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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张知遇，如跃龙门
王以哲将军，字鼎芳，黑龙江省宾县人。日制中学四年毕业，后去北京投考清华、北大，没有考取。无颜回家，乃投笔从戎当了大兵。由于他能吃苦耐劳，很快被提升为准尉司务长、少尉排长。值保定军官学校第八期招生，考进该校步兵科学习。
王以哲从保定军校第八期毕业以后，满怀爱国爱家乡的心情来到沈阳，企图投效东北军。连日奔走，毫无头绪，眼看床头金尽，遂冒昧地写了一封毛遂自荐的短信，给当时的少帅张学良将军。信中内容大致是这样：目击日寇纵横，国势危殆，凡有爱国心的青年，莫不发指。个人身为军人且系东北人，不忍坐视，故于保定军校八期步科毕业后，径来沈阳投效东北军。孰料连日奔走，无人受理，似乎偌大的东北军，已经人才济济，连一个小小尉官都容纳不下了。然而我看到的是，东北军军纪不整，扰民特甚，为官者不知兵，只知吃喝嫖赌，为兵者以老百姓为刍狗。个人固不敢自誉为贤者，但在正规军事学校毕业，学有专长。还抱着一颗杀敌报国、整军爱民的决心，回到家乡，自谓当一名下级军官尚可充数其间。不料今竟穷途潦倒于旅邸之中，食住皆成问题，望钧座易力而处之，能用则用，否则，即请速赐回音，以绝流连之念，俾别作打算。
书上之后，他觉得没有多大希望，因为信中的语言，实际上就是骂大街，意思是骂一骂出出气，然后一走了之。以故把信发出后，就开始计划回宾县老家看看，再回关内投效直皖军。
当天晚间正忙于整理行装之际，茶房领着一位身着上尉军阶的青年军官，奉张学良将军之命特地来请王以哲去见少帅。王听闻之下，心情十分激动。张学良将军一见之下，深予器重，当派他为东北教导总队第一期的中尉排长，因为王在入军校前曾当过少尉排长。
为了报答张学良将军对他的知遇，恪尽厥职，大显身手。他所领导的一个排，六个月毕业后，迥然不同于其他各排。在他的带动下，该连的学术科考试成绩为全教导总队各队之冠。
教导总队第二期开学，王被提升为上尉连长。他的干劲也因之更大，与他比肩的人，十分嫉视他，诬告他标新立异，虐待学生，是踏着学生肩膀向上爬的人。当他声誉日隆之时，正是诬告他的信件最多之日。张学良将军为了查明真相，亲自到教导总队视察，举行操场野外演习、实弹射击和刺枪等测验。恰好王以哲连的学生各科考试测验的成绩又为全教导队之冠：其中以实弹射击的成绩尤为突出。他的一连的学生没有不及格者，最难能可贵的是，过半数学生皆得满分。
在这次检阅讲评大会上，张学良将军非常高兴，他觉得个人有知人之明，当着全总队的学生和军官的面，反把告王以哲的信件当场焚毁，把诬告人予以严厉谴责。鼓励王以哲继续努力，不要有所顾虑。他说：“你的成绩就是你在工作上的一面镜子，诬告你的信件就是对你的表扬书。”
教导总队第三期开学，王以哲升为少校营长。值郭松龄反奉，张作霖以教导总队为基干编成一个师，总队长王瑞华为师长，把教导总队的三个营编成三个团，王以哲由少校营长一跃而升为上校团长。
打败郭松龄，张作霖转危为安，张学良率第三、第四方面军再次入关。东北军由来已久的劣习是军纪太坏，为了整顿军纪，张学良将军决定给予穆春骑兵以缴械撤销番号处分。他亲自和卫队旅长姜化南少将到张家口车站处理此事。由于准备工作欠周密，在缴械过程中发生武斗，姜化南当场被打死。张学良幸免于难返回北京后，擢王以哲为其卫队旅少将旅长。
这个时期东北军发展很快，里面良莠不齐，由于土匪改编过来的部队，一直是野性难驯。接着第十九师又行整编，张学良将军为了使这个部队迅速好起来，乃提升王以哲为第十九师中将师长。到此，王以哲将军由中尉排长升为中将师长仅仅四年，连升六级。可谓风云际会，一帆风顺。但亦由于本人能干、肯干，方能致此。
恩威并用，治军有方
王以哲将军不仅对当代军事学术学有专长，对古代兵法也很透明。他一方面推崇汉李广、唐郭子仪以恩义得士卒心，一方面也赞扬与李广齐名的程不识，与郭子仪齐名的李光弼治军以严的作风。他在教导总队充排、连长时，每饭前和就寝前的一点空余时间必做刺枪、瞄准射击等各种基本动作。在他的身体力行带动下，学兵们也以此为乐，而不以为苦。他经常告诫说：“作为一个军人，放枪打不着敌人，白刃战时，刺不倒敌人，那还算一个什么军人？！”他虽被控告为“王扒皮”和虐待学兵，但经他教育出来的学兵，一致称赞他是最贤明和最能干的青年军官，经常以他为榜样进行学习。
王以哲特别重视教育，当第十九师师长时，向张学良将军建议创办学生队，招收初中毕业生进行五年初级军事训练和高中文化课的培养，毕业后达到初级军官所具备的军事知识。这些学生很多成为他的基本干部。王以哲将军任第一旅旅长兼任东北学生队教育长时，时常听他训话，讲解军风纪与战争胜负有很大关系。他曾一再提到岳飞之所以能百战百胜，成为南宋中兴的名将，主要原因是岳家军的军纪严明，深得人民大众的欢心和拥护。再加上岳飞的勇敢善战和率先躬行，故能以少胜多，百战百胜，金人常说：“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在他的旅司令部办公室中悬挂很大一幅刺绣字画，系南宋中兴名将岳飞写的诸葛亮前出师表。王以哲召学生队同学到第一旅参观，同学们走进他的办公室时，大家不约而同地都围拢上那幅大字画。王以哲笑着说：“大家对这幅字画很感兴趣，大概因为它是岳飞写的诸葛亮的出师表。你们都看过三国演义，当知诸葛亮成为智慧的化身其原因安在？诸葛亮一生的最大长处又是什么？”
王以哲猝然发问，同学们思想没有准备，一时谁也答不出来。他接下去说：“依我看诸葛亮一生事业的根基，完全得力于他的淡泊宁静的修养功夫。世界上唯有极冷的人，才能做出极热的事业来。诸葛亮隆中高卧，笑傲风月，该有多么冷。一旦被刘备请了出来，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急难之间，乃东连孙权，北拒曹操，西取巴蜀，南服孟获，六出祁山，席不暇暖，该是多么热？前后出师表鬼神壮烈，真的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说到哪里做到哪里，其一生行事，光明磊落。读历史学古人，应该从中吸取适合我们做军人的地方。在行空城计时不慌不乱、镇定自若，这绝不是个简单的事，何以有此？淡泊宁静而已。”
正因为王以哲推崇岳飞、诸葛亮等历史人物，虽在戎马倥偬中也手不释卷。当时人们都呼他为“儒将”。他曾著过步兵操典解释，文长20余万言，当时东北军的初等军事教育机构中，被当作很有价值的参考材料。
王以哲贵为中将旅长，深得张学良将军的信任和倚重，身兼数职，而生活却极简单朴素，毫无官气。他好学不厌，诲人不倦，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和学生队的学生混在一起，暑假每晨必到校把自愿留在学校休暑假的学生叫起来共做晨操。他的操场动作熟练已极，口令恰到好处，动作起来特别整齐，学生也感到轻松愉快。他的指挥水平确比一般军官高出一等。由此可以看出王以哲将军在教导队所取得的成绩绝非偶然。这与他刻苦钻研、学有专长是分不开的。盛名之下，必无虚士，信不谬也。
1931年暑假期间，他稍有暇即到学生队给学生讲述军事技术上一些较为复杂的知识。他还亲自领导同学们进行路上测图和简易测绘。初期，有些同学不高兴地说：“我们是在休暑假，不是上短期训练班，教育长为何不顾疲劳折腾我们？”以后大家看到真的学会一些在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并且也觉得和教育长在一起就产生活力，他的教学方法灵活多变，兴趣横生，再累也不觉得累。原先不高兴学习的同学也积极起来，只要听到教育长来校，同学们不约而同跑去他的休息室问长道短和他闲聊。他总是和蔼可亲、循循善诱，因此常常地把午餐误了一二小时。同学们只要提起教育长由衷地感到敬佩和恭顺，一致呼他为鼎公老师。
暑假结束的前五六天，教育长王以哲郑重其事地请同学们到沈阳北大营第一旅，参观野外演习和士兵们的业余生产情况。同学们对这次参观热情很高，早4时起床，早餐后5时左右到达北大营旅司令部。王以哲早已等候在那里，他笑着说：“这个暑假，你们确实辛苦了。这次来大营以娱乐为主，参观为辅，我已令副官们给你们准备许多好吃的东西，不必拘束，尽情地吃喝玩乐吧。现在先去参观野外连的对抗演习，然后吃午饭，休息一小时，再去参观工厂。”
第一旅的工厂办得很好，获利甚多，都用来改善士兵的物质生活，接济比较贫困的士兵家属。设有招待所，专为招待来部队探望士兵的家属。这些措施是当时别的部队所没有的。
王以哲每次校阅部队或举行各种竞赛，结束以后，总是有升迁调补的变动。在他的麾下没有一点长处，企图以逢迎吹拍向上爬的人，肯定是找不到市场的。从他惯用考试的方法来提拔干部，可以证明他是一个用人唯贤者。
在他的麾下所有军官佐和学兵们都锐意钻研学术，到处都可看到一些手不释书人，背诵外语单词和古典文学作品；练习刺枪和瞄准射击等动作，假日里课堂也常是满满的。该校号令十分森严，处处有规章制度可依，人人有所遵循，一点忙乱现象也没有。今天回想起来，王以哲将军确系军事上的人才，公正廉明，爱惜士兵，爱护国家，既有学识，又有治军的才能。
拗于服从，卒成大错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以所谓的中村事件，每日向沈阳军警宪挑衅，惹得市民人心惶惶、不可终日。学生队同学上课都不安心了，大家一致要求教育长王以哲将军予以解释，请他阐明应以何种态度对待此种严重局势。大火业已烧到眉头，谁也再不能静下心去学习了。大家义愤填膺地要求和日本一拼。
九一八事变前三天，王以哲来到学校，当着全体学生和官佐们发表他对当前形势的看法和应付的对策。在困难紧急关头，必须沉着冷静，服从命令，他严禁学生和士兵在这一期间离开营房或学校到大街上去，使日本人找不到寻衅的借口。他再三强调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决不能违背长官的命令，上级让他怎样行事，他就怎样做。他也谈到日本已经欺压中国到了极点，确有“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想法。从即日起每天午后完全改为操场教练。
九一八夜里，王以哲在荣臻（张学良的参谋长）的办公室里用电话指挥学生队的总队长汲绍纲上校把学生手中的武器全部收缴起来，存于库房之中以防闹事。当日军猛攻沈阳北大营之际，王以哲命令东北学生队的学生暂行放假回家，听候命令再行复课。
第一旅闯出重围，开往山城镇，王以哲化装逃出沈阳跟上自己的部队。由于他忠实地执行了不抵抗的政策，又把部队辗转带进关内，驻防在北京清河大楼。
当全国人民一致起来声援东北义勇军，以实际行动支援马占山的江桥抗战时，部分逃来北京的东北学生队同学找到王以哲，请他讲讲当前国内外形势，他的神色显得抑郁和沮丧。一开始就无精打采地说：“你们今后别再尊我为先生了。我最大的短处就是无知和没有远见，对国内外错综复杂的情况，没有足够的研究，对历史知识也很少，因之认识总是落后于形势的发展，作为一个高级将领来说，这是不可原谅的。马占山将军是个行伍出身的大老粗，却一下子成为举世歌颂的民族英雄，我从内心钦佩他的大无畏精神和富有正义感。回想我在沈阳有那样好的抗日条件，却成为不抵抗主义的跑龙套者，既可恨亦复可耻。看起来古人所谓‘士光器识而后文艺’，真是至理名言。我读了许多书，却未能活用。往往拗于书成为书呆子，还不如那些没有读过书，单凭理去做的人，来得干脆。你们还问什么国内外形势，报章杂志上不是论得很透彻吗？无助自助者，我们自己受侵略而不先去流血抵抗，却把希望寄托于别国的干涉和声援上，岂非等于一个傻瓜角色。在那样大好的既设的国防工事没有抵抗，坐以待毙，拱手把大好山河送给日本人，作为一个军官，作为一个带兵的将领来说，该是多么愚蠢！我永远也忘不了这个奇耻大辱。”从此以后，人们已经明白鼎公不是在沈阳时的教育长了，他的言论和想法完全变了。不仅如此，他曾一再向张学良将军建议，别再听蒋介石的那一套中央外交了。他认为，东北人的事应由东北人自己来决定。东北军应立即联合一切爱国人士和爱国的军事力量，单独和日本人周旋。到一定的时期，必然会引起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这些变化，对东北军都是有利的。
王以哲像赎罪似的，尽一切力量支援抗日的军队。派遣学生队的学生到义勇军里做工作；当第十五路军支援抗日，他的这种跃跃欲试的举措，自然抵触于蒋介石的不抵抗的卖国政策。此时全国人民已一致起来要求蒋介石下令抗战，去南京请愿者风起云涌，一浪高过一浪。而握有一师（此时王以哲的第一旅改变番号为第一〇七师，而人数不变）兵力的王以哲将军，又恰恰与这些请愿者同样的主张，因此就把他调为北平军分会第一处（军衡处）的中将处长。
正气凛然，婉谢蒋诱
1933年热河失陷后，全国舆论和人民对不抵抗主义攻击特别强烈，蒋介石为了寻找替罪羊，到保定召见张学良将军，让他承担不抵抗的罪责而引咎下野。
张学良临下野之前，为了使其军队团结巩固，把东北军编成五个军，每军辖四个师。王以哲将军是后起之秀，被编为第六十七军军长。一次，我去见王以哲将军告以大学里的种种情况，他喟然叹曰：“这年头的书，也用不着读了，学什么也没有用场，国已不国，还待在象牙塔里干啥？依我看，现在机关枪就是政治。一个浑蛋透顶的军阀有几万大兵在手，就可以割地自雄，当起土皇帝来。你们知识分子看不起大兵，才不想当兵，所以也就掌握不着机关枪。因此，政权也就到不了知识分子的手里，而听任坏人的支配。我希望你再穿上军衣，学点杀敌救国的本领，可能比空谈救国更实际一些。”
热河沦陷，长城不守，日军进逼北京，眼看热河即将继东北而亡。国家确已到了风雨飘摇、任人蹂躏的时候了，真是人心惶惶不可终日。此时只要听到鼎公在家，总想找他聊聊，请他指点迷津。一些同学要求到他的部队参加抗战。他劝说：“趁年富力强，可进中央军校学习三年，毕业后再回到东北军。”他还让同学们到日本士官学校和日本陆军大学学习。他说：“我只希望你们爱国爱家乡，别忘记抗日就行了。”我们很多学生队的同学因以王以哲的鼓励指导考进了中央军校第十期。
在军校学习期间，某次纪念周上，蒋介石谈及东北军的情况时，对王以哲将军给以很高的评价。他认为东北军高级将领中，有政治远见而能力最强者，当以王以哲将军为最。并且说对王这样的人才，应该和他常接近一些。弦外之音，要拆散东北军的团体，应该从王以哲入手。
没过多久，蒋介石电召王以哲到庐山开军事会议。一见面就把王以哲将军表扬一番，并赏给他五万元。他暗示：只要王以哲将军能直接听他调遣参加“剿共”，要官有官，要钱有钱，把东北军组成某一路军，由王以哲将军担任总指挥，取代张学良的地位。王以哲将军直截了当地说：“我是张副司令一手提拔起来的干部。他临出国时一再叮嘱我，有关重大问题务必和他商量后再做决定。请委座直接和副座商量，只要他同意把东北军调出来‘剿共’，我是绝对服从命令的。非然者，背信弃义，只图个人的禄位，我将不齿于侪辈，有人如此，委座又何取焉。”蒋介石满以为他惯用的法宝，一个官，一个钱，就可以收买一切，就可以制服一切。无奈偏偏遇到了讲道义、重诺言，正气凛然的王以哲将军，他的法宝也就黯然无光了。蒋介石愕然不知所对，于是心忌王以哲将军。
为了抗日，急谋联共
张学良将军从欧洲回国，为了重新掌握军队，就任“剿总”副总司令，对蒋介石的话十分服从。把急欲抗日的东北军全部南调，投入内战。
王以哲将军从东北军南调参加“剿共”时起，他觉悟到待“剿共”完了再行抗日，则抗日将永无实现之期。
他曾和我们东北学生队的同学谈过“剿共”的问题。他一再强调当前中国是军阀割据的局面，列强虎视眈眈，哪还容得我们再打内战？况且“剿共”军事，尽人皆知，绝不能短期结束，未等内战停止，而中国早被日本占领了。兄弟阋于墙必被外人欺辱，这是一点普通的常识。所以我认为只有联共抗日，才是求生之道。这并不是因为我们都是东北人而喊抗日。很明显，日本旨在灭亡中国，称霸世界，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我们的国土有限，而日本的私欲无穷，以有限的国土，填无穷的私欲，势必灭亡中国而后已。试问，国已不国，还“剿”什么共？
已经尝到了“剿共”的许多苦头的王以哲，认识到消灭红军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也领略了蒋介石对东北军的黑心。如果长此下去，非但消灭不了红军，首先是把东北军自己消灭了。同时也清楚看到共产党所倡导的全民共起抗日口号，无一不暗合他个人的意图。
1936年1月，王以哲的第六十七军第一〇七师第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从红军回来。高团长是1935年10月在甘泉榆林桥战斗中，被红军俘去的。在瓦窑堡高福源参加东北军军官政治学习班，还被选为学习班的班长。学习期间，周恩来副主席曾亲临该班做了一次报告，形象生动地分析了抗日道理，指出全国团结一致抗日的重要。周副主席的亲切讲话，打动了高福源，给他很大启发和鼓舞。他决定返回后把所见所闻传给东北军，并准备向张学良将军做联共抗日的说服工作。
高福源回来时正是张学良从上海回到西安之后，切盼与共产党取得联系的时候。高是王以哲的亲信团长，回来后把在被俘期间的感受，密陈之于王以哲将军。恰好王将军受张学良将军的委托，让他在前线寻找共产党的线索。王对高福源的归来很高兴，尤其对高福源带回红军给东北军的一封信。信的内容是要求与东北军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王以哲更为高兴。王以哲即给张学良将军发了电报，张学良将军立即接见了高福源。高福源见到张学良，递交了毛泽东主席和周副主席给他的信，陈述了共产党的爱国抗日的方针政策。张学良此时已经彻底认识到“先安内而后攘外”的政策是十分错误的。因此，他很高兴高福源的归来。他派高福源仍回瓦窑堡，并由高带回一封信，约中央负责人相见于洛川。
1936年2月底，王以哲与中共代表李克农在洛川会见。3月5日，红军与王以哲的第六十七军订立了互不侵犯，各守原防，开展红白通商的“口头协定”。
同年4月9日，张学良、王以哲两将军和周恩来同志在肤施（延安）清凉山下的桥儿沟天主教堂里举行会谈。参加会谈的中共方面还有李克农、刘鼎两同志。在这次会谈中，双方坦率交换了意见，协调了部署。完全同意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互派常驻代表，并解决了通商等一系列问题。这样，红军与东北军由过去两军对峙的局面，变成了能够合作的友好关系。
王以哲将军从亲身经历中认识到，中共红军是真正抗日的主要力量。他曾经说：“若果全国各党派皆像中共以救国为先，我们便用不着对日寇恐惧了。我们中国也就可以得救了，我们东北人也就可以回老家了。”当时红军与东北军为抗日救国而进行的各种联系，有许多都是由他转达和沟通的。他是东北军中与我党、我军联系较早，关系密切的主要将领之一。
办军训团，统一思想
为了整训东北军，灌输进步抗日思想，张学良将军于1936年6月创办王曲军训团。团长是张学良自己，副团长是杨虎城将军，教育长是王以哲将军。共办四期，前两期的教育长是王以哲，总队长是缪澂流，后为沈克。后两期的教育长为黄显声
。
在王曲军训团第二期开学前一周，张学良将军命令王以哲将军对60名军校毕业生进行为期一周的思想教育，启发同学们爱国爱家乡，不忘记在日寇铁蹄蹂躏下的东北同胞。
教育长王以哲对南宋末年的文天祥，不计成败抗元的民族气节推崇备至，并请专人讲解文天祥的正气歌。他虽未公开骂“安内攘外”的卖国政策，但每次讲话结尾时，总是论证中国的大患是日本的侵略。而所有侵略者的狼子野心是永远不会满足的，也总是得寸进尺，直至把弱者消灭而后止，因此退让装老实是行不通的。有一次我利用周日到西安城内粉巷27号王以哲将军家去请教。我提出来到西安后，心情十分沉重。简单说，我有一个隐忧、两个不解。一个隐忧是：东北军内部思想不统一，副座周围有些人的讲话和副座的意向不合拍，实在是东北军的不祥之兆。两个不解是：东北军真有决心要和中央军火拼，更应隐蔽其企图，不能使对方有所警觉和防备，可是我看到的和听到的，则是一些虚张声势的叫嚣，如果我们无意和中央军冲突，而令它误解我们要打它，这是自危之道，此我之不解者一也；王曲军训团训练的主题处处显示出和中央的国策“先安内而后攘外”相矛盾，而且是针锋相对的，难道蒋介石会听之任之吗？我说完这些话以后，鼎公说：“副座周围的红人确很骄傲，自命不凡，但他们官阶不大，地位不高，不至于像你所说的那样为害之烈吧？至于‘两个不解’，这是由于你初来乍到不太了解东北军内情的缘故。蒋介石了解东北军比东北军自己还清楚，他深知副座是忠于他的。他曾对副座说过：‘你的部下和中共勾勾搭搭，你如管不了，可把部队交出来，由我来代你管管。’副座回来对蒋介石的话也曾产生过疑虑，深恐蒋介石夺走他的兵权。后来通过事实，蒋并未让他交出部队，才渐渐打消了疑虑。蒋深知东北军是一个思想杂乱的部队，说啥的都有，干啥的都行。可是他也深知张副司令在东北军里的威信是特别高的。因此，只要掌握住张学良将军，别的也就用不着深究了。按照目前东北军的言行，若不是蒋介石对副座有所了解，他是不会容忍的，然而这样的局面必不能维持长久。我这个一向忠实于副座的人，今后处境将越来越困难了。”王以哲将军说完这些话，精神显得疲倦，我当即告辞。
对于抗日问题和东北军的现实存在的问题，我写了一份万言书，在王曲军训团开学后一周的一个晚上，我当面把这份材料交给教育长王以哲将军，请他得暇看看，如果有利于国家民族，有利于东北军，就请便中转呈给副座一阅。教育长真的仔仔细细地把该万言书看了，并在材料上加上顶批和圈点。
军训团第二期毕业前数日，在一次晚会上，教育长令我们60名毕业生临时退席回宿舍练习唱歌。然后向在座的其他东北军军官说：“希望诸位同仁对军校的60名毕业生勿存派性，应当好好地提携使用，他们都是学有专长、热爱家乡才报名来到东北军，勿令他们的热情受到挫伤，希望变成失望而去。别以他们都是20多岁孩子而轻视，须知古往今来的英雄人物多出自少年。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活百岁。”
正因为王以哲的声誉越来越高，诽谤诬蔑他的流言蜚语也越来越甚。说王以哲将军是保守派的头，在军训团里好讲《大学》之道。我们60名毕业生都参与军训团第二期受训，没有听过王以哲将军本人讲过《大学》，只是听过别人讲过《大学》，主持人是陈旭东上校。还请王晶周上校讲文天祥的正气歌。在军训团整个训练的全部科目中这些古典东西所占分量是很少的，即令讲讲也不过是用来敷衍一下特务而已。因为蒋介石在庐山军训团专讲《大学》《中庸》之道，王曲军训团创办时也是借用整军“剿共”的名义，怎么可以一下子全讲新的进步内容？军训团训练的项目有政治、经济、国际形势、军中利弊、游击战术等。另外，主要讲的是鼓舞学员提高抗日情绪，大唱抗日救亡歌曲，如电影《桃李劫》中的毕业歌和《义勇军进行曲》以及《大路歌》等。由于王以哲将军唱歌的热情很高，常常占用学员休息时间，我们60名同学中有一名叫孟祥武的同学，当众向教育长提出意见：“唱歌的时间过长，不合乎卫生，且常常占用学员休息时间，既违反学校的规章制度，更有损学员的健康。”教育长听完孟祥武的发言后，很不高兴地说：“小小的年纪，这么一点苦又算什么？唱唱歌就嫌恶这个‘长’，那个‘短’？”逗得大家都笑了起来。在我们同学看来，王曲军训团无疑是抗日训练班。同学们私下议论说：“东北军真要单独去抗日吗？”从这些事实都可以说明王以哲将军是坚决执行张学良将军的指示和意图的。
战和之争，大树为摧
东北军在西安事变前已经形成所谓的少壮派与稳健派。西安事变后，少壮派认为蒋介石不敢真的打内战，只要东北军摆个要作战架势，中央军就会软下去。他们还认为为了营救张学良将军回来就是冒险打一仗也是应该的。稳健派认为张学良将军被扣在南京，东北军主动权完全丧失，只能接受中央的条件和平解决。王以哲表示同意稳健派的意见。
西安事变前，有人已经诬蔑过王以哲企图取张学良而代之。张被蒋扣押在南京以后，东北军内部主战主和两派斗争很激烈。而王以哲又主张和平解决，再加上蒋介石派遣的职业特务推波助澜，大肆造谣说王接受蒋的贿款，足有一飞机的钞票，使矛盾愈形复杂尖锐。
1937年2月1日晚上，主战派少数领导人贴出“除奸”标语，秘密策划了杀害王以哲将军的行动。2月2日早晨，孙铭九、应德田等为了争取别人的同意和支持，用车把住在西安比较有实力的军官接到金家巷，如炮七团团长刘佩苇早晨尚未吃早饭，即被来车接到金家巷。
王以哲将军卧病在床，不能动转。室内仅有军医一名和他的夫人。当凶手于文俊闯进病房，不容分说，举枪要打时，王将军立即把被蒙在脸上说：“我是忠于张副司令的，你们竟敢这样胡作非为，东北军的前途，张副司令的命运和你们自己的未来，一切全完。”凶手竟毫无顾忌地开了枪，射出罪恶的十粒子弹，击中七弹，一代儒将，忠于张学良、忠于东北军，作为东北军团结的核心人物的王以哲将军，竟毫无代价地惨死于这群宵小之手，享年仅41岁。
周恩来副主席亲率中共代表团成员给王以哲将军至唁。2月4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等领导致电王以哲的家属。电文云：“鼎芳先生努力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是国家民族之干城，亦爱国人民之领袖。此次主持和平力求统一团结，乃见恶于少数不顾大局之分子，遽以身殉。”
事后不久，东北军被蒋介石分化瓦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