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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南联大的校风
西南联合大学的校风，不是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优良传统的简单相加，而是在新的环境和历史条件下，相互依存、联系、渗透、影响以至融合而发展形成的。在三校原有的基础上，经过融会贯通、发展创新，形成了既与三校有共同之处，又独具特点的新的联大校风。笔者1942—1946年在联大师院国文系后转文学院中文系毕业，对联大校风有深切的感受。我以为，联大校风概括起来是：“民主自由、严谨认真、团结合作、开拓创新。”
（一）民主自由
西南联大的民主自由蔚然成风，“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举民主堡垒之称号”，是人所共知的。现就治校方针、培养目标、组织机构、教学科研与民主运动等几方面简述如下：
1.治校方针
西南联大治校方针，是在学校领导和广大师生与国民政府的教育统制政策斗争中，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而形成的。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的态度比较积极，在政治上开放了某些民主，在教育上开始由平时教育向战时教育转变，对教育的控制亦有所放松。西南联大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成立，逐步形成民主治校的方针和一系列制度。后来，到抗战相持阶段，国民政府对人民的压迫日益加紧，对教育的控制也日益严格。1939年3月，全国第三次教育会议召开，蒋介石在“训词”中说：要以三民主义为“教育的最高基准”，要求“齐一趋向，集中目标”。国民政府乃向各大专院校颁布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如大学教师资格审查、聘任、待遇、休假办法及大学课程科目表、学籍管理、统一招生制度等。1939年下半年，教育部颁布大学课程科目表。1940年又发训令，要求联大遵照“部订”课程科目表组织教学。对此，联大师生反感强烈。6月10日，联大教务会议讨论通过文件，对教育部上述规定和训令，逐一提出异议：（1）“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刻板文章，勒令从同。世界各著名大学之课程表，未有千篇一律者，即同一课程各大学所授之内容，未有一成不变者，唯其如是，所以能推陈而出新，而学术乃日臻进步也。”（2）“教育部为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大学为最高教育学术机关，教育部重视大学教育教学之成绩，以为赏罚殿最。但如何研究教学，则宜予大学以回旋之自由，律以孙中山先生权能分立之说，则教育部为有权者，大学为有能者，权能分职，事乃以治。”（3）“教育部为政府机关，当局时有进退，大学百年树人，政策设施宜常不宜变。若大学内部甚至一课程之兴废亦须听命教育部，则必将受部中当局进退之影响，朝令夕改，其何以策研究之进行，肃学生之视听，而坚其心志。”（4）“今教授所授之课程，必经教育部之指定，其课程之内容亦须教育部之核准，使教授在学生心目中为教育部一科员。”（5）“教育部今日之员司，多为昨日之教授，在学校则一筹不准其自展，在部忽然智周万物，人非至圣，何能如此？”最后，提出要求：“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一切设施均有成规，行之多年，纵不敢谓为极有成绩，亦可谓为当无流弊，似不必轻易更张。”此呈文由常委会报请教育部，将本校作为例外，实行独立自主的民主办学。由于广大师生的要求，联大在课程设置上，除少数课程是照“部订”科目执行外，其他课程均按初期在原三校课程基础上，调整变通排定，组织教学，效果良好。
2.培养目标
国民政府教育部提出：“大学教育应为研究高深学术，培养能治学治事治人创业之通才与专才之教育。”强调重视“实用科学”，从而贬低了文理科。公费待遇优先照顾工科学生，招生及选送留学生，工科录取比例往往比文理科高。这种轻通才重专才、轻文理重工科的教育方针，引起了学校领导和广大教师的反对。联大常委梅贻琦一向主张大举应以“通识为本，兼识为末”。此时，又在《大学一解》中指出：“通专并重”，不易实行；“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中文系教授朱自清在《论大学共同必修科目》中指出：“近年来因为种种原因，大学生更只拥挤在工学院和经济系里，这是眼光短浅，只看在一时应用上，这是大学教育不健全的现象。……大学应该注重通才而不应该一味注重专家。”潘光旦在《工业教育与工业人才》中提出主张：“即使是工科学生也应该着重培养成工业领导与组织、理论人才，而不是只有一技之长的匠人。”学校领导还以校务委员会名义上书，对教育部只重专才、不重通才，只重实用科学、不重文理科的方针提出不同意见，并要求在公费待遇上“泯除学院之别”，取得一定效果。
3.组织机构
西南联大在组织机构的设置上，充分体现了民主治校的精神。有常委会、校务会、教授会和专门委员会……教授会由全体教授、副教授组成，主要任务是审议教学方案的改进，研究学生的管理；学生的毕业成绩与学位的授予，审议常委会或校务会交议的事项；对学校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虽是咨议性质，但对学校的行政管理、教学设施、学生学习都有很大的影响和作用。教授会主席由常委会主席担任，三校教授均有充分的代表权，既保证了三校和谐融洽，团结合作；又使教授们有充分的议事机会和民主权利。
4.教学科研
在教学上，西南联大一面基本遵循政府的教育政策；一面借鉴原三校经验，经过筛选、融合、吸收、补充，逐步形成联大的教学风格。
教师阵容强大，水平较高。学派渊源不同，治学方法各异。风度气质，各有特点。教学方法，各有短长。真可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林则徐语）。充分体现并发展了北大“兼容并包”的精神。教师中有的面壁典籍，追慕古人；有的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有的赞赏儒家思想，有的反对封建文化；有的影射比附，以古讽今；有的欣赏尼采、柏格森的唯意志论，有的不离讲稿，条分缕析；有的不带片纸只字，只带几支粉笔，讲起课来，滔滔不绝，欧洲国君有的长达十几个英文字母的名字及其在位起讫年代，讲述如流，不出差错。真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有竞争性，有吸引力。有的课程，一门学科，几个人开，或轮流讲授，学生可听到不同的见解，学到不同的治学方法；有利于从竞争中优化教学，提高质量；还可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善于论辩的学习风气。
在科研上，也充分体现民主自由的精神。学校充分尊重教师的学术自由，从来不予干预。教师可凭自己的学术兴趣，自由研究。不同的学术流派、观点，并存共容，相互学习，和平竞争。不因观点不同而互相攻讦，形成了平等、和谐的科研气氛，从而涌现了大批科研成果和科学人才，培养了不少优秀学生。
5.民主运动
昆明民主运动，记述甚多，人所共知。这里只作联大校风的标志之一，简要述之。
在国民党统治下，争取政治民主是学术民主的前提，学术民主也必然联系到政治民主这一敏感问题。广大师生在残酷的现实斗争中逐步觉醒，认识到政治民主的重要性、紧迫性。在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下，争取民主的运动一直持续发展，与教学科研活动同时并进。通过各种公开合法的进步社团，以壁报、集会、个别访问等方式开展活动。1938年以后，“群社”“冬青社”等相继成立，到1945年，社团总数达27个之多。校园文化，丰富多彩；民主墙上，琳琅满目。一方面，宣传中共的正确主张；另一方面，揭露反动派的罪行。从而提高了广大师生的觉悟，掀起了多次的民主运动高潮。如1942年初的“捣孔运动”、1944年的“五四”扩大纪念活动、“七七”七周年纪念会、云南护国起义纪念会……有的活动，还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提出了“反对独裁”“扩大民主”等口号。尤其是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激起了西南联大和昆明大中学校师生三万余人的义愤，汇成了浩浩荡荡的民主洪流，展开了“反对内战、反对独裁、争取民主”的伟大斗争。在共产党的正确方针指引下，在社会各阶层人民的大力支持下，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所以，西南联大不仅在学术上是民主园地，在政治上也被称为“民主堡垒”。
（二）严谨认真
联大校风，既是民主自由的，又是严谨认真的。在教学管理上，非常严格。如师资的聘任、提升，由系里讨论推荐，报常委会讨论决定。每个层次，各负其责；严肃认真，不徇私情。有个别教授，工作不负责，被学校解聘；有个中文系助教，把“病入膏肓”读成“病入膏育”，被系主任辞退。在教学上，绝大部分教师治学严谨，讲课认真。精心自编教材，不断增补修订，内容常讲常新，深受学生欢迎。如华罗庚教近世代数，“堪称一绝”，蒋硕民教高等代数，“非常叫座”，杨石先开设高等有机化学选课，“引人入胜”，等等。教师对考试非常严格，学生答卷如果有一道题出现不可原谅的错误，则其他题虽答得好，有的教师也给整个答卷不及格。至于58分、59分的现象，那更是司空见惯了。江泽涵教授讲微积分课，大多数学生不及格，他就说：“一定是没有讲清楚”，就给学生再作讲解。教师对学生作业，认真批改，一丝不苟，如朱自清答应学生第二天上课时发作文，虽然身患痢疾，仍然坚持连夜批改，整整改了一夜，第二天眼窝凹陷，仍去上课。沈从文批改作文，批语总是很长，有的长达300多字，很有启发性。好的作文，推荐给报纸杂志，并为之出邮费。在学生入学上，因考生较多，选择余地较大，录取比较严格。各系录取人数以报考志愿合格人数来决定；转学生也不拘名额，必须合格才能录取。在学籍管理上，升降级和休退学制度尤为严格，决不通融，也从来不准补考。学校设有新生入学资格审查委员会和毕业生成绩审查委员会，对学生入学、毕业均有严格规定，并坚决贯彻执行。
（三）团结合作
西南联大最初成立时，三校联合并不那么容易。三校都有各自的特点和传统，有时也暗自为本校的将来着想；教师中各有不同的学术观点和风格，师生中各有自己的政治见解，难免产生分歧和争论。随着民主运动的深入发展，斗争更为激烈；知识分子的某些弱点，如文人相轻、门户之见等，在所难免，必然会有一些矛盾。但是，由于三校的共同努力，联合是众望所归，人心所向。所以，能做到团结合作，善始善终。具体分析，有其深厚的缘由。
首先是由于在抗日战争的时代背景下，师生们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为了从不同的角度支援抗战，必须精诚团结，共度时艰。越是在物质条件困难、政治局面动荡的情况下，越要坚持团结，维持稳定局面，建立正常秩序，保证教学科研的顺利进行。在团结合作中，激发了爱护联大的责任感和荣誉感，什么门户之见、文人相轻等，都放到次要的地位去了。这里要特别提出的是，许多地下中共党员、进步学生，根据党的“勤学、勤业、勤交友”的“三勤”方针，在不同观点的师生中，做了不少的宣传工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其次是三校的“通家之好”，有深厚的历史渊源。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都曾留学美国，都学习过美国的教育制度。他们都有民主办学、教授治校、学术自由和对学校前景的共识。梅贻琦就说过：“对事情的看法与做法，大同小异。”这是三校合作的基础。三校校长和各主要负责人，互相尊重，互相信任，真诚相与，是合作的关键。三校领导人，身体力行，带头做起，作出团结合作、亲密无间的榜样。三校的“通家之好”，养之有素。北大校长蒋梦麟是南开大学校董会董事，多年参与商讨南开大学的主要工作。所以张伯苓不在昆明时，对蒋说：“我的表你戴着（你代表我）。”张伯苓曾任清华学校教务长、清华大学筹备顾问。梅贻琦曾随张伯苓在严氏（严修）家馆读书一直到南开中学毕业。三校师生之间的关系也是很密切的。北大教授胡适、陶孟和、丁文江都是南开大学校董。不少教授常到南开演讲、讲学。原南开教师汤用彤、饶毓泰、余文灿、罗常培，后来去北大任教。北大教师吴大猷、郑华炽、江泽涵、钱思亮等又是南开校友。南开教授黄钰生、杨石先、张逢春等曾是清华毕业生。清华教授李继侗、刘崇铱、蒋廷黻和清华研究院毕业生陈省身，是来自南开的。总之，三校关系密切，风格相似，谦恭相待，和睦相处，“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三校学生，早年就曾开展演说比赛、京津旅游、体育运动等活动。后来又在“五四”“五卅”“一二·九”等爱国运动中，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西南联大时期又聚会在一起，无怪能继续发挥团结友爱的精神了。
（四）开拓创新
开拓创新也是西南联大的校风之一，在组织管理和教学、科研等方面都有充分体现。在组织管理方面，除前面谈到的民主治校外，还有开拓创新精神。如大学实行学分制，早见于1929年《大学规程》的规定，1931年教育部又重申颁布，之后还有些补充规定。西南联大在实行学分制中，不是硬性执行，而是有所开拓创新。根据自己的办学指导思想，来安排课程学分。把学习性质、年限和课程学分紧密结合起来，按培养“通才”的目标来作规定。联大的学制有一、三、四、五几种：先修班一年；专修科三年；文、理、法商、工四学院四年；师范学院五年。性质、年限不一样，课程和学分也不一样。具体内容，不再赘述。在教学方面，教师在自由竞争中，富于开拓创新精神。老教授随着时代前进，不断解剖自己，充分发挥优势；新从国外留学归来的青年教授，勇于开拓新的教学领域。各个院系都不断开出新的课程，旧课程也不断增添新的内容，反映了四十年代最新的学术成就。这种不断进取的精神和旺盛的学术活力，促进了教学质量的不断提高，对学生有极大的吸引力，也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在科研方面，把教学与科研紧密结合起来，以教学推动科研，以科研提高教学。由于把科研成果用到教学中去，所以每个学院几乎每年都有新的课程开设，不断开拓新的教学领域。不少教授写出了许多系统的学术著作，其中有些列为“部订”教科书出版，如钱穆的《国史大纲》，朱自清、黎锦熙的《大学国文选》，朱光潜的《大学英文选》，柳无忌、曹鸿昭合译的《英国文学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王力的《中国音韵学》，刘仙洲的《机械原理》，赵访熊的《高等微积分》，等等。其他还有很多，不再一一列举。科研方面的开拓创新，还表现在与实际紧密结合，解决实际问题。如地质地理气象学系，袁复礼、冯景兰先后到西康对地质矿产进行调查，分别写出了《西康麻哈金矿》《西康荥经铜矿》等著作；地质组与云南省建设厅合设云南地质调查所，调查了昆明附近各县的地质矿产，写出了《云南地质矿产》等五篇论著；孙云涛写了《云南西郊之奥陶纪海林禽动物群》《滇西中志留纪地层》等论文；气象组则侧重云南气候之研究，发表了20余篇论文，其中有赵九章的《大气涡旋运动》《理论气象学》《高空气象学》，李宪之的《台风预报法》《昆明高空气流》《中国南部季候风的问题》等。这些论著对实际工作都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二、西南联大的校训
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原来都有各自的校训。北大校训为“博学审问，慎思明辨”；清华校训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南开校训为“允公允能”。西南联大的校训，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继承、融通和发展原三校校训而制定的。经学校常委会反复讨论研究，决定为“刚毅坚卓”。
“刚毅坚卓”的校训，含义极其深刻：既体现了学校的办学方针、培养目标；又体现了教师治学和学生学习的应有态度；还体现了全校领导、教师和学生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总之，集中概括地体现了西南联大的独特风格。
“刚毅坚卓”四字，各有其含义，又是有机联系的。刚——就是要刚强，《左传》云：“刚能立事”；林则徐说：“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毅——就是要有毅力，《论语·泰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坚——就是要坚定，《诗·大雅》：“实坚实好”；《汉书·马援传》说：“穷当益坚”；王勃《滕王阁序》也说：“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要坚忍，《国语·晋语》：“示之以坚忍之权。”卓——就是要卓然而立，《世说·容止》：“卓卓如鹤在鸡群”；要想得高远，《楚辞·哀时命》：“处卓卓而日远”；要超越寻常，卓尔不群，无与伦比，《汉书·河间献王传赞》：“夫唯大雅，卓尔不群。”
“刚毅坚卓”四字的有机联系、总体精神，是从以下四方面表现出来的。
（一）信含异气，卓尔不群
校训本身的制作就反映了这种精神。1938年6月，教育部发出命令，要各大学制定校歌校训呈报。后又以“训令”催促，限一个月内呈报。学校常委会于10月6日开会决定，聘请冯友兰、朱自清、闻一多、罗常培等教授，组成校歌校训制定委员会，冯友兰为召集人。委员会经过广泛征集和研究讨论，校歌不属本题范围，不做赘述，校训拟为“刚健笃实”，呈报常委会。常委会经过认真讨论，认为“刚健笃实”还不能充分体现联大风貌，于是改定为“刚毅坚卓”。校训制定后，一面呈报教育部，一面在全校公布。这里特别值得提起的是联大的“信含异气，卓尔不群”的精神：教育部一面限令催促各大学上报校歌校训，一面又以“代电”通知各校，要以“忠孝仁爱、礼义廉耻”为全国所有学校的校训，必须制匾悬挂。而西南联大不以为然，没有照办，仍然以“刚毅坚卓”为自己学校的校训。教育部无可奈何，也没有追究。
（二）坚定不移，艰苦卓绝
西南联大在八年抗战中，学校负责人和广大师生，对校训是身体力行的。为了坚持抗战，发展祖国的教育文化科学事业，培养造就人才，不惜千辛万苦，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取得了胜利。在极其艰苦的环境条件下，学校越办越健全、越发展越有起色，成为拥有5个学院26个系、两个专修科、一个先修班的综合性大学，学生从原来的821人，发展到近4000人。不仅数量上大大发展，而且在教学科研质量上，也不断提高。所以，西南联大，蜚声中外。之所以能取得这样显著的成绩，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条就是有坚定的信念、坚强的意志和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学校南迁西徙，万里长征，跋山涉水、颠沛流离，好不容易来到昆明，实现“绝徼移栽桢干质”的愿望；到昆明后，没有校舍，借用盐仓，租用会馆和中学旧校舍，及时开学上课；昆明难以全部安排，文法两学院只好暂驻蒙自；1939年才购得基地，建新校舍，逐步走上正轨，尽管是土坯为墙、茅茨为顶的宿舍，铁皮为顶的教室，“火腿桌”，总算是初步安定下来了；教师没有宿舍，只好租赁民房，住地分散，从四面八方赶来上课，毫无怨言；图书、仪器、设备奇缺，因经费困难，只能逐步添置，便就地搜罗，勉强供师生使用；教师们体谅国家困难，采取积极的应变措施，仪器、药品缺乏，就减少实验项目，改进教学方法，生物系显微镜少，就将切片固定在显微镜上，让学生轮流观察，化学系试管、药品不足，就师生同时做实验，并注意节约，经济系买不起手摇计算机，就以算盘代替；地质地理气象系，减少课堂实验，增加野外实习，以补不足。总之，广大师生团结奋斗，战胜困难，共度时艰。教师们勤勤恳恳，呕心沥血；同学们孜孜不倦，刻苦学习。真可谓“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啊！
（三）巍然屹立、卓荦不羁
“刚毅坚卓”的校训，不仅表现在办学思想与教学态度上，也表现在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精神上。当时，教育部对大学严格控制，课程教材和学生成绩考核要统一规定；教授资格要重新审定，统一发表登记。联大教授，普遍反感，群情抵制，有的教授把资格审查表在会上当场撕碎。教务会议经过讨论，形成文件，报请常委会转呈教育部。以“同人所不喻者”五点意见，提出异议，切望裁夺。具体内容已如前述，此处不赘。还有一件事，也说明西南联大反对控制的斗争精神：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侵入越南、滇西。国民政府对西南联大不放心，要置于直接控制之下，乃命令迅速迁往四川。教育部几次电话催促，何应钦来昆督促，并拨来经费，安排搬迁车辆，形势非常紧迫。迫于无奈，学校常委会研究决定：一方面派员到四川勘察地址，同时成立迁校委员会，聘请杨石先、查良钊、黄钰生、吴有训、郑天挺、陈序经、施嘉炀、严文郁等人为委员，上报教育部；另一方面，暂在四川叙永设立分校，一年级新生和先修班安排在叙永上课，作为变通措施。校本部仍留昆明，看看动静再说。第二年，形势发展比较稳定，一年级新生和先修班学生回昆上课，叙永分校也就不存在了。所以，西南联大一直留在昆明，巍然屹立，“弦歌不辍”。
（四）直言不讳，抨击时弊
西南联大师生尽管生活清苦，但对坚持抗战、争取最后胜利是有必胜信心的。对国民政府的独裁统治、镇压民主运动、贪官污吏的腐败无能，是深恶痛绝的。青年学生的民主运动，人们多所记述，可谓连篇累牍，这里不再赘述。这里只说教师的情况。随着形势的发展，教授们的思想起了很大变化，其中不少知名学者、专家、教授，不再只是埋头教书、埋头研究学术了。他们纷纷走出课堂，投入火热的、残酷的政治斗争。在校内，积极支持，参加学生的集会、座谈和一系列斗争。在社会上参加对时局、国是的讨论，发表演说，慷慨激昂，抨击时政。这方面的内容是很多的，略举数端：（1）为反对内战，呼吁和平，昆明发动了万人签名运动，联大师生签名的有几百人之多。（2）从昆明发出的有关时局和国是的宣言代电，都有联大师生的签名，其中有的还是联大教授撰稿的，如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令解散郭沫若领导的文化工作委员会，昆明文化界坚决反对，集会讨论，发出代电，联名的53人中，联大教师即有21人。（3）抗战胜利后，中国向何处去，前途命运如何，联大教授们更为关心。1945年10月1日，联大教授闻一多、朱自清、张奚若、周炳琳、陈序经、陈岱孙、汤用彤、钱端升、李继侗、吴之椿等对政治协商会议发表意见，发出《为国共商谈致蒋介石毛泽东两先生电文》。电文中有如下内容：①主张“立即同意召集包括各党各派及无党派人士之政治会议，共商如何容纳全国各方开明意见之联合政府”，以“使还政于民之口号不至徒托空言”。②指责国民政府独裁统治，造成“政治上之种种弱点”，漠视“人民利益”，“宜及时反省”。③“今后我国无论采何种政制，此一人独揽之风，务须迅予纠正。”④“今后用人，应重德能，昏庸者、贪婪者、开倒车者，均应摒弃，我国可不致自绝于近代国家之林。”⑤对奸逆叛国者，特别是“元凶巨匪及直接通敌之辈，绝不可使逃法外”，“忠奸不分，何以为国”。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民主自由、严谨认真、团结合作、开拓创新”的校风，“刚毅坚卓”的校训集中地、概括地展现了联大风貌，显示了联大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