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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春天，我们长沙临时大学同学250人，教授50人左右，徒步离长沙向西直走到一千里外的昆明新校去，这可说是开了世界上课最长路程的新纪录。参加徒步长征者于2月20日出发，在恰恰68天之内走完了这路程，每天步行15里至50里，平均每日约走24里，最后于4月28日到达昆明。
临大系由国立清华大学、国立北京大学与私立南开大学三校于1937年秋季在长沙联合成立的，这时候日本空中的轰炸与烧夷弹的燃烧已将南开校舍化为平地，同时日人在北平的军事行动，亦使清华与北大无法在平开课。可是，临时大学的寿命却见得不长，巨大的日机，每从并不遥远的根据地出发，挟了死亡的武器，频来探访长沙。这足以打碎临大对于平宁和自由的希望，在此地求学是那么的紧张。
经过1938年的早春，情形变得格外严重，因为战事飞速地扩大到扬子江上游的地带来了。看样子学校的迁徙是急不可待，于是临大当局便决定主意，这一次一定要将学生撤至敌机不能飞达的内地去，他们就这样决定了迁至云南省，中国西南的后方门户。平静时候，云南省是并不多大重要的，但随着抗战局面的展开，它却成了政治上及军事上的冲要地带。在从前，1915年的革命，蔡锷领导起义，向北推进，终于推翻袁世凯的帝梦，在今日，中国国家的生存处于绝续存亡之秋，它将是培植青年以充实抗战干部和建设人才的地方了。
现在，另有一个光荣应归落到滇省，即是连同四川，该省行将成为最重要的文化与教育的中心，临大新址，就设于该省省城昆明，更名为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联大”。
当临大决定将学校撤至内地以后，学校当局当前就逢到一个难题，那便是用什么方法移动这一千学生、一百教授和为数不少的办事人员以及学校的仪器设备。这个问题，鉴于湘滇间现在的运输情形，确是不容易解决的。
经过了一番商议，终于决定了绕道而走的办法。先从长沙搭车，取道广州到香港，再从香港走水路到海防，然后从海防再坐火车到昆明。
但两头乘火车，中间坐船，大半的行程必须在异国的土地上驱驰的。这种旅行办法，对于富有冒险精神的学生——他们想顺便在迁到新校的路上看看自己国家的内地情形——以及心向科学与抱有社会学见地的人，远不感到兴趣，而且也太平静了，对于青年的精神不相合适。
这种见地，大学当局颇表同情并且了解，就是湘省当局也是如此。所以，学生们要求徒步行走湘滇之间的一千里路程，两者当局均加裁可。
湘省主席张治中既全盘赞同这个提议，便指派一个退职的军官洪锡和上尉来领导我们经越华中这带疟疾传染且有几区是盗匪横行的区域。洪上尉那时在省政府当一名顾问，虽然已上了年纪，但特别适宜来领导这次长征，因为他不仅曾经当过兵，惯于跋涉，而且还极其熟悉这次长征所经历各地方的地理情形。至于这次长征学生的人员选择，是以一般的身体状态以及在大学里学业的成绩做标准的。所有参加的人都须经过彻底的体格检验，以确定能否抵挡得住种种苦难，这在如此艰辛的旅途上是可以预料而碰到的。下面一段日记的摘录足以显出参加者对于跋涉长途所表示的热诚！
当校中布告从长沙徒步出发长征昆明时，我决定参加……早晨（1938年1月13日）我跑到学校里去，听说我的名字已经允许列入长征昆明的一群名单中，不禁大喜！
由大学里两个军事训练员襄助，洪上尉将着手参加长徒步行走的310个同学照着正规军队的格式组织起来，全团分成两大队，置于严格的军事纪律之下，甚至于全体一律都穿军队的制服，每一大队再分成三小队，每十五个学生组成一小队。全团人员由军事训练教官统带，归洪上尉指挥。这些统带人员组成一个司令部，另由教授职员和特选的学生所组织的特别委员在旁相助。司令部下分设两处，即有三个医生的医务处和有两个会计员的经理处。
教授职员所组织的特别委员会负责指导长征中所预定的教育和科学的工作。这些人之中有植物学家、动物学家、地质学家和物理学家，他们为学生做好“游览”计划，应如何进行田野间的观察，应如何采集学校标本。
在长途走行的同学中间，还有许多研究社会科学的，他们抱了研究沿途各地居民的社会状态的希望而参加长征，这种希望后来是实现了。到贵州，我们大为苗族所款待。在这里，我们对于苗民的表示明显的国家意识的程度，以及对于外间世界进行的大事，尤其是自己祖国与日本之间正在剧战这番事，并不完全茫然，非常惊异。在一个社交的集会上，苗民对于访问者给予正式的欢迎，并演唱山歌和跳民间舞盛待我们。我们无论在城镇或乡村过夜，都到处受人优渥的欢迎，官民双方都予我们以种种的帮助。
到实在无法步行否则将发生不可克服的困难的地段，我们方始坐帆船或其他原始的车辆。但全程六十几天，内中只有四天，我们才被迫求助于这种运输的工具。徒步者旅途轻快，行李每两个人打一包，装在跟着长征的两辆卡车上面，笨重的行装则早已同着学校的动产，经由广州—香港—海防的一路，在前头运去。
除了单薄的服装外，每人都加发一件军用棉袄，这一件衣服后来见得大有用处，尤其在出奇寒冷的夜晚。一出湖南常德西面，雪花的飞飘为四周田野添上了一点冬日之美的意味。长途中，有几天，大雨滂沱，我们冲向急雨中去，觉得很有趣味。
脚走得起了泡，医治占去了医务处的大半时间，虽然医生也直忙着帮助徒步者之身体安健，但并无重病发生，就是伤风之类的轻病也极少。参加者一律种了牛痘，打了预防伤寒针，所以全途没有一人感染到那类传染的疾病。
一切对于匪徒的恐惧，结果证明绝无根据，因为一次也没碰到。要是依照往常走这条路的人遇盗脱身的传说判断起来，那么这次长征可算是平静无事的了。只有一次，司令部发出警告，其时中央军官学校学生正在我们的前面不远，统率人员恐怕匪徒一定就在附近，要垂涎军校学生的武器，前来抢劫，但我们一路前去，并无任何不幸的遭遇。
我们走三千里路，为时68天，一共用了18000元。旅途中，每人每天得四毛钱的膳费，两毛钱的零用。同学们把零用的津贴大半花费在购买小小的乡土纪念物和草鞋上面。
临大在西南联合大学这新名称之下，于去年5月初重复开课。因为昆明缺少地方，文法两院不得不迁设蒙自——离昆明朝西不远的一个大城。工院、农院、科学院则仍在昆明上课。这一学期学校只开了三个月课，到7月便放暑假了。从8月到11月，所有的同学全体派送军营，受军事训练。秋季始业到去年12月才开始。在临大，原有同学不过一千，现在注册人数已增至210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