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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世

|热爱旅行

“先生向来对于旅行的兴趣如何?”在开始谈话时,我便这样问。

“很欢喜的,因为旅行可以看到自然的美,还有各地许多特别的情形,能够在旅行中知道的。”蔡先生很高兴地说。

“先生第一次出外旅行的情形怎样?”

“那时是到杭州去考试,我第一次出外旅行,当然是杭州了。从绍兴到杭州,是坐一种橹船,绍兴人称为乌篷船,总是夜里动身上船,第二天早上到西兴,过江就是杭州。在那个时候,新市场还是旗营,我们去游西湖,是从湧金门外下船,现在大不相同了。”

“先生不是去过欧洲好几回吗?对于欧洲的旅行,感想怎么样?”

“是的,我去欧洲,先后五次。其中,在德国耽搁的光阴最久,先后计算起来共有五年。在法国,差不多先后也有三年。在欧洲,旅行是很方便的,以我个人的感想,尤其是在德国。在大战以前,我们在德国,往来很自由,不要护照,简直和德国人一样。那时是在欧洲大学听讲的,到了暑假,便去德国名胜的地方游历,有时到瑞士去。瑞士的山水,是足以使人流恋的,因为语言通、交通便,所以瑞士时常有我的足迹。”

“先生旅行欧洲,最喜欢哪几个地方呢?”

“第一当然推瑞士了。瑞士的确可爱,自然风景很好,设备很方便,瑞士的人又很和平。瑞士的人,对有色人种,并不注意,一样看待,一样亲爱,所以到瑞士去游历,总觉得很舒服。除了瑞士以外,还有法国南方及意大利边境一带,像丽士、蒙脱利爱,一直往南去,我都非常欢喜。因为这些地方都是向阳的,海水是接青天,所谓碧海青天,的确不错。在这许多地方去旅行,身心都感觉到非常愉快。还有一点,我觉到越是冷的地方,越是清洁,如荷兰以北的丹麦、瑞典、挪威这几个国家,气候愈冷,他们愈注意清洁。至于气候热的地方,就大不相同了,甚至于愈热愈差,对于清洁,比较冷的地方,就相去得远了。”

说到此外,先生又长谈下去:

“我在旅行的时候,除游览名胜而外,对于有美术馆的城市,格外注意,如德国的Munchen——这个地名在英文好像读Munich〔慕尼黑〕——意大利的Rome〔罗马〕、Florence〔佛罗伦萨〕,还有法国的巴黎,在每一个有美术馆的地方,我总是很细心地去看的。总括地说,我向来旅行,很注意三点:第一,是看一种不同的自然美;第二,研究古代的建筑;第三,是注意博物院的美术品。”

我又问:“先生,在中国,喜欢些什么地方呢?”

“很惭愧,在中国走路,并没有在外国那样得多。”先生很谦虚地说。

先生又继续告诉我:“可是,我很爱西湖,富春江真可爱,我还流恋北平的西山,现在看看太湖。西湖有许多地方,可以比瑞士。但是拿瑞士比西湖,西湖是太小了。如果要比瑞士的话,应该拿西湖的全部,连太湖、天台、雁荡这许多地方合起来,才可以和瑞士比较。”

“旅行是奢侈的,是要舒适的,关于坐火车、坐轮船、住旅馆,总要求其华美罢!先生对于这一点,有什么见教?”我很犹疑地问。

先生笑了,继续说道:“假使经济宽裕的话,当然啰,不妨这样办。依我的意见,就是舟、车和旅馆不舒适,我相信旅行所得到的快乐,也可以抵偿的。”

“北平现在不是办游览区吗?先生的意见如何?”

“那是很好的。北平游览的去处有两种:一种是郊外的风景,一种是城里的古代建筑,还有许多美术品。假使交通和旅馆办得好一点,一定可以吸引许多游客的。”

“招致外国游客,对于中国的认识,当然清楚一些;但是,可以提高中国在国际的地位吗?”

“提高国际地位吗?我的看法,不是这样。但是,总可以引起一点好感觉,不过不十分大。”

“先生对于中国的避暑区,认为那一个地方顶好?”

“还是青岛好。庐山,我去过的,庐山是不错,但是那里有山,没有海;在山上看鄱阳湖,太渺小了。北戴河,我也曾去过,可是北戴河有了海,又没有雄伟的山,总觉得不十分好。青岛的好处,是有山有海。青岛又是一个都市,有山水的乐趣,又有都市的方便,这是其他避暑的地方不能比较的。另外,青岛还有大学,到图书馆去参考,也是很方便的。”

“关于游记这一类的书,先生大概看得很多的,但是印象最深的、内容最切于实用的,是那几种呢?”

“是的,游记一类的书……我想《水经注》虽不是游记,但是可以看,书中有许多地方可以增进旅行的智识。另外要算徐霞客的《游记》了。不过霞客的游记,实际上可以供我们参考,并不是一种文艺的作品。”

“先生最近还想到外国去游历一趟吗?”

“是的,还想去一趟。”先生很高兴地说。

先生又继续告诉我:“我虽然到欧洲去了五次,但是,有两次是固定的,住在一个地方,游历的机会很少。有一年是专诚出国去游览的,走的地方很不少。但是西班牙、葡萄牙及巴尔干半岛,还不曾去过,我想终久要弥此缺憾的。”

“先生到过美洲吗?”

“哦,美洲去过两次。黄石公园(Yellow Stone Park)和尼加拉大瀑布(Niagara Falls)都去看过,各国都有不同的自然美。”

(选自蔡元培《关于旅行的谈话》)

|世界观与人生观

世界无涯涘也,而吾人乃于其中占有数尺之地位;世界无终始也,而吾人乃于其中占有数十年之寿命;世界之迁流,如是其繁变也,而吾人乃于其中占有少许之历史。以吾人之一生较之世界,其大小久暂之相去,即不可以数量计;而吾人生,又决不能有几微遁出于世界以外,则吾人非先有一世界观,决无所容喙于人生观。

虽然,吾人既为世界之一分子,决不能超出世界以外,而考察一客观之世界,则所谓完全之世界观,何自而得之乎?曰:凡分子必具有全体之本性;而既为分子,则因其所值之时地而发生种种特性;排去各分子之特性,而得一通性,则即全体之本性矣。吾人为世界一分子,凡吾人意识所能接触者,无一非世界之分子。研究吾人之意识,而求其最后之元素,为物质及形式。物质及形式,犹相对待也。超物质形式之畛域而自在者,唯有意志。于是吾人得以意志为世界各分子之通性,而即以是为世界之本性。

本体世界之意志,无所谓鹄的也。何则?一有鹄的,则悬之有其所,达之有其时,而不得不循因果律以为达之之方法,是仍落于形式之中,含有各分子之特性,而不足以为本体。故说者以本体世界为黑暗之意志,或谓之肓瞽之意志,皆所以形容其异于现象世界各个之意志也。现象世界各个之意志,则以回向本体为最后之大鹄的。其间接以达于此大鹄的者,又有无量数之小鹄的。各以其间接于最后大鹄的之远近,为其大小之差。

最后之大鹄的何在?曰:合世界之各分子,息息相关,无复有彼此之差别,达于现象世界与本体世界相交之一点是也。自宗教家言之,吾人固未尝不可于一瞬间,超轶现象世界种种差别之关系,而完全成立为本体世界之大我。然吾人于此时期,既尚有语言文字之交通,则已受范于渐法之中,而不以顿法,于是不得不有所谓种种间接之作用。缀辑此等间接作用,使厘然有系统可寻者,进化史也。

统大地之进化史而观之,无机物之各质点,自自然引力外,殆无特别相互之关系。进而为有机之植物,则能以质点集合之机关,共同操作,以行其延年传种之作用。进而为动物,则又于同种类间为亲子朋友之关系,而其分职通功之例,视植物为繁。及进而为人类,则由家庭而宗族,而社会,而国家,而国际。其互相关系之形式,既日趋于博大,而成绩所留,随举一端,皆有自阂而通、自别而同之趋势。例如昔之工艺,自造之而自用之耳。今则一人之所享受,不知经若干人之手而后成。一人之所操作,不知供若干人之利用。昔之知识,取材于乡土志耳。今则自然界之记录,无远弗届。远之星体之运行,小之原子之变化,皆为科学所管领。由考古学、人类学之互证,而知开明人之祖先,与未开化人无异。由进化学之研究,而知人类之祖先与动物无异。是以语言、风俗、宗教、美术之属,无不合大地之人类以相比较。而动物心理、动物言语之属,亦渐为学者所注意。昔之同情,及最近者而止耳。是以同一人类,或状貌稍异,即痛痒不复相关,而甚至于相食。其次则死之,奴之。今则四海兄弟之观念,为人类所公认,而肉食之戒,虐待动物之禁,以渐流布。所谓仁民而爱物者,已成为常识焉。夫已往之世界,经其各分子经营而进步者,其成绩固已如此。过此以往,不亦可比例而知之欤?

道家之言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又曰:“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此皆以目前之幸福言之也。自进化史考之,则人类精神之趋势,乃适与相反。人满之患虽自昔借为口实,而自昔探险新地者,率生于好奇心,而非为饥寒所迫。南北极苦寒之所,未必于吾侪生活有直接利用之资料,而冒险探极者踵相接。由推轮而大辂,由桴槎而方舟,足以济不通矣;乃必进而为汽车、汽船及自动车之属。近则飞艇、飞机,更为竞争之的。其构造之初,必有若干之试验者供其牺牲,而初不以及身之不及利用而生悔。文学家、美术家最高尚之著作,被崇拜者或在死后,而初不以及身之不得信用而辍业。用以知:为将来而牺牲现在者,又人类之通性也。

人生之初,耕田而食,凿井而饮,谋生之事,至为繁重,无暇为高尚之思想。自机械发明,交通迅速,资生之具,日趋于便利。循是以往,必有菽粟如水火之一日,使人类不复为口腹所累,而得专致力于精神之修养。今虽尚非其时,而纯理之科学,高尚之美术,笃嗜者固已有甚于饥渴,是即他日普及之朕兆也。科学者,所以祛现象世界之障碍,而引致于光明。美术者,所以写本体世界之现象,而提醒其觉性。人类精神之趋向,既毗于是,则其所到达之点,盖可知矣。

然则进化史所以诏吾人者:人类之义务,为群伦不为小己,为将来不为现在,为精神之愉快而非为体魄之享受,固已彰明而较著矣。而世之误读进化史者,乃以人类之大鹄的,为不外乎其一身与种姓之生存,而遂以强者权利为无上之道德。夫使人类果以一身之生存为最大之鹄的,则将如神仙家所主张,而又何有于种姓?如日人类固以绵延其种姓为最后之鹄的,则必以保持其单纯之种姓为第一义,而同姓相婚,其生不蕃。古今开明民族,往往有几许之混合者。是两者何足以为究竟之鹄的乎?孔子曰:“生无所息。”庄子曰:“造物劳我以生。”诸葛孔明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吾身之所以欲生存也。北山愚公之言曰:“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若而不平。”是种姓之所以欲生存也。人类以在此世界有当尽之义务,不得不生存其身体;又以此义务者非数十年之寿命所能竣,而不得不谋其种姓之生存;以图其身体若种姓之生存,而不能不有所资以营养,于是有吸收之权利。又或吾人所以尽务之身体若种姓,及夫所资以生存之具,无端受外界之侵害,将坐是而失其所以尽务之自由,于是有抵抗之权利。此正负两式之权利,皆由义务而演出者也。今曰:吾人无所谓义务,而权利则可以无限。是犹同舟共济,非合力不足以达彼岸,乃强有力者以进行为多事,而劫他人所持之棹楫以为己有,岂非颠倒之尤者乎。

昔之哲人,有见于大鹄的之所在,而于其他无量数之小鹄的,又准其距离于大鹄的之远近,以为大小之差。于其常也,大小鹄的并行而不悖。孔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孟子曰:“好乐,好色,好货,与人同之。”是其义也。于其变也,绌小以申大。尧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禹治洪水,十年不窥其家。孔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墨子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子曰:“生与义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范文正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是其义也。循是以往,则所谓人生者,始合于世界进化之公例,而有真正之价值。否则庄生所谓天地之委形委蜕已耳,何足选也。

(选自蔡元培《世界观与人生观》)

|我的新生活观——勤俭

什么叫旧生活?是枯燥的,是退化的。什么叫新生活?是丰富的,是进步的。旧生活的人,是一部分不作工,又不求学的,终日把吃著嫖赌作消遣。物质上一点也没有生产,精神上也一点没有长进。又一部分是整日作苦工,没有机会求学,身体上疲乏得了不得,所做的工是事倍功半,精神上得过且过,岂不全是枯燥的么?不作工的人,体力是逐渐衰退了;不求学的人,心力又逐渐萎靡了;一代传一代,更衰退,更萎靡,岂不全是退化么?新生活是每一个人,每日有一定所作工,又有一定的时候求学,所以制品日日增加。这不是丰富的么?工是愈练愈熟的,熟了出产必能加多;而且“熟能生巧”,就能增出新工作来。学是有一部分讲现在作工的道理,懂了这个道理,工作必能改良。又有一部分讲别种工作的道理,懂了那种道理,又可以改良别种的工。从简单的工改到复杂的工;从容易的工改到繁难的工;从出产较少的工改到出产较多的工。而且有一种学问,虽然与工作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学了以后,眼光一日一日地远大起来,心地一日一日地平和起来,生活上无形中增进许多幸福。这还不是进步的吗?要是有一个人肯日日作工,日日求学,便是一个新生活的人;有一个团体里的人,都是日日作工,日日求学,便是一个新生活的团体;全世界的人都是日日作工,日日求学,那就是新生活的世界了。

(选自蔡元培《我的新生活观》)

孟子有言:“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盖吾人一身之需要,未有不藉他人所作之工以供给之者。顾吾人何以能受此供给而无愧?曰:吾人所作之工,亦所以供给他人之需要。通功易事,惟人人各作其工,斯人人能各得其所需。神农之教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苟有一人焉,舍其工而弗事,则人类之中,必有受其弊者。是以作工为吾人之天职。

洒扫,至简单之工也,而《管子·弟子职》篇著其法;农圃,至普通之工也,而孔子自谓不如老农、老圃。工无大小,无繁简,鲜有不学而能者。故自古有师徒传受之制。而今之实业学校,及职业补习学校,几举吾人可作之工,而一一为教授之设备,是学而后工也。且古谚有之曰:“巧者不过习者之门。”习于工者,往往能自出新意,符同学理。吴士德因煮水而悟蒸气之理,福格林因售药而窥化学之奥,比耳因织布而悟印花之术,工中自有学在也。然则吾人当作工时代,固已有预备之学力,而且即工即学,随在皆是,似无待他求焉。虽然,学之范围至广大,决非一工之能赅;而吾人嗜学之性,亦决不能以学之直接隶属于工者为限。吾之作工,必以物质为原料,则矿学、生物学及化学之所关也;吾之作工必以力,则重学、机器学之所关也;吾之工必有数量,则数理之所关也;吾之工必有形彩,则美学之所关也;吾之工所以应他人之需要,则生理、心理、人类、社会等学之所关也。盖学之不属于工、而与工有密切关系者,所在皆是;吾苟择其性之所近者,而随时研究之,其能裨益于吾工者,决非浅鲜;而且令吾人作工之时,亦增无穷之兴趣,此绝非吾人所可忽视也。且吾生有涯,而知也无涯。饥食渴饮,足以度日矣;而真理之饥渴,或甚于饮食。好好色,恶恶臭,足以表情矣;而美感之冲动,有逾于色臭。例如发拉第业钉书,而特注意于书中之电学;都耐业理发,而好以其暇练习绘事。电学之于钉书,绘学之于理发,若不相涉也,而好学也若是。吾国古人有以桶匠而谈《易》者,有以饼师而吟诗者。《易》之于桶,诗之于饼,若不相涉也,而好学也若是。然则吾人之于即工即学以外,又不能无特别之学问,不可诬也。

虽然,通功易事,最完全之制,如吾人理想所谓“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者,尚未能见诸实行也,现今社会之通功易事,乃以工人之工作,取得普通之价值,而后以之购吾之所需。两者之间,往往不能得平均之度;于是以吾工之所得,易一切之需要,常惴惴然恐其不足焉。吾人于是济之以勤。勤焉者,冀吾工之所得,倍蓰于普通,而始有余力以求学也。顾勤之度终有际限,而学之需要,或相引而日增,则其道又穷。吾人于是又济之以俭。俭焉者,得由两方面而实行之:一则于吾人之日用,务撙节其不甚要者,使有以应用于学而无匮。弗拉克蒙欲赴罗马而习造像,与其妻日节衣食之费,五年而旅费乃足。律宾斯敦执业棉厂,而研究拉丁文及植物学、医学,所得工资,从不妄费,而悉以购书。是其例也。一则于学问之途,用其费省而事举者。书籍,学者所需也,吾力能购则购之,否则如伯律敦之借用于书肆,吴尔之借抄于友人,可也。仪器,学者所需也,吾力能购则购之,否则,如伯拉克之以一水锅、两寒暑表治热学,弗具孙之以毯一方、珠一串治星学,可也。勤于工作、而俭以求学如是,而犹不足以达吾好学之鹄的,宁有是理耶?

昔者李石曾、齐竺山诸君之创设豆腐公司于巴黎也,设为以工兼学之制,试之有效,乃提倡俭学会。俭学会者,专持以俭求学之主义者也。而其中有并匮于俭学之资者,乃兼工以济学。其与豆腐公司诸君,虽有偏重于学及偏重于工之殊,而其为工学兼营则一也。继豆腐公司诸君而起者,有地浃泊(人造丝)厂诸君。人数渐增,范围渐广。于是李广安、张秀波、齐云卿诸君,按实定名,而有勤工俭学会之组织。由此勤于工作、而俭以求学之主义,益确实而昭彰矣。

李石曾君又有见于勤工俭学之举,由来已久,而其间著名之学者,各具有复杂之历史,不朽之精神,类皆足以资吾入之则效,而鼓吾人之兴会,爰采取而演述之,以为《勤工俭学传》,月刊一册,华法对照,俾读者于修养德性之余,兼得研寻文字之益。其所演述,又不仅据事直书,而且于心迹醇疵之间,观察异同之点,悉以至新至正之宗旨,疏通而证明之,使勤工俭学之本义,昭然揭日月而行,而不致有歧途之误,意至善也。余既读其所述樊克林、敷莱尔、卢梭诸传,甚赞同之,因以所见,述勤工俭学会之缘起及其主义,以为之序。

(选自蔡元培《〈勤工俭学传〉序》)

|舍己为群

积人而成群。群者,所以谋各人公共之利益也。然使群而危险,非群中之人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以保群,而群将亡。则不得已而有舍己为群之义务焉。

舍己为群之理由有二:一曰,己在群中,群亡则己随之而亡。今舍己以救群,群果不亡,己亦未必亡也;即群不亡,而己先不免于亡,亦较之群己俱亡者为胜。此有己之见存者也。一曰,立于群之地位,以观群中之一人,其价值必小于众人所合之群。牺牲其一而可以济众,何惮不为?一人作如是观,则得舍己为群之一人;人人作如是观,则得舍己为群之众人。此无己之见存者也。见不同而舍己为群之决心则一。

请以事实证之。一曰从军。战争,罪恶也,然或受野蛮人之攻击,而为防御之战,则不得已也。例如比之受攻予德,比人奋勇而御敌,虽死无悔,谁曰不宜?

二曰革命。革命,未有不流血者也。不革命而奴隶于恶政府,则虽生犹死。故不惮流血而为之。例如法国一七八九年之革命,中国数年来之革命,其事前之鼓吹运动而被拘杀者若干人,临时奋斗而死伤者若干人,是皆基于舍己为群者也。

三曰暗杀。暗杀者,革命之最简单手段也。歼魁而释从,惩一以儆百,而流血不过五步。古者如荆轲之刺秦王,近者如苏斐亚之杀俄帝尼科拉司第二,皆其例也。

四曰为真理牺牲。真理者,和平之发现品也。然成为教会、君党、若贵族之所忌,则非有舍己为群之精神,不敢公言之。例如苏格拉底创新哲学,下狱而被酰;哥白尼为新天文说,见仇予教皇;巴枯宁道无政府主义,而被囚被逐,是也。

其他如试演飞机、探险南北极之类,在今日以为敢死之事业,虽或由好奇竞胜者之所为,而亦有起于利群之动机者,得附列之。

(选自蔡元培《舍己为群》)

|尽力于公益

凡吾人共同享受之利益,有共同爱护之责任,此于《注意公众卫生》及《爱护公共之建筑及器物》等篇,所既言者也。顾公益之既成者,吾人当爱之;其公益之未成者,吾人尤不得不建立之。

自昔吾国人于建桥、敷路,及义仓、义塾之属,多不待政府之经营,而相与集资以为之。近日更有独力建设学校者,如浙江之叶君澄衷,以小贩起家,晚年积资至数百万,则出其十分之一,以建设澄衷学堂。江苏之杨君锦春,以木工起家,晚年积资至十余万,则出其十分之三,以建设浦东中学校。其最著者矣。

虽然,公益之举,非必待富而后为之也。山东武君训,丐食以奉母,恨己之失学而流于乞丐也,立志积资以设一校,俾孤贫之子,得受教育,持之十余年,卒达其志。夫无业之乞丐,尚得尽力于公益,况有业者乎?

英之翰回,商人也,自奉甚俭,而勇于为善;尝造伦敦大道;又悯其国育婴院之不善,自至法兰西、荷兰诸国考察之;归而著书,述其所见,于是英之育婴院为之改良。其殁也,遗财不及二千金,悉以散诸孤贫者。英之沙伯,业织麻者也,后为炮厂书记,立志解放黑奴,尝因辩护黑奴之故,而研究民法,卒得直;又与同志设一放奴公司,黑奴之由此而被释者甚众。英之菜伯,铁工也,悯罪人之被赦者,辄因无业而再罹于罪,思有以救助之;其岁人不过百镑,悉心分配,一家衣食之用者若干,教育子女之费若干,余者用以救助被赦而无业之人。彼每日作工,自朝六时至晚六时,而以其暇时及安息日,为被赦之人谋职业。行之十年,所救助者凡三百余人。由此观之,人苟有志于公益,则无论贫富,未有不达其志者,勉之而已。

(选自蔡元培《尽力于公益》)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子贡问于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孔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日,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我亦欲无加诸人。”举孔子所告,而申言之也。西方哲学家之言曰:“人各自由,而以他人之自由为界。”其义正同。例如我有思想及言论之自由,不欲受人之干涉也,则我亦勿干涉人之思想及言论;我有保卫身体之自由,不欲受人之毁伤也,则我亦勿毁伤人之身体;我有书信秘密之自由,不欲受人之窥探也,则我亦慎勿窥人之秘密;推而我不欲受人之欺诈也,则我慎勿欺诈人;我不欲受人之侮慢也,则我亦慎勿侮慢人。事无大小,一以贯之。

顾我与人之交际,不但有消极之戒律,而又有积极之行为。使由前者而下一转语曰:“以己所欲施于人。”其可乎?曰是不尽然。人之所欲,偶有因遗传及习染之不善,而不轨于正者。使一切施之于人,则亦或无益而有损。例如腐败之官僚,喜受属吏之谄媚也,而因以谄媚于上官,可乎?迷信之乡愚,好听教士之附会也,而因以附会于亲族,可乎?至于人所不欲,虽亦间有谬误,如恶闻直言之类,然使充不欲勿施之义,不敢以直言进人,可以婉言代之,亦未为害也。

且积极之行为,孔子固亦言之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立者,立身也;达者,道可行于人也。言所施必以立达为界,言所勿施则以己所不欲概括之,诚终身行之而无弊者矣。

(选自蔡元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责己重而责人轻

孔子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韩退之又申明之曰:“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其责人也轻以约。重以周,故不怠;轻以约,故人乐为善。”其足以反证此义者,孟子言父子责善之非,而述人子之言曰:“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于正也。”原伯及先且居皆以效尤为罪咎。椒举曰:“惟无瑕者,可以戮人。”皆言责人而不责己之非也。

准人我平等之义,似乎责己重者,责人亦可以重,责人轻者,责己亦可以轻。例如多闻见者笑人固陋,有能力者斥人无用,意以为我既能之,彼何以不能也。又如怙过饰非者,每喜以他人同类之过失以自解,意以为人既为之,我何独不可为也。不知人我固当平等,而既有主观、客观之别,则观察之明晦,显有差池,而责备之度,亦不能不随之而进退。盖人之行为,常含有多数之原因:如遗传之品性,渐染之习惯,熏受之教育,拘牵之境遇,压迫之外缘,激刺之感情,皆有左右行为之势力。行之也为我,则一切原因,皆反省而可得。即使当局易迷,而事后必能审定。既得其因,则迁善改过之为,在此可以致力;其为前定之品性、习惯及教育所驯致耶,将何以矫正之;其为境遇、外缘及感情所逼成耶,将何以调节之。既往不可追,我固自怨自艾;而苟有不得已之故,决不虑我之不肯自谅。其在将来,则操纵之权在我,我何馁焉?至于他人,则其驯致与迫成之因,决非我所能深悉。使我任举推得之一因,而严加责备,宁有当乎?况人人各自有其重责之机会,我又何必越俎而代之?故责己重而责人轻,乃不失平等之真意,否则,迹若平而转为不平之尤矣。

(选自蔡元培《责己重而责人轻》)

|蔬食主义

蔬食主义,先生之论,实获我心,盖吾两人之性质,实最相近者也。亚兄之言,则以论理学之法相绳,亦持之有故。但此主义,乃情感上之问题(弟前函言感觉,似不如情感为妥),而非知识上之问题;即兼知识言之,亦进化论之范围,而非目的论之范围。

现在人类之知识,尚不能有确定之目的论,即将来之人类,亦恐终无从而确定。至于进化论,则已有公例可循。而蔬食主义者,于进化论之公例,实为不悖。盖人类文化愈浅,则其所牺他以自益者,愈与己近似;而文化渐进,则所牺者以渐疏远。最显之例,其始以人舁人,如我国及日本之肩舆及人力车,稍进则用马车,更进则用油用电。其理由有二:一以知识进步,利用之术渐精;二则情感进步,恻隐之心渐广也。野蛮人能食人,而开化之民族则不能,以野蛮人尚无人类同等之观念,其视异种之人,犹开化人之视禽兽也。自达尔文进化论发行后,人兽同祖之说,积渐为人类所公认,而动物心理及动物教育之成迹,日渐进步,于是人兽同等之观念,日渐萌茁于普通人之脑中,而蔬食主义渐行矣。

现在动植物之关系,尚无确定之进化论,他日自当有发见之一日;及其时,则人类或并可不食植物而专食无机物,亦未可知。友人自法京贻书告我,谓西欧卫生学者,于饮食一门,谓当以化学制造品代自然生物。近日热心研究者颇多。窃意彼等所研究者,自必先取资于植物。然由此进化,必可由植物而蜕为无机物,盖可悬揣也。

人体中消化机,几占大部分,使腰不能细,不合于普通人审美之观念,致有矫揉以为之者。而排泄物尤为讨厌。若他日食物,由固体而嬗为液体,又渐由液体而嬗为气体;于是即以发血管及回血管专有营养、排泄之作用。而腹中之消化机、排泄机,因无用之故,以渐缩小,终至消灭,殆亦一快事;然此事不知在若干万年之后。近人所公认者,尚只有达尔文派之生物进化论,则只能为肉食主义、蔬食主义交换时代之起点,而其他,则不能不让之后人也。

人之所具,为物理的身体,而其所生活者,为物理的世界,则皆范围于进化论,而不能绳之以目的论。一切举动,皆为比较的,而非绝对的。如蔬食主义者,不特植物亦有生命,与戒杀之名不合;即姑加戒杀以不杀动物之界说,而一叶之蔬,一勺之水,固亦有无数之小动物生活其间,然则蔬食者,固仍不可谓达其戒杀之目的也。

至于弟之从此主义,则为间接而又间接之受动的;且亦动于情感,而非动于理论。去年阳历3月间,同学齐君游巴黎而归,为言高阳李君,日以蔬食主义劝同国人,而从之者甚少甚少。李君者,字石曾,研究农学,尝在法国卫生学会演说中国豆腐可以代外国牛酪之理,而大受该学会之赞成,因而集股设豆腐公司于巴黎者也。彼既实行蔬食主义,且日以其理论聒于人,而从之者究竟甚少甚少。盖世界实行之事,大抵动于情感,而非动于理论者也。弟迩时闻齐君之言,而忽有所感动;又闻此地有蔬食馆数处,遂试验之,觉于吾之口及胃,均无甚不适,而于吾心则甚惬,遂立意久持之。且因此而欲寻其理论,则所得德文之书皆小册。其关于此主义之起原及沿革者,竟不可得。论其关于卫生之原理者,亦甚略,盖此主义本不创自德人,而弟所得者,又皆近出之书,所记皆不过短时之演说若杂志之论说故也。中有一小册,曰《托尔斯泰及蔬食主义》,托氏本俄国之释迦,尝演说屠肆及猎场之惨状,此小册译述之,亦弟所深受其刺戟者也。

(选自蔡元培《致寿孝天函》)

|朋友是外在的我

人情喜群居而恶离索,故内则有家室,而外则有朋友。朋友者,所以为人损痛苦而益欢乐者也。虽至快之事,苟不得同志者共赏之,则其趣有限;当抑郁无聊之际,得一良友慰其寂寞,而同其忧戚,则胸襟豁然,前后殆若两人。至于远游羁旅之时,兄弟戚族,不遑我顾,则所需于朋友者尤切焉。

朋友者,能救吾之过失者也。凡人不能无偏见,而意气用事,则往往不遑自返,斯时得直谅之友,忠告而善导之,则有憬然自悟其非者,其受益孰大焉。

朋友又能成人之善而济其患。人之营业,鲜有能以独力成之者,方今交通利便,学艺日新,通功易事之道愈密,欲兴一业,尤不能不合众志以成之。则所需于朋友之助力者,自因之而益广。至于猝遇疾病,或值变故,所以慰藉而保护之者,自亲戚家人而外,非朋友其谁望耶?

朋友之有益于我也如是。西哲以朋友为在外之我,洵至言哉。人而无友,则虽身在社会之中,而胸中之岑寂无聊,曾何异于独居沙漠耶?

古人有言,不知其人,观其所与。朋友之关系如此,则择交不可以不慎也。凡朋友相识之始,或以乡贯职业,互有关系;或以德行才器,素相钦慕,本不必同出一途。而所以订交者,要不为一时得失之见,而以久要不渝为本旨。若乃任性滥交,不顾其后,无端而为胶漆,无端而为冰炭,则是以交谊为儿戏耳。若而人者,终其身不能得朋友之益矣。

既订交矣,则不可以不守信义。信义者,朋友之第一本务也。苟无信义,则猜忌之见,无端而生,凶终隙末之事,率起于是。惟信义之交,则无自而离间之也。

朋友有过,宜以诚意从容而言之,即不见从,或且以非理加我,则亦姑恕宥之,而徐俟其悔悟。世有历数友人过失,不少假借,或因而愤争者,是非所以全友谊也。而听言之时,则虽受切直之言,或非人所能堪,而亦当温容倾听,审思其理之所在,盖不问其言之得当与否,而其情要可感也。若乃自讳其过而忌直言,则又何异于讳疾而思医耶?

夫朋友有成美之益,既如前述,则相为友者,不可以不实行其义。有如农工实业,非集巨资合群策不能成立者,宜各尽其能力之所及,协而图之。及其行也,互持契约,各守权限,无相诈也,无相诿也,则彼此各享其利矣。非特实业也,学问亦然。方今文化大开,各科学术,无不理论精微,范围博大,有非一人之精力所能周者。且分科至繁,而其间乃互有至密之关系。若专修一科,而不及其他,则孤陋而无藉,合各科而兼习焉,则又泛滥而无所归宿,是以能集同志之友,分门治之,互相讨论,各以其所长相补助,则学业始可抵于大成矣。

虽然,此皆共安乐之事也,可与共安乐,而不可与共患难,非朋友也。朋友之道,在扶困济危,虽自掷其财产名誉而不顾。否则如柳子厚所言,平日相征逐、相慕悦,誓不相背负;及一旦临小利害若毛发、辄去之若浼者。人生又何贵有朋友耶?

朋友如有悖逆之征,则宜尽力谏阻,不可以交谊而曲徇之。又如职司所在,公而忘私,亦不得以朋友之请谒若关系,而有所假借。申友谊而屈公权,是国家之罪人也。朋友之交,私德也;国家之务,公德也。二者不能并存,则不能不屈私德以从公德。此则国民所当服膺者也。

(选自蔡元培《朋友是外在的我》) lXMnWfwIaoBKGo8MUvIW9n5pxr6Xy5tafYVYmaITlKF0Gu+4KpN/GKaDsK7Kf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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