整三年，从未卸下过一天，可谓世无二人了。当时家中花园中栽着多株蜡梅，花店老板想来剪枝，出价五千元，这数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不菲，但他却拒绝了，他说梅花是母亲心爱之物，卖了母亲魂归无着了。他不支持我从事祖父的研究，生怕我抢了祖父余荫，而杭州要建立祖父纪念馆，他却将有关祖父的八千多件文物都捐赠了。祖父留有一批珍贵藏书，大多都有祖父眉批，有个大学图书馆多次来动员他捐赠，他禁不住人家烂缠，统统捐给了人家。祖父留下不少墨迹，人家只要对他多讲几句好话，他都会慷慨相赠。他太需要被尊重了。晚年，他被解放了，在苏州“民革”当秘书长，又当了苏州市政协专职副秘书长。当时各单位大办公司，他拿出了数万元支持政协办公司，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但他去世后，我们打开他办公室抽屉，竟一分钱也没有了，不知他的钱给谁用了，他也不讲，这事也就不了了之。他临终，统战部让他立个遗嘱，他仅嘱我们子女“要热爱这个祖国”！说了他一生中最政治的一句话。
我们父子之间很少互动，甚至没有说过一句推心置腹的话，尽管他多数时间处于失去自由的岁月，但我们父子之间仍保持着一种“父道尊严”。我们子女偶尔回家与他相见，他总会忙进忙出，去买许多好吃的东西招待我们，在我们身边莫名地走来走去……兴奋之态溢于言表。
（本文选自章念驰《我的父亲》）
我的祖父名濬，字轮香，共有四男一女。长子早亡，故大房为炳森，二房炳箴，三房炳麟，次炳芹，女。晚年时期，亲自在家督教子女箴读，诸子皆是发愤勤学。大伯父、二伯父均是浙江乡试举人，后因不敢违背家训，不再赶科举考试。大伯父曾任嘉兴儒学训导，科举废除后即任嘉兴秀水中学校长。
我父亲九岁起由海盐外王祖父朱佐卿先生启蒙，他从幼素有神童之称。我听说父亲六岁时，家里有一亲戚（务农）为了考考父亲才学，时值下雨天，要他应景并合他的身份口诵诗一首。我父亲笑笑就诵：“天上雷阵阵，地下雨倾盆。笼中鸡闭户，室外犬管门。”少年、青年时期先后请名人为师主教，例如：德清俞荫甫先生，仁和高宰平先生，谭仲仪先生等等。十六岁时，我的祖母叫我父赴县应童子试事前突患眩厥症未成。平时我的祖母非常疼爱这个小儿子，教养颇严，由于小时体弱多病，不许他随意出门游玩。当看到我父亲整天埋头在书房勤读（由妹妹炳芹伴读）而深感欣慰。常在诸亲好友面前给予夸奖云：“别看我儿体弱多病，不善于应酬，将来章氏门中唯其能成名而荣宗耀祖也！”故而决意要给他娶一房贤德的妻室。几经物色，终于找到了我母亲王氏。1892年我父二十五岁，祖母给他们成了亲。婚后父母感情笃厚，相敬如宾，一如孟光梁鸿的故事。父亲在母亲体贴入微的照料下，不几年，他的癫痫症也不治而愈，不再重发。父亲为了解脱母亲不受封建礼教之约束，每到晚上总要抽出时间教母亲读书，并且常常讲解些古代名人事迹，以启发母亲对人生的意义的正确认识。母亲先后养育我姐妹三人。大姐（丽），我名叕（辍），三妹（展）。由于我母亲只育我姐妹三人，未曾生男，兼因她是革命党人的妻子，经常遭受社会舆论的歧视和冷遇。我母亲总是默默地经受住这些精神上折磨，从而更加勤俭持家，细心抚育我们姐妹，挑起家庭重担，以免父亲有后顾之忧。她不但要花尽脑汁设法避免社会的舆论牵连，而且要担负起沉重的经济担子：（一）要负担我们家中的部分经济；（二）要接济我父亲从事革命事业之费用。我父亲后来在革命事业上之成功（推翻满清皇朝），都是与我母亲及大伯父的竭力支持分不开的。但是我母亲王氏和我大伯章炳森两位老人始终未曾分享和得到过我父亲的福和报答。我父亲是在二十三岁时，当我祖父去世后，离家去杭州诂经精舍读书的，那时居住在下城木栅弄。二十九岁那年，他应友人汪穗卿先生、梁启超先生集资在上海办《时务报》之聘请而赴上海，他从此走出书斋而步入政治舞台，开始走上革命征途。三十一岁那年因康有为以变法获罪，我父亲也因曾寄银十六元参加过康、梁组织的“强学会”而受牵累。蒙日本友人设法帮助去台湾。这次是携家眷同去的，在台湾逗留的六个月中，我父任《台北日报》记者，后因我患痢疾，父亲写信通知大伯父来带我们回家，父亲就独自一人转赴日本继续避难。1899年，父亲在日本生病，母亲得知消息，心焦如焚，急忙筹措盘费，携着七岁的大姐和二岁的我，身怀未出世的三妹，再次离家远渡重洋，来到父亲身边，日夜悉心照料我父亲，使他身体早日康复。
（本文选自章叕《忆先父章太炎》）
章太炎先生是我的曾外祖父。我的外祖母章（音展），于一九七三年去世，是太炎先生的幼女，九岁就随太炎先生东渡日本，以后又随他老人家辗转南北。我的母亲是外祖母的独生女，生下我不久便不幸去世。我出生四个月后，就由外祖母抚养，祖孙二人相依为命。记得从我懂事的时候起直到外祖母谢世止，她就常常将太炎先生的轶事讲给我听，随着岁月的流逝，虽然不少都已淡忘，但某些片段至今记忆犹新，现记叙如下，作为我们后一辈对太炎先生的一点纪念。
太炎先生是浙江余杭县仓前镇人，1868年出生于一个乡绅家庭。他的曾祖父名均，字安圃，家道殷富，赀产百万。祖父名鉴，字聿昭，喜金石之术，遍购古今医书，自学三十余年，遂行医为业。父亲名濬，字轮春，喜读书，家中藏书颇多。其时，正值太平军扫荡江南地主乡绅，家产毁于战乱，仅遗田产三十亩。太炎先生是四子，因长兄早年夭折，故排行第三。太炎先生名炳麟，字枚叔，别号太炎。七岁受业于外祖父朱有虔先生，并受其民族主义思想影响。太炎先生的夫人王氏，继夫人汤国梨老太太。他共有三女二子。长女名（音丽），年青时即去世。次女名叕（音绰），现健在，居于本市。小女名，毕业于南京金陵女子大学，获项士学位，多年从事教育事业，于1973年去世。长男名导，现居苏州。次男名奇，早年即留学美国，专攻热核物理学，后从事尖端科学的研究，至今音讯杳然。
太炎先生兄弟三人，自幼感情深笃。大哥章篯年四十七，尚无子女。故太炎先生将年仅一岁的二女章叕送于长兄为女，并由其抚养长大。后来又在太炎先生的倡导下，兄弟之间将自己所有子女，不分谁家所生，均按年纪之大小加以排列，视为三家共同的子女。太炎先生年青时就已经很少封建宗族思想，同时也正是由于太炎先生二位兄嫂的扶持和帮助，才使太炎先生在夫人王氏去世后得以全部精力和时间投身于革命运动。
太炎先生曾先后二次去日本。第一次是在1899年，他先至台湾，再到日本名古屋市，逗留、考察近二个月。其间曾与孙中山先生会晤，受益非浅。回国后不久，即发生了举国闻名的《苏报》案，太炎先生被判监禁三年。据史料记载：“章氏在狱中备受艰苦，而革命之心毫不动摇。”1906年6月29日，太炎先生获释出狱，孙中山先生及中国同盟会派员至沪迎接他赴日，担任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主编。自此，太炎先生开始了长达五年的流亡生活。当时，他在《民报》上发表了大量文章，揭露改良派的丑恶面目，抨击投机分子的卑劣行径，积极阐述“推翻满清，建立民国”的革命宗旨。他的文章笔锋犀利，正气浩然。正如鲁迅先生所赞扬的，“所向披靡，令人神往”。他在主编《民报》的同时，还在日本各地讲学，听讲者不仅有中国留学生，还有许多日本人士。
在袁世凯担任临时大总统后，太炎先生曾一度寄幻想于袁。不久，袁世凯的狼子野心日益暴露，太炎先生也转而反袁。1913年，太炎先生接共和党之急电促召入京，其时他已知此去北京凶多吉少，故在《致伯中书十三》中明确表示：“吾虽微末，以一身撄暴人之刃，使天下皆晓然于彼之凶戾，亦何惜此孱形为。”以“时险挺剑去长安”的气魄，于8月11日抵京。不久，即以“大勋章为扇坠，临大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之包藏祸心”，“攘窃国柄，以遂私图”。遂被幽禁于共和党党部右院斗室中。其时，太炎先生的起居、活动都受到监视，宪兵、便衣不离左右。太炎先生在墙壁、窗纸上遍书“袁贼”二字，或掘树书“袁贼”焚而埋之，以泄心头之恨。此后又被幽禁于龙泉寺内。当时，袁世凯曾假惺惺地派他的儿子袁克定送去锦缎被褥，均被太炎先生烧成大洞后掷出窗外。据说，袁世凯曾想派人暗杀太炎先生，后被陆建章劝住，说“太炎先生不可得罪，用处甚大，他日太炎一篇文章，可少用数师兵马也”，仍图收买太炎先生。但是，太炎先生全然不为所动，并致书袁世凯，表示“九死无悔”，进行绝食。终使袁世凯害怕，方把太炎先生从龙泉寺迁往北京钱粮胡同四号居住。1915年3月，太炎先生长女㸚，小女㠭及长婿龚宝铨等进京探视，后陪伴太炎先生居于钱粮胡同。钱粮胡同四号素有“鬼宅”之称，每日夜幕降临，院中便风声凄厉，哀哀的哭声、尖锐的叫声、刺耳的狞笑声此起彼伏，声声传入房中，彻夜不绝。后来才知道，原来是袁此凯指使军警执法处派人装鬼以吓唬太炎先生，以瓦解其斗志。太炎先生也有他自己对付特务的办法，他曾对那些由特务扮演的“服役人员”宣布六条规则：“一、每日早晚必向我请安；二、见我时须垂手鹄立；三、称我四大人，自称曰奴仆；四、来客统称曰老爷；五、来客必须回明定夺，不得擅行拦阻，亦不得擅行引入；六、每逢朔望，必向我一跪三叩首。”还说：“你们要吃这碗饭，就照做，要不就滚蛋。”同时，太炎先生每逢初一、十五，还特别对其中的一个特务头目讲一段《大戴礼》。但是，在袁世凯所派特务的折磨以及当时报纸的造谣中伤下，太炎先生的精神每日都处于高度紧张之中，每晚睡得很少，亦很少与子女们谈话。同年9月，太炎先生长女㸚因受不了这种精神折磨，于一天晚上吊死在院内一棵大树上。长女死后，虽然鬼叫之声似乎较前减少，但那种阴森森、凄惨惨的气氛却有增无减。太炎先生亦常常恶梦缠身，时时在半夜惊叫而醒。1916年元旦，袁世凯改民国为洪宪元年，行将称帝，局势分紧张，特务走狗也加紧迫害太炎先生。那年元宵佳节，家中照例要吃汤圆。晚餐时，一盘汤圆端上桌子后，大家都停筷不前。太炎先生看到我外祖母等个个愁容满面、忧心忡忡的模样，便举筷夹起一个汤圆送到嘴边，又停筷说道：“汤圆又称元宵，元宵者，袁消也。”说完一口将汤圆吞进口中，几口就咽下肚去。太炎先生幽默的比喻，乐观的情绪，引得大家笑逐颜开，不一刻一盘元宵便被消灭得一干二净。不久，袁世凯气死，太炎先生也就此结束了长达三年的幽禁生活，重获自由。
（本文选自邹立人《我的外太公章太炎二三事》）
吾家当明之盛始迁余杭，族居东乡四五百祀，子姓朴谨，未尝有大过。先曾祖以下三世，尤以才行学谊称。先考尝以廪膳生援例得知县，治事过畴辈，而不乐仕。炳麟幼时闻先人余论，读书欲光复汉绩，先考亦不禁也。尝从容言：“吾家入清已八七世，殁皆用深衣敛。吾虽得职事官，未尝诣吏部。吾即死，不敢违家教，无加清时章服。”炳麟闻之，尤感动。及免丧，清政衰矣。始从事光复，遭累绁，遇狙击，未尝敢挫。幸而有功，此皆先世遗教之所渐成也。龛定以来，执政者好妄举，靡岁不乱。炳麟以嫌疑寄帑海上，不得望先人丘墓，大惧旧德不宣，无以诒子孙为世法，故略次事状如此，未能尽什一云。民国八年二月。章炳麟记。
（本文选自《先曾祖训导君先祖国子君先考知县君事略》）
君自少至长老，不好弄，性俭，虽敝帖残纸未尝弃。与人和，对仆隶未尝大声色。晚病絷，杖而后行。然遇人迎送必如礼，及接大吏，亦如平人交。治事周慎，自仕宦至充代议士，事有不悉，不强言，然于乡邑利病持之至坚。尤习水利，其主南湖局也，谓将军塘衮坝为下游障遏，亟修之。某公司数欲于运河南渠间行轮船，君以南渠陕，两岸脆薄，轮船激水漱之，必坏岸，集耆老力拒之。某公司百计关说不遂，则请出千金为质，备他日工赈。耆老颇为动，君独不许，曰：“破数千家田宅，千金足偿邪？且金有尽，而激水漱岸无已时，虽巨亿不足以备不虞也。”卒请于官，刻石永禁焉。初，议塞九连池以固谿堤，会去不就。常自恨。民国初，君已家居，犹上巡按使书，请永禁侵垦南湖。且言修堤备水为治末，浚谿溶湖为治本，具论其法。虽不行，然自是侵垦者益稀。
充县教育会会长时，会员多树党相竞，君化以恬静，竞者自止。每乡人族党有大议，君至，为委曲陈说，归之正义。虽贪戾者皆厌服，时人以为难。少遭兵失学，兵事止，讽诵甚苦。弱冠从钱塘张蘩父先生游，始知六书。年二十五，交仁和吴承志祈父，乃识儒先治经条例。以贫，数橐笔从长吏游，自恨不得壹意为学，然经史大体率皆明练。素不习算，年五十余，治勾股三角法，皆通。吾家三世皆知医，至君尤精。其所师，钱塘仲昴庭先生也。家居又宦游所至，有窭人子求治疾者，必应之，所全活甚众。然未尝以技自暴，惧为显要役也。
雅性方直。顾不甚窥宋明儒书。晚乃好王文成一家言，兼览释典，得其会通云。配孟氏，侧室李氏，皆不育。以弟箴之子恒年为嗣。炳麟少时尝问君行己之道，君曰：“圣贤难几也，士君子不敢不勉也。”识君之行六十年矣，接人恭敬而容不戁，处事中正而辞不厉，终身蠠没而神不纷，虽古之笃行者无以加也。又其德施乡邑，于世宜有称，而君素不自矜伐，海内知君者犹寡，惧潜德隐曜，没而不章，故书其事略，存之家系，以为子孙法。
（本文选自《伯兄教谕君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