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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篇文是我在“九一八”以前所作《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一书中的三章。这一书已成之稿，大致写在“九一八”前两年至半年间。这三章是二十年春天写的，因时局的影响，研究所迁徙两次，我的工作全不能照预定呈现，所以这一书始终不曾整理完。现在把其中的三章，即本文的三章，编成一文，敬为蔡孑民师寿。因为本是一部书，所以中间常提到他章，现在改作“别见某文，未刊”。这一篇中的中心思想，是我十余年前的见解，此数章写成亦在数年前。这几年中我没有在这一线上用功夫，所以除字句略加修正及末一节以外，几全是当年的原文。此文本应附图，现在亦来不及作了。
民国二十三年十月
自东汉末以来的中国史，常常分南北，或者是政治的分裂，或者由于北方为外族所统治。但这个现象不能倒安在古代史上。到东汉，长江流域才大发达。到孙吴时，长江流域才有独立的大政治组织。在三代时及三代以前，政治的演进，由部落到帝国，是以河、济、淮流域为地盘的。在这片大地中，地理的形势只有东西之分，并无南北之限。历史凭借地理而生，这两千年的对峙，是东西而不是南北。现在以考察古地理为研究古史的一个道路，似足以证明三代及近于三代之前期，大体上有东西不同的两个系统。这两个系统，因对峙而生争斗，因争斗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进展。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以下四章是为求能证明这个设定而写的。先从商代说起，上溯夏后世者，因为后王事迹多，容易看清楚，先讨论他，于了解此文之命意上似乎便当些。
（一）商代发迹于东北渤海与古兖州是其建业之地
下列数事，合起来可证成本节标题所假定。
甲《诗·商颂》：“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又，“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这个故事的意义，可以《吕氏春秋·音初篇》所记说明之。
有娀氏有二佚女，为之九成之台，饮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视之，鸣若谥隘。二女爱而争搏之，覆以玉筐。少选，发而视之，燕遗二卵北飞，遂不反。二女作歌，一终曰：“燕燕往飞。”实始作为北音。
《商颂》中所谓“玄鸟”及“有娀”之本事，当即此说之内容。此一神话之核心，在于宗祖以卵生而创业。后代神话与此说属于一源而分化者，全在东北民族及淮夷。现在将此神话之重要材料录于下方。
《论衡·吉验篇》北夷橐离国王侍婢有娠，王欲杀之。婢对曰：“有气大如鸡子，从天而下，我故有娠。”后产子，捐于猪溷中，猪以口气嘘之，不死。复徙置马栏中，欲使马藉杀之，马复以口气嘘之，不死。王疑以为天子，令其母收取，奴畜之，名东明，令牧牛马。东明善射，王恐夺其国也，欲杀之。东明走，南至掩淲水，以弓击水，鱼鳖浮为桥，东明得渡。鱼鳖解散，追兵不得渡，因都王夫余，故北夷有夫余国焉。（《魏志》三十《夫余传》注引《魏略》同）
《魏书·高句丽传》高句丽者，出于夫余。自言先祖朱蒙。朱蒙母河伯女，为夫余王闭于室中，为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既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夫余王弃之与犬，犬不食。弃之与豕，豕又不食。弃之于路，牛马避之。后弃之野，众鸟以毛茹之。夫余王割剖之，不能破，遂还其母。其母以物裹之，置于暖处，有一男破壳而出。及其长也，字之曰朱蒙。其俗言朱蒙者，善射也。夫余人以朱蒙非人所生，将有异志，请除之。王不听，命之养马。朱蒙每私试，知有善恶，骏者减食令瘦，驽者善养令肥。夫余王以肥者自乘，以瘦者给朱蒙。后狩于田，以朱蒙善射，限之一矢。朱蒙虽矢少，殪兽甚多。夫余之臣又谋杀之，朱蒙母阴知，告朱蒙曰：“国将害汝，以汝才略，宜远适四方。”朱蒙乃与乌引、乌违等二人弃夫余东南走。中道遇一大水，欲济无梁，夫余人追之甚急。朱蒙告水曰：“我是日子，河伯外孙，今日逃走，追兵垂及，如何得济？”于是鱼鳖并浮，为之成桥。朱蒙得渡，鱼鳖乃解，追骑不得渡。朱蒙遂至普述水，遇见三人，其一人著麻衣，一人著衲衣，一人著水藻衣，与朱蒙至纥升骨城，遂居焉。号曰高句丽，因以为氏焉。
《高丽好大王碑》惟昔始祖邹牟王之创基也，出自北夫余，天帝之子，母河伯女郎，剖卵降出。生子有圣德□□□□□命驾巡东南下，路由夫余奄利大水。王临津言曰：“我是皇天之子，母河伯女郎，邹牟王，为我连葭浮龟。”应声即为连
浮龟，然后造渡于沸流谷忽本西城山上而建都焉。永乐□位，因遣黄龙来下迎王，王于忽本东冈黄龙负升天。
高丽王氏朝金富轼撰《三国史记·高句骊纪》始祖东明圣王姓高氏，讳朱蒙（一云邹牟，一云象解）。先是扶余王解夫娄老，无子，祭山川求嗣。其所御马至鲲渊，见大石，相对流泪。王怪之，使人转其石，有小儿，金色，蛙形（蛙一作蜗）。王喜曰：“此乃天赉我令胤乎？”乃收而养之，名曰金蛙。及其长，立为太子。后其相阿兰弗曰：“日者天降我曰：‘将使吾子孙立国于此，汝其避之东海之滨，有地号曰迦叶原，土壤膏腴，宜五谷，可都也。’”阿兰弗遂劝王移都于彼国，号东扶余。其旧都有人，不知所从来，自称天帝子解慕漱来都焉。及解夫娄薨，金蛙嗣立。于是时得女子于太白山南优渤水，问之，曰：“我是河伯之女，名柳花，与诸弟出游，时有一男子自言天帝子解慕漱，诱我于熊心山下鸭绿边室中私之，即往不返，父母责我无媒而从人，遂谪居优渤水。”金蛙异之，幽闭于室中。为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遂而炤之，因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许，王弃之于犬豕，皆不食。又弃之路中，牛马避之。后弃之野，鸟覆翼之。王欲剖之，不能破。遂还其母。其母以物裹之，置于暖处，有一男儿破壳而出，骨表英奇。年甫七岁，岐椠异常，自作弓矢射之，百发百中。扶余俗语善射为朱蒙，故以名云。金蛙有七子，常与朱蒙游戏，其伎能皆不及朱蒙。其长子带素言于王曰：“朱蒙非人所生，其为人也勇，若不早图，恐有后患，请除之。”王不听，使之养马。朱蒙知其骏者而减食令瘦，驽者善养令肥。王以肥者自乘，瘦者给朱蒙。后猎于野，以朱蒙善射，与其矢小，而朱蒙殪兽甚多。王子及诸臣又谋杀之，朱蒙母阴知之，告曰：“国人将害汝，以汝才略，何往而不可？与其迟留而受辱，不若远适以有为。”朱蒙乃与鸟伊摩离陕父等三人为友，行至淹淲水（一名盖斯水，在今鸭绿东北），欲渡无梁，恐为追兵所迫，告水曰：“我是天帝子，河伯外孙，今日逃走，追者垂及，如何？”于是鱼鳖浮出成桥，朱蒙得渡，鱼鳖乃解，追骑不得渡。朱蒙行至毛屯谷（《魏书》云，至普述水），遇三人，其一人着麻衣，一人着衲衣，一人着水藻衣。朱蒙问曰：“子等何许人也？何姓何名乎？”麻衣者曰：“名再思。”衲衣者曰：“名武骨。”水藻衣者曰：“名默居。”而不言姓。朱蒙赐再思姓克氏，武骨仲室氏，默居少室氏。乃告于众曰：“我方承景命，欲启元基，而适遇此三贤，岂非天赐乎？”遂揆其能，各任以事，与之俱至卒本川（《魏书》云，至纥升骨城）。观其土壤肥美，山河险固，遂欲都焉，而未遑作宫室，但结庐于沸流水上居之。国号高句丽，因以高为氏（一云，朱蒙至卒本，扶余王无子，见朱蒙，知非常人，以其女妻之。王薨，朱蒙嗣位）。时朱蒙年二十二岁，是汉孝元帝建昭二年。
朝鲜《旧三国史·东明王本纪》（案，原书已佚，日人今西龙在《内藤虎次郎颂寿纪念史学论丛》中所作《朱蒙传说》据高丽王氏朝李奎报《李相国文集》中之《东明王篇注释》辑录成篇，并以朝鲜《世宗实录》《地理志·平安道》平壤条所载者补订之。此处所引，即据今西龙氏辑文）夫余王解夫娄老无子，祭山川求嗣。所御马至鲲渊，见大石流泪。王怪之，使人转其石，有小儿金色蛙形。王曰：“此天赐我令胤乎？”乃收养之，名曰金蛙，立为太子。其相阿兰弗曰：“日者天降我曰，将使吾子孙立国于此，汝其避之东海之滨，有地号迦叶原，土宜五谷，可都也。”阿兰弗劝王移都，号东夫余。于旧都解慕漱，为天帝子来都。汉神雀三年壬戌岁（四月甲寅），天帝遣太子降游扶余王古都，号解慕漱。从天而下，乘五龙车，从者百余人，皆骑白鹄，彩云浮于上，音乐动云中，止熊心山，经十余日始下。首戴鸟羽之冠，腰带剑光之剑，朝则听事，暮即升天，世谓之天王郎。城北青河河伯（青河今鸭绿江也）有三女，长曰柳花，次曰萱花，季曰苇花，三女自青河出游熊心渊上，神姿艳丽，杂佩锵洋，与汉皋无异。王谓左右曰：“得而为妃可有后胤。”其女见王，即入水。左右曰：“大王何不作宫殿，俟女入室，当户遮之？”王以为然。以马鞭画地，铜室俄成，壮丽于空中。王三席置樽酒，其女各座其席，相欢，饭酒大醉，云云。王俟三女大醉，急出遮。女等惊走，长女柳花为王所止。河伯又怒，遣使告曰：“汝是何人，留我女乎？”王报云：“我是天帝之子，今欲与河伯结婚。”河伯又使告曰：“汝若天帝之子，于我有求婚者，当使媒，云云，今辄留我女，何其失礼？”王惭之。将往见河伯，不能入室。欲放其女，女既与王定情，不肯离去，乃劝王曰：“如有龙车，可到河伯之国。”王指天而告，俄而五龙车从空而下。王与女乘车，风云忽起，至其宫。河伯备礼迎之，坐定，谓曰：“婚姻之道，天下之通规，为何失礼辱我门宗？”河伯曰：“王是天帝之子，有何神异？”王曰：“惟在所试。”于是河伯于庭前水化为鲤，随浪而游，王化为獭而捕之。河伯又化为鹿而走，王化为豺逐之。河伯化为雉，王化为鹰击之。河伯以为诚是天帝之子，以礼成婚。恐王无将女之心，张乐置酒，劝王大醉（河伯之酒七日乃醒），与女入于小革舆中，载以龙车，欲令升天。其车未出水，王即酒醒。取女黄金钗，刺革舆，从孔独出升天。河伯大怒其女，曰：“汝不从我训，终辱我门。”令右左绞挽女口，其唇吻长三尺，惟与奴婢二人贬于优渤水中。优渤，泽名，今在太伯山南。渔师强力扶邹告金蛙曰：“近有盗梁中鱼而将去者，未知何兽也？”王乃使渔师以网引之，其网破裂。更造铁网引之，始得一女，坐石而出。其女唇长，不能言，令三截其唇，乃言。王知天帝子妃，以别宫置之。基女怀牖中日曜，因以有娠。神雀四年癸亥岁夏四月，生朱蒙。啼声甚伟，骨表英奇。初生，左腋生一卵，大如五升许。王怪之，曰：“人生鸟卵，可为不祥。”使人置之马牧，群马不践。弃于深山，百兽皆护，云阴之日，卵上恒有日光。王取卵送母养之，卵终乃开，得一男。生未经月，言语并实。谓母曰：“群蝇
目，不能睡，母为我作弓矢。”其母以荜作弓矢与之，自射纺车上蝇，发矢即中。扶余谓善射曰朱蒙。年至长大，才能兼备。金蛙有子七人，常共朱蒙游猎。王子及从者四十余人，惟获一鹿，朱蒙射鹿至多。王子妒之，乃执朱蒙缚树，夺鹿而去，朱蒙树拔而去。太子带素言于王曰：“朱蒙神勇之士，瞻视非常，若不早图，必有后患。”王使朱蒙牧马，欲试其意。朱蒙内怀恨，谓母曰：“我是天帝之孙，为人牧马，生不如死，欲往南土造国家，母在，不敢自专，云云。”其母曰：“此吾之所以日夜腐心也。”“吾闻士之涉长途者，顺凭骏足，吾能择马矣。”遂往牧马，即以长鞭乱捶，群马皆惊走，一驿马跳过二丈之栏。朱蒙知马骏逸，潜以针捶马舌，痛不食水草，其马瘦悴。王巡行马牧，见群马悉肥，大喜，仍以瘦赐朱蒙。朱蒙得之，拔其针加
云。暗结乌伊摩离陕父等三人，南行至淹淲，一名盖斯水，在今鸭绿东北，欲渡无舟。恐追兵奄及，乃以策指天，慨然叹曰：“我天帝之孙，河伯之甥，今避难至此，皇天后土怜我孤子，速致舟桥。”言讫，以弓打水，龟鳖浮出成桥，朱蒙乃得渡。良久，追兵至。追兵至河，鱼鳖桥即灭，已上桥者皆没死。朱蒙临别，不忍暌违。其母曰：“汝勿以一母为念。”乃裹五谷种以送之。朱蒙自切生别之心，忘其麦子。朱蒙息大树之下，有双鸠来集。朱蒙曰：“应是神母使送麦子。”乃引弓射之，一矢俱举，开喉得麦子。以水喷鸠，更苏而飞去，云云。王行至卒本川，庐于沸流水上，国号为高句丽。王自坐茀绝之上，略定君臣神。（中略）在位十九年，秋九月，王升天不下，时年四十。太子以所遗玉鞭葬于龙山，云云。（下略）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故宫博物院藏本。按《清太祖实录》今已发见者有三本，一名《太祖武皇帝实录》，藏北平故宫博物院，是最初本。一名《太祖高皇帝实录》，是一稿本，涂改数遍，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一名亦《太祖高皇帝实录》，藏北平故宫博物院，已由该院印出，此为最后之本。又有《满洲实录》，藏沈阳故宫博物院，已由该院影印，文饰较少，当在故宫第一本及中央研究院稿本之间。今录故宫第一本，而注明沈阳本之异文）长白山高约二百里，周围约千里。此山之上有一潭名他门（沈阳本作闼门），又以下提行。周约八十里。鸭绿、混同、爱滹三江，俱从此山流出。鸭绿江自山南泻出向西流，直入辽东之南海。混同江自山北泻出向北流，直入北海。爱滹江向东流，直入东海。此三江中每出珠宝。长白山山高地寒，风劲不休，夏日，环山之兽俱投憩此山中。（沈阳本此下有云，此山尽是浮石，乃东北一名山也）满洲源流。
满洲原起于长白山之东北布库里山下一泊，名布尔（沈阳本作勒）湖里。初，天降三仙女浴于泊，长名恩古伦，次名正古伦，三名佛库伦，浴毕上岸，有神鹊衔一朱果置佛库伦衣上，色甚鲜妍。佛古（沈阳本作库）伦爱之不忍释手，遂衔口中。甫著衣，其果入腹中，即感而成孕。告二姊曰：“吾觉腹重不能同升，奈何？”二姊曰：“吾等曾服丹药，谅无死理，此乃天意，俟尔身轻上升未晚。”遂别去。佛库伦后生一男，生而能言，倏尔长成。母告子曰：“天生汝，实令汝为夷国主（沈阳本作以定乱国），可往彼处将所生缘由一一详说。”乃与一舟，“顺水去，即其地也。”言讫，忽不见。其子乘舟顺流而下，至于人居之处，登岸，折柳条为坐具，似椅形，独踞其上。彼时长白山东南鳖莫惠（地名）鳌多理（城名。此两名沈阳本作鄂谟辉、鄂多理），内有三姓夷酋争长（沈阳本作争为雄长），终日互相杀伤。适一人来取水，见其子举止奇异，相貌非常，回至争斗之处，告众曰：“汝等无争，我于取水处遇一奇男子，非凡人也。想天不虚生此人，盍往观之？”三酋长（沈阳本作三姓人）闻言罢战，同众往观。及见，果非常人，异而诘之。答曰：“我乃天女佛库伦所生，姓爱新（华语〔沈阳本作汉言〕，金也）觉罗（姓也），名布库理雍顺，天降我定汝等之乱。”因将母所嘱之言详告之。众皆惊异曰：“此人不可使之徒行。”遂相插手为舆，拥捧（沈阳本作护）而回。三姓人息争，共奉布库里英雄（沈阳本作哩雍顺）为王，以百里女妻之。其国定号满洲，乃其始祖也（南朝误名建州）。
如上所引，可知此一传说在东北各部族中之普遍与绵长。此即东北人之“人降”神话，在东北人以外，古淮夷亦有此神话：
《史记·秦本纪》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脩吞之，生子大业。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
按，此虽记秦之祖，然实叙夷淮之祖，因秦本嬴姓，嬴姓在商代，凭殷人西向之势，自岱南出建部落于西北，事见《秦本纪》。淮夷本是东海上部类，《诗·鲁颂》“至于海邦，淮夷来同”，是其证。然则淮夷与东北沿海诸族同其人降之神话，本不足怪。且此处之神话，明明归本于颛顼氏，颛顼正是东北方部落之宗神。《晋书》卷一百八（慕容）“廆以大棘城即帝颛顼之墟也”可以为证。据此考量，淮夷有此神话，正自东北来，即当入之东北一类中也。
然而此一神话殊不以东北为限，殷商亦然。《诗》所谓“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所谓“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者，据郑笺云：“天使鳦下而生商者，谓鳦遗卵，有娀氏之女简狄吞之而生契。”是谓玄鸟之卵，入有娀氏女之腹，遂生商祖。然则《商颂》中此一神话，与上文所举后来东北各部族中之神话，明明白白是一件事，至少是一个来源。持此以证商代来自东北，固为不足，持此以证商代之来源与东北有密切关系，至少亦是文化的深切接触与混合，乃是颇充足，很显然的。 [1]
乙《诗·商颂》：“宅殷土芒芒。”我们要看商所宅之殷土在何处。自武乙以来所都之处，《史记》称之曰殷墟，殷墟正在洹水南岸，（今河南安阳境）。不过这是后来的话，不足证殷商之本在河北。当更由他法寻求称殷商部族之本土。《吕氏春秋·慎大览》：“亲郼如夏。”高诱曰：“郼读如衣，今兖州人谓殷氏皆曰衣。”毕沅证之曰：“《书·武成》，殪戎殷，《中庸》作壹戎衣，二字声本相近。”然则殷即郼，郼、韦、卫三字当为一字之异体。今能寻卫、韦之所在，则殷土之原来地望可知。卫者，康侯封所受之旧名，康侯之国名卫，并非康侯自他处带去（若燕之本不在蓟，鲁之本不在曲阜）。而为其地之旧名者，可以下列考量证之。康叔本封于康，故建侯于卫时犹曰康叔，其子犹曰康伯，从此可知卫为昧邦（即《诗》之“沫乡牧野”）之本名，当今彰德、卫辉、大名一带之地。韦者，一曰豕韦，《左传》哀二十四杜注曰：“东郡白马县东南有韦城。”晋白马县，当今滑县东境一带，其四围正在古所谓河济之间。《吕氏春秋·有始览》又云：“河济之间为兖州，卫也。”此尤明示卫之地望，更由此可知称殷之原来所在。其实殷、兖（古作“沇”）二字，或者也不免是一词之变化，音韵上非不可能。此说如不错，则殷、衣、韦、郼、卫、沇、兖，尽由一源，只缘古今异时，成殊名耳。商之先世，于建业蒙亳之先（说详下）宅此殷土，则成汤以前先公发祥自北而南之踪迹，可以推知矣。
丙《诗·商颂》：“相土烈烈，海外有截。”试为“景员维河”之国家设想，最近之海为渤海，最近可能之海外为辽东半岛或朝鲜西北境。相土为商代甚早之先王，在契之后、汤之前，并在王恒、王亥之前。以如此早之一代，竟能戡定海外，则其根据地必去渤海不远。纣殁后，殷人以亡国之余，犹得凭箕子以保朝鲜，朝鲜如不早在其统治之内，甚难以亡国余烬，远建海邦。然则箕子之东，只是退保辽水之外，“从先王居”而已，犹之金亡后犹在混同江边保其女真族，元亡后犹在漠南北保其蒙古族。
据以上三事，则最早最可信之史料——《商颂》——已明明告我们，殷代之祖先起自东北方矣！然证据尚不只此。
丁 王恒亦是殷先王世系中甚早者，他与有易有一段相杀的故事（王国维考之甚确）。按，都邑之名每以迁徙而移，水名则不移。有易之地望可以易水所在推知其概。王恒、王亥、上甲微三世既皆与有易发生关系，而王恒且为有易掳去做牧夫，则此时殷先公之国境，必与有易毗连可知，即必在今河北省境北部或中部可知。查王国维所证与此事有涉之《天问》十二韵云：
该（亥）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终弊于有扈（易之误，据王考），牧夫牛羊？干协时舞，何以怀之？平胁曼肤，何以肥之？有扈（易）牧竖，云何而逢？击床先出，其命何从？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何往营班禄，不但（疑旦之误）还来？昏微循迹，有狄（易之借字，据王考）不宁，何繁鸟萃棘（疑林之误），负子肆情？眩（亥）
弟并淫，危害厥兄，何变化以作诈，而后嗣逢长？
今更据文义推测此一故事之大略面目。一个故事，每因同源异流之故，化为几个不同的面目。现在看看《天问》中这个故事的面目，果与其他记同一故事者合否。照这十几韵中的含义，大约殷王季是这个故事中一个重要的人物，大约服牛之功是当归之于季的。所以谈到他的儿子们，一则曰，“该秉季德”，再则曰，“恒秉季德”。此点正与《国语》祭统合，二者皆以为冥（据王考，即季）有大功。然则王氏以为“《山海经》《天问》《吕览》《世本》皆以王亥为始做服牛之人”，在《天问》或不如此。《天问》既曰该恒秉季德，是此一重要制作，在王亥不过承袭父业，或者《天问》作者心中是以王季担此制作之任者。王季有几个儿子，其中亥、恒皆能秉父德，不幸亥之诸弟（恒当除外）实行“共妻主义”，偏这群人自己没遭祸事，祸事到老兄头上，所谓“危害厥兄”也。此与郭璞《大荒东经注》引《竹书》所云：“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绵臣杀而放之”，当系一件故事之不同说法，《竹书》归罪于王亥，《天问》归罪于其弟耳。所谓“昏微循迹，有狄不宁”者，盖上甲微在国败君亡之后，能振作旧业，压迫有狄，有狄为之不宁，此与《鲁语》祭统所谓“上甲微能帅契”者相合。不过，据《天问》之发问者，微不是王亥之子，而是亥之弟之子，故有天道难知之感，以并淫作诈害及子兄之人，其后嗣乃能长盛，为不平也。如上所析解此一故事，诸书用之者大同小异，盖此故事至晚周已有不同之面目。然其中有一点绝无异者，即汤之先世在此期中历与有易斗争，卒能胜有易，故后世乃大。夫易水所在，古今未改，有易所在，即可推知。以数世与有易斗争之国，必为有易之邻国可知，必在今河北省中部或南部亦可知矣。
戊《山海经》中所说之地望，初看似错乱，如匈奴见于南方，流沙见于东方之类。但全部排比一下，颇有一个线索可寻，而《大荒经》中之东西南北，尤不紊乱。今将《大荒东经》中所载一切帝王之迹抄之如下。
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少昊孺帝颛顼于此。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合虚，日月所出。有中容之国：帝俊生中容。
有司幽之国：帝俊生晏龙，要龙生司幽。
有白民之国：帝俊生帝鸿，帝鸿生白民。
有黑齿之国：帝俊生黑齿，姜姓。
东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黄蛇，践两黄蛇，名曰禺䝞（《北经》作禺号）。黄帝生禺䝞，禺䝞生禺京。禺京处北海，禺虢处东海，是惟海神。
有困民国，勾姓，而食（郝懿行云，勾姓下而食上当有阙脱），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河念有易，有易潜出为国于兽方食之，名曰摇民。帝舜生戏，戏生摇民。
有五采之鸟相乡弃沙，惟帝俊下友。
东荒之中有山，名曰壑明俊疾，日月所出，有中容之国。
东海中有流波山……其上有兽。……其名曰夔，黄帝得之，以其皮为鼓。
据此我们可说帝俊竟是《大荒东经》中惟一之帝。此外少昊一见，谓其孺颛顼于此；黄帝二见，一谓其为处于东海之禺䝞之祖，一谓其得夔；舜一见，谓其为摇民之祖；皆不多见。至于中容王亥，一为俊之子，一则殷先王，正在一系中。又帝俊之见于他卷者，仅《大荒南经》，“帝俊妻娥皇，生此三身之国”，“帝俊生季釐”，“羲和者，帝俊之妻”；《大荒西经》，“帝俊妻常义”，《大荒北经》，“东北海之外，大荒之中，河水之间，附禺之山……帝颛顼有九嫔葬焉……丘方圆三百里，丘南帝俊竹林在焉，大可为舟……丘西有沉渊，颛顼所浴”，及《海内经》末段之综记帝族统系。除《海内经》末段另文详论外，所有《大荒经》南西北三方中之帝俊，多是娥皇一故事之分化。至《大荒北经》所记帝俊竹林，虽列入《北经》，按其所述之地望，实在东北。由此统计以看帝俊之迹及其宗族，独占东北方最重要之位置。帝俊既见于殷墟文字，称曰高祖，而帝俊之地望如此，则殷代龙兴之所在可知。
综上列五事以看，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相互参会，均指示我们商起于东北，此一说谓之为已经证成可也。
（二）亳
然而竟有人把商代也算到西方去，其故大概由于亳之地望未看清楚，太史公又曾糊里糊涂说了一句。他说：“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熟。’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这话里边，只汤起于亳一说为无着落，而徐广偏“希意承旨”，以说“京兆杜县有亳亭”，于是三亳、阪尹之外，复有此西亳，而商起东北之事实，竟有太史公之权威作他的反证！
查亳之所在，皇甫谧已辨之，宋人亦有论及。在近代，有孙星衍（见外集《汤都考》）、胡天游（见《石笥山房集》）、郝懿行（见《山海经笺疏》）、金鹗（见《求古录礼说》）、毕亨（见《九水山房文存》）、王国维（见《观堂集林》）皆主偃师之西亳为后起之亳，汤之始都应在东方。汤自东徂西之事，在今日已可为定论。诸家所说，今不具引，仅于所论之外，补申两事：
甲 亳实一迁徙之名。地名之以居者而迁徙，周代犹然。宗周成周虽于周上冠字，其号周则一。鲁本不在今山东南境，燕本不在今河北北境，皆因徙封而迁（说见拙著《大东小东说》）。韩本在渭水流域，而《诗·韩奕》，“燕师所完”，“以为北伯”之韩，必在今河北省境。魏本在河东，而迁大梁后犹号魏。汉虽仍封梁王于此，而曹魏初建国，仍在此地。后世尚如此，早年“无定居”时迁徙较易，则洛邑号周，韦墟号商，亦甚自然。鲁有亳社之遗，可知亳者乃商人最初之国号，国王易其居，而亳易其地，原来不是亳有好些个，乃是亳王好搬动。或者有亳社之地皆可称亳。王国维君证汤之亳为汉之山阳郡薄县（今山东曹县境），以《左传》哀十四年，“宋景公曰，薄宗邑也”为证，其说至确，然不可谓汤之所居但以此为限。偃师之亳虽无确证，然汤实灭夏，夏之区宇布于今山西、河南省中，兼及陕西，而其本土在河东（详下章）。《史记》，“汤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鸣条”。《集解》引孔安国曰，“地在安邑之西”。按之《吕览》等书记吴起对魏武侯云：“夏桀之国左河济，右大行，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则鸣条在河东或不误。然则汤对夏用兵以偃师一带地为根据，亦非不可能者。且齐侯镈钟云：“虩虩成唐（阳），又
（严）十（在）帝所。尃受天命，
伐夏司，
（败）厥灵师。伊少（小）臣隹㭪（辅）。咸有九州，处禹之堵（都）。”（从孙仲容释）则成汤实灭夏桀而居其土。此器虽是春秋中世之器，然此传说必古而有据。又南亳虽若偏于南隅，然相传成汤放桀于南巢，南巢竟远在庐州境，则南亳未必非汤所曾至。大凡此等传说，无以证明其然，亦无以证明其不然。如以亳为城郭宫室俱备之都邑，则汤之亳自当只有一个。如以其为兵站而有社以祷之所，则正应不只一地。且汤时兵力已甚盛，千里之间，南征北战，当是史实。不过汤之中央都邑，固当以近于商宋者为差是耳。
此外济河流域中以薄或博名者，尚有数处，其来源虽有不可知者，然以声类考之，皆可为亳之音转。
蒲姑。《左传》昭九年，“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齐世家》作蒲姑。《诗·毛传》同。杜云，“乐安博晶昌北有薄姑城”。按，《汉志》千乘郡已有博昌县，（当今山东博兴县）。
肃慎、燕、亳之亳。此亳所在杜无说，孔谓小国不知所在。然既与肃慎、燕并举，当邻于肃慎及燕。
据司马相如《子虚赋》，齐“斜与肃慎为界”，是古肃慎当即汉之朝鲜，与后世之挹娄无涉。或者此一在东北之亳即亳之初地，亦未可知。
齐博邑。在泰山下，见《齐策》。
汉东郡博平县。在济水之北，今山东博平县境。《田齐世家》之博陵，《苏秦张仪传》之博关，当即此博。
杨守敬曰：“余以为秦县之名率本于前，其有地见春秋战国而汉又有其县者，诸家虽不言秦县，安知其非秦置？……使读者知秦之立县皆有所因，而《汉志》之不详说者，可消息得之矣。”（见《嬴秦郡县图序》）此说甚通。博，博平二名虽见于后，渊源当有自耳。
又按，“亳”“薄”二字，同在唐韵入声十九铎，傍各切。“博”亦在十九铎，补各切。补为帮母之切字，傍为并母之切字，是“亳”“薄”二字对“博”之异仅在清浊。蒲姑之“蒲”在平声，然其声类与“亳”“薄”同，而蒲姑又在《诗·毛传》《左·杜注》中作薄姑，则“蒲”当与“薄”通。又十八铎之字在古有收喉之入声（-k），其韵质当为ak，而唇声字又皆有变成合口呼之可能，是则“蒲姑”两字正当“亳”之一音。亳字见于殷墟文字，当是本字（《殷墟文字类编》卷五第十五页）博，薄，薄姑等，为其音转，以声类韵部求之，乃极接近。此虽未能证明之假设，却颇值得留意。
乙 蒲姑，博、薄、亳等地之分配，实沿济水两岸而逆流上行。试将此数地求之于地图上，则见其皆在济水故道之两岸，薄姑至于蒙亳皆如此。到西亳南亳方离开济水之两岸，但去济水流域仍不远。大凡一切荒古时代的都邑，不论在哪一州，多是在河岸上的。一因取水的供给，二因交通的便利。济水必是商代一个最重要的交通河流。殷墟发现的品物中，海产品甚多，贝类不待说，竟有不少的鲸骨。而《卜辞》所记，王常自渔，《左传》所谓渔“非君所及”者，乃全不适用于商王，使人发生其同于辽代君主在混同江上钓鱼之感。又“济”“齐”本是一字，如用以标水名，不着水旁亦可。洹水之“洹”有时作“亘”，可以为证。《卜辞》中有“齐
”，而“齐
”又近于夷方，此必指济水上地名而言（《殷墟书契前编》卷二第十五页，“癸巳，卜贞王旬兦
，在二月，在齐
，隹王来正[征]
[夷]方。”董彦堂先生示我此条）商之先世或者竟逆济水而向上拓地，至于孟诸，遂有商丘，亦未可定。薄姑旧址去海滨不远。此一带海滨，近年因黄河之排沙，增加土地甚速。古时济漯诸水虽不能如黄河，亦当有同样而较弱之作用。然则薄姑地望正合于当年济水之入海口，是当时之河海大港无疑。至于“肃慎燕亳”之亳，既与肃慎、燕并举，或即为其比邻。若然，则此之一亳正当今河北省之渤海岸，去薄姑亦在数百里以至千里之内。今假定商之先世起源于此之一亳，然后入济水流域，逆济水西上，沿途所迁，凡建社之处皆以旧名命之，直到陕西省境，于是有如许多之亳。此设想虽不能直接证明，然如上文所排列之事实，惟似惟有此解能适合之。
（三）商代拓土之三期
商代享国六百年之说，今无从确证。《史记》所载之世系，按之《卜辞》，大体不差。虽帝王之历世甚多，然其间不少兄弟，或者《史记集解》引《汲冢纪年》“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之一说，较为可信。在此五百年中，大约有两个时期拓土最力，一是成汤时，一是武丁时，合之汤前之相土，共三个时期。此情形《商颂》中说得很明白。于相土曰：“相土烈烈，海外有截。”于汤曰：“武王载旆……九有有截。韦顾既伐，昆吾夏桀。”于武丁曰：“在武丁孙子。武丁孙子，武王靡不胜。龙旂十乘，大糦是承。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来假。”照这样看，并参以他书所记载，这三个时期拓土的范围，当如下文所列。
一、相土的东都，既在太山下，则其西部或及于济水之西岸。又曾戡定海外，当是以渤海为宇的。
二、汤时建国在蒙亳，其广野即是所谓空桑，其大渚即是孟诸（即孟渚），盖已取东夷之国，少昊之故域，而为邦畿，而且北向对韦，西向对夏，南向对淮水流域，均拓土不少。
三、盘庚，涉河迁殷后，其西北向之势力更发达。重以“中宗祖乙”（参看初版《观堂集林》九卷第二十页）“治民祗惧，不敢荒宁……享国七十有五年。”“高宗（武丁）时旧劳于外，爰暨小人。……不敢荒宁，嘉靖殷邦……享国五十有九年。”“祖甲……旧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享国三十有三年。”（均见《书·无逸》）故其势力能越太行，过伊洛，而至渭水。彼时南方之疆域今虽不可考，然既至南巢，已越淮水矣。又周称周侯，崇侯之国在丰，此虽藩国不同邦畿，然亦可见其声威所至。且“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一传说（见《易·下经》），证以《诗经》，尤可信。《大雅·荡》云，“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丧，人尚由乎行。内奰于中国，覃及鬼方。”此虽记殷之衰乱，然衰乱时尚能波及于鬼方，强武时鬼方必为其臣属可知。关于鬼方之记载，初不见于发现之卜辞，今春中央研究院始发现一骨，其辞曰，“己酉，卜贞鬼方，
”。这样记载的稀少，似是鬼方既为殷人平定或威服之证。及纣之将亡，周人尚称之曰，“殷商之旅，其会如林”，而周人之剪服东方，历文武周公成王三世而“康克安之”。然则商人所建之帝国，盛时武力甚大，败后死而难僵。此一东起海东，西至岐阳之大帝国，在当时的文化程度中能建设起来，不能不算是一件绝伟大的事。想必凭特殊的武器及坚固的社会组织，方能做到。
商代发迹自东徂西的踪迹已在上一章大致条别清楚，向上推一步便是夏代，我们且看夏代的踪迹分布在何一方。
禹的踪迹的传说是无所不在的，北匈奴南百越都说是禹后，而龙门会稽禹之迹尤著名，即在古代僻居汶山（岷山）一带不通中国的蜀人，也一般的有治水传说（见扬雄《蜀王本纪》，臧氏辑本）。虽东方系之商人，也说“浚哲维商，长发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明明以禹为古之明神。不过春秋以前书中，禹但称禹，不称夏禹，犹之稷但称稷，不称夏稷或周稷，自启以后方称夏后。启之一字盖有始祖之意，汉避景帝讳改为开，足征启字之诂。其母系出于涂山氏，显见其以上所蒙之禹若虚悬者。盖禹是一神道，即中国之Osiris。禹鲧之说，本中国之创世传说（Genesis）。虽夏后氏祀之为宗神，然其与夏后有如何之血统关系，颇不易断。若匈奴号为夏后之裔，于越号称少康之后，当皆是奉禹为神，于是演以为祖者。如耶稣教之耶和华上帝，本是犹太一族之宗神，故《创世纪》言其世系，而耶稣教推广到他民族时，奉其教之民族，亦群认耶和华为人祖，亚当为始宗矣。然则我们现在排比夏迹，对于关涉禹者应律除去，以后启以下为限，以免误以宗教之范围，作为国族之分布。
所谓夏后氏者，其名称甚怪，氏是族类，后为王号，何以于殷曰殷人，于周曰周人，独于夏曰夏后？意者诸夏之部落本甚多，而有一族为诸夏之盟长，此族遂号夏后氏。今将历代夏后之踪迹辑次如下。
（1）见于《左传》者
帝丘 僖三十一，“卫迁于帝丘……卫成公梦康叔曰：‘相夺予享。’公命祀相。宁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类，不歆其祀。杞鄫何事！相之不享，于此久矣，非卫之罪也！’”杜云：“帝丘，今东郡濮阳县。”
殽 僖三十二，“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风雨也。”杜云：“殽在弘农渑池县西。”
穷石 此为夏之敌国，事见襄四年，本文及讨论均见下章。空桑又曰穷桑，见昭二十九年。穷石当即空桑之音转。至斟灌过戈鬲诸地所在，则杜云，“有鬲国名，今平原鬲县”；“乐安寿光县东南有灌亭，北海平寿县东南有斟亭”；“东莱掖县北有过乡，戈在宋郑之间”。
有莘 僖二十八，记晋文城濮之战，有云，“晋侯登有莘之虚，以观师，曰，‘少长有礼，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己巳，晋师陈于莘北”。据此，有莘必去城濮甚近。有莘相传为夏诸侯，伊尹其一代之小臣也。
斟灌 斟寻 襄四，杜云：“乐安寿光县东南有灌亭，北海平寿县东南有斟亭。”按，《水经注·巨洋水篇》引薛瓒《汉书集注》云：“汲郡古文，相居斟灌，东郡观是也。”（段玉裁云，《经韵楼集》五今本《水经注》观讹为灌，而戴校未正）据此，斟灌仍在东郡，去帝丘不远。杜释此之误显然。此地既误释，其释斟寻之误亦可推知矣。
东夏 襄二十二，“晋人征朝于郑，郑人使少正公孙侨对曰……间二年，闻君将靖东夏。四月，又朝以听事期”。杜云：“谓二十年澶渊盟，先澶渊二月往朝，以听事期。”按以二十年经传所载事，杜说不误。至澶渊所在，杜云，“在顿丘县南，今名繁污，此卫地，又近戚田”。按，卫为东夏，则夏之本土当在东夏卫地之西，但持此一条以证夏境不在东土，已充足矣。
又昭元年，“子相晋国，以为盟主，于今七年矣。再合诸侯，三合大夫，服齐狄，宁东夏，平秦乱，城淳于”。杜于“宁东夏”下注云，“襄二十八年，齐侯白狄朝晋”。
又昭十五，“文公受之，以有南阳之田，抚征东夏”。按，晋文东征者为曹卫，此又以曹、卫为东夏。
华夏 襄二十六，“子仪之乱，析公奔晋。晋人置诸戎车之殿，以为谋主……晋人从之，楚师宵溃，晋遂侵蔡，袭沈，获其君，败申息之师于桑隧，获申丽而还。郑于是不敢南面。楚失华夏，则析公之为也”。此指蔡沈及邻于楚北境诸国为华夏。
观扈 昭元，“夏有观扈”。杜云：“观国在今顿丘县，扈在始平鄠县。”此皆夏之敌国，当即夏之边境。
大夏 昭元，“子产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弋，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及成王灭唐，而封太叔焉，故参为晋星。’”杜曰：“大夏，晋阳也。”按，大夏与夏墟究竟在晋阳抑在翼，在地理书有异说（如《括地志》），近代学人有异论（如顾亭林，全谢山），二地相去亦数百里。然皆在汾水之旁，不关山东也。
钓台 昭四，“夏启有钧台之享”。杜云：“河南阳翟县南有钧台陂。”
仍缗 昭四，“夏桀为仍之会，有缗叛之”。杜于此不能指其所在，但云，“仍缗皆国名”，哀元年注亦然。《史记正义》引《帝王世纪》云：“奡之杀帝相也，妃有仍氏女曰后缗，归有仍，生少康。”（此本哀元年传）《正义》于他地名几皆有说，于此亦无说。
夏墟 定四，“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阙巩、沽洗，怀姓九宗，职官五品，命以《唐诰》，而封于夏墟。启以夏政，疆以戎索”。此更直示吾人，晋为夏之本土。
涂山 哀七，“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杜云：“涂山在寿春东北。”按昭四有“三涂”之名，杜云，“在河南陆浑县南”。涂山或即三涂之一。
（2）见于《国语》者
伊洛《周语》上，“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曰，‘……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按伊洛于夏，犹西周三川之于周，河之于殷，据此可知夏之地望以伊洛为本土矣。
崇山 聆隧《周语》上，“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禄信于聆隧”。韦云，“崇，崇高山也。夏居阳城，崇高所近”。又云，“聆隧，地名也”。按，韦以崇为嵩高。
有崇《周语》下，“其在有虞，有崇伯鲧，播其淫心，称遂共工之过，尧用殛之于羽山。其后伯禹念前之非……”据上节所引韦解，崇即嵩高。然《诗·文王篇》云，“既伐于崇，作邑于丰”，是崇国境当殷末在渭南。渭南之山境亦东与崇高接。又《左传》宣元，“晋欲求成于秦，赵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杜云，崇，秦之与国），吾以求成焉。’冬赵穿侵崇，秦弗与成”。然则春秋时晋秦界上犹有以崇为号之国，此亦可知崇在西土。
杞鄫 同节，“有夏虽衰，杞鄫犹在”。按，杞在春秋时由今杞县境东迁，鄫则杜云，“在琅琊鄫县”（僖十四）。然《国语》记西周亡时事云：“申缯西戎方强，王室方骚……王欲杀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伐之。若伐申而缯与西戎会以伐周，周不守矣。”果鄫本在琅琊，势难与申西戎会伐周。然则鄫在琅琊，亦是后来东迁所至。
戎夏《晋语》一，“献公卜伐骊戎，史苏占之……对曰：‘……戎夏交捽……若晋以男戎胜戎，而戎亦必以女戎胜晋……诸夏从戎，非败而何？’”此以晋为夏，与《左传》定四封唐叔于夏墟事合。
昆吾《郑语》，“昆吾为夏伯矣”。准以《诗·商颂》“韦顾既伐，昆吾夏桀”之说，昆吾当非诸夏之一，而别为一族，然与夏族当有若何关系。至昆吾所在，则《左传》昭十二楚子云，“昔我皇祖伯父昆吾旧许是宅，今郑入贪赖其田而不我与”，可知昆吾在许，即今许昌一带。
东夏《楚语上》，“析公奔晋，晋人用之，实谗败楚，使不规东夏。”韦云，“东夏，沈蔡也”。按此即《左》襄二十六事，彼处称华夏，此处称东夏。
诸夏《吴语》，“昔楚灵王不君，……不修方城之内，逾诸夏而图东国。”韦云，“诸夏，陈蔡。东国，徐夷吴越”。此更明明证夏之不在东土。
（3）见于《诗》者
雅 雅之解说不一，《诗序》云，“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此真敷衍语。《小雅·鼓钟篇》云，“以雅以南”，南是地域名（详见《诗经讲义》），则雅之一辞当亦有地名性。《读书杂志》：《荀子·荣辱篇》“君子安雅”条云，“雅读为夏，夏谓中国也，故与楚越对文。《儒效篇》：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其证。古者夏、雅二字互通，故《左传》齐大夫子雅，《韩子·外储说右篇》作子夏，杨注云，正而有美德谓之雅，则与上下二句不对矣。”（阮元亦以雅言之雅为夏）此真确解，可破历来一切传说者之无知妄解。由此看来，《诗经》中一切部类皆是地名，诸国风不待说，雅为夏，颂分周、鲁、商。然则国风之名，四始之论，皆后起之说耳。雅既为夏，而夏辞之大小雅所载，若一一统计其地望，则可见宗周成周文辞较多，而东土之文辞较少。周自以为承夏绪，而夏朝之地望如此，恰与《左传》、《国语》所记之夏地相合（此说详见我所作《〈诗经〉讲义》，未刊，其略见《新获卜辞写本后记跋》，《安阳发掘报告》第三八五页）。
（4）见于《周诰》者
区夏《康诰》，“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按，区字不见《说文》，薛综注《东京赋》云，“区，区域也”，然则区夏犹曰有（域）夏，犹曰夏域，即夏国也。文王造邦于西土，而云始造我夏国，则夏之在西土可知。
（5）见于《史记》《战国策》者一段（按《史记》所引杂乱，故不遍举，此节甚关重要，不可遗之）
河洛 太华 伊阙 羊肠《吴起列传》：“起对曰……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按此语见今本《战国策》二十二。然彼处作“左天门之阴，而右天谿之阳”，虽亦谓左带水而右倚山，未如《史记》言之质实，故录《史记》。金鹗（求《古录礼说》八）据此以证夏桀之都在雒阳。今按，桀都正当雒阳否，另是一问题，然桀之国环洛阳，则依此语当无可疑。
据以上各书所记夏地，可知夏之区域，包括今山西省南半，即汾水流域，今河南省之西部中部，即伊洛嵩高一带，东不过平汉线，西有陕西一部分，即渭水下流。东方界线，则其盛时曾有济水上流，至于商丘，此便是与夷人相争之线，说详下章。最西所至，我们现在不知究到何处，汉陇西郡有大夏县，命名不知何本，更不知与夏后之夏有否关系。最南所至，我们也不知，《汉·地理志》谓汉水将入江时名夏水，今尚保存江夏诸名，或者诸夏不能如此南被。且《荀子·儒效篇》云，“君子居楚而楚，居夏而夏”，楚夏对称，自不能以楚为夏。楚国之最大版图中，尽可包含一部分诸夏，而诸夏未必能过荆襄而括江汉，或者此之名夏竟是同音异辞。陈、范记关羽据荆州北伐曹操事云，“威震华夏”，是汉末犹以华夏为三辅三河汝颍等地之专名，未尝括九州而言。我们现在知诸夏西南北三方所至之大齐，而以东夏之称，夷夏之战（此事详上章），确知夏之东界，则以古代河、济、淮、泗的中国全部论，夏实西方之帝国或联盟，曾一度或数度压迫东方而已。与商殷之为东方帝国，曾两度西向拓土，灭夏克鬼方者，正是恰恰相反，遥遥相对。知此形势，于中国古代史之了解，不无小补也。
严格意义的诸夏所据之地域已如上章所述，至于夏后一代的大事现在可得而考见的，是些什么呢？答曰，统是和所谓夷人的斗争。夷一个名词应如何解，留在下一章中说明。其字在殷周文书每与人字一样，音亦与人相近，这是很可注意的。现在假定，凡在殷商西周以前，或与殷商西周同时所有今山东全省境中，及河南省之东部、江苏之北部、安徽之东北角，或兼及河北省之渤海岸，并跨海而括辽东朝鲜的两岸，一切地方，其中不是一个民族，见于经典者，有太暤、少暤、有济、徐方诸部，风、盈、偃诸姓，全叫做夷。《论语》有九夷之称，明其非一类。夏后一代的大事正是和这些夷人斗争。此事现在若失传，然一把经典的材料摆布起来，这事件十分明显。可惜太史公当真不是一位古史家，虽羿浞少康的故事，竟一字不提，为其作正义者所讥。求雅驯的结果，弄到消灭传说中的史迹，保留了哲学家的虚妄。
现在说羿浞与夏后少康的故事，先将材料排列出来。
（1）见于《左传》者
魏绛曰……“《夏训》有之，曰有穷后羿。”公曰：“后羿何如？”对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兽。弃武罗、伯因、熊髡、尨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谗子弟也，伯明后寒弃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为己相。浞行媚于内，而施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树之诈慝，以取其国家，外内咸服。羿犹不悛，将归自田，家众杀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诸，死于穷门。靡奔有鬲氏（杜曰，靡，夏遗臣事羿者。有鬲，国名，今平原鬲县）。浞因羿室生浇及豷。恃其谗慝诈伪，而不德于民。使浇用师灭斟灌及斟寻氏，处浇于过，处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国之烬以灭浞，而立少康。少康灭浇于过，后杼灭殪于戈。有穷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昔周辛甲之为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阙。于《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民有寝庙，兽有茂草，各有攸处，德用不扰。在帝夷羿，冒于原兽，忘其国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兽臣司原，敢告仆夫。’”（襄四年）
昔有仍氏生女黰黑而甚美，光可以鉴，名曰玄妻。乐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实有豕心，贪惏无餍，忿颣无期，谓之封豕。有穷后羿灭之，夔是以不祀。（昭二十八年）
伍员曰：“不可，臣闻之，树德莫如滋，去疾莫如尽。昔有过浇，杀斟灌，以伐斟鄩，灭夏后相。后缗方娠，逃出自窦，归于有仍。生少康焉，为仍牧正。惎浇，能戒之。浇使椒求之，逃奔有虞，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诸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谋，以收夏众，抚其官职。使女艾谍浇，使季杼诱豷，遂灭过戈，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哀元年）
（2）见于《论语》者
南宫适问于孔子曰：“羿善射，奡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宫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宪问》篇）
（3）见于《楚辞》者
羿淫㵀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乱流其鲜终兮，浞又贪夫厥家。浇身被强圉兮，纵欲而不忍。日康娱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颠陨。（《离骚》）
羿焉弹日？乌焉解羽？……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羿射夫河泊，而妻彼雒嫔？冯珧利决，封狶是射。何献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浞娶纯狐，眩妻爰谋。何羿之射革而交吞揆之？阻穷西征，岩何越焉？化为黄熊，巫何活焉？咸播秬黍，莆藿是营。何由并投，而鉏疾修盈？白蜺婴茀，胡为此堂？安得夫良药不能固臧？天式从横，阳离爰死。大鸟何鸣，夫焉丧厥体？蓱号起雨，何以兴之？撰体协鹿，何以膺之？鳌戴山抃，何以安之？释舟陵行，何以迁之？惟浇在户，何求于嫂？何少康逐犬，而颠陨厥首？女歧缝裳，而馆同爰止，何颠易厥首，而亲以逢殆？（《天问》）
（4）见于《山海经》者
羿与凿齿战于寿华之野，羿射杀之，在昆仑虚东。羿持弓矢，凿齿持盾。一曰戈。（《海外南经》。按一曰戈三字，或是注文羼入者）
有人曰凿齿，羿杀之。（《大荒东经》）
帝俊赐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国，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艰。（《海内经》）
非仁羿莫能上。（按仁字当为夷字之读，两字皆从人，形近故致误）
（5）见于《吕氏春秋》者
夷羿作弓。（《勿躳》）
（6）见于《说文》者
羿，羽之羿风，亦古诸侯也，一曰射师。（四，羽部）
，帝喾躬官，夏少康灭之。从弓幵声。《论语》曰：“
，善射。”（十二，弓部。又同部
下引《楚辞》“羿焉
日”，羿亦作
。）
又，《史记》于羿事不载，《正义》讥之。《世本》（见各辑本）谓夷羿作弓。《帝王世纪》所记羿事特详（见宋翔凤辑本）。然数书皆不出上文所举，故不录。
据以上材料，有数点须分解。
一、羿的地位。如罗泌所作传，及其比之于安史，则羿浞只是夏之叛臣。然此说完全无据，以上一切材料全不曾说羿是夏之属臣。然则夷羿必是夏之敌国之君，且此敌国之君并不等闲，以《天问》《山海经》所说，居然是天神，而奉天帝命降于下土者，为夷之君，自鉏迁穷桑，而为后人号为帝羿或曰羿帝。（《御览》八十二引《帝王世纪》）
二、夷为东方主。此说可由其称夷羿及《说文》称羿为帝喾（据王国维考，即帝俊）射官，及其地望等事证之。
三、夷夏之争数十年，在夷一面经羿、奡二宗，在夏一面经相、少康二世，战斗得必然很厉害。《天问》所谓“阻穷西征”者，王逸解之曰：“言尧放鲧羽山，西行度越岑岩之地，因堕死也。”洪兴祖补曰：“羽山东裔，此云西征者，自西徂东也。上文言永遏在西山，夫何三年不施，则鮌非死于道路，此但言何以越岩险而至羽山耳。”按王说无稽，洪已辩之，然洪强释西征曰自西徂东，古书中全无此文法。此处明明谓阻（即鉏）穷（石）之后帝羿西征，而越山岩，不然，西征一词全不可解，正不得以同韵之下句中说鲧化为黄熊事而谓此句亦是鲧事。
四、《左传》之神话故事已很伦理化，且《左传》之成分大体为晋、楚、鲁三国之语，而其立点是偏于西国夏、周之正统传说，所以说羿、奡甚不好。但《山海经》之为书，虽已系统化，尚未伦理化，且记东方的帝系较多。这部书中所举夷羿事，很足以表显战国时羿、奡的传说尚甚盛。《山海经》与《天问》互相发明处甚多，《天问》称羿之重要全与《山海经》合。所谓“羿焉日”，正在《天问》中论创世纪一节中，则羿本是天神。所谓“帝降夷羿”者，正《山海经》所谓“帝俊赐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国，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艰”。《天问》一篇，本颇有次序，王逸以为不次序者，乃由于不知《天问》所陈是流行神话故事之次序，不与汉代人之古史传说同，故不能解（余另有说见他处），其羿浞之间插入鲧之一段若甚错乱者，当由于《天问》之次叙乃神话之次叙；一神话中有数人关涉者，则一次说出，不嫌前后错综。“阻穷西征，岩何越焉”一句，至下文“释舟陵行，何以迁之”，凡十二句中，有涉及鲧处，并有若干因失其神话而不可解之故事，皆可据上下文细绎之，以知其正是说夷夏交战事。此节盖谓羿、奡相继西征，曾越山地，自鲧永遏于羽山后，禹平水土，秬、黍、雚皆茂长，巫乃将鲧化为黄熊。（《天问》所记鲧事，与《左传》《尚书》等皆不同。《尚书》《左传》皆谓舜殛鲧于羽山，然《天问》云：“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当夏代危急，遂与能荡舟之奡战，适其时羿妻窃药而行（本文，“安得夫良药不能固藏”）并有其他怪异（“白蜺婴茀”“天式从横”等语），于是大战得雨起山抃，荡舟者不得不释舟陵行，逃归其嫂，而卒为太康并得之。如此解来，则《论语》南宫适之问正甚明白。南宫适这话并不是泛举古帝王羿、奡、禹、稷而强比之，乃是论一段故事，东土强有力者失其国，西土务耕稼者有天下。《鲁语》上：“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夏之兴也，周弃继之。”明禹、稷可作一事论。孔子对神话也如对鬼神一样敬而远之，且以其“君子相”之故，不愿于此等圣帝明王有所议论，故当面不答，而背后称赞南宫适对此神话之题旨西洋故事中所谓Moral者，甚能了解。若不如此，而是泛做一篇秦皇、汉武与汉文、宋仁之优劣论，殊不免于糊里糊涂。《论语》中论一事皆以一事为论，尚无策论八股气。南宫适这一段话，正可证明夷羿在当时的传说中并不大坏。若羿、奡不是当时神话中的大人物，何至与传说中功在生民之禹、稷相提并论，岂不不伦得很，不需要得很？
然则夷羿之故事，我们在现在尚可见到三种传说。一、以夷羿为自天而降甚高明者，《山海经》《天问》属之。二、以夷羿与夏后为对，而以为一崇力一崇德，故一兴一替者，此等之成败论人，《论语》记南宫适所问之背景如此。三、以夷羿为不合道理者，《左传》如此，然尚称之曰“后”，记其曾“因夏民而代夏政”（夏民者，夏所服属之民，不必改作夏族）。凡读一切神话故事，都须注意及同一题目常因流传之不同而其中是非倒置。此是一例，鲧亦是一例。同在《国语》中，《周语下》谓“崇伯鲧播其淫心，称遂共工之过”，《鲁语上》谓“鲧鄣洪水”，故夏后“郊鲧”，《吴语》亦谓“鲧禹之功”，我们不可不注意传说之演变及其道德批评之改易。
夏后一代中夷夏之争，不仅见于有穷后羿一段故事，夏代开国亡国时皆有同样的争斗。现在分别说。
（一）夏后启与伯益之争统。关于这件事，战国的传说有两种，一谓启益相让，二谓启益相争。
《孟子》：禹荐益于天。七年，禹崩。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朝覲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曰：“吾君之子也！”讴歌者不讴歌益，而讴歌启，曰：“吾君之子也。”
《天问》：启代益作后，卒然离蠥。何启惟忧，而能拘是达？皆归射
，而无害厥躬？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
古本《竹书》：益干启位，启杀之。（引见《晋书·束皙传》。《史通·疑古篇》《杂说篇》两引之）
《孟子》的古史都是些伦理化的话，然这一段中还看出这个故事本来面目的背景，此背景即是说，代禹者几乎是益，而启卒得之。这话里虽不直说有何争执，但还可隐约看出对峙的形势来。至于《竹书》的话，虽不能即信，但益启之有争执，虽《孟子》的话中也表示个破绽。因为让争本是一事的两面，不是相争的形势，不需相让的态度。《天问》的话，因故事遗失不大好讲，然益称后，又曾一度革夏命，则甚明白。
我们再看伯益是如何人。经籍中有伯益、伯翳二人，太史公在《陈杞世家》中分为二人，然在他处则不分。《索隐》议之曰：“秦祖伯翳，解者以翳、益别为一人。今言十一人，叙伯翳，而又别言垂益，则是二人也。且按《舜本纪》叙十人，无翳，而有彭祖。彭祖亦坟典不载，未知太史公意如何，恐多是误。然据《秦本纪》叙翳之功云，佐舜驯调鸟兽，与《尧典》‘命益作虞，若予上下草木鸟兽’文同，则为一人必矣，今未详其所以。”按，此议甚是。太史公在此处诚糊涂。罗泌重申二人不同之说，然全无证，金仁山辩之曰：
《尚书》之伯益，即《秦纪》之柏翳也。秦声以入为去，故谓益为翳也。《秦纪》谓柏翳佐禹治水，驯服鸟兽，岂非《书》所谓随山刊本，暨益奉庶鲜食，益作朕虞，若予上下鸟兽者乎？其事同，其声同，而太史公独以书纪字异，乃析一人而二之，可谓误矣。唐虞功臣，独四岳不名，其余未有无名者。夫岂别有伯翳，其功如此，而《书》反不及乎？太史公于二帝本纪言益，见《秦本纪》为翳，则又从翳，岂疑而未决，故于《陈杞世家》叙伯益与伯翳为二乎？抑出于谈迁二手，故其前后谬误也。（梁玉绳说同，〔见《史记志疑·人表考》〕不具引）
金氏此说甚明白，此疑可以更无问题。益翳既是一人，翳又为秦赵公认之祖，然则即是嬴姓之祖，亦即是徐方之祖，亦即是《逸周书·作雒解》所谓“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东亦地域名，说别见）徐奄及熊盈以略”之盈族之祖，然则伯益正是源源本本的东夷之祖，更无疑义，益启之争，不即是夷夏之争吗？
（二）汤放桀，等于夷灭夏。商人虽非夷，然曾抚有夷方之人，并用其文化，凭此人民以伐夏而灭之，实际上亦可说夷人胜夏。商人被周人呼为夷，有经典可证，说另详。
然则夏后一代的三段大事，开头的益启之争便是夏夷争，中间的羿少康之争又是夷夏之争，末后的汤桀之争还是夷夏之争。夏代东西的斗争如此厉害，而春秋战国的大一统主义哲学家都把这些显然的史迹抹杀了，或曲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