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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合大学（以下简称西南联大），自一九三八年五月四日在昆明正式上课，至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胜利结束，历时整整八年。八年中，“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西南联大校歌）。西南联大人才荟萃，学者云集，成绩卓著，闻名中外，在我国教育史上谱写了新的篇章，留下了光辉的一页。著名教授王力的《缅怀西南联合大学》一诗，是很好的真实写照：“卢沟变后始南迁，三校联肩共八年。饮水曲肱成学业，盖茅筑室作经筵。熊熊火炬穷阴夜，耿耿银河欲曙天。此是光辉史一页，应叫青史有长篇。”（癸亥立秋前三日录缅怀西南联合大学附《春城晚报》留念）
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日战争爆发后，北平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天津私立南开大学南迁湖南长沙。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一日，联合成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一九三八年二月，学校西迁昆明，四月二日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设理、工学院，并增设师范学院。在蒙自设文、法商学院（一学期后迁来昆明）。一九四〇年在四川叙永设分校，有一年级和先修班，第二年亦迁来昆明。
全校共有五个学院，二十六个系，两个专修科，一个先修班，是当时全国规模较大的一所综合性大学。教师三百余人，以一九四二年为例：教师358人，其中，文学院77人，理学院106人，法商学院42人，工学院73人，师范学院36人，其他24人，教师分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四级，其中，教授、副教授170余人，占教师总数约二分之一。全校职工400余人。
……
西南联大之所以人才辈出、举世闻名，有多方面的原因和条件，其中，精简严密的组织机构和独具特色的管理工作是重要因素之一。笔者1942—1946年在联大中国文学系学习，身历其境，亲见亲闻，有比较深切的感受。
一、严密的组织机构
西南联大的领导管理体制和行政组织系统，是常务委员会领导下的处、院、系分工负责制。现分述如下：
1.最高行政领导机构——常务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负责领导全面工作，管理一切校务。由北大校长蒋梦麟（分工负责总务）、清华校长梅贻琦（负责教务）、南开校长张伯苓（负责建筑设备）三人和秘书长杨振声组成。设主席一人，由三校校长按年轮流担任。但因蒋梦麟、张伯苓在外地另有其他任务，经常不在学校，一直是梅贻琦担任主席。张伯苓委托蒋梦麟参与学校大政。蒋梦麟则对梅贻琦说：“联大校务还请月涵先生多负责。”“在联大我不管就是管，这是实话，从而奠定了三校八年合作的基础。”常委会定期召开会议（一般都开扩大会），请各处、院长参加，讨论决定重大事宜。常委会的决定，由主席负责执行。
2.常委会领导下的行政机构——处、组、馆、室
常委会下设秘书、教务、总务、训导四个处。除秘书处外，其他三个处，下面都设有几个组。
秘书处：中文系教授杨振声为秘书长。
教务处：先后担任教务长的是潘光旦、樊际昌、周炳琳、杨石先等教授。下设注册组（主任先后是潘光旦、朱荫章）、图书馆（主任先后是严文郁、董明道）和出版组。
总务处：先后担任总务长的是周炳琳、沈履、郑天挺等教授。下设文书组（主任先后是周久庵、朱洪）、事务组（主任先后是毕正宣、刘本钊）、出纳组（主任先后是王伯宣、王家祥）、会计组（主任先后是沈叔文、刘佐时、路祖焘、沈展拔）。
训导处：公民训育系教授查良钊为训导长。下设体育卫生组（主任马约翰），军事管理组（主任毛鸿），校医室（主任医师徐行敏、陈玉善、郑信坚），建筑设备组（主任黄钰生）。
3.常委会领导下的教学机构——院、系、科、班
全校有五个学院、26个系、两个专修科和一个先修班。各学院院长和各系系主任，均由著名教授担任，专修科主任，除个别科外，亦为教授担任，甚至先修班的主任，也是教授担任。担任行政职务的教授，都是兼职不兼薪，他们的主要工作是搞教学与科研，并把三种工作结合起来，融为一体。具体情况如下。
①文学院：院长冯友兰。下设四个系：中国文学系，通常有教师十五六人，系主任先后为朱自清、罗常培、杨振声、罗庸等教授；课程分为文学和语言文字两组，课程编制与战前相比，“古气”更重一些，比较注重中国文学史和历代诗、文等古典文学的研究。外国语文学系，有教师20人左右，系主任先后为叶公超、陈福田；课程编制与战前相比，必修课减少，选修课增多，文学史课程减少，文学家课程增多。历史学系，有教师十余人，系主任先后为刘崇、雷海宗；课程编制与战前相比，断代史、国别史更为齐全。哲学心理学系，分哲学组和心理组，有教师十余人，系主任先后为冯文潜、汤用彤；课程编制，增设了几门教育心理方面的课程。
②理学院：院长先后为吴有训、叶企荪。下设五个系：算学系，有教师十二三人，系主任先后为江泽涵、杨武之、赵仿熊；课程编制，选修课较战前增多，内容也比较新，多由新归国的青年教授担任。物理学系，有教师十四五人，师资力量充实，保证了较高的讲课水平；系主任先后为饶毓泰、郑华炽。化学系，有教师20人左右，系主任先后为杨石先、黄子卿；课程编制，有大量选修课，增加了一些实用性的课程。生物学系，有教师十余人，系主任为李继侗；课程编制，除共同必修课外，其余学分可自由选择。地质地理气象学系，有教师十余人，系主任为孙云涛；课程编制，增开了一些新课程。
③法商学院：院长先后为方显廷、陈序经、周炳琳。课程编制，各系均与战前基本相同。下设五个系：政治学系，系主任为张奚若；法律学系，系主任先后为代修缵、燕树棠；经济学系，系主任先后为陈点、陈岱孙；商学系，系主任先后为丁佶、陈岱孙、徐毓枬；社会学系，系主任先后为陈达、潘光旦。
④工学院：院长为施嘉炀。这个学院，基本上是战前清华工学院的继续（北大无工学院，南开只有化工系）。课程编制，与战前相较，仅有局部的变化。因战时仪器设备和经费困难，增加的课程，多属于理论与设计方面的。鉴于军事上的需要，增设了航空工程学系和电讯专修科。教师通常有30人左右。共有五个系、一个专修科：土木工程学系，有教师十余人，系主任先后为施嘉炀、蔡云荫、陶葆楷。机械工程学系，有教师十余人，系主任先后为庄前鼎、李辑祥；课程编制，增加了一些技术性的新课程。电机工程学系，有教师十余人，系主任先后为赵友民、倪俊、任之恭、章名涛；课程编制分电力组与电机组两个方面，与战前相同，教学水平有所提高。化学工程学系，是原属南开大学的一个系，系主任先后为陈克忠、苏国桢、谢明山、张子丹。航空工程学系，是最年轻的一个系，系主任先后为庄前鼎、冯桂连、王德荣。课程编制，参照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的编制，共开出21门课程。电讯专修科，科主任先后为赵友民、张友熙、周荫阿。
⑤师范学院：院长为黄钰生。下设七个系，两个专修科（师院本科五年毕业，专科三年毕业，其他院系均为四年制）：教育学系，系主任先后为邱椿、陈雪屏；公民训育系，系主任先后为罗廷光、田培林、陈雪屏、陈友松；国文学系，系主任先后为朱自清、罗常培、杨振声、罗庸；史地学系，系主任先后为刘崇、雷海宗、蔡维藩；英语学系，系主任先后为叶公超、陈福田、李保荣；数学系，系主任先后为江泽涵、杨武之、赵仿熊；理化学系，系主任先后为杨石先、许桢阳。师范专修科，科主任为倪中方，下设两个科：文史地专修科，科主任为张清常；数理化专修科，科主任为许桢阳。另外还有两个短期训练班：云南省中等学校师资进修班；云南省中学理化实验讲习班。
⑥先修班：主任李继侗。
4.常委领导下的权力机构——校务会议
校务会议由常委，院、处长及与之相等的教授代表组成（代表12人、后补代表数人）。教授代表不是固定的，每年选一次，八年来从未间断过。以1938年为例，选出代表：朱自清、陈点、叶企荪、陈福田、钱端升、张奚若、刘崇、叶公超、杨石先、庄前鼎、查良钊等教授。后补代表：潘光旦、汤用彤、罗常培、曾昭抡、李辑祥、邱椿。1945年9月2日，选出第八届代表。学校的重要事项和重大问题，须经校务会议讨论，作出决定。校务会议是权力机构，它通过的决议，一般都必须执行。有的决议，有不同意见，如果难以执行，也不能由少数人任意改变，要由校务会议再讨论，进行复议。如校务会议决定：自1941年度起，不继续在四川叙永设分校。后来蒋介石、陈立夫（当时的教育部部长）传来旨意，要继续设叙永分校。这两种决定完全相反，究竟何去何从？常委会又把这个问题交校务会议讨论。复议结果，大家一致认为：蒋介石、陈立夫的目的是先留叙永分校以分散联大力量；然后逐步把联大迁往四川，以便就近控制。所以仍然决定：撤销叙永分校，只留下一个先修班。其实，留下先修班，也是权宜之计，过了不久，先修班也迁来昆明，叙永分校全部结束。
5.常委会领导下的参谋机构——教授会
教授会由全校教授、副教授组成。其任务主要是起审议、咨询、参谋和辅助作用，有时在实际上也起决定全局的作用。虽然只是教授、副教授参加，但他们有真才实学，又与广大师生朝夕相处，了解情况，所以意见中肯，切中时弊。会议不定期，开会也不多，但遇到重大问题，则开得比较多。如“一二·一”运动期间，1945年11月29日至12月25日，就开了9次。主要讨论如何伸张正义，支持民主运动，与反动当局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并通过了对地方军政当局的《抗议书》。还组织了“教授会法律委员会”，控诉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罪行。
6.常委会领导下的临时性机构——各种专门委员会
设立各种专门委员会的目的是组织广大教师特别是教授来共同管理学校事务。各专门委员会的组成是：每个委员会设主席一人，委员人数各委员会不同，有的不到十人，有的十几人。委员会人选由常委会推定或聘请。这种会议的性质是临时性的机构，比较灵活，根据工作需要，组织起来进行工作，工作任务完成后就宣告结束。八年中共成立过74个专门委员会：课程委员会，图书设计委员会，出版设计委员会，理工设备设计委员会，招考委员会，新生课业指导委员会，奖学金委员会，校舍建筑设计委员会，财务财政设计委员会，学生宿舍管理委员会，实习工厂稽核委员会，战区学生救济及苦寒学生贷金委员会，毕业生成绩审查委员会，国防技术指导委员会，聘任委员会，防空委员会，迁校委员会，编制“校歌”“校训”委员会等，不再一一列举。以编制“校歌”“校训”委员会为例：1938年10月3日，成立编制“校歌”“校训”委员会，选出主席和委员，并进行工作。主席：冯友兰；委员：朱自清、罗常培、罗庸、闻一多。1938年11月26日，决定以“刚毅坚卓”为联大校训。
7.科研机构——三校研究所
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合后，各研究所仍各自独立，分校管理。
三校共有五个研究所：
①文科研究所。下设十个学部和部分：中国文学部（语言文字组、文学组，均属清华），外国文学部（清华），哲学部（清华），历史学部（清华），史学部分（北大），哲学部分（北大），语学部分（北大），中国文学部分（北大），考古部分（北大）；人类学部分（北大）。
②理科研究所。下设七个学部和若干个组：算学部（北大、清华、南开），物理学部（清华、北大），化学部（北大、清华、南开），生物学部（动物学组属北大、清华，植物学组属清华、北大，昆虫学组属清华，生物学组属清华、北大），地学部（地质学组属清华，地理学组属清华，气象学组属清华），地质学部（北大），心理学部（清华）。
③法科研究所。下设四个学部和若干个组：法律学部（分三个组：中国法律史及法律思想史组、国内司法调查组、犯罪学组，均属北大），政治学部（国际法组属清华，行政组属北大，国际关系学组属北大），经济学部（经济理论组属清华、北大，国际经济组属清华，财政与金融组属北大），社会学部（清华）。
④商科研究所。下设经济部，共有五个组：经济理论组、经济史组、农业经济组、工业经济组、统计学组。均属南开大学。
⑤工科研究所。下设三个学部和若干组：土木工程学部（下设水利工程组、结构工程组），机械及航空工程学部，电机工程学部（下设电力工程组、电讯工程组）。均属清华大学。
研究所所长一般由原校学院院长担任。学部主任由各学系系主任担任。
二、独特的管理工作
西南联大的管理工作是独具特色的。西南联合大学，联合了些什么？联大八年，是三校优良传统互相融合并取其所长、避其所短的八年。其共同点是“民主办校、重视科研、学术研究自由”。联大的整个管理工作，我不能全面概述，只能就自己的亲见亲闻、亲身体验，写几点具体感受。我的感受可用下面几句话来概括：“围绕中心，谨严认真；团结合作，民主精神；发扬传统，开拓创新；筚路蓝缕，不辞艰辛。”
（一）围绕中心，谨严认真
西南联大既以教学为中心，又以科研为中心。教学与科研并重，二者并不矛盾，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学校一切工作都把教学与科研融为一体，并围绕这个中心，积极为它服务。
常委会主席梅贻琦系1909年（宣统元年）清华第一届留美公费生，工科博士。回国后，多年担任清华大学校长职务，经验丰富，治学严谨，富有远大理想，一向重视教学与科研的领导和管理工作。他对师生员工，既严格要求，又热情关怀。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仍尽量提供图书、仪器、设备和有关条件。
各院系领导人和广大教师都在教学第一线，充分备课，认真教学。并以科研成果丰富更新教学内容，提高教学质量。学校学术空气浓厚，既研究传统基础科目，也研究新的理论科技，并能面向社会，调查研究，在教学中检验是否充实。
在广大教师中，教学与科研并重，做出显著成绩的，数不胜数。仅就我所熟知的举一两个例子来说明。如举世闻名的民主战士、著名教授闻一多，在教学上，他开《诗经》《楚辞》、唐诗、《庄子》等课程，在科研方面，他研究的著作有《神话与诗》《楚辞校补》《尔雅新义》《庄子内篇校释》《唐诗杂论》《诗选与校笺》等等。他的科研考索赅博，立说新颖，与教学紧密结合，有很多独到见解，深受同学欢迎。又如著名教授朱自清，开中国文学史、历代诗选等课程；研究著作有《〈文选序〉“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说》《古诗十九首释》《中国文学史纲要》等。教学、科研结合，质量很高。他讲课认真，对学生要求严格。他说：“文化是继续的，总应该为下一代人着想。”要“做尖兵的一份儿”。他既重视基础知识的讲授，又提倡学生独立思考。定期要求学生交读书报告，仔细批改。除期中、期末考试外，还有多次小测验。考试题目，除基础知识方面的以外，还有大量的让学生独立思考、发表创见的内容，对学生的启发教育是很大的。
学校的规章制度比较健全，并且能严格执行。各级领导人一般都能以身作则，作出榜样。教学、科研、行政事务工作紧密结合，浑然一体，有条不紊。聘请教师、招收新生、期中期末考试、评定成绩、升级留级、毕业、开除等，都能做到秉公正直，一视同仁，不讲情面。任何人包括校常委会主席，各处、院、系领导人和社会上达官显贵的子女，都不例外，所以保证了学生的质量。
师资的聘任提升由各系推荐，常委会讨论决定，层层负责，不是个人说了算。招生严格，要求较高，不易录取，因是名牌大学，学生慕名报考，人数较多，挑选余地大，录取质量高。学校不定招生指标，按报考志愿合格人数，决定招生人数，所以有的系只有一个或几个学生。大学一年级，要求特严，共同必修课，多是院系负责人或名教授担任，如许宝騄的微积分，杨石先的普通化学，李继侗的普通生物学，郑华炽的普通物理，雷海宗、吴晗的中国通史等，都很不容易考及格。各院系都注重本学科的基础，本院系的大一必修课，必须在70分以上，才能进入本学系，所以有的人被迫转系。还注意课程的连续性，上年的学科不及格，不得选下一年的有关学科，如大一英文不及格，不能学大二英文。三分之一学分不及格者留级，二分之一学分不及格者开除，毕业论文不及格不得毕业，必修课不及格必须重学，直到及格为止。
教授对讲师、助教一向要求严格，一丝不苟。如中文系教授、系主任罗常培对中文系一助教把“病入膏肓”读成“病入膏育”非常生气，严肃批评，又经过考核，那个助教确实不称职，即予以解聘。反过来，教授“反求诸己”，对自己要求更严，孜孜不倦，刻苦钻研，以高质量的教学、教育感染学生。通过考试、作业、论文，发现人才，选拔人才，为留助教、招收研究生做好准备。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说：“西南联大的教学风气是非常认真的。我们那时所念的课，一般老师都准备得很好，学生习题做得很多。所以在大学的四年和后来两年的研究院时间，我学了很多东西。”“在联大我有十分扎实的根基。”
学校机构精简，人员精干。对职工要求也很严格。一般职工都能遵守纪律制度，按时上下班，恪尽职守，完成各自的任务，工作效率是比较高的。有一天上午九时，常委会主席梅贻琦发现有一个办事员，预行警报后就离开工作岗位，马上召集职员开会，“严予警诫”。
（二）团结合作，民主精神
常委会主席梅贻琦接受原北大校长蔡元培“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兼容并包”、清华大学“治学谨严”和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允公允能”的思想，并能结合联大的实际，运用裕如，进一步结成“通家之好”。他勤勤恳恳、公正廉明，以诚待人，博得广大师生的信任，有很高的威望。沈刚如说：“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取长补短，相得益彰。梅校长主持期间，以集思广益，兼容并包之精神，内创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树民主堡垒之称号，卓有成就地完成战时教学之使命。”全校师生之间、上下左右之间，相处融洽，团结一心。《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中指出：“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不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这段记载言简意赅，非常中肯。
西南联大确实是精诚团结的。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大家为着一个共同的目的，即办好联大，培养人才，团结奋斗，终于取得显著效果。著名教授郑天挺说：“大家互相尊重，互相关怀，谁也不干涉谁，谁也不打谁的主意。学术上、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校风上，莫不如此。后期，外间曾有压力，谣言不时流布，校内则始终团结。”本来教师有不同的思想作风和学术观点，师生有不同的政治见解，意见分歧乃至互相争论是难免的，也是正常现象。特别是在民主运动中，政治态度、思想观点上的斗争，尤为激烈。但大家都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在艰苦抗战的岁月里，必须共度时艰，越是困难，越要紧密团结，才能把学校办好。大家都有热爱联大的思想感情，有共同的荣誉感和责任感，什么门户之见、师承关系，都不那么强调了。所以，大家都能互相尊重，互相支持，密切合作。特别是在形势紧急时期，更是不分彼此，风雨同舟，和衷共济，完成事业。敌机疯狂轰炸昆明的时期，为了保障师生工作和生命财产的安全，不少教师对待工作，不分分内分外，抽出时间和学校职工一起，为教师和家属找安全的疏散住地，同时疏散图书、仪器和设备。还远到外县去买粮、运粮，使全校不至于断绝粮食，影响工作和生活。
在管理工作上，充分发扬民主，实行民主管理。
西南联大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和学术上是民主的，而且在管理工作上也显示了民主精神，实行民主办校。梅贻琦曾经说过：“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吾从众”。他的作风十分民主，很尊重大师们的意见，尊重各级领导人，各专门委员会和教授会成员们的意见。各院、处长列席常委会，加强了领导力量。全校大事，召集校务会议和教授会讨论，请大家充分发表意见。在讨论中，各抒己见，有时争论很激烈。梅贻琦能“从容审度其间”，作出“各如其意”的正确决策，得到大家的一致拥护。
常委会对各处、院、系的领导也是民主的，给予充分的自主权。各处、院、系领导人可以放开手脚，大胆负责地干。但他们不是个人专断，每遇重大问题，即召集有关人员开会，让大家充分讨论，虚心听取意见，然后作出决定。因为这样，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广大教师不仅出主意，想办法，献计献策，而且实际努力，埋头苦干，做好工作。
各级机构领导人都比较精干，只设一个正职，从来没有副职，也不要什么秘书。这些领导人，凡是他分内的事，都是亲自动手，工作效率很高。他们不是单纯地只搞行政领导工作，而是都教一门主要课程，还要保证较高的教学质量。各级领导人，如果出缺，就立即选择恰当的人补上，衔接很好，顺理成章，有条不紊。各处、院、系领导人从来没有青黄不接、无人负责的混乱现象。
（三）发扬传统，开拓创新
北大、清华、南开都有各自的优良传统。三校的优良传统，是多方面的，这里仅以培养“通才”和“专才”为例来说明问题。北大校长蔡元培说：“治学者以终身研究学问为目的”；“治术者如法商农工以直接应用服务于社会为目的”；“治学者，可谓之大学。治术者，可谓之高等专门学校”。清华大学从1925年起就分普通与专门二科。从1933年起，大学一年级不分系，全部都学共同必修课。梅贻琦说：“通识为本，兼识为末。”首先是“通识”，然后再“兼识”，使学生掌握自然、社会、人文三方面的知识，为以后分系学习打下较广博而坚实的基础。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主张“日新月异”，以开拓（Pioneering）来概括南开精神。
西南联大很好地继承并发扬了三校的优良传统，有所发展，有所创新。梅贻琦说得好：“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原有之精神，已潜移默化联合于整个联大之中。”
当时，国民党教育部规定：“大学教育应为研究高深学术，培养能治学、治事、治人的创业的通才与专才之教育。”梅贻琦则不以为然，他继承三校传统，提倡“通才教育”。他说：要给学生“通识”，即“知类通达”的训练。“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利民，而为扰民。”“大学重心所在应在通而不在专。”“造就通才为大学之任务，而造就专才则因别有机构在。”他在另一篇文章中说：“至于工学院……应当注意基本的知识，训练不可太狭、太专，要使学生有基本技能，而可随机应用。”著名教授潘光旦也说：“工科学生也应该着重培养成工业领导与组织、理论人才，而不是只有一技之长的匠人。”皮名举在《与陈点先生谈访记》中认为：“工学院的学生，对政治、经济、历史、地理、社会知识都要知道一点，否则，只能做一个‘高等匠人’，……就会变成一个能干的工人，而不能称大学生——大学生应该有极完备的常识。”
综上所述，联大的领导和教师都主张“通才教育”。它的好处是：知识面比较广；基础科学比较扎实；综合运用能力、判断决策能力比较强。结合中国的实际，旧中国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很落后，如果分科太细，学生毕业后对口就业是很困难的。所以必须重视基础学科，多开设一些课程，使学生学到比较广博的知识。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学校的领导和管理工作，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必须有所发展创新。在学制和课程编制上，采取了以“学分制”为主体的“共同必修课制”和“选修课制”三者结合的原则制度。“学分制”：每科每周一节课，一年学完，算一个学分，如“大一国文”每周六节课（包括作文），学习一年，即为六个学分。大学本科四年，必须学满130～140个学分（各系不完全一样），经考试合格（从来任何一科都不准补考），才能毕业。“共同必修课制”：各系都要学，如“大一国文”“大一英文”“体育”“伦理学”等；文科各系必须学“中国通史”“西洋通史”和两门社会科学、一门自然科学。“选修课制”是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个性素质任意选修，院系间可以互相交错，不受限制，这样，才符合因材施教的原则。这样，为学生提供一个合理的纵横交错的知识结构，使学生具有广博的自然、社会、人文科学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培养其综合思维和创造能力，符合现代科学综合发展的新趋势。目的在于使学生学到初步的治学方法，掌握治学的钥匙，为今后攀登科学高峰打下良好的基础。
联大发扬传统、开拓创新的精神，不仅表现在课内，也表现在课外。广大师生重视理论联系实际，把课内、课外结合起来，开展社会调查工作。各院系师生结合各自的专业，到各地对历史、地理、地质、气象、交通、水利、森林、木材、矿藏、生物、社会、人口、风土人情、民族语言等进行考察研究，做设计实验。这种克服设备困难、就地取材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通过这些课外实际活动，取得显著效果。既培养了学生独立工作的能力，又对云南省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教育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四）筚路蓝缕，不辞艰辛
西南联大与抗日战争相始终，流离播迁，从“辞别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到“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八年来，一直处在国难维艰之中。学校领导与广大师生艰苦与共，勤勤恳恳，付出了多少代价，克服了多少困难，真是“筚路蓝缕、惨淡经营”啊！
学校经费，极度困难。自1937年起，因抗战缩减文教经费开支，国民党政府对已经核定的全国各国立院校的经费，都改按七成发给。1938年4月以后，在按七成拨给西南联大的经费中，教育部还要扣去三成，作“统筹救济战区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及办理高等教育事业之财源”。在物价飞涨、币制贬值、师生职工不断增加的情况下，经常入不敷出，有时靠借贷度日。
校舍建筑，极为简陋。一般是土木结构的简易平房。学生宿舍，用茅草盖顶，教室则用铁皮盖顶，只有图书馆略为宽敞高大，用瓦盖顶。路面是泥土摊平而成。校舍不仅简陋，而且数量有限，全校各院系不能集中在一起，只好分散安排。
校本部：在新校舍。北区（大西门外环城公路北侧）设常委会办公室，文、理、法商三院各院系办公室、部分教室。还有图书馆、球场、食堂和部分男生宿舍。南区（公路南侧）设教室、实验室、校医室和学生服务处。
文、理、法商三个学院：教室多在新校舍南北区，比较分散，上课教室不固定，一天要跑几个地方。住宿也很分散，男生住校本部，女生住南院。
工学院：在拓东路，把全蜀会馆、江西会馆和迤西会馆打通，加以改建而成。后来因为要办小学，又让出一半，把食堂、宿舍迁到石家巷监行仓库所在地。上课、吃饭、住宿不在一起，很不方便。而且，条件太差，十分艰苦，有的师生记述说：“在不蔽风雨的牢房里撑着伞睡觉，……在破庙里伴着泥菩萨听课。”统舱式的寝室，每间挤40多人，很多同学每天在走廊里画图，在微弱的灯光下读书。
师范学院：在龙翔街，用昆华工校校舍（因工校疏到外县）。院系办公室、教室、宿舍、食堂都比较集中。但有些课仍要到新校舍和昆北院去上。
仪器设备，极为贫乏。以课桌来说，有的是土基搭木板，有的是一条长凳子，有的是所谓的“火腿桌”（在椅子右边安上一块形似火腿的只够放一本书的木板，供学生听课、记笔记）。学生上课，座无虚席，桌凳不够，常常早来抢位子，抢不到位子的，只好站在窗外听课。上下课打的钟是一截废钢轨。实验仪器匮乏，只好就地取材，利用当地条件做实习、实验和科研。如生物系的动物生理实验，因缺乏原料与设备，不能做肌肉神经试验，便以昆明本地特产蝾螈为材料，做呼吸试验。地质地理气象系把校舍附近的碉堡改作气象台。图书杂志很少，参考书数量有限，教师指定必读，只好事先预约，到时借阅，按期归还。学生没有人手一册的教科书，自己记下来的笔记，就是教科书，教师也不发什么讲稿、讲义。
学生生活，十分清苦。清寒学生初发贷金，1943年后改为公费，分甲、乙、丙三种。师院、工学院按甲种发给，其他学院按百分之八十至四十不等，先修班按乙种百分之九十发给。所领公费，跟不上物价上涨指数，三餐改成两餐，还只够20天的饭费。30元一个月的副食品费，一天只能买一棵白菜。所以学生食不果腹，何谈营养？穿的多是蓝大褂、破袜子、旧皮鞋，破了又补，补了又破。因经济困难，不得不到校外兼职，有的做家庭教师，有的到中学兼课，有的做商店会计，有的甚至卖报、当役差，什么都干。总计到校外兼职的约占学生总数的二分之一。有的同学被迫休学，读书又去教书，教书又来读书，好不容易才读到大学毕业。
教师也很艰苦，生活待遇每况愈下，薪水微薄，物价飞涨，难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有的教授一天只能吃一餐干饭、一餐稀饭，勉强度日。“马约翰家里，常常没菜而吃白饭。”“汤用彤卖掉皮氅，常吃稀饭过活。”由于生活所迫，很多教授不得不到校外兼课。这样也还感到困难，如闻一多教授，还要刻制印章，每天在油灯下工作，直到深夜。
在困难殷忧、物力维艰的情况下，学校领导和广大教师节衣缩食，为国分忧，勤勤恳恳，献身教育事业。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1941年，教育部对兼行政工作的教授发给“特别办公费”。但各处、院、系负责人不愿接受，联名上书：“抗战以来，从事教育者无不艰苦备尝……十儒九丐，……故虽啼饥号寒，而不致因不均而滋怨。”校常委张伯苓主张“办事认真，时时事事请求效率，用人少，花钱少，办事多”。校常委会主席梅贻琦坚持勤俭办学，处处精打细算，修旧利废，物尽其用，人尽其才。不讲排场，不摆阔气，不弃置一物，不浪费一分，把有限的钱物用在无限的教育事业上，用在教学、科研和全体师生的生活上。
梅贻琦本人，严以律己，身体力行。租住民房，因为房屋太窄，只好在阶沿放上椅子，作为客厅。他艰苦朴素，穿的经常是一件灰长衫，吃的是白饭拌辣椒，有时吃上菠菜豆腐汤就很满意了。为了工作，有时去乡下，步行一二十里，来往奔波，不辞艰辛。有时出差，为了节省开支，尽量坐车，不坐飞机。他常以孔子“东奔西跑，恓恓惶惶，被困于蔡，绝粮于陈，但对教育事业始终如一”的精神自勉，并勉励他人。
常委会主席梅贻琦真是“其身正，不令而行”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