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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我在北平中国大学读书。抗战爆发后，我回到江西，在南昌民众教育馆《大众日报》做了两年事。1939年初夏被迫西行，走了一个多月才到达昆明，秋季开学以插班生进入我向往已久的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史地系三年级。
初到昆明，我的一位从长沙参加步行团跋山涉水来到昆明的老同学就笑着对我说：“你怎么也跑到这个‘难民大学’来了！”原来他们步行团一行风尘仆仆、衣衫褴褛地走到昆明近郊农村时，有的农民根本看不出这是一批大学生，便说：“又是一批外省的难民来了。”于是大家便把联大戏称为“难民大学”。这个名称虽然不雅，但联大师生绝大部分确是从沦陷区辗转流亡万里，才到祖国西南边疆昆明的，家庭经济来源断绝，身无长物，加上物价飞涨，衣食难周。联大迁到昆明，除借用当时因躲避空袭已疏散下乡的一些中等学校简陋的校舍和拓东路三个会馆之外，自行营建的新校舍，也因经费支绌，只好夯土为墙，捶泥作地，茅草盖顶（教室原是用铁皮作顶，后来也因经费困难，拆下铁皮卖给美军，改成茅草顶了）。绝大多数师生生活困窘，实在和“难民”无异。但是大家都怀着报国的赤诚，以“中兴业，须人杰”为己任，在昆明八年间，弦歌不辍，继承发扬了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优良学风和民主传统，不仅为国家培育出大量人才，在学术科研上也卓有成就，在中国的教育史和民主运动史上都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我虽然从1939年到1941年在联大学习、生活仅仅三年，然而这么多年过去了，却时刻引起我亲切的回忆和深沉的思考。
西南联大是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合组成的，原来三校的校长都是联大的常委，常委会是联大的最高领导机构。但实际上南开的张伯苓校长和北大的蒋梦麟校长长期在重庆做官，联大的行政工作实际是由清华梅贻琦校长主持的。在联大时期，三校仍各自保存着自己原来的行政系统，各有一个办事处。原属三校的教师都同时由原校和联大分别发给聘书。各院院长、各系系主任，由三校教授分担，但三校仍各保留原有的系主任。三校也各自有其研究所，研究生是由三校的研究所分别招收的联大早期学生，还有一批原在平、津三校的老同学和1937年在长沙由三校分别录取的同学，因此联大同学的学号分别冠以P（北大）、T（清华）、N（南开）、A（联大），但不论是什么学号，在联大的待遇都是一样的。
三校各有其优良的传统和学风。由京师大学堂演变而来的北京大学，自蔡元培先生主持校政以后，它的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学风，促进了学术的繁荣，但同学生活却也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老北大”的遗绪；清华大学的前身是留美预备班，受西方的影响较大，功课要求严格，对体育一贯重视，同学的生活则比较自由活泼。张伯苓先生创建的南开原是一所私立大学，从办私塾、中学发展到办起著名的大学，靠的是坚韧不拔、一心为教育的毅力。南开校友的向心力特别强，很多教授是宁可放弃较优厚的待遇，也要献身为母校服务的。由于张伯苓的提倡，同学对体育、演剧等活动有热烈的兴趣和较高的水平，故有以“山（南开）、海（北大）、云（清华）”为比喻。在经济基础和物资设备上，清华因尚有庚款可用，而且抗战前就已做了南迁的准备，实力最为雄厚；北大则是仓促南迁，学校的图书、仪器设备运出的不多，靠政府拨款，也每每拖欠；南开则抗战爆发，即毁于日军炮火。但三校也有其共同的爱国主义传统，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都以平津学生为中坚。三所风格不尽相同、实力也不相当的大学，在整个联大八年多的历史中，却始终能够同舟共济，亲密无间，从未因门户之见而发生过什么矛盾；而且能把三校优良校风融为一体，发扬光大，形成联大独特的校风，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
前面谈到，联大虽有三个常委，张、蒋两位对梅常委充分信赖支持。各院院长、各处处长、各系主任都由三校教授分担，从未有过争逐权力之事。相反地，每逢有哪一位同事因病不能视事，不论时间长短，都必请人代理，原任返校后，必进行工作交接。人员虽也有更替，但既有相互谦让之风，也有义不容辞、勇担重任的美德。老师的风范，对联大的校风是有着深刻影响的。
联大的“精兵简政”，工作效率之高，也是极有特色的。各学院、系、处，都不设副职，而且除梅贻琦常委总管全局，不担任课程外，院长、系主任以及教务长、总务长都是教授兼任，并不比其他教授少开课，各院、系大都是只有一两位助教或助理员协助处理日常工作，没有冗员。各处的职能科室，工作人员也都很少，但工作效率却极高。例如，三校师生从平津辗转汇集到长沙已是1937年10月，但11月1日就正式开学上课；西迁云南是在1938年1月以后分批离湘，4月下旬才陆续到达，但5月4日就开始第二学期上课。而主持这些工作的，也只是几位教授和少数职员，就把觅借校舍、准备上课和师生们的食宿等都安排妥了。联大也常因某一项工作的需要成立一些委员会，也都是由教授兼任，工作结束，委员会也就相应撤销。以统管全校同学学籍、排课程表、登记同学选课、印刷考卷、计算和公布同学考试成绩等业务非常烦琐细致的注册组为例，总共也只有十来个工作人员，但只要考试结束，教师把评定的分数送到，最多一两天，成绩就公布出来了。同学有事，只要找到主管的人，大都能当场解决，既不需层层请示，更不会有踢皮球的现象。
联大的许多名教授，除去认真教学，钻研学术之外，还热心地兼任行政职务，并极其认真负责，任劳任怨。例如1938年新增设师范学院，师院各系的系主任大都由原来各系的系主任兼任。教务长潘光旦先生除总管全校教务工作外，还开设优生学、人类学等课程，还积极参加社会调查，以及中国民主同盟等社会政治活动，著译也很多。总务长郑天挺先生统管全校的后勤工作，学校经费困难，要靠他奔走向银行贷款来发放工资，食米不足，也不辞辛劳，亲自下乡采购，但他还同时担任北大文科研究所的领导工作，指导研究生。他所开的明清史的课程，讲授十分精彩，深受同学欢迎。各系的系主任一般都至少同时开设两门课程，不少人还担任文、理、法、工、师各院一年级同学的基础课。学校两次搬迁，并曾在1940年赴四川叙永办分校，也是先由几位教授风尘仆仆、跋涉山川，走遍川滇许多县城，踏勘校址。这些都属于教学以外的任务，但无人感到屈尊而不受命。至于课余为同学的活动进行辅导，应邀作学术报告或时事演讲，甚至为个别同学解决特殊困难，都十分热情，有求必应。老师们这种身体力行的风范，对广大同学的影响、教育，使我们受益良多，永难忘怀。
虽然教育部曾经发过训令想要统一各大学的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但是联大继承三校优良的传统学风，并未完全照办。联大聚三校的著名教授于一堂，并有一些留学海外的爱国学者，在抗战开始后陆续排除万难回国到联大任教，真可谓大师云集，全国无二。开设的课程极其丰富，同一课程由不同的教授讲授时的内容也各有特色。按照三校的传统，课程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两种，各系各专业都有规定的必修课程。大学一年级新生，不论是哪个学院、哪个学系，都要先学共同的基础课程。
同学选课，主要由系主任批准，只有极个别的情况才需要由教务长批准。每学期开学，注册组公布出各系、各教授开设的课程、学分和上课时间、地点，同学可以按自己的愿望选择安排。但一年级的共同必修课如国文、英文等则是事先由注册组按照入学考试的成绩和院系分好班的；中国通史等课程有几位教授同时开课，大体也要按不同院系来选修。学校设有由各院系教授组成的大一学生课业生活指导委员会，来分别指导同学选课。各系规定的必修课大约只占应修学分的三分之二左右，给同学留下选修本系或外系课程的余地。
我是个“自由主义”者，我念书是想多学些离开大学后自己无法钻研的课程，有些课我认为比较容易，虽然选了却不常去听课，而去旁听汤用彤先生为哲学系开的魏晋玄学。汤先生的讲课确有独到之处（后来他出版过《魏晋玄学论稿》一书），不但哲学系的同学绝少缺席，冯友兰先生也每堂不缺地去旁听。此外我还旁听了陈寅恪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和佛教翻译文学，给我的教育很大，我每堂课后都认真整理笔记，至今还保存着。还有邵循正先生的元史，也是我无法自学的，因此听得比较认真。邵先生讲了一年，还未讲完成吉思汗，但通过他的指引，为我以后自学准备了很好的基础。
三年学习中，我认为联大在教学中的特点很多，归纳起来有下列几点：
（一）基础课抓得特别紧。联大的基础课大都是由系主任或名教授担任的，这和清华的主张通才教育有一定关系。不论文、理、法、工、师范各学院的大一同学，基础课大体相同。国文、英文和中国通史是大家都要学的，学文、法的必须选一门自然科学的概论。现在看来，文理渗透确有好处。特别是英语，虽然据说不如当年的清华，但文法学院不仅要在大一打下基础，大二英文或第二外国语也是必修的。联大许多教授上课时常夹用英语讲课，指定的参考书很多也是英文原版书，有的教授甚至要求写读书报告、答卷也要用英文，逼得大家不得不学好外语。
（二）百家争鸣，各展所长。联大的教授多，很多是学贯中西有独到见解的专家，因此开设的课程多，同一门课，不同的教授讲授的内容、重点、观点也不一样。以中国通史为例，先后有雷海宗、钱穆、吴晗三位先生开设。雷海宗是斯潘格勒的历史循环论者，他讲通史是按编年一个朝代一个朝代地讲，他的博闻强记令人佩服，上起课来口若悬河，历史年代滚瓜烂熟，根本不用查书或讲稿。钱穆是士大夫治国论者，他的讲稿后来写成《国史大纲》，列为“大学丛书”之一，但我到昆明不久，他就去了浙江大学，没听过他的讲课。吴晗的中国通史则是按照经济、政治组织、文化制度等方面的问题讲授。只要你时间安排得过来，是可以两位教授的课都去听，以便比较的。再以中文系开的课程为例，《庄子》一课，闻一多开，刘文典也开，讲法自然各有千秋。先后开《楚辞》课的就有闻一多、游国恩、彭仲铎等先生，当然也是各具特色。《史记》《左传》，历史系既作为史学名著选读开课，由毛子水担任，中文系也作为文学名著开课，由许维适等担任。同是哲学概论，金岳霖和贺麟两位讲的各自有其系统。这类例子不胜枚举。若是选修课，同学们可以自由选择。至于预先分好班的共同必修课，若有心钻研，可以通过旁听，兼采不同教授的长处。因为在联大旁听是不受什么限制的，不但同学可以听，教授也常去旁听自己认为有兴趣的课。
（三）经常开出新课程，介绍新科学。联大的教授在教课之余，从不放弃对学术的钻研，每有新的研究成果，就开出新的课程。例如闻一多先生的“古代神话”，就是一例。即使是过去常讲的课程，也因有了新的研究收获而改变原来的论点，例如闻先生对屈原的研究，就是每次重开都有所发展的。抗战开始之后，有好多位原在国外游学的教授，突破重重困难回到联大任教，他们带回了国外科学技术新成就的信息，回来开出了许多新的课程。抗战时期，昆明是大后方与国际交往的重要通道，联大的教授也千方百计通过各种渠道得到国外新的科学、学术刊物，从中了解国际科研的新情况、新动态，提出自己新的研究课题，并开出新的课程。这在理学院方面尤为突出，像数学系的陈省身、华罗庚，物理学系的周培源、王竹溪、吴大猷、赵忠尧、张文裕等许多教授，都有新学科的课程。工学院方面则根据抗战的需要也开出了战前大学没有的兵器学、堡垒工程、军用桥梁等课程。其他学系，也充分利用云南地区边疆少数民族众多的特点，开拓了新的教学研究领域，例如张印堂先生开的中国边疆地理，就率领同学到云南西部边疆片马、江心坡等地实地调查研究，中国文学系的语言组也在罗常培等先生的倡导下开出了藏缅语系研究的课程，这些都比战前有新的突破，取得了新的成就。
（四）特别重视调查研究和野外实习及社会实践。联大的图书仪器设备，远不如战前三大学那样充实，而且补充困难。联大的图书馆，除清华运到后方的一部分外，还借用了原北京图书馆的一部分藏书（中文书籍同学们还可以到附近的翠湖云南省立图书馆借阅一些），但仍然很不够用，所以每天图书馆开馆时，同学们争先恐后，为的是能借到指定参考书，并占据一个看书的座位。有些教科书，则大都是高年级同学用过，转售给低年级的同学，“代代相传”。实验仪器设备，有些只能自制些代用品。工学院自己有个简陋的实习工厂，后来成立了清华服务社，添置了一些设备，居然不但借此有些营业收入，帮助解决部分教职员的生活补助，有些产品还提供给云南地方解决市场急需。当然，工学院的同学还可以到云南的一些工厂实习，也直接参加一些云南的建设项目，这都给同学提供了实践的机会。
云南有广大而丰富的自然资源，理科的一些学科如地质、地理、生物等可以通过野外实习来丰富教学实践。例如对云南动植物的调查研究，结合对云南提高农业生产水平进行的病虫害防治和品种改良的研究等，收益都是极大的。地质系的师生，跋涉云南的崇山峻岭进行野外实习，写出报告，再由教师核对，不仅锻炼了人，也为云南勘探了许多宝贵的矿产资源。特别是在野外实习中，师生打成一片，同住山村野店，风餐露宿，可以随时向老师提问质疑，也可以随意谈天说地，其收获远比教室里听课深刻具体。在人文科学方面，社会系主任陈达负责的国情普查所，组织师生对昆明附近滇池沿岸的几个县和一些工厂做了深入细致的调查，其成果也是十分宝贵的资料。还有不少同学不惧艰险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对语言、风俗、社会情况以及自然资源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也取得了重大的收获。
（五）联大的教授对同学毕业论文的指导都很认真。我只说我个人的体会。我从大理的友人处得到一些尚未著录的宋元时期的碑文，因此我选定以南诏大理国的研究作我的毕业论文，由系主任雷海宗推荐中西交通史专家向达教授担任我的导师。向达教授了解到我已读了《唐书》和《云南备征志》并看了我搜集到的碑文拓片和已抄录的史料，才答应下来。他介绍我先读《桂苑笔耕录》等书，我把我认为有关的史料制成了卡片，他看过之后，指出我漏了许多重要的材料。我又逐篇逐句地读了一遍，做了补充，他看了仍说还漏了不少，并细心指出许多有用的材料。他还经常向我介绍治史的方法。由此，我才体会到做研究工作必须十分认真的重要意义。他还拿出他端楷写成的《蛮书校注》给我参考。老师这种把尚未出版的手稿无私借给学生写论文的精神实在令人感佩。据我所知，像闻一多先生等许多名教授，都常把自己多年研究的手稿借给同学参考，可见当年的老师们的道德风范。
此外，联大在课余请教授或校外专家来演讲，开各种讨论会、辩论会，举办系列讲座，都十分活跃，内容包罗万象，观点各有不同，听由大家选择，也大大开拓了同学们的视野。
囿于我个人的见闻，上述介绍虽远不能全面概括联大优良的学风的全貌，但这些琐事却使我久久难忘，并引起我深沉的思考。联大何以多出人才，其许多做法不是很值得我们今天借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