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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我任北京大学秘书长、中文系教授，度过了最不寻常的一年。
这年春节，别人都在愉快地过节，而我家却出现了不幸：年三十晚上，爱妻忽然病痛卧床。正月初五入北平德国医院，因难产而动手术，初七（2月17日）即去世。由于我思想毫无准备，因此悲痛万分。妻子病逝不久，两小儿又患猩红热，天天打针吃药，弄得家中异常忧虑不安。
七七事变时，校长蒋梦麟、文学院长胡适等人都不在北平。不久，学校法学院长周炳琳、课业长樊际昌等其他负责人亦纷纷南下。于是北大的事情全由我负责。
七七事变之后，北平各大学负责人几乎每天都在北大开会，研究如何对付新的情况。北大几位老教授也时常奔走，为保护学校及师生们的安全而日夜操劳。
北平在日军的包围之下，情况十分危急。而北大留下的学生都是经济上极困难的。后经人建议，在校中学生款内每人发给20元，以使之离校。所以到7月28日北平沦陷时，北大校内已无学生。但是蒋梦麟校长等离北平后久无来信，对学校如何处理，大家都不清楚，只能临时应付。8月某日，日本宪兵搜查北大办公室，发现了抗日宣传品。他们问是谁的办公室？我说是我的。他们看看我，似乎不大信。因为当时各处的负责人，早已逃散一空。
8月8日下午，表姐夫力舒东大夫忽来我家，说是日本宪兵要抓我，要我速走。之后，他把我安置在西长安街他的尚志医院三楼病房，并对护士有所交代。但我感到，此次我的突然离去，会使大家为我的安全担心，况且次日上午还要与清华诸人商议要事。于是，次日一早，我瞒过护士悄然回家。在外奔波了一整天。
9月中旬，我收到了胡适先生的信。他在信中劝我们留在北平教书。大家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但我已感到，这么大的学校，在这战乱岁月里，实在无法维持同人们的生活。到10月时，方知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已在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假圣经学院上课。不久，学校派课业长樊际昌北上接各教授南下。后我托陈雪屏到天津与樊（二人同在心理系）会晤，催长沙迅速汇款。10月底汇款到，我即与诸同人陆续南下。
11月17日晨，天气寒冷。我离开了5个幼儿，只身与罗常培、魏建功等教授同车赴天津。到津后，大家住六国饭店，这是南下的交通站。当天下午钱稻荪从北平赶来，劝我不要走，说一走北大就要垮，要为北大设想。我正词拒绝，并与他辩论了很久。20日，我们搭“湖北”轮南下，同行的有罗常培、罗庸、魏建功、陈雪屏、邱椿、赵乃抟、周作人、王烈等人。船过青岛，我们本想由胶济线转陇海到平汉路。及至下船访问山东大学，方知胶济线已断，只好乘船一直到香港上岸。到香港，因粤汉路被敌机轰炸，乃乘船至梧州，取道贵县、柳州转桂林，由公路入湘。12月14日好容易经衡阳到了长沙，才知南京业已沦陷，学校又准备南迁。
当时长沙临大在南岳设有分校，罗、陈、魏等教授在南岳上课，我在长沙史学系讲隋唐五代史。长沙的天气与北方大不相同，虽已是12月中旬，但晴暄和暖，不似严冬。后阴雨十余日，然虽寒亦不似北方之劲风刺骨。
1938年1月初，学校已内定迁往昆明，但因教育部意见未能统一，故而推迟。这时蒋梦麟校长劝我先往昆明，负责筹备。我为不能与诸人同行深觉不安。于是在1月下旬，为同人详询入滇路线及车价，并将所探询之情况，开列注意事项凡16则，包括路程票价、钞券、护照诸事。不料未过几天，教育部又让缓行，于是计划全部更改。
1月30日为阴历三十。是日晚学校举行聚餐，到有教授24人。当时除蒋校长夫妇及江泽涵夫妇外，其他人家属均留北平。如果不是战乱纷离，除夕是不会有此盛会的。就我个人说，这也是第一次只身在外过年，更何况这一年中国事、家事遭受了多大的变故！
2月中，学校师生决定南迁昆明。一些教授此前已乘车南下转香港赴滇，我也决定由公路转滇越路去昆明。临行前，老友张怡荪劝我到云南后，注意南诏史，我欣然同意。
我们一行十几人于2月15日晨乘汽车由长沙南下。周炳琳夫妇及子女、赵乃抟、魏建功等坐包车，我与章廷谦、姚从吾、张佛泉等坐公共汽车前往。经过半个月的奔波，于3月1日下午5时30分抵昆明。蒋校长夫妇及罗常培、陈雪屏等到站来接，当下在拓东路全蜀会馆住。
此时，学校已改称为西南联合大学。3月初，由于学校校舍不足，蒋校长曾先往蒙自视察校舍。14日蒋回昆明。次日下午即在四川旅行社开会，到有蒋校长、张伯苓、周炳琳、施嘉炀、吴有训、秦缵及我。会上决定文法学院设蒙自，理工学院设昆明，由北大、清华、南开各派一人到蒙自筹设分校。清华派王明之，南开派了杨石先，北大派了我，我于是在17日至蒙自。筹备完竣，我就留在这里，在史学系教课。此外，还负责蒙自的北大办事处。
蒙自为滇南重镇。光绪十三年（1887）被辟为商埠，设有蒙自海关、法国银行、法国领事馆。清末时，法人修滇越铁路后，途经碧色寨而未经蒙自，其经济大受影响，商业一蹶不振。联大文法学院至蒙自时，法国领事馆、银行及各洋行均已关闭。由昆明至蒙自，快车近5小时先至开远，然后下车吃饭，再坐车50分钟始至碧色寨，然后再换碧个（旧）铁路车，凡半小时多始能抵蒙自。因此，一般说由昆明至蒙自需用一天时间。如车慢或行晚，甚至须在开远歇一夜，次日始得到。我在蒙自近半年时间，往返达十余次，甚感不便。
我于3月17日晚与沈肃文至蒙自，入县北门承恩门，至早街馆周宅（凡楼三层，后为女生宿舍）晤王明之、杨石先，知校舍筹备即就绪。当晚即住此处。
到蒙自主要的事即是尽速安排校舍，迎接师生到来，以便尽快上课。校舍工程经紧张修复后，又与当地李县长商议保安问题。因此地附近并不安宁。李答应增派保安队40名驻三元宫，距学校甚近，治安可无问题。4月初，即开始迎接学生到来，先后共五批。与此同时，文法学院诸教授亦陆续到来。
我们大队师生来到蒙自，轰动了整个县城，该地商人遂乘机提价。原来在长沙时，学生包饭每月仅5元5角，且午餐晚餐可三荤二素。及至蒙自，商人却将学生包饭提至每月9元，且菜为一硬荤、二岔荤（肉加菜）、二素，而教师包饭每月12元。是时云南本地各局之三等办事员，月薪不过12元（滇币120元），而教职员一月之伙食费已与该地职员一月收入相等，这不仅增加师生负担，也觉得愧对当地父老，于是初议未谐。
当时的教授大多住在法国银行及歌胪士洋行。歌胪士为希腊人，原开有旅馆和洋行。临街系洋行，此时早已歇业。我第一次去该处时，尚记得室内的月份牌为192×年某月日，说明以后未再营业。洋行中尚存有大量洋酒待售，一些清华的教授见到，高兴极了，当即开怀畅饮。我原住法国银行314号，大部分教授来到后，又重新抽签。314号为罗常培、陈雪屏抽得，我抽至歌胪士洋行5号房，邱大年住4号房，于5月3日迁入。此外住在歌胪士楼上的尚有闻一多、陈寅恪、刘叔雅、樊际昌、陈岱荪、邵循正、李卓敏、陈序经、丁佶等十几人。
寅恪先生系中外著名学者，长我9岁，是我们的师长。其父陈三立先生与先父相识。此前数年三立先生尚为我书写“史宦”之横幅，我郑重挂于屋中。抗战不久，因北平沦陷，先生乃忧愤绝食而死，终年85岁。寅恪先生到蒙自稍晚，未带家属。经常与我们一起散步，有时至军山，有时在住地附近。当时他身体尚好，我们还一起去过蒙自中学参观图书。临离开蒙自时，即7月23日，大家曾去该地之黑龙潭游玩，往返15里，历时数小时。
歌胪士洋行楼下则住男同学。后来我又搬至4号与邱大年住一屋。当时房屋紧张，两人一室均无怨言。我和闻一多是邻屋。他非常用功，除上课外从不出门。饭后大家都去散步，闻总不去。我劝他说，何妨一下楼呢？大家都笑了起来，于是成了闻的一个典故，也是一个雅号，即“何妨一下楼主人”。后来闻下了楼，也常和大家一起散步。记得一次与闻及罗常培相偕散步，途中又遇汤用彤、钱穆、贺麟、容肇祖等人，大家一起畅谈中国文化史问题，互相切磋，极快慰。战时的大学教师生活，虽然较前大不相同，但大家同住一室，同桌共饭，彼此关系更加融洽。记得当时我读《新唐书·吐蕃传》，疑发羌即西藏土名Bod对音，于是参阅诸书草成一文名《发羌释》。写完后随即就正于陈寅恪、罗常培、陈雪屏、魏建功、姚从吾、邵循正、邱大年诸公。罗将文章题目改为《发羌之地望与对音》，并补充一些材料；邵又据伊斯兰语正以译文；陈寅恪又为订正对音及佛经名称多处，并对文中意见表示赞许。这对战时只身飘零在外的我来说，真是一种极大的鼓舞和安慰，是平时极难得到的一种相互学习的机会。
蒙自城内集市很多，一般六日一大街（即集市），三日一小街。街期，苗人悉至，以物交易。一日与魏建功赶集，适逢大集。西门内外苗人甚众。见三妇女跣足着白色百褶裙，以白麻布三匹向布商易蓝布，未谐。我们乃与之攀谈，她们亦略懂汉语，最后以三元三角购买之。回后，熟习此地风俗之人，谓这些妇女系倮罗
人。但鸟居《苗族调查报告》中所述衣饰，则与今见略有不同。
我在蒙自仍在历史系讲授隋唐五代史。当时北大史学系教授仅姚从吾、钱穆及我三人。史学系师生集会，多选择在风景如画的菘岛举行。是年5月，史学系师生茶话会，纪念孟森先生。是日大雨，姚张伞走在前，钱戴笠继之后，择路而行，我亦张伞沿堤缓行。四顾无人，别饶野趣，犹如画图中人。除蒸岛外，尚有军山，亦是诸人饭后散步之所在。其地较菘岛尤幽静，青岭四合，花柳绕堤。不意边陲有此曼妙山川。
当教学秩序正常后，我即向蒋校长提出辞去行政职务，蒋表示谅解。当时我曾请魏建功代刻杖铭二根，其一曰“指挥若定”，另一曰“用之则行，舍则藏”。罗常培见后，以“危而不持，颠而不扶”相讥，盖即指我坚辞不任行政事务而言。言颇切直。
是年7月，学期即结束，昆明校舍亦陆续建造，于是蒙自之文法学院决定迁回昆明，蒙自校舍让于航空学校。史学系亦决定，暑假后我讲授明清史、清史研究、史传研究等课程，并召开史学系毕业同学欢送会。是月22日，农历为六月二十五，为云南之星回节，俗称火把节，居民燃火把游行，亦有以荷花、荷叶装烛，杂以火把游行田间或市街者。但晚饭后候之良久，仅见有持火把者，其余未见。是月底，学生考试完毕，师生乃陆续北上，回到昆明。
西南联大的八年，最可贵的是友爱和团结。教师之间、师生之间、三校之间均如此。在蒙自的半年，已有良好的开端。同学初到蒙自时，我每次都亲到车站迎接，悉心照料，协助搬运行李。其他教授亦如此。北大考虑干部时，也以能团结其他两校之教授为出发点，避免不必要之误会。我在蒙自时，孟森先生刚去世，我决心继孟老之后，钻研清史，完成其未竟之业。这时罗常培自昆明来信告诉我说，云大教授吴春晗闻我将完成孟老遗著，慨然愿以其所抄李朝实录中之中国史料80本相赠。不几天，我回昆明，与罗一起看望吴春晗，所谈甚快。联大教授之间、师生之间的友情，由此可见。无私、友爱、团结，这是西南联大的优良传统，这也是能造就众多人才，驰名于中外的主要原因。在抗战期间，一个爱国知识分子，不能亲赴前线参加战斗，只有积极从事科学研究，坚持谨严创造的精神，自学不倦，以期有所贡献于祖国。西南联大的师生，大部分不都是这样吗！
遗稿由郑克晟整理，发表时作了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