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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共有三百多个伴侣，大半是来自战区或者内地的贫苦孩子。
每天，当五更时的雄鸡叫出第一声洪亮的啼声之后，那吹号的同学蒙眬地爬起来，吹出一阵阵不十分纯熟的破裂声响。哪怕平常最爱偷懒的，在出发前的喧嚣中也只得用两只手拼命地搓眼睛，一骨碌地爬了起来，招呼着他那同伴，迅速地、小心地卷起他们的被盖，然后由一个人上肩背到运送车的侧边，堆叠成花花绿绿的城墙。傍晚，遇着宿营地离公路有三四里的距离，则当从运送车取了行李搬到自己的宿所之后，禁不住要发生强烈的喘息，心想，“明儿早上可真糟！”然而，一到平息了下来，则一切什么又都忘到了脑后，只管到水溪边或者清水塘里把一双脚连草鞋一并浸在清凉的水里，静静地回忆一天中间所见到的新奇事物。也有人从怀里掏出日记本子使劲地用钢笔在写，直到太阳隐藏了它那最后的一丝光线，大伙儿才回队，团团地围在厨房边等候吃饭。
三千多里的途程，在平常要是有人叫我们来一回步行的尝试，恐怕我们会觉得那是怎样的不近人情吧？然而我们一伙儿到底是这么做了，而且也没有遇着一点什么原先预料的困难。尤其是当经过镇宁的时候，在那里遇着几个挑担长行的宝庆笔贩子。他们的谈吐在那时差不多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觉得惊异，一副几十斤重担子他们居然能够从宝庆挑到云南，再由云南挑到四川。据说来一次可以得到十倍的利益。我想，他们之所以能够这样，恐怕也是由于这种缘故。
但在我们，情形却是两样的。行军的开始，的确我们都曾感到旅行的困难。腿的酸痛，脚板上磨起的一个个鲜明的水泡，诸如此类，实在令人有“远莫致之”的感觉。而且那时候行军队形是二列纵队，一个人须提防踩着前面那个人的脚后跟，又须提防后面的人踩着自己，两只眼睛脱离不开那狭长的队伍，只好暗地叫苦而已。但后来，自从我们的团长宣布“只不准超前，落伍者听便”的命令之后，好一些人都像是得到了解脱似的。一到大休息地（大休息地是每天中餐打尖的地方，约为每日行程之三分之二）就懒散了下来，让一群“孔武有力”的朋友们尽管大踏步地先走，而自己却邀了几个同伴在后面开始游击（在我们的团体里落伍就叫作打游击）。两个多月的经验使我觉得“游击”的确是一个长途旅行的妙法。依经验，无论怎样在天黑之前是总可以到达的，只要路上没有抢劫者，只当是像平常在郊外散步一样，一点旅行的苦痛都不会感觉到。因此到了某一个时期，当行经山岳地带的时候，一见小路，不待大休息的命令，整齐的队伍立刻就会化整为零，哪怕勇敢的朋友们一口气就到了山顶，而大半却坐在山腰喘息。真像要命，好半天才又懒洋洋地爬上一段，重新坐下。
奇怪的是到了第十天之后，哪怕是最差劲的一个也能够毫不费力地走十四五公里，而且哪怕一游击就成了零碎的一群，而每天一到晚餐的菜蔬由厨房领了来的时候，不用清查，吃饭的始终少不了一个。脚板皮老了，即使赤着脚穿上粗糙的草鞋，担保不会再磨起水泡，腿也再不会感觉到疼痛。头和手添上一层黝黑的皮肤，加上微微的黑须，更显示出我们的壮健。的确我们全是年纪轻轻的。
“妈的，又是山！”虽说走惯了，我们对于山却仍然没有好感，远远地看着那黄褐的大道快又要翘上山去的时候，自然而然地又要发生厌憎的心理。哪怕那善于揣摸心理的“参谋长”只管在旁边打气，想叫大家一口气冲上去，而除了一部勇士之外都漠然无动于衷，相反地倒渐渐地慢了下来做着“游击”的准备。
为了制止一些人的瞎冲，可苦了我们的团长。一次，他骑了车飞快地想赶到最前面去，正当下坡，遇着一群载重的马匹遮拦了前面的道路。地势是那样的：一边是山坡，一边是深谷，公路打从山腰经过，掉下去准只能拾起一把骨头。车已经收不住势了，马却并不曾让开，于是人倒了下来，滚到悬崖边。幸而有一块石头拦住，同时一个同伴飞快地赶过去扶起，就这样，他的头部已经受了几处重伤。鲜红的血液滴下来，只好用水洗洗，再用布紧紧地裹扎。然而他到底是一条好汉，当我们的队伍到达宿营地的时候，却见他虽说缠了几道难看的白布，而精神却仍然非常的抖擞，站在那里，对别人讲述事情的经过。
一路上我们也爬够了无数险峻的山峦，假使你看到五里山、镇雄关、关索岭之类的地方，你会觉得南口、居庸关也不过是那么平淡无奇的。尤其在普安从山顶到山脚弯曲着24个“之”字，连湘西的公路也不曾见到过的人，恐怕不能够意识到那地形古怪的奇趣吧。当你看见一辆辆绿油油的车辆像绿甲虫似的在一条狭小的土路上爬行（因为从山顶看广阔的公路往往就成了一条窄狭的山径），你会想象那是怎么样的奇迹呀！人类的文明征服了海，也征服了高山，昔日一夫当关的险要，都消失了，被那便利的交通器具破坏了。
一清早爬起来，吃过早餐之后就只惦记着那天的途程。出发之后眼看着路旁那矮小的路碑的号码的增加或者减少，心里面也渐渐地加多了喜悦，像是快完成了每天的任务。行军是不分天晴和落雨的，除了在大都市为了顾及同伴们考察，多停留一两天之外，哪怕是下着倾盆的大雨，当集合的号音吹响之后，也只得撑开雨伞，让雨滴飘洒在衣服上面出发了。穿着草鞋的两只赤脚浸在泥泞的污水里面怪难受的，而且雨天的草鞋下半天总会生出来一些难看的胡须，“乞叉乞叉”地把泥水溅到绑腿上，成为一大块乌黑的斑点，有时甚至飞溅到裤脚上，这够使人觉得烦恼。一次，一个同伴在歇宿的地方想把那污秽洗去，向屋主一个年老的村妇去借脚盆使用。
“你们不好到外头的沟里去洗么？‘粮子’都是在那里洗的。”她说，这固然是一个理由，但我想大概也是过去受兵爷的“恩惠”太深的缘故吧。的确，除了好些人多了一副眼镜之外，我们的外表简直就和大兵一样。一路上有说我们是警察，也有说是宪兵，也有说是航校学生或者从前线退回的队伍的。
“同志，前线的消息怎样？”或者，“你们的枪呢，同志？”那朴实的面孔上往往表现出一层惊异。那话语给我们以回答的困难。
三千多里的行程中，我们的宿营地只是学校、客栈，以及破旧的古庙，在这里是不能讲究许多了。有时候你的床位边也许会陈列有一口褐色的棺材；有时候也许有一栏猪猡陪着你睡，发出来一阵阵难闻的腥气；然而过惯了却也就都并不在乎。无论白天怎样感觉到那地方的肮脏，一到晚上草填平之后，你就会觉得这是天堂，放倒头去做你那甜蜜的幻梦。过度疲乏的人是有些“饥不择食”的。70天中我们也过惯了兵爷们所过的生活，无论草地或者公路上，只要自己一发懒就一屁股坐下，没有谁还顾及到会沾上一大块难看的印渍的。
夹路的山从湘西直送我们到贵州的平坝，蒙蒙的、滂沱的雨直送我们过贵州的境界。那山，那水，那雾霭，那雨滴，将在我的记忆中画下来一个鲜明的轮廓，清晨的朝霞和傍晚山间的暮色愈加增了我的亲切。但一天天的远去，瞧着异乡的一切是颇容易使我们触目伤怀于那已经或者尚未沦陷的迢迢的故乡。
也许有人会嘲笑我们一群的懦弱无能吧？在这里用不着分辩，对已上前线的同伴我们是万分地表示敬意。可是，难道来到这遥远后方就当真是为着苟安的？
这一次旅行使我感觉如同经过了几个国度。由桃源到沅陵就像是经过恐怖的山谷，一路上，我们经过的地带的矮旧的木造屋子全紧关着，屋檐下挂满一层层的蛛网。那狗的声音却叫得比平常格外的凄惨。一个大的院落中你只能看见一两个老年人或者看家的妇女，悄无生息地像在等候着什么不幸的事件的来临。山峰上时而也有几个人的踪迹，谁知道他们是否即是我们心目中所恐惧的土匪？老实说，从桃源我们就已经装满了恐怖的心理，对前路谁也没有把握，所能自慰的只是我们没有枪也没有钱。遇着了拦路的好汉，他高兴怎样就怎样。当在官庄的时候，听说有几百条枪已经渡过了辰河向这边追赶，恰巧中央军校也打从这里经过，据说他们已经是荷枪实弹地在准备演习剿匪了，谁知道土匪们赶过河来究竟是为的什么？
山！我们终日所能够看见的只是重重叠叠的山，谁知道什么时候从哪一个方向会爬过来土匪的队伍？
一天晚上，黑沉沉的没有月光。因为行李车只有一辆，当末一次装着行李盘绕过五里山的时候，已经十点多钟了，黑暗里借着手电的微光，扛着笨重的行李，爬上山腰的宿所，好几次几乎掉下了深深的水沟。末了，把铺盖摊好睁着蒙眬的眼睛正想倒下头去，忽然间传令兵传来了一个可怕的消息，说就是那一批土匪快要迫近这里了，顿时山腰间布满了紧张恐怖的空气，灯放射出可怕的黄光，到后来索性吹灭成一片漆黑。最初有人主张放哨，可是赤手空拳的那有什么用？幸而我们的大队长挺身出来愿独当一切。时间一分一秒地爬去，土匪都没有来，恐惧终究是挡不过疲倦的，大家都昏昏入睡了。因此当第二天那破裂的号音在屋角吹响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已经平静地度过了一晚。
“老人家，这里匪哪有这么多呀？”当我们坐在茶馆里休息的时候，我们常常爱向那老掌柜的问着。他却只摇摇头，轻轻地说：
“这个年头嘛，真要命啦，几个月里头就抽了几次壮丁，五个丁要抽四个，抽的抽走了，逃的逃上了山啦，先生。”
我深深地为之感动，想到那下层保甲办理抽丁的问题，一方面无可否认民众们对于抗战是还没有深刻的认识，一方面也许实在是“整恼火了”的缘故吧！要不然为什么大多数的人们会舍弃了自己安乐的家，跑到深山中餐风宿雪地受苦？我知道他们之所以这样，并不是单单地为着怕死的。但后来当我们到达沅陵时，问问县长，他对此却是一无所知。
直到现在，我仍然觉得湘西是一个恐怖的世界，虽说我们一路上并没有什么不幸的遭遇就通过了湘西。
再一次在贵州经过匪区的时候，我又得到了一些新鲜的材料，那天我们歇在一个小小的县份，亦资孔。第二天轮到和一个同伴保管行李，因为是派在第二次车，我和他想回到街上去找点水喝。到一家屋里，另一个同伴正坐在那里和老掌柜的闲谈，他热心地把我们两个也招呼了进去谈讲，谈到前线，谈到土匪和他们的区长。末了，他小心地朝外面看了几眼，然后轻轻地说道：
“活不了啦，我老到了六十几了。先生，你看，出了钱就是匪也可以保出来，没有钱你就千真万确的是匪，要砍头！而且每回每回，一有军队过路，就挨家挨户地派粮食。你们这回也一样。他是得了一大笔钱了的，我们呢？一个烂眼钱也见不着！”那爬满了一条条皱纹的脸颊隐藏着一层深深的忧郁，我真恨，真恨不知道该怎样地去安慰那忧郁的灵魂，我真不懂为什么好些地方会那样的如出一辙？
自从进了贵州，我又像到了另一个国度。蒙蒙的雨，濯濯的岩山，红白的罂粟花，瘦弱的灵魂，是一切永远不会使你忘掉的特色。
谁知道什么年代起这地方的人就变成了这样的苍白、孱弱和瘦削，我不信这全是由于他们自己的罪过！我仿佛觉得一条蛇或者一只猛虎扼住了一个人的咽喉，谁知道是什么时候才能得到解脱和忏悔？
我曾见到一个十六岁的小孩，问他，说是一天要吃两钱烟膏。我劝他，可是他说：
“上瘾啦，先生，一下戒不脱的，谁不晓得戒了好呢？”对着这种情形我只好叹息。
黔东公路的沿线是看不到烟苗了的，可是过了贵阳之后那大朵的红的或者白的罂粟花却到处可以看见，听说明年要禁绝，可是谁能担保一定能够办到？
入了贵州境，一路上的人大都起得很晚。十点钟以后还有好些铺子紧关着门板。为了什么？我不懂。因为晚间也不见得是比外省人关得迟的。
三千多里是走完了，在我的心头留下了一些美丽或者惨痛的印象。恐怖的山谷，罂粟花，苗族的同胞和瘦弱的人们，使我觉得如同经历了几个国度。此外我没有得到一些什么更多的东西。一路上简直就看不出什么战时的紧张状态，只不过大都市里多了几个穷的或者富的流浪者！乡村中充满了抽丁的麻烦或者土匪的恐怖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