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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自外地来到武汉时，我总要到汉口长春街八路军办事处旧址暨其附近的陈怀民路去瞻仰一番。1938年4月29日保卫大武汉空战大捷第二大战役中，我因座机中弹着火烧伤后入万国医院（即当今武汉中医院）医伤。敬爱的周恩来同志从八路军办事处，亲率中共代表团来万国医院慰问全体抗日负伤将士。我因伤重面部全被紧紧包扎，未能亲睹周恩来同志的风采，至今引为极大遗憾。所幸他老人家讲的普通话带有“浓厚”的江浙乡音至今言犹在耳。我的故乡是苏北涟水。与我在航校同窗学习后又在保卫大武汉空战中并肩战斗的战友陈怀民烈士，他是江苏镇江人。怀民生前和我都曾偶尔于私听广播时欣聆周恩来同志的讲话，感到格外亲切。尤其是他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道理，对广大抗日军民进行了喻之以理、晓之以义和动之以情的演讲，字字珠玑，句句真理，大大地鼓舞我们去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胜利而斗争。陈怀民烈士便是当时身体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典型。
陈怀民于1916年出生于江苏镇江。他的父亲陈子祥曾在日本士官学校第一期毕业，并加入同盟会，回国后，参加辛亥革命。陈怀民幼时受到父亲的言传身教，并受督促读书习武。老人家效法岳飞的母亲教子“精忠报国”，还编了一首练武卫国歌。要求他边练边唱：
“练好身体，强我中华。赶走列强，卫我华夏。”
陈怀民没有辜负父亲朴素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曾为他自己取了一个外号叫“陈我华”。
当1932年1月28日上海爆发了局部的抗日战争，陈怀民毅然参加了当时蔡廷锴将军领导的十九路军的大学生义勇军，英勇抗日，实践了“卫我华夏”的庄严誓言。1933年1月怀民考取了杭州笕桥航空学校第五期。经过三年艰苦的训练，于1936年毕业，随即派往以高志航为大队长的空军第四大队第二十一中队任战斗机飞行员。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7月底，陈怀民随大队北上抗日。8月13日，上海战役爆发。次日午后，该四大队奉紧急命令从外地赶调到杭州。正与进犯杭州领空的大队敌机群遭遇，当即发生激烈的空战。在这次战斗中，怀民创造了六比零首战告捷的战果，得偿杀敌卫国的夙愿。当时第四大队驻地虽在南京，主要担负保卫南京的防空任务；同时还常派到上海前线支援地面部队和海军作战。实战的情况是，一方面对敌人阵地进行机枪扫射和投掷杀伤弹。有时还挂上一枚重500磅的炸弹，对长江口外敌人军舰俯冲轰炸。陈怀民亲历战斗十余次，每次受命都光荣地完成战斗任务。他的勇敢与机智深受上级和战友们一致的称赞。
1937年9月18日，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六周年纪念日。在这个沉痛的日子里，第四大队奉命对侵犯上海的敌人进行二十四小时的轮番轰炸。陈怀民连日带夜出征，怒火满腔，不顾疲劳。次日（9月19日）日军大队混合机群侵入南京上空肆虐，陈怀民雪耻殷切，猛飞迎战，不幸中弹负伤，鼻梁折断，眼珠震伤甚重。1937年底，怀民在医院治伤期间，得悉第四大队去兰州接收苏联援华飞机，不顾伤未痊愈，主动争取赴兰州，接收苏联援华的新式战斗机。
抗战开始，我国用的都是美制霍克Ⅱ型飞机，各装备有两挺机关枪。其中之一的12.7毫米，口径既大，射程又远。在歼灭日本木更津和鹿屋两个轰炸机大队的战斗中，发挥了这种机枪的火力优势。9月19日南京空战中，日本空军第一次使用九六式战斗机，既轻巧又灵活。战斗性能良好。我们以霍克Ⅱ型和敌人九六式比起来，大为逊色，因而在那天的空战中，陈怀民和我两人都负了伤。
当我们正处于困难之际，苏联新式战斗机援华的消息一传闻，喜讯天外飞来，民心士气大为振奋。我们在统一战线的号召和鼓舞下，进行哀兵义战。空军健儿，得道多助，如虎添翼，个个枕戈待旦，争取卫国立功。
苏联这次援助的飞机200多架。按当时空军战斗人员配备，差不多可以达到每人一架，并有油弹等一系列军用物资供应。除此之外，还派来了一个空军志愿队（包括战斗机和轰炸机各一个大队），每大队有飞机27架，协助我国对日抗战。由于我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在国内深得人心，连友邦和国外人士也慷慨无私地予以援助。可以设想，如果没有统一战线，不可能得到如此重大援助的。尔后1938年保卫大武汉空战，使用的飞机清一色都是苏联支援的。
那批苏联援华战斗机有伊-15和伊-16两种。前者是双翼式，配有机枪四挺。其战斗性能是转弯快，并能做半径很小的急转弯，最适用于迎战日寇的九六式战斗机。后者是单翼式，优点是飞行速度特快，最适宜于追歼敌人轰炸机。怀民和我时常谈到我们抗日，是以弱制强，以少胜众，重要的是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武装思想，自然要反对“唯式武器”，但不能否定武器是克敌制胜的重要因素之一。可是，若不是统一战线赢得国内外一致的支持和拥护，优良的武器装备又从何而来呢？！我还记得怀民非常风趣地打了一个比喻。他说：“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全凭‘忠义’作为他的指导思想；其次，还归功于他的赤兔马和青龙偃月刀……”
1938年2月17日，我空军第四大队接受了苏联战斗机后，奉调驻防武汉。当时南京已沦陷，武汉便成为国共第二次合作和全民抗战指挥的中心，也是政治、经济、文化等的中心。八路军在汉口设立了办事处。周恩来同志亲临武汉指导统一战线等项工作。因此武汉就成为敌人觊觎的重要目标之一。
陈怀民重伤新愈，大队长李桂丹只勉强批准他担任警戒任务，仍劝他多多休养，决不能冒失参与空战。
2月18日午饭刚罢，情报传来有大批敌机群进犯武汉。陈怀民坚请应战，大队长李桂丹硬是强迫命令要他休息，另派一名战士顶替。当天的战斗，完全出乎敌人意料之外。敌人九六式战斗机遇上了我们的伊-15，好比老鼠碰上了猫。我们只要一个急转弯，就包抄到敌机尾的上方，然后居高临下，四挺机枪一齐怒发。敌人就被我们正义的子弹射成了马蜂窝。敌人的轰炸机一见形势不妙，盲目地甩了炸弹就想逃命，我们的伊-16战斗机发挥了飞行速度快的优点，紧紧地咬住敌人尾追不舍。不到半小时，空战就结束了。根据清查结果，敌机被我击落11架，而我们的大队长李桂丹——曾经是击落八架敌机的空中英雄和战友吕基淳、李鹏翔、巴清正和王怡等共五位英雄也献出了他们年轻的生命。
当年的武汉市民就在我们和敌人拼命激战的时刻，他们大都不顾自身的危险，纷纷爬上屋顶和晒台上观战，并为我们击落敌机而拍手叫好。他们后来也纷纷扶老携幼去汉口中山公园参观了被我空军击落的敌机残骸展览。经过那次空战以后，武汉空防的巩固得到公认。人心非常安定，工农商学兵都各安生业。一场激烈的空战等于观看了一场电影样的那么轻松。而敌人却晕头转向大部被我打死，少数侥幸抱头鼠窜，从此几个月不敢再来武汉侵扰。汉口中山公园内游人如织，由于保卫大武汉空战连获大捷，人民群众对抗战胜利充满信心。
4月初，武汉大队奉命去台儿庄参加战斗，伤愈再上战场的陈怀民奋勇杀敌，将四挺机枪的子弹都打完了才回来。事后对大家讲起亲眼看到敌人被打得人仰马翻的情景真叫人好不过瘾！
4月29日是日本的“天长节”，也就是其天皇的生日。日本空军妄想于那天对武汉进行狂轰滥炸以向天皇报喜祝寿。幸而这个重要情报早几天就被我方获悉，为了更沉重地打击敌人，我方把驻在江西南昌的苏联志愿队的战斗机大队调来汉口协同我大队共同迎战。
那天中午时分，敌人佐世保航空队混合机群共有飞机56架浩浩荡荡向武汉窜来。我们这边怒目以待的中苏两个大队的战斗机当即起飞迎上前去，苏联同志和我们紧密协作，互相支援，争相追歼敌机，经一场恶战，击落敌机21架。敌机领队的小园安名、棚町和德潴三名少佐都被当场击毙。敌人空军对其天皇报喜祝寿的妄想只落得大部人亡机毁的下场。
在那天的空战中，陈怀民和我都指定为副大队长刘宗武的僚机。我们三架机组成的小战斗队首先冲入敌人机群，目的是要把它队形冲乱，然后再各个击破。虽然任务是达到了，而陈怀民和我陷入多架敌机的包围攻击之中。我们虽然有的是勇气，也信任自己的战斗机的优越性能而沉着应战，但终因抵御了这架敌机，却招架不了另外敌机的偷袭。我的飞机汽油箱被敌机击中起火，按地面指挥官命令，从大火中跳伞离机，降落在武昌南湖飞机场附近。得到当地农民兄弟的抢救，住入汉口万国医院医伤。
在空战进行中，地面的参谋人员用望远镜瞭望战斗情况（那时飞机上没有无线电，空地之间不能对话）。发现有一架我机在人机俱已受伤的情况下，我飞行员突然扭转机头向一架敌机撞去，结果同归于尽。由于那天只有一位苏联同志和我两人受伤，也只有陈怀民一人未归，因而判定那以身做“肉弹”击敌的英雄就是陈怀民烈士。
第二天的武汉版新华日报上（中共中央机关报），除了以特大的字体报道了我空军击落敌机21架的胜利消息之外，并以感激的语气告诉国人：“国人今后仰望祖国的天空，当向××队之空中英雄，致其最大之敬礼。”又对陈怀民之壮烈殉国精神赞曰：“壮哉吾战士，烈者吾英雄。”
我在医院曾受到周恩来同志的亲自率团慰问。他安慰我安心好好医疗，伤好之后再上天空杀敌。
1938年武汉共发生大空战四次，前两次空战正在市区上空为众目所共睹。后两次发生在郊外，四次共击落敌机60架，我方牺牲了10位空中勇士，其中陈怀民烈士的牺牲特别表现了一个爱国战士有我无敌，与敌人不共戴天的精神，值得我军民和后代的永远歌颂和学习。今天陈怀民路路名的恢复，不但说明武汉人民对烈士缅怀，也必然对沟通海峡两岸航空界之间的感情起到良好作用，对祖国和平统一也有一定影响。
难忘的1938年！更难忘的是空战中为了民族事业而英勇献身的10位空军烈士，特别是以身做“肉弹”击敌的陈怀民烈士。
陈怀民和无数的革命先烈为民族的生存和人民的自由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50年过去了，虽然抗日早已胜利，然而烈士们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以求换取祖国的统一与繁荣昌盛的愿望，尚待我们活着的人去共同努力，争取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