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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2年至1935年之间，我曾任河北省政府主席三年；其时日本正谋控制华北，利用汉奸和便衣队，进行种种阴谋活动。而一般失意的军阀、政客，竟不顾民族利益，甘愿为虎作伥。当时南京政府的蒋介石、何应钦、黄郛等压在人民头上，只求维持其反动统治，不惜仰承日寇的鼻息，对于对日外交问题和中国的高级官员任免问题，均唯日寇之意旨是从。像我这做地方官的，未能尽到守土御侮的责任，更未做出对人民有利的事情，处处听命于“中央”为国民党政府的工具，迄今思之甚感惭愧。而当时的环境，的确是外受日寇的欺凌，内受国民党政府的压迫，双方相煎，苦痛难言。兹将我于1935年被迫离开华北的经过概述于下。就这段事实，亦可看出日寇的侵略真相和蒋介石卖国集团的丑恶面目。
1932年8月17日，南京政府明令发表将我所任的平津卫戍司令职务与王树常所任的河北省政府主席职务对调。在这个明令发表之前，天津地方的局势颇为紧张。日寇利用汉奸张璧和郝鹏等纠集地痞流氓400余人，组织便衣队。其中实有枪械的人数并不多，借日租界为护符，每日出来鸣枪骚扰。当时王树常恐与日方惹起冲突，不敢使用正式军队，而当地警察和保安队的力量微薄，不足以镇压，更不能进入日本租界捕人；只采每日戒严的办法，消极防御。以致地方上的劳动人民行动维艰，小商、小贩及三轮车夫均无法活动，影响生活，约有3万人之众。津市地方人士对王颇多指责，而王对于日方外交硬既不能，软又不可，应付甚苦，因亟求去。张学良副司令曾有一次约我谈话说：“河北问题，庭五（王树常字）很难应付，你做事果决，意志坚强，我想让你二人的职务对调一下。”实际，在这时，河北省地方的空气，也有攻击王树常所任用者多系东北人，而河北人较少的说法。我之转调河北也有以我系关内人的因素。我对张学良表示唯命是从，明令遂即发表。我于到津就任之后，对日外交，一如与其他各国的外交一样，凡系从前中日正式条约所应履行的事项，我照旧履行；而对于日方各种新要求，合理的则接受，不合理的则拒绝。对于便衣队的处理，我则撤销戒严令，准许市民自由行动，而将正式军队第一一三师李振唐所部唐晋尧、周福成两团，改穿保安队服装轮流调至市内，集中警戒。我断定：日本军队尚不能与我方正式冲突，只这些乌合之众的便衣队敢出租界骚扰，我方不难彻底消灭之。日方和便衣队探知我方决心，遂即销声匿迹，不敢再出滋扰。从此，日方为窥察华北的戒备情形和我本人的态度，遂由其国内的经济界、各株式会社、新闻界、军界，及其他民众团体，分别组织观光团，经常来津访问。而日本现职军官和特务机关长如田代义莪、高桥、根本、矶谷、丰多、柴山、土肥原等人亦频来与我接触。当时驻北平的日本代办若杉要和驻津日本总领事川樾茂，也时来与我谈话。窥其用意，盖欲察我的颜色，窥我的虚实，再定下一步的侵略阴谋。
1933年3月间，张学良被蒋介石所迫下野出国。临行时，对于东北军有所安置。当时东北军总计为26万人，除交由万福麟、王以哲、何柱国各率一军，计约9万人外，其余17万人统交我指挥。我的实力扩大，遂更为日寇所嫉视。那时在津的亲日分子张志潭、齐燮元、王克敏、王揖唐和失意的政客潘复、张廷谔等，都时来与我晤谈。从那些亲日分子的口吻中，颇露出日寇见对我威胁不成又改为拉拢我之意。张志潭就曾和我谈过：日寇所希望于我者，能像阎锡山、韩复榘那样的态度；我如肯这样做，不但在华北的地位可以稳固，还可以扩张势力，继承张学良的地位；在军备上，所有日寇在东北所接收东北地方原有的飞机、械弹均可交我使用。我对于日寇这种阴谋，置之不理，而只是多多提高警惕而已。以后在天津空气紧张的时候，张志潭还常来电话有意游说。我曾告知别人警告张志潭说：“张文伯（张志潭字）先生以后最好对我不要谈这些啦！”齐燮元在日寇拉我的时候也曾用电话和我说过，南京政府处置华北问题诸多不当，劝我不要再听他们的。我当时回答说：“我是地方官吏，个人守土有责，用不着听谁的。”当时的语气也不大好听，张志潭和齐燮元二人遂不敢对我再行包围了。
日寇见于拉我不成，又采用威胁手段准备日金200万元，进行以下活动。
（一）勾结孙传芳分化我的部队。先是，孙传芳任长江上游总司令时，我驻宜昌，曾系他的部下。及我改隶东北军，他的旧属在东北讲武堂毕业的，多归入我的部队，其中以校官为多。孙即利用这种关系，拉拢我的部队；并与经张学良扣押过、拟在北戴河图变的免职旅长马廷福合作，分别拉拢我所撤职的各个军官。当时驻在葛沽的一一四师团长张冠英被其勾结，而我处业已得到情报。有一日，他们在葛沽举行秘密会议，我派部队往捕，因事机未密，马廷福、张冠英均行潜逃。孙传芳的勾结工作遂告失败。
（二）利用曾任吴佩孚的政务厅厅长的白坚武和天津市政府外事秘书何庭流，对我进行暗杀阴谋。他们前后进行暗杀活动三次：第一次，收买王玉珍（河北省南宫县人，首任刘珍年的参议，保定军官学校出身）为暗杀首领，组织暴徒13人，谋刺我于由天津河北二马路我的住宅赴省府的途中。他们侦知，我每日系在早8时到省府；先由日寇发给他们手枪炸弹手榴弹等物，用汽车载此13人，沿由二马路到省府途中，分布于许多街口，预定见我乘汽车经过时，以挥帽为号，即行动手。而我在他们真正进行活动那天，突然因他故提前半小时赴省府，他们的计划因而落空。及我车到省府后，据保安队报告，在二马路搜获刺客三人（王玉珍在内）、手枪三支、炸弹12枚。据王玉珍供称，这案系何庭流、白坚武主使的。第二次，收买我的随从副官巫献廷和五十一军司号官傅鉴堂对我进行暗杀。事前，有在我住宅担任警卫的排长唐朝卿向我报告：日方曾利用曾任湖北第七师营长王宝庆与唐有旧识的关系，向唐运动说“你为于守卫，万一有事，有什么动静，你最好不要管。”并由王口中露出，系白坚武所主使，并已拉拢好四个人。这时外间不利于我的风声很多，我已加以戒备。有一夜，巫献廷告诉我：宅中的浴盆安好，请我入浴。我一入室，觉巫神色有异，即行退出，遂未入浴。是夜10时许我已睡下，唐朝卿报告：“有五十一军司号官傅鉴堂在大门外找巫献廷谈话，这两人很为可疑。”我联想到巫献廷近日随我坐汽车，时露张皇模样，使我恍然大悟。遂一方面叫巫到门外与傅谈话，一方面令唐戒备，准备四个人。巫、傅谈有一刻钟，在巫回来时，我问他：“傅鉴堂找你做什么？你要说实话！”巫的神色立变。他答说：“我惭愧得很，对不起主席，不过事情是错啦！我本意并不想做，我只想骗日本人几个钱。日本人允许给我俩40万元，我们未敢要那些，只要8万元，事成再说。现在每人先拿3000元零用。我已给河南老家汇去，只余500元。”以后检查他的裤兜，有手枪两支，一支是我发给他的，一支是日寇给他行刺的。我立时赶到五十一军军部，正值傅鉴堂入院，遂亦予以逮捕。据二人口供系白坚武、何庭流所主使，已酝酿多日；枪是何庭流亲交的，钱是白坚武所发的。在这次巫、傅阴谋行刺的第二日晨8时，日本驻津总领事川樾茂曾给省府来电话拟与我晤谈，而我那时已赴北平。这个电话，就是窥探谋刺是否成功了。第三次收买我的旧部曲子才（黄县人，曾任五十一军团长，因嗜白面被我撤职）在我的食物中下毒。经曲运动五十一军副官处勤务兵袁启明，交袁白色毒药面两包，允许事成后给袁3万元。而袁持此药面自首，暗杀我的阴谋又未得逞。
（三）利用汉奸石友三、刘桂堂等收编匪军进行扰乱，并酝酿建立华北国。日方在华北利用的便衣队首领中，一向以石友三、刘桂堂为最有历史和最具实力。日方当时在华北，凡系与我有关系之人或亲或仇一概拉拢，因石友三在1931年7月间，对张学良叛变，经我击溃，和我仇隙较深，日方认为石友三定能与我为敌，遂先后委石以种种伪职，令其收编匪军，实行骚扰阴谋。1933年日寇酝酿在华北建立华北国，初则属意于段祺瑞，派人积极联络；后以段为蒋介石羁縻于上海，乃又转移目光于吴佩孚，而吴始终不为所欺，才又加强对石友三等的活动。匪军在河北到处骚扰，致使冀东北一带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四）制造谣言，增兵威胁。在1934年，日方迭次造谣，谓我方将对它不利。当时在天津海光寺日本驻屯军司令部周围桥梁下，装设地雷，并敷设铁丝网、麻袋等物，加强防御工事，俨若战事状态。沿北宁铁路附近，亦均加强戒备。但按《辛丑条约》规定，日本在天津的驻屯军不得超过200人，日寇利用换防为名，接防者已至归国者不走，无形中即行增加兵力。沿铁路线，均用此法增兵，并时常举行示威演习。有一次，日寇的行军演习经过河北省政府门口，即在省府附近，架枪休息十分钟。这是向例所未有的，架枪休息，是表示无敌视的意思。故意在省府门首行军，显有示威之意。并据报告，日军在天津中原公司楼上安装一门小炮，正对着省府。其种种威胁的姿态不一而足，而我方在天津附近的兵力已集结有三个师，有所准备。
1933年5月长城战起，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电邀外交部次长刘崇杰偕部员沈觐鼎来平协办外交。刘崇杰到平后，安居北京饭店，日与欧美使馆人员宴游跳舞，不与日方接触。他所持的理由，谓日使馆系若杉要代办主事，不应与次长抗礼。实则，他是顾虑，一与日方接触则接受或拒绝其要求，均无办法应付，只好借口官阶问题，故意规避。南京蒋介石虽见寇祸日深，但他本无抗战的决心，乃亟谋外交的解决。而所谓外交的解决只是卖国求和而已。嗣即起用黄郛，授为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事实上，是一扩大的特任交涉员，而有节制地方之权。对内只增叠床架屋的行政机构，对外则仍系事事屈辱，一筹莫展。据我所知黄郛经办丧权辱国的外交，约有数端。
（一）在1933年5月31日，中日双方在塘沽签订停战协定，姑无论此协定的本身即为丧权辱国的外交，即在开会时，黄郛所指派的我方代表团亦颇为丢丑，有失国家体面。据我确知在开会那天，日方代表团团长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趾高气扬，首先指责在他来时，路经大沽口，看见沿岸尚有中国军事设备，不仅违反《辛丑条约》，亦与停战的意义不符，应立即撤除，否则即认为华方无诚意。我方代表团团长熊斌，丝毫不敢争辩，立即连声唯唯表示接受。嗣日方提出协定条文的正式草案，我方代表团仅作文字上的商榷，无人敢动主要内容，即行草草签字。而冈村态度傲慢狰狞大笑地说道：“你们无须斤斤注重文字。这是日本愿与中国停战，否则皇军可随时前进。你们知道吗？”当时熊斌等皆面色惨白，不敢作声，颇为日方所耻笑。
（二）在1934年5月中旬，有日本青年小岛助一到河北省丰润县第三区韩家寺日人本静次郎所设的三东洋行访友。适值有匪徒三名于14日抢掠该行，将小岛助一掳去，次日将其杀死，尸体遗弃郊外。日方即就此事大张其词，故使事态严重化。经由日本驻天津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次郎向河北省政府提出五项要求：（1）由河北省主席向日本驻屯军司令正式道歉；（2）惩办唐山公安局局长及县长；（3）赔偿一万元；（4）缉凶；（5）保证此后不得再有类似事件发生。按此案真实情形，系日人与我方为难，有意造成。先由浪人在该地毒打农民惹起公愤，才发生三东洋行被抢及小岛助一被杀的事件。我当时坚决拒绝向日军道歉，所持的理由是，根据中日条约，凡系日本、朝鲜人到我国各地，如有正当理由，必须先行通知我方，经我方许可后始负保护责任。小岛助一到丰润韩家寺访友，事前并未通知我方，故不能正式道歉。日方与我交涉无效，乃向南京政府外交部和黄郛提出抗议。事经多日，外交部不能解决，仍让我负责处理。黄郛、何应钦召我赴平研商此事。黄向我说：“这个问题必须由地方解决。你向日本驻屯军司令道歉并不是丧权辱国，你就受点难堪也是为老百姓负责，免得事态扩大。你务要勉为其难！”此案经黄、何向我一再压迫，卒使我向日军驻军司令正式道歉。而黄郛“唾面自干”始终不以此为丧权辱国。但我自己曾向日方交涉过类似的案件。例如迁安县农民曾杀死朝鲜人二名，省政府仅以赔偿和口头表示遗憾了之，并未正式道歉。足见黄郛、何应钦并非支持地方政府，而为日寇效忠。
（三）汉奸郝鹏屡在津市扰乱，深为河北地方人士所厌弃；1934年间曾被津市人民在日本租界郝的住址，当天未破晓时将其绑架而出，送交省府。我因不知是否真系郝鹏，正派一从前曾跟郝做过科员的李聘卿前往对认，忽接黄郛由北平来电话谓：“不能扣押郝鹏，恐事态扩大，无论如何须将其释放。”我当时未接受其指示，黄又一再通电话并立即派人来津促我立予释放。我乃将郝送至第五十一军司令部军法处审理，取具郝的悔过书，保证以后不再在河北骚扰始行释放。
综观黄郛三年来在北平所承办之外交事件无一不丧权辱国，有损国家民族利益。当初黄所以肯到华北与日寇相周旋，是想以其卖身投靠于日寇的关系，换取南京行政院院长的职务，或天字第一号的汉奸地位。但汪精卫始终为其劲敌，并较占上风，同时华北实权仍操之于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何应钦之手，华北地方官吏对黄亦不支持，日寇多方勾结，亦非黄一人所能沟通。因此黄对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一职，味同“鸡肋”，不足以饱餍私欲，终于1935年弃而南返。
自日寇在东北造成傀儡的“满洲国”之后，为了巩固伪满组织，就以张学良为其攻击目标，绝不愿东北军驻在与东北接近的地区，所以要将我的力量逐出华北。蒋介石的阴谋，向拟以外交解决东北；更愿借外人的力量，消灭东北军的实力。蒋一切为私，遂使华北政局更行紊乱，而我的处境益为艰难。在1935年春，何应钦、黄郛有一次邀我到北平谈话，即露出日方始终与我为难的口气。这时日方曾对别人私下谈过，“对我格格不入，始终没有办法”，认为拉我不成，乃在何、黄处对我加强压力。何、黄认为省府设在天津，常与日方冲突，不如迁至保定为妥，以此征询我的意见。我表示极不赞成，我说：“天津是中国地方，不能因日寇的威胁，即行迁走。设如迁至保定后，日寇再行威胁，我们还能迁至河北省外的地方吗？这是中国的主权问题，似宜熟筹而后行。”何、黄二人对于迁保问题，遂暂搁置。荏苒数月，日方对我个人所放空气，益行恶劣，必欲驱我离华北而甘心。1935年7月间，乃有《何梅协定》的秘密产生，其中主要内容虽未公布，而以撤我的河北省主席职务，及调走五十一军为其中心问题，自不待言。在《何梅协定》签字后，有一天，在一小时之内，何应钦由北平与我通电话两次，并命其办公厅主任鲍文樾与我通话一次，逼我辞职。何在第一次电话中说：“孝侯兄，国家现在已到这个样子，你一向是公忠体国的，在这艰难的时候，你若能表示辞一下职最好。”我说：“我辞什么职啊？辞主席职啊，辞军长职啊？我因为什么要辞职啊？容我考虑考虑吧！”何遂将电话中断。不久，又来第二次电话，说：“现在时事太困难，外交很难办，你为国家着想，最好还是辞职一下。”我答说：“这事如系日方提出，我们是中国官吏，若这么办，将来还有中国官吏没有？外交不管怎么困难，总该讲理，我为国家计，不能做丧权辱国的事。辞职的事，我不能，我是中央任用的官吏，中央有权，要免我的职、撤我的职均可，我绝不会闹出意外。可是对外交如此，太软弱啦！”稍候一会儿，鲍文樾又来电话，他说话的声音特别拖长，露有勉强之意。他说：“孝侯兄，现在的事，何委员长的意思，你还是辞一下职好些。”我说：“志一兄，你是知道我的人，我看得真的很，我不是恋栈这个地位。我们所受的外侮，已够受的啦！我现在哪能还受这个气，最后请你告诉何先生，除非于某人死啦，不死，有我这口气在，就绝不辞职！”说到这，鲍装作听不见，问我说什么，我又重复一遍，电话遂行停止。经过这三次电话，何应钦对于迫我辞职之事，遂亦搁置。（按我所以坚拒何应钦迫我辞职，当时是有两种心情：一是我实愤恨蒋介石、何应钦、黄郛等的顺服日寇，丧权辱国，从内心里，看不起他们这些人。二是因自“九一八”后，流亡关内的东北人，为数甚夥，我如离开河北，这些人失去照顾，我亦有负张学良副司令付托之重，心觉难安。）以后，何应钦约我到北平开会，对于省府迁保定问题，又行提出。他说：“天津本来系一商埠，省府在那儿，诸事多不便，最好迁至保定。”他在这次谈话里，未以日方与我常冲突为理由。我就表示说：“若问我的意思，还是不迁为是。不过一省省会的所在地，应由中央规定，若是中央命令迁保，我完全听从命令。”于是迁保之议，遂即实现。在省府迁保不久，中央颁发命令，命我率第五十一军开赴陕西西安，所遗河北省主席职务，由民政厅厅长张厚琬代理。以后我率五十一军进驻天水，还经过一个时期，才见去我河北省主席职务，旋又发表我为陕甘边区“剿匪”总司令。在免去我河北省政府主席职务时，尚有一段曲折的过程。那时张学良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昌行营主任，在免去我河北省主席职务的命令发表前，蒋介石曾由成都致张学良一电谓“接行政院长汪精卫电，因对日外交关系，拟免去于学忠河北省主席职务，吾兄有何意见，速即电示”。张即立复一电，痛陈“中国的封疆大吏，不应以外人的意见为转移，如此例一开，国将不国。此事所关孝侯的事小，而对于国家主权攸关的事大”。电发旬余，未接蒋的回电，忽接蒋的秘书长杨永泰来电谓“委座前为孝侯兄免去河北省主席职务一事，电询吾兄意见，为何迄今未复？”同时南京政府业将免去我的河北省主席命令发表。这显系蒋介石、汪精卫、何应钦等共同的阴谋，为了接受日寇的要求，必须免掉我在河北的职务。在我的免职令发表后，张学良为研商对于流亡关内东北人士的安排起见飞赴成都晤蒋。而蒋竟以前电或因电线出有故障，未得收到为词，作为搪塞，其诡诈可笑如此。后我在天水居住半年，始发表为甘肃省政府主席。而华北的局势益危，何应钦亦不能在华北立足。通过萧振瀛与日方勾结的关系，宋哲元就出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