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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照垣在淞沪抗战中，因固守吴淞、闸北之线，开战最早，战绩也较突出，一时声名鹊起，仅次于蒋、蔡两人而驾于其他师旅长之上。徐名鸿在淞沪抗战初仅任七十八师秘书，后调总部任秘书长，其声名虽不及一般带兵官，但在职责范围内的一切工作，是做得很出色的。两人后来在福建人民政府成立时，亦为关键性的人物之一。故在此介绍其生平概况，以及他们与我的关系。
翁照垣为广东惠来人，行伍出身，曾是陈炯明部下的一路司令。革命军东征时，惠州之役，他为敌对一方。失败后进入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后到南京求见蒋介石，想谋一差事。蒋记前仇，拒不见。那天，适我也到总司令部见蒋，在会客室见一操广东口音的壮年男子同接待人员争吵。我上前问明原委，知其遭遇，不禁产生同情之心，乃赠送5000元，并嘱其再出国深造，勉以将来为国效力。此后，他到法国学习航空。学成归国后，适我任广东省主席，正在成立省保安团，我即委他为第四团团长，部队驻扎在黄埔。1931年我被逼出走，翁到香港来见，他说他要带一帮人进广州去把陈济棠干掉。我没有答应，叫他回去看看情形。他临走时说：“如陈济棠不来侵犯则罢，否则就同他拼到底。”当时省保安团有四个团，分驻各地。黄固、樊宗迟、符岸坛各团，均不发一枪即被陈济棠缴械。唯翁照垣坚守原防，在陈济棠的陆海空军联合进攻下，至弹尽粮绝，始只身泅水搭上轮船赴港。至此，蒋介石发现了他的骁勇，任命他为警卫师的旅长。不久，十九路军在江西新成立七十八师，我又把他要回来任一五六旅旅长。翁早年参加过国家主义派，但以后并没有组织关系，也没有在军中搞组织活动。淞沪抗战后，十九路军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有了一点声名，而青年党曾琦、李璜之流居然大言不惭地说：“淞沪抗战是青年党领导的。”我记得我同十九路军几位负责人曾公开予以驳斥。
十九路军调闽后不久，翁照垣便辞去军职，代表十九路军到南洋各地慰问华侨，感谢他们的慷慨支援。不久，日军入侵热河，他又只身北上，出任东北军张学良部的师长，曾在长城一带转战。当我由欧洲回到香港后，在酝酿福建人民政府阶段，他立即回闽，出任福州城防司令。福建人民政府成立那天，他任成立大会的会场总指挥，第一面国旗由他捧出，因而有人说：“这面国旗是国家主义派的标记。”这真是令人不可理解。后来，他任泉州兴、泉、永民兵总司令，做收编地方武装的工作。我到泉州时，他对十九路军不战而退出福州，深为不满，同我大闹了一场。1936年李宗仁、白崇禧发动反蒋运动时，蔡廷锴到了南宁，并着手招致旧部，重新组织十九路军，翁任六十师师长。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翁亦随之而来，并带有他以前的部下多人前来，并曾见蒋介石，要求派到前线作战。蒋对他真是旧恨新仇，念念不忘，故拒绝录用。最后还是我同白崇禧向程潜推荐，由程带到河北保定行营任战地督战官。后来他在巨鹿督战时负伤，从此南归，脱离军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闻在香港经营农场。
徐名鸿，广东丰顺人，早年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读书时，曾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对古典文学有基础。毕业时因成绩优异，留校任讲师，教《元曲》。其时，梁漱溟任北京大学教授，曾以“勉仁斋”组织讲学，专讲“东方文化哲学”，徐参加听讲，不久就成了梁的高足。梁在山东筹办曲阜大学时，徐应师命前往筹备。我在南京内学院从欧阳竟无学佛时，虽耽禅悦，而实未忘情政治。因早闻冯玉祥以基督教练兵，颇有成效，心想我也可以用佛教来练兵，故决到北京南苑冯的兵营参观。行前熊十力（内学院同学）为我介绍梁漱溟。到北京后，我在梁寓见徐在听讲，印象甚佳。此后，我重返粤军，革命高潮到来，顿感军中缺乏文化政治人才。于是我想起了北京的梁漱溟。我便找李济深、张难先商量（张时任李济深梧州商埠督办公署的榷运局长，他在北京任陆军部录事时，同梁就有交谊），即由我们三人联名函请梁到广东参加革命。后梁本人以学校工作不能来，乃介绍他的学生徐名鸿、黄艮庸等来粤。时我师已平定南路，正处于北伐战争前夕。我又奉国民政府命令，偕白崇禧到湖南与唐生智联络，与白同行的是刘斐，徐名鸿等即作我的随员同去。任务完成后回广东，即出师北伐，我以黄艮庸为师部秘书，徐名鸿为政治部秘书。师政治部主任为戴笠农，副主任为钟喜焯，戴、钟两人不久均离去，徐遂升为主任。在北伐战争中，徐的工作表现甚好，深得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的欣赏。因邓在汀泗桥战役时，随我师前进，故对徐甚了解。第十师到武汉后扩编为十一军，徐升任军政治部主任。在我脱离武汉政府后，徐同蔡廷锴的关系搞得很好，并深受邓演达的政治思想影响。十一军参加第一次北伐回到武汉时，武汉政府已为国民党右派把持。蔡廷锴在南昌起义后将军队开入福建，而徐名鸿则随叶挺、贺龙到了广东。叶、贺失败后，徐逃回他的家乡躲避，后到广州，又为李济深的第八路军总部逮捕入狱。时李已到上海，总部由参谋长兼广州城防司令邓世增主持。后经梁漱溟保出（时梁任广州政治分会委员），即任梁主办的第一中学教务主任。当我在江西任“剿赤”右翼军司令长官时，徐曾来我军中，为我同邓演达进行秘密联系工作。在淞沪抗战发生前，蔡廷锴任命他为七十八师秘书，后又调任总部秘书长。凡关于十九路军的对外宣传、组织民众、征集物资、分配慰问品，以及接待中外记者等工作，均由他主持。他成了蔡廷锴的得力助手。到闽后，他又协助蔡廷锴主持闽西善后处、闽西善后委员会，任秘书长。在他主持下，草拟了一个闽西善后委员会的组织大纲，在大纲中提到：政权属于全体生产人民，并实行“耕者有其田”和“计口授田”的办法。我从欧洲回来后，曾多次同他交换意见。最后实施前，我曾叫他到香港来详细讨论过。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后，我兼任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并任他为副主任兼十九路军总政治部主任。失败后，他逃入广东，在沙河坝被捕。旋被陈济棠杀害，时年仅3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