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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济深先生生前曾断断续续谈到他自己的经历，由我记录下来。我在整理过程中，感到有的具体情况尤嫌过简，但李先生已逝世，无法补充，殊感遗憾。特别是自1947年以后，李先生的事迹并未记录下来，更是缺陷。这都有待熟悉李先生业绩的同志们予以补充。
本文为了叙述方便，按李先生口述方式，用第一人称写出，附此说明。
家庭出身及学历
我于1885年生于“亦耕亦读”的富农家庭中。根据家谱所载，我的先代是江苏人，大约于明朝时迁到广西，以后做官到梧州，就在梧州附近的思化洲落业。到我祖父一代，据所住的地方看来，估计已经是雇农了，以后慢慢有了田地，才由雇农变成中农、富农的。祖父是秀才，父亲是廪生，都教书为业。我年幼的时候，读书之外，亦参加过耕田的劳动，上山放牧。我有五兄弟、二姐妹，大兄夭折，实在可说是四兄弟、二姐妹。我的父亲是读书人，为人正直，颇得人心，远近争相延聘教学，对我们兄弟管教得很好，故我们兄弟后来都不至于堕落。当我六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父亲去世后，我又随叔父读书；到十二三岁时，乡下有请有功名（指入过学）的老师教书的，名曰大馆，又读了几年。到16岁，我学做八股文，开始做“起讲”（八股文的做法中的名称）。那时清朝已经维新变法了，废八股，改策论。我族中有一位兄弟也是榜上有过名的人，教我做策论。兴学堂后，梧州设有一间中西学堂，一般人都认为那是与外国教会有关系的，所以都非常厌恶学堂，把入学堂的人名之曰“入教仔”。我的岳母就很不满意我在这间学堂读书。我曾考试过一次，是学堂送考的，未考取，从此就把科举废了。
两广总督岑春煊幕府里的庄蕴宽，先在广东做过武备学堂总办，后到梧州任知府，中西学堂就是他办的。当时清朝要兴办新军，在两广地方开办一个陆军中学，庄主持选送学生入军校读书，选了10名，我是选生之一。因此，18岁那年，我就去广东黄埔读陆军中学。在陆军中学读了两年，还没有毕业，因为照当时陆军部从新规定全国只设四间陆军中学，陆军部把两广陆军中学取消了，将我们一班学生改入陆军速成学堂（就是将武备学堂改办的）。那时陈铭枢和蒋光鼐都还在陆军小学读书。我在速成学堂毕业后在新军当见习官，有一个模范营，是准备训练军士干部的，后来改名叫作学兵营，我做学兵营排长，邓铿做连长，我与邓铿就是这时认识的。当见习官不到一年，我又入讲武学堂，继续读了一年。那时，设在保定的军咨府军官学校，即后来的陆大，要各省选人去深造，资格是要在军校毕业做过军官两年。我正合条件，于是我和张文、张国元、伍观淇、刘光、胡承祜（广东共送十名，考取了八名）等进入陆大。读了两年，就辛亥革命了。我虽未参加同盟会，但暗中参加活动。我记得有一次学校中教职员和学生拟把保定附近浏河地方的铁路桥破坏以阻碍清朝运兵南下。广东“光复”后组织北伐军，姚雨平做北伐军军长，我和张文到上海会到姚雨平，就参加到北伐军中做参谋工作。因为我是在陆大学高等军事学的，很得姚雨平的器重。我随军转战到固镇南宿州，进军徐州，前军已到山东韩庄一带。不久，南北停战议和，黎元洪做副总统通电解甲销兵，大家以为从此天下太平，都有解甲归田的想法，于是把北伐军第四军改编，送回广东，改成一个师，我做第四军二十二师参谋长。到1913年（民国2年）陆大移北京开学，我重返陆大再读一年就毕业了。毕业后，我留校当教官，教了五年书，所以陆大出身的许多大官，如徐永昌、郭松龄、黄旭初等都是我的学生。
参加护法之役的北伐
我在陆大服务时期，每年都要回南方省亲一次，但因晕船，往返很苦。1920年我又南回省亲，想不到我这一次南返，就开始了新的生活。那时陈炯明已回粤，邓铿见了我，坚决留我在第一师服务，于是我就留在广东，任粤军第一师副官长。三个月以后，第一师参谋长陈可钰调到元帅府做警卫团团长，由我任参谋长。邓铿那时的处境，是很困难的。他很信仰孙中山先生，非常赞成孙中山先生的北伐主张，但他又是陈炯明的参谋长，陈炯明是反对孙中山先生北伐的。邓铿常常叹气，并曾将他十分为难的情形告诉我。那时孙中山先生要北伐，亲到广西去要李烈钧从广西出师北伐，邓铿暗中帮助饷械。陈炯明兄弟忌之，因此把邓铿暗杀了。中山先生得到消息，大怒，改道由广东出师北伐，免去陈炯明的总司令职务。中山先生到广州，对第一师官兵讲话。一师内部本来是很复杂的，结果被中山先生说服了，同意出师北伐。
我们打到赣州，正在准备攻打南昌，胡汉民跑到赣州来了，因为陈炯明勾结吴佩孚，于6月16日令叶举指挥炮轰观音山总统府，他赶来赣州要求粤军、滇军返粤靖难。粤军以第一师比较有战斗力，但政治基础不稳固，陈炯明的人很多。第一师师长梁鸿楷，是学兵营出身，作战很勇敢，但是没有政治见解，一个可东可西的人。第一师有四个团：第一团长谢毅，该团是梁鸿楷的底子；第二团团长徐汉臣，该团是陈炯明旧部；第三团团长陈修爵，是学兵出身，人很勇敢，该团亦是听信陈炯明话的；第四团长陈铭枢，该团是学生军，是模范团，较有革命意识。另外有个工兵营，营长是邓演达，亦有革命认识。第一师内部如此复杂，要打回广东去，无甚把握，因四分之三的力量是陈炯明的，只有第四团和邓演达的工兵营的力量可靠；说要继续北伐，兵士又不肯，怕造成兵变，只好听胡汉民的要求，回粤靖难。为了壮声势，我拟了一封电报给陈炯明，数他炮轰观音山的罪状，骂他和叶举一顿，并说我们北伐本来可以到达长江，现在事既至此，我们要从东江回广东，安定广东后方再行北伐。打这封电报的用意，是可以威胁陈炯明，他一定要派兵到惠州来阻挡，然后我们可派许崇智、朱培德等带兵从韶关回粤。我们第一师到了老隆（即龙川），陈修爵团被陈炯明调去打许崇智去了，第一第二两团亦被陈炯明调走了，只剩下陈铭枢一团和邓演达的工兵营。到了河源，陈炯明派人（苏慎初、黄居素）来运动陈铭枢，陈铭枢亦被拉走了，以后邓演达亦跟着走了。事既如此，我非常愤慨，辞职返广州。路经惠州，我找陈炯明说话。他一见我，脸色都变了。我未说话，他就连说：“不关我事，不关我事，是叶举干的。”
重整第一师
我回到广州，中山先生在中山舰上，叶举军队在白云山脚。因为许崇智在韶关方面失败了，中山先生只得出走香港，后来又去上海。这时陈炯明重返广州，他们因为打了胜仗，好像很得势的样子，天天在八旗会馆打麻将，叫娼妓，无法无天。我看不顺眼，情绪消极。中山先生在上海向陈可钰问起第一师的情况，觉得第一师还有相当作用，因此叫陈可钰回广州来，叫我千万不要离开第一师，千万不要消极。当时我觉得陈铭枢都变了，第一师哪里还有可为，心里着实很不痛快，但我还是再返第一师当参谋长。陈铭枢以后也回来了，他心中惭愧，就辞了团长职务，改名真如，到南京学佛去了。他那一团人交给陈济棠指挥。
1922年（民国11年）11月，孙中山先生叫许崇智、黄大伟、李福林等由闽攻潮汕，以滇桂军取道梧州入粤攻陈炯明，刘震寰为桂军总司令，杨希闵为滇军总司令。滇军到广西与桂军会合。当时，粤军据守梧州，以洪略一旅为主力，以后又调第一师来协助。我知道滇桂军是奉中山先生之命来的，我暗中与其联络，订定条件，并接济其军饷。中山先生叫我埋伏在第一师，原来就是要我在必要时内应的。
这时第一师人马又多起来了。张发奎随许崇智在韶关被陈炯明战败后，入山为匪，后来带了人来投降第一师，任营长职务。此外，陈修爵亦收集一团人来第一师，中山县人卓仁机亦来归第一师，陈济棠、邓演达亦在第一师，我们又掌握了第一师了。第一师当时任务就是在后方做内应工作。陈炯明为抗御滇桂军，以叶举为总司令，去梧州指挥。叶举见第一师布防在肇庆一带，有点心慌，约我们饮鸡血酒，发誓，表明同心打滇桂军。席间，邓演达毫不犹疑，举起鸡血酒一饮而尽。等到叶举一出门，就放枪，张发奎、陈济棠、卓仁机等一齐发动兵变。滇桂军合力进攻，占肇庆、三水，夹击广州，陈炯明遂收军退回惠州。
许崇智与杨希闵、刘震寰不睦，杨、刘两人将胡汉民、魏邦平拘捕了。魏邦平有第三师，力量不大，连我们第一师以魏邦平为总司令。第一师本来每月200元，平均每人一毫钱的伙食。魏邦平被捕后，饷无处领，变成无政府状态，不免照当时坏习例，开赌筹饷。张发奎说，这回对不起广东，我们竟引狼入室了。我们的力量，是邓演达、陈济棠两个旅，张发奎100多人，总起来不够2000人。我们没有了主脑，地方又被占了，又无伙食，因此设法逃去滇桂军的势力范围，因又怕滇桂军很野蛮，随时会缴人枪的，所以趁滇桂军还未到达新会、江门，我就决定带第一师偷渡黄埔到江门去。
江门原有一个善后处，处长陈德春，是陈炯明派去当处长的。那里的驻军原是粤军，士兵出发了，只有司令部，有300兵左右。我们一到江门，找商会长来，叫他筹饷；不久我们把陈德春的枪缴了，占了善后处。在江门大约住了半年，因为粮饷问题解决了，就积极整顿内部，训练军队，以后又占了台山，又征了一些新兵。
为统一广东而征战
1923年2月中山先生返广州，设大本营。中山先生未返前，是胡汉民代帅，大本营设有驻西江办事处，我是办事处处长。大本营也是没有经费的，财政部部长古勷勤还要我们筹饷支持大本营。
第一师的势力以后向西江发展到肇庆，沈鸿英部下有一旅人在肇庆。时沈鸿英已有动作，大本营要解决他。我带兵去围肇庆城，工兵营营长邓演达和陈济棠、张发奎、陈诚都一齐去，围城攻打不下，由工兵营挖城埋药，爆破10余大缺口，冲进城去，沈部逃跑的不多，都缴了械。我们溯江而上，占了西江。发展如此，梁鸿楷升为第一军长，我升为第一师师长兼军参谋长，并兼任西江善后督办。
我们在西江时，办了一个讲武堂，戴戟为堂长。黄琪翔、钱大钧等都来讲武堂训练军队。中山先生返广州后，一切经费，大部靠西江收入来支持。他想办黄埔军校，叫我和廖仲恺筹备。那时，蒋介石从上海跑来看我，并参观讲武堂。我找一些干部去办黄埔，邓演达、严重（邓的团附，人很好）、林伯渠、钱大钧、陈诚等都在那里工作。我因为在西江也要练兵，不能做校长，只做副校长，兼训练处主任，副主任是邓演达。
刘震寰、杨希闵等占了广州，天天开赌，不听命令，中山先生在广州很受气。商团事变时，滇桂军还包庇陈廉伯。我主张立即缴商团的械，请中山先生下命令给我去负责。商团事变解决后，刘、杨还是很跋扈。我带了一两团兵（其中有黄埔学生，北江调来的湘军和我从西江带来的兵）在小北江绕过粤汉路南下来攻广州，才把刘、杨的滇桂军解决了。广州统一了，然后大本营才有点权力，设元帅府，胡汉民为秘书长，廖仲恺为财政部部长，革命政府才像点样子。
那时，大元帅府的权力仅在广州和四邑，东江和南路仍未得手，我奉命去打梧州沈鸿英部，黄绍竑、白崇禧倾向我们，派陈雄来见廖仲恺，又来西江见我，跟我一齐出发，愿为内应。梧州守军旅长陆某投降，我被派兼梧州善后督办，黄绍竑为西江总指挥。我派徐景唐、陈济棠等帮白崇禧打八步，解决了沈鸿英、陆荣廷的军队，统一了广西。这完全是第一师帮他们统一的。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我没有参加，因为我不在广州。当时革命力量，还仅及广州及附近各县。北江都解决了，南路是邓本殷、吕春荣的势力，东江是陈炯明的老巢。第一次东征我只派了陈铭枢一旅去参加，收复了惠州，第二次东征是带陈济棠、张发奎去的。
国民党改组时，右派的人很不同意，如胡汉民、许崇智等，因此孙中山先生死后不久，我在西江得到急报，知道廖仲恺先生被人暗杀了。因为廖案，把胡汉民、许崇智赶走了。我回广州，把许崇智的兵缴了械，扣留梁鸿楷等，我接其军长职位。
广东国民政府将各军改为国民革命军，共编为六个军，我原在第六军，许崇智走后，我调任第四军。这时是汪精卫为国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
第一次东征时，第一路打海陆丰，我打第二路，从惠州直趋潮汕，程潜任第三路经老隆到五华。时陈炯明在潮汕，林虎在兴梅一带，林虎想断我们后路，派兵由紫金南下。我得到情报，中途转兵北上与林虎兵遭遇于热汤圩，打得非常激烈，终将林虎主力击溃，因为在山地隘路，大军退却不易，主力就被我们歼灭，于是我率部进驻紫金。蒋介石由另路冒险猛进，遇敌反攻，行李尽失，狼狈不堪，由我派兵救援，将敌击溃，来会紫金。
在第二次东征前，我派陈铭枢去打南路，但是失败了，陈铭枢与朱培德由阳江退到四邑。我被命为南路总指挥，带张发奎的兵并指挥陈铭枢。我们另外又叫广西方面向钦廉方面策应，广西亦派兵帮助。时张发奎为副师长，黄琪翔为团长，都很勇敢。我们士气旺盛，一直打到阳江、雷州、琼州。钦廉方面由陈铭枢整顿，张发奎入琼州。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我仍在琼州，因为我在广东的东江、西江、南路方面以及广西方面都有战功，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当我回到广州时，国民政府开了一个盛大欢迎会，苏联代表团还送了我许多纪念品。
北伐前后
当时，苏联送了许多枪来，军事委员会主席汪精卫想给大家分一分，但是蒋介石想将苏联的枪自己独吞。我本来收编了很多队伍，照实力可以编六个师，后来只编陈铭枢、张发奎、徐景唐、陈济棠四个师。蒋介石独裁气氛渐长，组织孙文主义学会与中共相争。他当时兼任广州警备司令，忽然发动3月20日事变，将各机关监视起来，连俄国顾问也牵连在内。我当时任参谋部部长，事前一点都不知道，跑去黄埔问邓演达（他是教育长），他也不知道。汪精卫请我和朱培德各军长谈话，说蒋介石造反，希望大家把军队撤出广州，以表示不同意蒋介石的搞法。但我们当时以为团结要紧，要请蒋介石来商量，因而不欢而散。第二天汪精卫就潜逃了。蒋介石躲在广州市小北钱局碉堡处，怕人打他。我去找蒋，蒋问我事既如此，应如何处理，我说只有向政府及党自请处分，他答应可以。谁知陈独秀却与蒋介石妥协，蒋介石遂提出整理党务案，要求国民党组织部、工会不能由中共人员负责，其他什么会中共亦不能参加。我极力反对无效，因为他与陈独秀已经暗中商量妥协定了。汪精卫走了，要推人做军事委员会和国民政府主席，开了一次中央全会。我问限不限于在广州的人，他们说不限，结果我仍举汪精卫，其他一概举蒋介石。这样，大权就落在蒋介石手中去了。
北伐时，蒋介石领第一军，谭延闿领第二军，朱培德领第三军，我领第四军，李福林领第五军（那是李福林从福建回来赶走胡汉民后，收编了跑到海丰的许崇智残部，实际是在后方保护兵站），程潜领第六军（实力一师人左右），第七军是广西的李宗仁一军，第八军是唐生智。唐生智与陈铭枢同学，唐派代表到广州来要求加入革命军。这些军队中，以我领的第四军力量最大，内有第十师陈铭枢，十一师陈济棠，十二师张发奎，十三师徐景唐，独立团叶挺。
在这几个军的政治部里面，都有中共党员参加。在军队里，也有中共党员。我军里的叶挺，就是一个很出色的中共党员。
我是北伐军总参谋长，不能出发前方，而留守大本营，在后方代行总司令职权。我因要留守广州，即由陈可钰副军长带两个师即陈铭枢和张发奎及独立团叶挺北伐。北伐军很努力，一出师即占领湖南，随即在汀泗桥、贺胜桥击败吴佩孚军，直指武昌。第四军威名烜赫，有铁军之称。邓演达为围攻武昌城的司令，陷武昌后，带回许多胜利品给我。
蒋介石自己带军队入江西。这时孙传芳加入吴佩孚方面，第四军因又转入江西打孙传芳。蒋介石的军队是最无战斗力的，他带王伯龄并指挥程潜军队打南昌，被反攻失败，王伯龄因此被撤去师长职。后来白崇禧带兵赶到，助一臂力，才占领了江西。
蒋介石到了南昌，不肯去武汉，收编了很多军队。后白崇禧被任命为东路军总指挥，收复了上海、南京。蒋介石自派各省军政长官，完全无视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蒋介石想将国民政府迁到南昌来，但是在武汉的军队是唐生智和第四军的军队，不是蒋介石的军队，不肯将国民政府迁去南昌。邓演达有一篇文章批评蒋介石，说蒋介石应受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指挥，因此就造成了以后宁汉分裂的局面。
国共分裂
蒋介石因白崇禧军队收复了上海、南京，就到了上海，打电报给我要我到上海去商量局势。其实蒋介石在当时是束手无策的，才要我到上海去。可恨我当时认识不够，听从吴稚晖、李石曾、蔡孑民、张静江等怂恿赞成了“清党”主张，及在南京成立另一政府，造成了宁汉分裂之势，应负担很大的反革命的责任。因为我当时的地位是总参谋长、后方留守总司令、第四军军长，又以人事历史关系，除少数蒋介石私人干部外，多数都与我有关系，都是我的旧部，有举足轻重之势。
国共分裂时，我在广东。“清党”时，用国民党监察委员会名义，命令各个部队清除中共，两广亦开始“清党”。这时武汉的军队，各行其是，谁也指挥不了谁。后来蒋介石与冯玉祥在徐州开过一次会，冯玉祥态度好些，说把俄国顾问送回俄国去算了。上海杨树浦、两广、江浙杀了不少中共党员。湖南马日事变起，取消农民协会，大杀中共党员。武汉内部亦有问题，因为内部本来就有左右派之分。我的第四军内部亦分开了，分为三支：我自己一部分，陈铭枢和蔡廷锴到福建一部分，张发奎一部分。当时武汉内部动摇，唐生智亦不可靠。中共似乎是提出成立10万农民军，汪精卫不赞成。不久，汪精卫亦与中共分裂，汪亦清党，并到南京与蒋介石合作去了。汪精卫到了南京，觉得在南京无权，离开南京跑到广东，在广东反对南京的国民党特别委员会。张发奎军队内部亦清党，叶挺、贺龙都是张发奎部下，跑到南昌，发动“八一”起义。叶剑英是张发奎的特务团团长，为了保存实力，仍潜伏下来跟张发奎、黄琪翔回广州。汪精卫找我反对南京，但我的军队陈济棠、钱大钧派到潮汕去打叶挺、贺龙去了，而蔡廷锴的军队又在福建，那时我是不主张反对南京的。
这时，南京发生变化，孙传芳由山东反攻，前线失利。原来武汉方面派张发奎为右翼、唐生智为左翼预备夹攻南京的。南京的军队本来出发到徐州，主力在白崇禧手上，白崇禧势力在安徽，是南京的支持者。因为南京两面受攻，蒋介石指挥的军队退却了，蒋要白崇禧分两路出击，白却主张与唐生智妥协，以专对孙传芳。唐生智要求蒋介石下野，蒋本身没有力量，毫无办法，只好下野跑到日本去。我本来不赞成蒋介石下野的，后来派刘裁甫叫蒋回来，当时刘裁甫是广东民政厅厅长。
1927年冬，蒋介石自日本回来，在上海召开党务会议，我亦参加，因为汪精卫和蒋介石都失败了，两人又勾结起来。我离开广东以后，就发生了广州事变，即黄琪翔在广州将政权夺过来。
广州事变时，黄绍竑在广州留守，兵很少。黄琪翔在广州发动兵变，口号是反对清党，反对南京的特别委员会，不是反对我，这是我在船中得到的电报。南昌“八一”起义以后，叶挺、贺龙的军队在潮汕几乎被消灭了，朱德的军队则折回江西。黄琪翔在事变后，分兵出击东江、西江和南路，广州内部空虚，叶剑英遂在广州起义，成立苏维埃。李福林在广州市河南出兵打叶剑英，叶剑英失败了。后来我调陈铭枢、钱大钧、蔡廷锴军队从东江打回广州，徐景唐又从西江打来，黄琪翔不能立足，从东江向江西走。因为汪蒋合作，蒋介石要黄琪翔去南京，又收容了黄琪翔的兵。蒋介石一向就是利用别人内部自相残杀的。陈铭枢、陈济棠、钱大钧在东江截住打黄琪翔，在东江老隆一带打得非常激烈。许志锐是黄琪翔的师长，在是役阵亡。张发奎带着剩下的2000人，跑到江西，以后跑到徐州，成立了一个师。
被扣留在汤山
在上海党务会议开后，汪精卫未得势。蒋介石一方面调动军队，另一方面叫杜月笙暗杀汪精卫。汪出国，胡汉民回国，蒋介石就是这样利用汪赶胡，又利用胡赶汪，他们两人都受蒋的利用。
第二次北伐，主要是李宗仁、白崇禧、冯玉祥的力量。我的军队只有钱大钧一部分参加，1928年（民国17年）到北平，蒋、阎、冯等在北平开会，我主张在北平建都，南京是六朝金粉之地，且接近上海，是亡国之都，享乐之地，但蒋为自己打算，在南京建都。
1929年，蒋在南京召开编遣会议，各路军队要缩编。这时，蒋介石已与李、白两人有隙。因为清党后，他们要蒋介石下野一次。再则，李、白势力大，李宗仁在武汉，白崇禧在北京，我在广东，被人称为桂系，其实我与桂系是没有什么关系的。那时，政治分会的权力很大，广州有分会，武汉有分会，北平亦在设分会，三个地方都是所谓桂系掌握的，蒋介石曾对我说，他的权力，只及浙江、江苏、江西、安徽、福建五省。我对他说：“你能搞好这五省就算不错了。”编遣会议时，冯玉祥军队最多，而地盘最少，只有陕西、河南、山东几省，所以要求增加军饷。蒋介石要裁别人的兵，自己的兵又不肯裁。我对蒋介石说：“你是总司令，军队都是你的军队，不必自己争兵多。”编遣结果，第一集团军是蒋介石，第二集团军是冯玉祥，第三集团军是阎锡山，第四集团军是李宗仁，我的军队是第八路，不属于集团军。
裁兵结果，种不好之因。编遣会议开得很不好。因为各地有政治会议分会，有很大权力，蒋介石又怕别人有兵占地方，又怕地方反对他独裁。我回到广东后，在报纸上看见蒋介石到处去阅兵，看情形，蒋介石是向别人示威。那时蒋介石是国民政府主席，我是国府委员兼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蒋介石打电报要我去南京，我回了一个电报骂蒋介石，说国家已经统一了，内战亦结束了，应该从事建设，然看你的举动，似乎不妥，周围阅兵，是示威之意，如此做法，我不单不去南京，连广州政治分会主席、广东省主席都要辞去，我不愿看到国内再有内战。蒋介石又来一个电报，说并无此意，只是想请你来南京谈一下。
不久，武汉政治分会李宗仁将湖南省主席鲁涤平免职，又免了一个师长的职。我在广州打电报骂李宗仁说他不应如此做法。李宗仁来电报说，是蒋介石要来搞他，蒋收买鲁涤平，偷运枪械和金钱接济鲁涤平；并说蒋介石勾结李的部下，为李发觉，将东西没收了，故发生此次事件云云。这是由于蒋介石听信杨永泰的“削藩论”，故在动手搞湖北之时，先收买湖南军队。蒋介石在事件发生后，大怒，在中央党部政治会议上说要讨伐李宗仁。我作为调停人到了上海，李宗仁劝我勿去南京。我看当时情形不佳，心中犹疑。蒋介石要吴稚晖、张静江、蔡元培、李石曾四人找我，并作保证，说是南京开会查办武汉事件，说武汉政治分会违犯法度，叫我去做调停人，并叫我去查办。实在我与武汉没有什么关系，既有蔡元培等四人保证，我问心无他，不但不反蒋，而且反对别人与蒋生事，为挽救内战我决心入南京。
到南京开会时，刘文岛报告说，李宗仁在武汉如何如何，要下令讨伐，说要取消政治分会。我起来反对讨伐，会场空气非常紧张。蒋介石在夜间11时，派人来缴枪，把我扣留在汤山，这也是蒋介石实行杨永泰的“削藩论”。
我在广东时，广东治安是比较好的。当时陈铭枢第十一军在南路，陈济棠第四军在西江，徐景唐的第五军在东江，黄应如在北江。但是陈济棠却被蒋介石收买了。我辞广东省主席，交代给陈铭枢时，在大会上讲了一次话。我知道陈铭枢为人浮躁，我教训他一番，梁漱溟当时听了，亦激动到流泪，说我讲出一番心腹话。我被扣留以后，第八路总指挥归陈济棠。做收买陈济棠的拉线工作的是古勷勤，胡汉民亦参与其事。古勷勤、胡汉民都是右派，因此一起帮蒋介石的忙。
古勷勤做过财政厅厅长，有几个手下人贪污，就是多发印花税，进行舞弊。我与邓世增、薛岳、李民欣等商量，将捐税处处长及其他几人扣留起来。古勷勤虽走了，但与胡汉民联络，收买陈济棠来反对我。蒋介石扣留我时，拿电报给我看，说我因财政问题反对中央。其实，中央要统一收印花税是可以的，但是要统一支出，这事我和蒋介石曾争论过。蒋介石扣留了我，四位保证人和蒋介石争得很厉害。吴稚晖因此和我搬到汤山一齐住一个房间，蔡元培、张静江因此亦与蒋不和。有人说，他们四个人是与蒋介石勾结起来做的，我想不会，蔡元培是个好人，是不会这样的。我在汤山期间，武汉打得很激烈。据当时人估计，如果蒋打败了，我性命难保；如果蒋胜了，蒋还不至于杀我。
“九一八”之后
我在汤山住了七八个月，就搬到鼓楼家里住，在南京市内可以自由，但不许离开南京。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找人问我如何处理。我主张要蒋介石发布“罪己诏”，召集全国政治人物商量国是。吴稚晖、张静江等说，这个“罪己诏”最好由政府发出。他们去找蒋介石谈，蒋介石不肯发布，我当然没有办法。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受到各方面责难，被迫与各方面讲和，在上海开和平会议。他将十九路军调到上海来警卫，陈铭枢为京沪警备司令。这时，蒋介石下野，放了胡汉民，我和方振武亦一起被释放。我自由了，由上海到香港走了一趟。胡汉民亦到香港。蒋下野后，由孙科任行政院院长，要我当训练总监。我推荐冯玉祥，陈铭枢不同意，说中共少一位领袖，将来中共会推冯玉祥做领袖。于是我就做了训练总监，陈友仁做了外交部部长。蒋介石虽然下野，但他的军队仍然占据各地，自己收税，不给孙科，孙科没有钱，跑到上海来找我和冯玉祥，说他无办法，无所依靠，中央政治会议不支持他，他就不回南京去。我主张在中央党部组织一个会议来支持孙。蒋介石在宁波听到这一决定后，怕起来，即刻找汪精卫，他们两人在杭州开会。陈铭枢当时是有兵权的，他不坚持我的主张，反而和蒋汪妥协了，请蒋汪出来主持党政。孙科和陈友仁只得辞职，陈铭枢兼行政院院长。
上海抗战时，蒋介石派第五军张治中去监视十九路军，但结果第五军和十九路军一起抗日，这是蒋介石不曾想到的。十九路军孤军作战一个多月，退出上海，撤到苏州，南京政府亦迁都洛阳。当时军事委员会本无委员长制，我是常务委员兼办公厅主任，蒋介石还不能为所欲为。到洛阳后，国民党又开会，汪精卫又回来做行政院院长，军事委员会设委员长，蒋介石为委员长。我眼见他们这样分赃，非常生气，我和冯玉祥就一怒离开洛阳。后来，英国出来调停中日事件，中国妥协了，政府从洛阳迁回南京。蒋介石因为不满十九路军不听命令，便把十九路军调去福建。上海是蒋介石的命根，十九路军不是他的心腹，对他当然不方便。我反对蒋这样做法，便离开南京去香港。
在上海抗战期间，政府迁都洛阳，在火车上我和蒋介石、汪精卫、冯玉祥等一起。我和冯玉祥建议，因为十九路军不多，曾要求将东北义勇军调进关来助战，应该答应十九路军要求将装备不好而人数很多的义勇军调进关来。同时冯玉祥所部退入晋南的宋哲元军队，阎锡山奈何他不得，又讨厌这些军队，不如将这些军队调到热河帮助汤玉麟，支持他抗日。后来我在军事委员会提议，通过了，派我为特使，与陈公博同行，到北方来执行命令。时张学良失了东北，住在北平，我要张学良接受命令。张学良对我，因为过去有过联系，我有一位同学刘光亦在他处，我有些学生亦在他处，同时张本来亦想帮助义勇军的。他看到我来，非常高兴，商量得很好，进行计划。不料四五日后，忽然没有声息，问题拖在那里，我很急。时李石曾在北方，我问李石曾为何张学良不执行命令，李石曾说：“初时，张学良很高兴，阎锡山亦非常愿意，但忽然蒋介石另派一人携私信给张，叫张不要接受命令。”张学良失了东北，只有靠蒋，今蒋不赞成，他就不敢执行了。蒋介石真混蛋，当面不反对，暗中又另派人去捣鬼。蒋介石的做法，一贯就是这样的。
福建人民政府
早先，十九路军曾与中共打过仗，后来觉得不对，于是便与中共联络合作反蒋。1933年冬，福建成立人民政府，改国旗，另组政党，各方反蒋人士，纷纷前来。最初，我本想先打回广东去，赶走了陈济棠，再成立政府。蒋介石稍闻其事，派飞机来接陈铭枢去南京，我们把飞机扣起来，即行发动。广西是反蒋的，但事先我们没有联络好，他们没有动作。广东也在观望。胡汉民事先不知有这回事，也在观望。我们发动后，在军事方面，西北是江西红军根据地，是可靠的。我们本想出兵浙江，但是军队基础不好，缓缓其行；加之，张炎受了杨永泰的运动，毛维寿军长也被收买了，这两部分军队借口无粮，故意诸多留难。参谋处处长范汉杰是内奸，他将内部情形密报蒋介石。我们在福建进行了分田，有的办得还好。一分田，人民当然拥护政府。但是军队教育不够，不肯出发。蒋介石的军队忽然从延平（即南平）来，我们向北走，想不到蒋军忽然从红军地区的北边来，很快到了水口。我们撤退时，毛维寿变了，不走了，剩下一旅兵跟我走。闽南有张炎的很少一部分军队，各走各的路。福建人民政府成立时，我们派尹时中当代表去与中共联络，后来中共亦派张云逸、吴明、潘汉年为代表到福建来，但那时军事快要失败了。撤退时，我从汕头到香港。张瑞贵在汕头，他是我的部下，不会扣留我。政治部主任徐名鸿在途中被俘，被陈济棠枪毙了。十九路军有一团长留下来，以后加入了中共。毛维寿带了兵跑到南京，又调去西北，不久就被解散了。
当时参加人民政府的，除十九路军的领导人外，有陈友仁、徐谦、黄琪翔、章伯钧、梅龚彬等。冯玉祥、方振武亦派有代表。彭泽湘与中共有联系，他做省府秘书长。詹显哲、万灿为科长。张文为参谋长。吴迈亦参加，他胆子很大，很会说话，失败后到香港，被蒋介石用美人计暗杀了。我们事先曾派徐景唐去广西，派方鼎英去湖南联络。如果广西和湖南能一齐动作，打倒蒋介石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没有动起来，蒋介石各个击破的办法是很厉害的。从前蒋打桂系时，冯玉祥得了钱，守中立，桂系失败了。蒋打冯玉祥时，阎锡山得了钱守中立，冯失败了。十九路军呢，帮蒋介石打冯玉祥，打阎锡山，结果被蒋介石弄垮了。
组织民族革命同盟
福建人民政府失败后，我和一帮人到香港组织民族革命同盟，反蒋抗日，并出版《大众日报》进行宣传。
陈铭枢那时出国，先到欧洲，后到苏联。当时王明领导中共，我身边有位秘书，代我写文章的，也是共产党员，以后派去西北联络，被胡宗南枪毙了。
1936年陈济棠失败，广西孤立，广西找我和蔡廷锴去组织政府，翁照垣、区寿年去组织军队，各组织一个师，香港有一批人亦到了广西。蒋介石派程潜、居正两人为代表与广西谈判，广西以抗日为要求，蒋介石答应了，这样就妥协了。我在广西时，各方面有代表来找我，张澜、刘湘、张学良都派人来联络。
西安事变时，我不主张放蒋介石，我曾对张澜的代表说，你们太没有勇气，手中有几十万兵还不发动，更待何时。我发了一封通电，责备蒋介石。我主张两广、四川支持张学良，如此则南京孤立，如果何应钦去打张学良，我们可以出兵南京。但是张学良发动后，两广不动，四川不动，阎锡山亦观望。在互相观望中，忽得蒋介石释放消息，我们真似被泼了一盆冷水。
七七事变以后参加全国抗日战争任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
七七事变时，我正在梧州。这时全国一致抗日，我偕徐谦、方振武、蒋光鼐、张文、云应霖等从桂林，经长沙、武汉到南京。民族革命同盟有一部分同志，特别是陈铭枢主张解散同盟，我反对解散，但结果还是解散了。“八一三”后，全国震动，要求全面抗战。上海是我们先发动的，打得很激烈，但打得很不好，军队伤亡很大，我们没有飞机，无经验，专靠勇气打仗，把很好的军队消耗尽了。
第二战区，由刘峙指挥，一败涂地，一退退到石家庄。我在军事委员会建议，把主要军队退入山西，因为山西形势险要，敌人难以攻坚，牵制日本不能南下。军事委员会同意了我的建议，并要我带命令去见阎锡山。在途中见到程潜，程亦赞成这样做法。但阎锡山对我很怀疑，怕我去接替他，因为他对日本有点支持不住了。我说明来意，是将军队调给他，调黄绍竑、孙连仲去帮助他，他才冰释。此事完后，我经潼关返南京。
南京沦陷后，我们到了武昌，我介绍了很多朋友当参政员。蒋介石还是不放手，怕民众运动。行政院院长由孔祥熙担任，其他重要职位，也是由亲日分子担任。我很反对，住在东湖，写了一封长信给蒋介石，大意说，现在采取抗战政策，而所任用的人如汪精卫、何应钦等，都是不主张抗战的人，这是不行的。我提出必须坚持抗战和实行民主的两大主张，并主张请毛泽东、周恩来、白崇禧、冯玉祥诸位，凡是主张抗战的，组织最高国防委员会，商量国家大计。如果以个人喜怒好恶决定国家大计，抗战是无胜利把握的。我的信给冯玉祥看过。蒋介石收到我的信后，请我去吃饭，但毫无表示。我看蒋介石如此做法，非常不满，便返桂林，想到香港去发表我的主张。我到桂林后，广州失守，我的家眷到了广州湾，我无办法去香港，仍住在广西。不久，蒋介石、吴稚晖等一班人打电报给我，说要请叶剑英、冯玉祥等组织政治局，要我到重庆去主持。我到了重庆才知道原来要组织党政委员会，我说可以负责，但有条件，一是凡主张抗日的，不分党派，都要用；一是凡是闹小宗派的、党派成见深的人就不能用。蒋介石勉强答应，他做主任委员，我为副主任委员，代拆代行。当时周恩来也是委员，张友渔、高崇民、梅龚彬、刘一峰等都在党政委员会内。王葆真为华北分会主任委员。这个党政委员会，时时受到行政院的牵制，在消极帮助方面起到一些作用，不能起更积极作用。蒋介石怕我以党政委员会来搞他，又怕中共，又要防我，所以在1940年，调程潜来接替我，要我到桂林做办公厅主任。我觉得党政委员会既没有多大作用，而且在重庆不太自由，派到桂林去，真是得其所哉。
在广西时期
桂林原有行营，由白崇禧负责。以后取消行营，改为桂林办公厅，里面人事还是行营的底子。当初，我与程潜反对蒋介石时，程到过香港，以后他做第一、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又调到党政委员会来接替我，那时他的态度是模糊的。
桂林办公厅设四处，即作战、情报、总务、军法四处。第二处处长是舒宗鎏，第三处副处长黎民任是我带去的人。
桂林办公厅，在作战上，没有指挥权。对于第三战区浙江，第四战区广东，第九战区湖南这几个战区的长官如张发奎、薛岳、顾祝同等，都是我的部下，在行政上可以指挥，虽然军事指挥我不能管，我们原来党政委员会的人也可以帮他们一点忙。
我在桂林掩护一部分民主人士，对于一些压榨老百姓如索钱等不法官兵，我叫军法处认真检查，有的我要提来亲自审问处理。冯玉祥办的一间“三户书店”，我极力掩护，并通知有关方面不能去搜查。那时，民主人士在桂林的很多，陶行知的育才学校也在桂林，蒋介石特务想去捣乱，我反对并且骂他们，因为军政部的军法处在桂林虽然有办事处，但仍归我节制。邹韬奋、梁漱溟都是我放他们走的。香港沦陷后民主人士都回来内地，蒋介石派人来接他们到重庆去，因为在桂林有掩护，他们都不肯去。新四军事变后，叶挺被捕了，军队交给张发奎管，叶挺软禁在桂林，他不愿去张发奎处。时廖承志亦被捕，住在江西，我派人去叫顾祝同好好看待廖承志，并帮廖夫人派人送衣服等给廖承志。在桂林，民盟很活跃，我亦参加了民盟的活动。后来派朱蕴山到重庆做民主政团同盟改为民主同盟的工作。
因为我参加了民主运动，而且张发奎、余汉谋、薛岳都是我的旧部下，蒋介石怕发生类似“二二六”事变的情况，怕我暗中指挥这些旧部下，于是撤销了办公厅，派我当军事参议院院长，位置高而无实权（日本的军事参议院却是有大权的）。我已经逃出虎口了，不再入笼，电辞不就。蒋介石的特务只是暗中作恶，对我还不敢公开捣乱、干涉。虽然取消了办公厅，我仍然住在桂林，作为一个前辈去影响后辈，还是起作用的。
日本攻陷长沙、进攻衡阳时，军事很紧急，我认为守衡阳是很重要的，因此我组织了劳军运动，以鼓励士气，亲自主持其事。我在火车上、街道上、店铺里去进行募捐，有的是带着勉强性要他们捐的，如中国银行、农民银行、各企业公司，都是我自己出面去捐的。捐的东西和钱不少，由田汉带慰劳队出去，支持衡阳抗战，这工作起了相当作用。
当时，美国有一位领事和一位美国少将颇同情民主运动，他们对我说，史迪威将军主张将美国物资分给中国能够打仗的抗日军队，不管是属于哪一派系的军队；并说，史迪威对蒋介石有些不满，英国总领事对蒋介石也不信任，美国方面态度亦如此，而且史迪威对于分配物资问题，有主张，有办法。我说，蒋介石有私心，不肯发动民众，如此抗战，断无取胜之道。后来我派李卓贤到重庆去见史迪威，告诉他我在广西可以负责组织民兵，要史迪威给予装备，史迪威答应可以。这是因为美国最初计划想在中国登陆，我组织民兵，当然对登陆是有帮助的。蒋介石怕人民有武装，反对史迪威，要求罗斯福撤换史迪威。蒋介石是统帅，罗斯福只好答应了。
同一时期，我又派人去与薛岳联络，薛岳那时也与美国接上了头。我又派人与余汉谋联络，准备万一衡阳失守后，把军队向广西方面撤退，但是这些计划没有成功，这是和史迪威撤职有关的。
衡阳失守后，军事迫近桂林，在一次欢迎美国一位少将的宴会上，我讲了话，大意说，军事不胜，在于没有发动群众，因之士气不旺，我愿意在敌后做发动民众的工作，只有这样，抗战才有前途。美国军官大为赞成。因此，我决心做留在敌后的工作计划。我以为在敌后有湖南、江西、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地方相当大，敌人只占几条线，还不能占面，我们在敌后是有工作可做的。
在敌后工作
桂林沦陷之后，一部分民主人士，如廖夫人、欧阳予倩、田汉等搬到八步，我返梧州去做发动民众工作。梧州沦陷后，我返乡间，入大山里去住，并派人到八步、贺县，请一部分民主人士到我乡下来。当时胡希明、舒宗鎏跟我一起，并派人去郁林、北流、榕县、高州、罗定等县联络，在两广之南，即西江之南部发动民众武装。这时蔡廷锴已到罗定与张炎等发动起来了。本来张发奎派张炎为高级参谋，叫张炎发动，但邓龙光之弟邓岳和朱晖日等说张炎造反，把张炎解决了。张炎失败后，张发奎叫他到百色去（时广西省府在百色），张炎到了郁林，被梁肇基扣留了。我在陆川去高州途中，想去制止邓岳、朱晖日，但张炎已经走了。张炎被捕后，我在茂名打电报营救，但已来不及，蒋介石电令将张炎在郁林枪决了。
张炎失败之后，蒋介石特务对我防备更严。我跑到罗定去，那里蔡廷锴有游击队，谭启秀为游击队总指挥。蒋介石对我没有办法，写了亲笔信，叫彭泽湘带来要我到重庆去。彭泽湘到了罗定对我说，他自己不是来要我去重庆的，不过是来看看我而已。我利用彭泽湘打了个很长的电报给蒋介石，说你现在这样抗战不行，无民主，无人民拥护。现在只有实行民主，发动人民，抗战才有前途，同时，我又主张，民众要自卫自治，如果能够这样做，我可去重庆，否则我还是留在敌后做民众工作。当时，蒋介石亦有信给蔡廷锴和李扬敬，信内也无非说些好听的话而已。
李镇静和云应霖都到过我的乡下，并且以后亦到蔡廷锴处。李镇静有一部分游击队，也曾参加张炎的发动工作的。云应霖在阳江曾策动了二三百人的盐警队过来，把他们带到谭启秀处。谭启秀不敢收留，我说把他们交给我卫队好了。我把他们整理一下，并将他们带来的枪支给李镇静。我曾将此事电知军政部部长陈诚，到后来日本投降后，我把这些卫队交回广州，结果他们被缴了枪，解散了。
当我在蔡廷锴处时，中共曾派李嘉文、狄超白来联络，东江游击队方面也曾托李伯球带十两黄金来补助活动用费。我已找到与延安电台联络的电码，谭启秀有电台本来可以发电联络的，但那台长是蒋介石的人，他一问电台地点，延安不回答，因此没办法再联络了。
因为我的活动，蒋介石派特务来杀害我了。有一次我到墟镇附近长谷村的朋友家里，事先是没有人知道的。那日正值墟日，我骑马经过墟口，我的卫兵发觉一人拿有手榴弹来炸我，马上把他捉到了。我打电报质问黄旭初，并责备他。事后我猜想一定是欧仰希干的。欧仰希本是我的部下，由我提拔做了梧州专员。刺客被解专员公署，大概以后被释放了。
日本投降以后
在日本将投降以前，廖夫人、陈劭先、梁漱溟、李泽霖等都和我谈过组织政党的问题。廖夫人表示不要离开中国国民党这个名义，她才肯签名。因此我和廖夫人、李泽霖签名组织了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日本投降后，广西省政府搬回桂林，我想邀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参加，但他们不愿签名参加，仅是表示同情，并愿意支持，由陈劭先、陈良佐、陈雄参加组织，并由广西拨出一些钱，由陈劭先带到广州去办《现代日报》。
日本投降后，我本想去香港，不想去重庆的。张发奎请我去广州一行，因此我由广西到广州住了半个月。在广州期间，我叫李章达、蔡廷锴、蒋光鼐、梅龚彬等支持《现代日报》。不久，政协成功了，孙科来到广州，大家很高兴，以为中国民主有希望了。蒋介石要召开国民党第六届三中全会，我是中央监察委员，我决定去重庆，把民促的责任交给蔡廷锴，并请蒋光鼐、李泽霖、梅龚彬等多负民促的工作。
谁知到了重庆，蒋介石对民主反悔，他在国民参政会上已讲得很不好，在三中全会上讲得更露骨，声色俱厉。周恩来和民主党派的人士开过一次会，欢迎我和叶挺、黄琪翔、张东荪等人，张澜已把时局说透了，说是大骗小骗，大打小打。我讲了一席话，都是很有情感的话，我说见了许多老朋友，好像回到家里一样。
白崇禧在他公馆里，有一次请我吃饭，我因事迟到一些，但他们对时局已谈过了。刘斐是军令部次长，他和白崇禧是主张内战的。我是老将军，他们想听听我的意见，我泼了他们一盆冷水。我说：“不要说内战应该不应该打，就利害来说，打起来，你们一定失败。我曾派人到过华北，他回来说，中共在华北有军队60多万人，民兵亦有60多万人，他们的战斗力一师可抵你们三师。初时中共才有多少人，后来越打越大，现在华北有百余万人，你们如何能打。”他们听了我的话，很不高兴。其实那时，美国是支持蒋介石打的，以后马歇尔七上庐山，名为和事佬，实在是帮助蒋介石的，他哪里会中立？
我看清蒋介石是要发动内战的，我们民主人士如黄炎培、冯玉祥、梁漱溟、刘文辉、龙云等接触更频繁，反对蒋介石内战。我到重庆时，民盟已有组织。陈铭枢曾想把民促和民盟合在一起，以后大家都认为不合起来好。当时国民党有党内民主运动的发动，我和孙科、陈铭枢、冯玉祥为主人，请国民党党内民主人士吃一顿饭，当时想推孙科出头，但孙科反而将事情告诉蒋介石，这事没有弄成功。
我们想搞活动，必须弄些钱来，初想组织新闻公司，由刘文辉拿出5000万来，但陈铭枢拿来办一间生意店，后来又亏本。我看不是路，赶快叫朱蕴山提回三四千万来交还给刘文辉，陈铭枢搞了一笔钱去。
邹鲁、于右任是反蒋的，与我常有往来，但他们不坚决。
出川时，我和冯玉祥、徐悲鸿、王宠惠等许多民主人士，同坐一船，那船名正好叫作“民联”，我们在船上开了座谈会。在途中覃异之看到我，他带有一军人的部队，我叫他不要参加内战。
来到南京
我在南京时，正是马歇尔七上庐山的时候，蒋介石和中共是边谈边打，一方面是缓兵之计，和谈，另一方面向东北进军。关于政府组织亦谈不下去而破裂了。人数比例，要求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合起来人数比国民党多几个人，以免国民党专权，这本来是公道合理的，争论之点在此，破裂之点亦在此。
当时，董必武给了我们700万元，王葆真带了500万元，余心清带了100万元到北方来策反。我自己亦想来北方一行，我有一位朋友叫刘子衡的，很会讲学，是山东人，是黄埔学生，他对我说，北方军人中，有许多人愿意听他讲学，他可从中做游说工作，邀我一齐去北方走走，去联络一些军人反对内战。我那时是军事参议院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中央委员，行动不容易，随便出去，怕人怀疑。陈诚是参谋长，很有权势，我向他表示想去北方走走，但那时，蒋介石已打了三封电报要我去庐山了。陈诚说，不如先上庐山，现在正是调兵遣将之时，去北方不方便，先在庐山避暑，可与蒋多多商谈，到秋凉再去北方不迟。
到了庐山，想与蒋介石详细谈一下，但只见了两次面，要见他的人又很多，谈的时间很短。结果，我写了一封19页的长信批评他，说他的政策，是违背中山先生的政策的，所谓训政，就是训练特务。这时我写了两首诗，表示我的心情，诗云：
万方多难上庐山，
为报隆情一往还。
纵使上清无限好，
难忘忧患在人间。
庐山高处最清凉，
却恐消磨半热肠。
自是人间庸俗骨，
从来不惯住仙乡。
蒋介石是用飞机接我到庐山去的，我初时住在招待所，后来蒋介石又叫另找公馆给我住。我看到蒋介石并无诚意实行民主，便以我的孩子沛金想出国，我要送他到上海为借口离开了庐山。
我回到南京，中共派人和我经常联络。我那时手中无钱，想将房子出租，时中共亦要找租房子，我想把房子租给中共做办事处。但是，国民党要抵制中共，不愿中共租到房子，国民党拿一亿元来租了我的房子去。那时一亿元等于港币20万元，以后我就是靠这笔钱来做活动费用的。
时冯玉祥准备出国，带张克侠和吴化文来见我，并面告他们以后一切行动，要听我的指挥。我问他们为什么和中共打得这么凶，他们说因为中共打他。我告诉他以后不要打中共，遇到中共可把军队撤到别的地方去。
那时，余心清、王葆真、曹天铎在北方做策反工作。我派人去徐州一带找张岚峰，叫他起义，董必武亦派人一齐去。不久被派的人回来说，前面有战情，有摩擦，没有找到张岚峰。后来张岚峰被解放军俘虏过来了。
不久我就离南京，到上海去了，住在上海愚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