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十九路军驻防上海时，总指挥蒋光鼐虽然淡泊夷逸，对政治不热心，唯对抗日救亡则无比积极；蔡廷锴富于民族感情，也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马占山在黑龙江奋起抗战，博得社会舆论一致的赞誉，全军将士闻讯都跃跃欲试。蔡廷锴决心选拔一旅人，改为佩戴义勇军符号，北上赴援。这事至今我还记得很清楚。有一天我到上海，在我寓所与蒋、蔡两人一起回述往事，蔡廷锴说：“我军虽然在国内打败过一些精锐队伍，但还不曾和外国敌军作过一次战，现在想起来都是罪过。我们过去苦是白受了，精力是白费了。”在言谈话语之间，我们都流露出对过去的极大不满。当时，我们三人经过协议，决定调一部分队伍北上，同义勇军并肩作战，并准备于出发之际，发出抗日通电，电稿我要王礼锡草拟。当组织义勇军正在进行之际，上海已处于暴风雨的前夕。1月中旬，十九路军同仇敌忾，坚定军人守土有责的决心，积极备战。蒋光鼐、蔡廷锴和戴戟联名来电报告，将在上海召开军事秘密会议，以确定军事行动。我即派京沪卫戍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樊宗迟持我的三项指示前去参加。其中主要的一项，即“如日军向我防地进攻时，即在原地抵抗消灭之”。事后，十九路军总指挥部参谋蒋达文对我说：“一·二八之夜，龙华警备司令室内，有三位长官，蒋光鼐、蔡廷锴、戴戟，连余共四人。1时15分，
余在司令室内接《大陆报》记者西人Georg紧急电话说：‘日寇现正由北四川路向闸北火车站方向前进。’立即报告三位长官，着余转知守军注意。20分钟后，守军张君嵩团来电话说：‘来犯北火车站之敌，已予以击溃，现正继续迎击中。’流血序幕正式开始。”
1932年1月28日深夜23点30分，日军在闸北通天庵路，向我军翁照垣部不宣而战地发起袭击，十九路军迎头痛击，在激烈的巷战中揭开了“一·二八”抗战的战幕。当时蒋、蔡、戴三人立即电告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哪知得到的回电却是责难我军“违抗命令”。总指挥部即派蒋达文赶来南京向我汇报军事态势，他在汇报中说：“三位长官接到电报后，气得一言不发。”因我业已收到他们三人发来的急电，听他说完，即发回电。我记得回电的大意是：把我们十九路军将士的鲜血洒在黄浦江头，结束我们的光荣历史，我即来沪与袍泽共同赴难，云云。
原来前几天，蒋介石与汪精卫相继回到南京，就在抗战爆发前的数小时，蒋介石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会上议决，汪精卫继孙科任行政院院长，孙科改任立法院院长，这便是史称的“蒋汪合流”。我借口战事紧急，愤而退席，连夜赶回上海，与十九路军同赴国难。
淞沪抗战发生后，南京中央政府异常混乱。蒋介石曾发过一个通电，被迫承认十九路军奋起抵抗是“忠勇自为”的行动，并说他“今身虽在野，犹愿与诸将士誓同生死，尽我天职”等一派鬼话。第二天下午，在蒋、汪共同主持下，又召开了一次中常会，匆匆作出两个决议案：1.政府迁都洛阳；2.在国民政府下设立军事委员会，推荐蒋中正、冯玉祥、阎锡山、张学良、李宗仁、陈铭枢为委员，行政院院长、参谋总长、军政部部长和训练总监为军事委员会当然委员；并指定蒋中正、冯玉祥、何应钦、朱培德、陈济棠为常务委员；李济深以训练总监为当然委员兼军委会办公厅主任。一个多月后，在洛阳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经汪精卫提议，推荐蒋中正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推荐冯玉祥、阎锡山、张学良、李宗仁、陈铭枢、李烈钧、陈济棠为常务委员（这次会议我没有参加）。同时决定，何应钦、罗文干（外交部部长）同我留守南京，负责对日本的军事、外交及首都治安事宜。
设立京沪卫戍长官公署，原系作为粤方代表入京开会的条件和保证，孙科在“宁粤合作”时出任行政院院长后，本已失去存在意义，蒋、汪回到南京后，眼看就要被裁撤了，只因十九路军已在上海同日军开了战，才被蒋、汪保留下来。按规定，南京所有的宪、警都归我节制，可实际上并不听从我的指挥。如当时平津南下请愿抗战的学生大部分被押送过江，少数学生被首都宪兵司令部扣留关押，有人向我反映时我才知道，我马上派员持公署的公函前往交涉，才将学生释放出来。
烟霞洞会议后，蒋介石入京的那一天，我到中央军校去见他，他装模作样而又十分阴险地说：“陈长官，我是在野之身，只有听你的了，你怎样处置我呢？”我听出了他的话中之话，意思是：我现在就要上台了，你能把我怎样？我就要对你不起。于是我急忙回答说：“你还是中央三常委之一，我仍是听你指挥的。”说完，彼此沉默下来，无法继续谈下去，我只好告退。
在那几天，中央党部和政府（行政院）的各项会议，我虽然照常出席，显然没有前一个时期活跃，担子也轻了许多，不必再为孙科政府去自找麻烦了。会外的活动是常与冯玉祥、李济深接触，每当谈起救亡大计时，彼此的意见都基本一致，为后来的合作反蒋、坚持抗战奠定了友谊和基础。
蒋汪合流后，我的心情是极其沉重的。政治环境对我来说更是十分恶劣，要不是有十九路军三万余将士掌握在我的手中，我随时都会步邓演达的后尘。我之所以能保住一条命，还由于淞沪抗战打乱了蒋介石重新上台的内外政策部署。在政府决定迁都洛阳时，蒋介石乘机重新控制了国民党中央，我因此也辞去了行政院副院长一职。
我当时的沉重心情，绝不是一种多余的担心。“一·二八”事变发生的前四天，表面上业已下野的蒋介石，委派杜月笙和史量才通过张静江对蔡廷锴说：“上海日军处处挑衅，若不善于应付，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望你体谅中央意旨，最好将部队撤退到后方南翔一带，以免与日军发生冲突。倘能撤退，我可报告蒋总司令（对蒋的旧称）。”蔡廷锴当即予以严词拒绝。蒋介石获悉后，立即密令南京宪兵第十六团于1月28日赶到上海，接替闸北翁照垣部的防务。蔡廷锴严令翁照垣拒绝交防。当蒋介石随同政府在逃往洛阳之前，又特别把何应钦留在南京执行其军事上的不抵抗政策，留下罗文干来办理其投降外交。当十九路军奋力抵抗日军坦克、装甲车和飞机的连续进攻，迫切需要平射炮和高射炮的支援时，虽经一再呼吁请领，可军政部始终不发一枪一弹，甚至还通令各部队说：“十九路军有3师16团，无须援兵尽可支持。各军将士非得军政部命令而自由行动者，虽意出爱国，亦须受抗命处分。”因而当时驻在淞沪战地周围的蒋介石控制下的60个师的兵力，皆按兵不动，坐视我军孤军苦斗，不予支援。更令人痛恨的是，留驻上海的国民党海军，不但不给十九路军以任何援助，反而与日本海军当局达成协议：“此次行动，并非交战，如中国海军不攻击日舰，日本舰队也不攻击中国舰队，以维友谊。”真是既可卑又可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