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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2008年3月12日发表了金星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一种正在缺失的故事》，其中说道：“眼下教授们没有故事或缺少故事，至少已是文化教育界一个不乏现实的话题。”教授没有故事，是非常遗憾的事。因为在作者看来，“有故事的教授总以其良知和素养，以鲜明的学术个性和独具魅力的人品文章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后学者的坚实的见证”。
西南联大之所以有名，原因很多，然而教授们的“故事”之多，恐怕也是原因之一吧。过去人们讲得较多的是那些学术上顶尖的教授们的故事，而较少提及西南联大的实际掌门人——梅贻琦的故事。这里例举性地谈一谈梅贻琦的几个故事，也许对于了解西南联大的成功之道有所裨益。
梅贻琦（1889—1962），天津人，南开学堂毕业生，曾留学美国，获得硕士学位。回国后任清华大学教授兼教务长，1931年起任清华大学校长，年仅42岁。1938—1946年间，即他49—57岁时，担任西南联大常委，人称“梅校长”或“梅常委”。因为西南联大在抗战时期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迁昆明后联合组成，由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和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三人担任常委，而张伯苓、蒋梦麟两位校长在重庆另有职务，主持联大的校务工作实际上常落到了三人中较为年轻的梅贻琦校长的身上，因而使他成为西南联大的实际掌门人。
西南联大在昆明坚持近九年之久，北大、清华、南开风格各异的三校，能够一直联合到底，做出杰出成绩，直至抗战胜利后北迁，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梅贻琦曾说：“抗战中好多学校联而不合，只有联大是唯一联合到底的。”（北平《益世报》1946年11月2日）因为，国民政府曾设想组成东南、西北、西南三个联合大学，但东南联大胎死腹中，西北联大先合后分，唯西南联大坚持到底。西南联大原三校虽风格各异，却又并非貌合神离的联合，这与主持联大工作的梅贻琦是分不开的。梅贻琦的故事也许有助于了解这种联合的奥妙。
一、梅贻琦，又一个“梅迷”
《人民政协报》2005年12月22日发表了张晓唯的一篇文章，题目是《琐话梅贻琦》，讲到清华人有“梅迷”情结，是令人感动的。他说：“清华人对梅先生孺慕情深，像听戏的人对梅兰芳一样入迷，我们却是另一种梅迷。”联大人又称之为“无我的梅校长”。梅贻琦，是中国近代文化教育史上的又一个“梅迷”。
清华人以至联大人的“梅迷”情结，是与梅贻琦人品风格不可分割的。梅贻琦1938年春到达昆明，1946年9月辞别春城，在昆明生活工作近9年之久。他曾坦言这是其一生中最艰苦的岁月。这一时期抗战形势十分艰难，而联大内部事务繁多，又有诸多矛盾，敌机频繁轰炸，正在上课的师生也要不断跑警报，教学秩序维持与安排颇费周章，物价飞涨、经费奇缺带来生死困窘，“党化教育”、政府操控与守护大学本质的抗衡周旋，知识界上层左右分化及其伴之而来的学潮汹涌，等等。梅贻琦面对着这些复杂纷繁的局面，呕心沥血，上上下下做了诸多艰苦的工作和调解，对左右纷争、学术异见，皆本着“兼容并包”之精神予以对待，使联大得以顺利维系，确实不易。当联大数次被敌机轰炸，“人心惶惶，形势极为危急”的形势下，“在梅先生的镇定领导下，全校师生照常上课，弦诵之声未尝或辍”。1941年后，“在抗日前线仍能照常进行教学和科研工作，是和梅先生艰苦而镇静的领导分不开的。”（施嘉炀《怀念梅贻琦先生》）
“梅迷”“无我的梅校长”之声，是与梅贻琦的人品、作为联系在一起的。
二、多听少说，一言解纷
梅贻琦是个沉着冷静，说话不多，甚至沉默寡言的人。然而，在关键时刻却能一言解纷。这在那个纷繁复杂、矛盾丛生的时期，处理问题是很有效的，至少不会激化矛盾。许多人回忆及记载，梅贻琦是一个“多听少说”的人。然而一到他说的时候，矛盾、工作就差不多到解决的时候了。抗战时曾任经济部次长的张静愚回忆：“凡是曾与梅校长接触过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他都不肯轻易发言，甚至与好友或知己相处，亦是慎于发言。但当某种场合，势非有他发言不可，则又能侃侃而谈，畅达己意，而且言中有物，风趣横溢。”清华同人注意到：“他开会很少说话，但报告或讨论，总是条理分明，把握重点；在许多人争辩不休时，他常能一言解纷。”熟悉他的人则认为，梅“平日不苟言笑，却极富幽默感和人情味，有时偶发一语，隽永耐人回味”。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女士也说：“月涵（梅贻琦字）与元任都有慢吞吞的诙谐习惯。”
西南联大校园内曾经流行一首打油诗，其中有“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可见不见得”两句，形容梅贻琦公开演讲时喜用不确定语气。而有人则将梅贻琦使用不确定语气的习惯，归结为处事严谨的特性。叶公超回忆道：“我认识的人里头，说话最慢最少的人，就是他（梅）和赵太侔两个。陈寅恪先生有一次对我说：‘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谨严，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张晓唯《琐话梅贻琦》）
梅贻琦的多听少说，不仅是考虑问题严谨周到，而且也体现了对别人的尊重和礼貌。遇到什么问题，梅总是先问人：“你看怎么样？”当得到回答，如果是同意，就会说：“我看就这样办吧！”如不同意，就会说，我看还是怎样怎样办的好，或我看如果那样办，就会如何如何，或者说：“我看我们再考虑考虑”。他从无疾言愠色，所以大家都愿意心平气和地和他讨论。即使有不同意见，也感到受到了尊重，而不会激化矛盾。
三、严以律己，宽以待人
张曼菱女士在其《西南联大启示录》的《照片里讲述的西南联大故事》中强调：“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是梅校长为人处世之信条，也是他能够以崇高的威望，将西南联大维持到抗战胜利的原因之一。“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就是要从点点滴滴的事情做起的。
首先是对工作的认真负责，不怕辛苦，不怕艰难。他不仅担负了西南联大掌门人的角色，承接了繁多的日常事务，而且有时教务长或总务长缺员，他就自己暂兼，认真负责，从不怨天尤人。
工作忙乱起来，常常后半夜才上床休息，早晨还要按时起来工作，以至没有时间洗澡、沐浴。据日记记载，1941年1月4日，“下午小睡后至太华浴室洗澡，盖又月余未曾入浴也”。同年4月15日，“四点至八点间做事颇多，先访梁大夫，继至爱群浴室洗澡，未入浴盆者已三月有余矣”。作为从西方留学归来的学者，受西方生活方式的熏陶，而能忍受一月多至三月多才入浴，在正常情况下，是难以想象的。
其次，梅贻琦的廉洁自守、生活朴素，尤为人所称道。据曾任西南联大总务长的郑天挺回忆，1941年7月，郑与梅贻琦、罗常培在成都办事后，准备转重庆回昆明。梅贻琦联系买飞机票后，恰好又得到搭乘邮政汽车的机会。虽然邮车比飞机晚到一天，但可以为公家节约两百多元钱，于是他决定坚决退飞机票。郑天挺感慨道：“俭朴正是他的廉洁的支柱。”（郑天挺《梅贻琦先生和西南联大》）
1940年以后，物价飞涨，联大教授们的薪水不能按时发放，家里揭不开锅的日子迫在眉睫。梅贻琦将政府拨给他和行政人员的津贴全部捐出，坚持“同舟共济”之联大精神。
这一时期，教授们的生计不同程度发生了困难，教授们的夫人亦疲于奔命地维持生活。梅贻琦着了急，向重庆政府教育部为大家申请了一些补助。还有一次，教育部发给联大学生一部分补助金，梅家有四个孩子在联大上学，是可以领到一些补助金的，但是梅贻琦却不让任何一个孩子去领补助金，而把补助金让给更困难的学生。
这些似乎是“小事”，却真实地再现了梅贻琦的人品，也再现了联大的精神。
四、“定胜糕”，值得回味
著名作家兼学者林语堂先生，对西南联大有一个惊世骇俗的评论，这就是“物质上不得了”“精神上了不得”。的确，在相当一个时期，联大在物质上确乎是“不得了”的，教授们的生活相当的困难，即使是常委的梅贻琦也不例外。
梅贻琦夫人韩咏华就曾说：梅贻琦1939年每月的薪水，可维持3个星期的家用，后来勉强只够半个月。家中常常吃的是白饭拌辣椒，连青菜也没有，偶尔吃上菠菜豆腐汤，大家就很开心。1940年3月，全校工友总罢工，要求增加工资；而联大亦曾为教职员生活问题开过一次教授会议。1941年底，教授们生活日益难熬，王竹溪、华罗庚、陈省身、吴晗等54位教授联名写信给西南联大常委会，呼吁改善待遇。呼吁书说，教职员生活“始以积蓄贴补，继以典质接济，今典质已尽，而物价仍有加无已”，要求增加津贴。为此联大一方面函请教育部解决，另一方面召开教授会共商办法。在这次教授会上，“经济学教授供给物价的指数，数学教授计算每月的开销，生物学教授说明营养的不足”。王力感慨地说，“可惜文学教授不曾发言，否则必有一段极为精彩动人的描写”。（游宇明《联大教授的坚守》）
在这种“不得了”的特殊困难条件下，教授们及其夫人亦各显神通，多方设法，以维持生计。梅贻琦夫人韩咏华自制蛋糕售卖，以赚钱维持生计就是一例。
韩咏华回忆，教授们的月薪，多不能维持全月的生活。不足之处，只好由夫人们去想办法，有的绣围巾，有的做帽子，也有的做食品，拿出去卖。“我年岁比别人大些，视力也不好，只能帮助做围巾穗子，以后庶务赵世昌先生介绍我做糕点去卖。赵是上海人，教我做上海式的米粉碗糕，由潘光旦太太在乡下磨好七成大米、三成糯米的米粉，加上白糖和好面，用一个银锭形的木模做成糕，两三分钟蒸一块，取名‘定胜糕’（即抗战一定胜利之意），由我挎着篮子，步行四十五分钟到冠生园寄售。月涵（梅贻琦）不同意我们在办事处操作，只好到住在外面的地质系袁复礼太太家去做。袁家有六个孩子，比我们孩子小，有时糕卖不掉时，就给他们的孩子吃。”还有一次，韩咏华还到大西门旁铺一块油布摆地摊，把孩子们长大后穿不上的小衣服、毛线头编织的东西以及我们自己的衣服等，摆出来卖，一个早晨卖了十元钱。（韩咏华《同甘共苦四十年》）
联大生活的艰苦以及梅贻琦一家生活的艰苦，于此可见一斑。即使如此，梅贻琦也绝不利用职权，不多占一分好处，而且还利用职权，不准家属、孩子们去占任何一点好处。
梅夫人的“定胜糕”，是一个值得回味的品牌。这个品牌名字曾经叫响了西南联大和昆明城。张曼菱女士在其著述中呼吁，“我以为冠生园其实应该保存这个名牌，永远让人们看到。现在满昆明都是西式糕点，何不留我‘定胜糕’之品位？”这值得深思。
五、“大师说”，经典名言
早在1931年，梅贻琦出任清华大学校长时，在一次视察中曾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句不经意的话，竟然成为“大师说”的经典名言。今天，不少学校的老师和文教部门的官员都喜欢把这一句话挂在嘴边，以示他们对人才的尊重和期盼。
梅贻琦的“大师说”之所以能脱口而出，其实并非偶然，是他的教育思想一贯的表现。梅贻琦在1940年的一次会议上，把自己比作“王帽”，这既是一种谦虚的表现，也是尊重教师的反映，是其“大师说”的解释和发挥。他说：“诸位大概也喜欢看京戏，京戏里有一种角色叫‘王帽’，他每出场总是王冠整齐，仪仗森严，文武将官，前呼后拥，像煞有介事。其实会看戏的绝不注意这正中端坐的‘王帽’，因为好戏通常并不是由他唱的，他只是因为运气好，搭在一个好班子里，那么人家对这台戏叫好时，他亦觉着‘与有荣焉’而已。”（《清华校友通讯》6卷9期，1941年9月）这个“王帽”，其实是唱好戏主角的陪衬而已。
唱京戏，“王帽”不是主角；学校亦同此理，校长也不是主角，真正的主角是教师。所以梅贻琦强调“教师是学校的主体”，还说“校长不过是率领职工给教授搬椅子、凳子的”（《清华大学校史稿》）。“大师说”，对于梅贻琦来说，不仅是这样说的，而且也是这样做的。“大师说”意义深刻，流传甚广，至今仍有其借鉴意义。
梅贻琦的故事，寓意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