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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代散文之流变
1.《尚书》——上古告谕文字。
2.《春秋》三传、《国语》、《战国策》——史传。
3.司马迁《史记》——传记文学。
（二）智者的散文
1.儒家师徒论学——《论语》《孟子》《荀子》。
2.道家讲道（天人之际）——《老子》（《道德经》）、《庄子》。
3.墨、名、法各家——《墨子》《公孙龙子》《韩非子》。
4.道家之余绪——《淮南子》。
5.西汉以来的单篇论说。
《文心雕龙》，自《辩骚》以下迄《谐隐》，凡十一篇，论古代中国的纯文学，《史传》以下，迄《书记》凡十篇论杂文学，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散文。最古的文字记录，该说到殷墟所发现的甲骨文字，那都是简短的卜辞。其他见之于《易经》的文辞，也都很简短的。比较有系统的记录文字，如《尚书》所载的，可以是说部最早期的史文；不过今本的《尚书》，一半是汉人所伪造的，还有一半，如《尧典》《禹贡》，虽是汉以前的作品，也是战国以后的人所追述的。大概《商书·盘庚》上中下，要算是最古，篇幅比较长的史文，乃是当时的文告。（《尚书》，尚古之书。）尚书，直言也；直言，便是今人所谓口语。盘庚为了劝告老百姓迁避黄河的水患，所以发了那八篇告谕文字。语言代有迁变，所以后人读起来，佶屈聱牙，不容易了解。《尚书》中可信的几篇，都是西周的文告，如《大诰》《康诰》《酒诰》《顾命》《吕刑》等篇。也有关于战争的，如《牧誓》：
时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勖哉夫子！尔所弗勖，其于尔躬有戮！”
这是三千年前的布告，有如现代的大西洋公约或联合国宣言，我们可以知道西周时代黄河流域的一般文化程度了。尚书文体，本来和我们关系很少，谈文的也不远宗那些典谟训诰。可是隋唐古文运动，如李谔、樊宗师、韩愈、柳宗元有意改变当时的赋体骈文，以尚书为典则，如韩氏的平淮西碑，便是尚书体的文字，所以我们谈到古代散文，还得说到尚书诰谟体制的。
（《文心雕龙·史传》篇：“《曲礼》曰：‘史载笔左右。’史者，使也；执笔左右，使之记也。古者，左史记事者，右史记言者；言经则《尚书》，事经则《春秋》。唐虞流于典谟，商夏被于诰誓，洎周命维新，姬公定法，䌷三正以班历，贯四时以联事，诸侯建邦，各有国史，彰善瘅恶，树之风声。”“昔夫子闵王道之缺，因鲁史以修《春秋》。然睿旨幽隐，经文婉约，丘明同时，实得微言，乃原始要终，创为传体。”）
有一部记录体的编年古史——《左传》，关于这部古史的来源，以及和《春秋》经的关系，关于《左传》作者左丘明的生平以及和公羊、穀梁二传的同异，这都是经学史上争论未定的问题，我们且不必深求。有一不争的结论，即是春秋时代重要的史事，《春秋》经上只有一句简单的话，它却原原本本、曲曲折折铺叙出来。可以说现存的古书中，当得起一部真正历史著作的，要推《左传》为最早最完备的了。而其影响中国后世散文之深切，也在其他诸经之上。春秋二百四十年间，列国内政外交，盛衰兴废，头绪那么繁杂，要由左丘明一人来记录是不可能的。他一定是搜集了许多资料再来编以成书的。当时的国史当有若干存留，重要文件也有为时人所传论的，有趣味的故事，有成为传记中心的，左氏就将一些散漫的资料整理得十分完整的。这部史书，从文学的观点，有几种特点：
（一）人物生平的叙述：《左传》本不为人作传记的。然而对于每一个重要人物都附在带叙事之中，活泼泼地将他们的性格描画出来。尤其是子产、叔向这类的人，言论风采，记载得娓娓不倦，借他们的言论风采表达他们的政治抱负。此外凡是个性具有特点的人，他都不放松，例如卫献公的神气骄傲，鲁昭公的好讲面子，都使人至今如闻其声，如见其貌。《左传》所记的人物，未纤悉无遗，但与其他古书所记对照起来，却少有重复之处，这可见他取材的丰富。
（二）辞令的记叙：《国语》与《左传》本来是相辅而行的书，然而《国语》只记一方面的语言，而《左传》则兼有问答的辞令。无论私人的说话，公开的交涉，乃至整篇的文献，如《吕相绝秦书》《郑子家告赵宣子书》，及瑕吕饴甥告晋人，子产对晋人征朝之类都详细备载。在这里面一方面可以看出美妙生动的口语文章，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对内对外文告的惯例。
（三）文艺的技巧：《左传》不是按年记流水账的，它对于每一件重要史事的发生经过，都要把前因后果表明出来，甚至微细地方也不遗漏；也不是专注重记事而忽略人物个性的，它对于每一个人物都写得栩栩如生。《礼记》上有一句话：“属词比事，《春秋》教也。”《左传》对于属词比事这一点是非常着重的。属词是指文词的结构，比事是指事实的贯串。后来的史家文家从这里面得到无穷的启发，因而开辟了无穷的境界。汉以后的文章家，竟可以说没有一个不学《左传》的。（刘知几《史通》：“左氏为书，不遵古法。……然而言事相兼，烦省合理。”梁启超亦云：“其叙事有系统，有别裁，确成为一种组织体的著述，彼账簿式之《春秋》，文选式之《尚书》，虽极庄严典重，而读者寡味矣。左氏之书，其断片的叙事，虽亦不少，然对于重大问题，时复溯原竟委，前后照应，能使读者相悦以解。此三特色者，皆以前史家所无。”古今史家，也都推尊《左传》为不祧之宗的。）
《左传》以后，影响中国的文学，而成为唐宋以来古文家的规范的，则有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司马迁的时代，比左丘明后了四百年，此四百年中之中国社会，“譬之于水，其犹经百川竞流波澜壮阔以后，乃汇为湖泊，恬波不扬。民族则由分展而趋统一，政治则革阀族而归独裁，学术则倦贡新而思竺旧”。这是古代文化的总结时期，而司马迁的《史记》便在这一时期产生出来。他的祖先，世为周史官；他自己继承他父亲司马谈的学业，为汉太史。他自言：“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又言：“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在史学方面，他原想建设一历史哲学，而借事实以为发明，又引孔子之言以自况谓：“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他取材于《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以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组织而成。“其本纪以事系年，取则于《春秋》；其八书详纪政制，蜕形于《尚书》；其十表稽牒作谱，印范于《世本》；其世家列传，既宗雅记，亦采琐语，则《国语》之遗规也。诸体虽非皆迁所自创，而迁实集其大成，兼综诸体而调和之，使互相补充而各尽其用，此足征迁组织力之强而文章技术之妙也。”（班固述刘向、扬雄之言，谓“迁有良史之才，善序事理”。郑樊谓“自春秋后，惟《史记》擅制作之规模”。）
中国的学术思想，源出于史，正如欧西学术出于哲学一般，就在这一母体中孕育出种种专科来。纪传史既自成一体，而历代史家都是第一流散文家；历代文人，也无不寝馈于《史记》之中，得其一鳞一爪，即是以自成一家。相传桐城派大师归有光，用五色彩笔，精读《史记》，才成为古文大家，或许言过其实，但归有光的记叙文，得《史记》之神理，那是大家所明白的。前人教后学习文，以及一般语文选本，都取材于《史记》，也是世所共见的。
司马迁以人物为中心来创造他的伟大著作。他写了各阶层各色各样的人物，从繁复的材料，选取突出的材料来表现所写人物的特点。他最善于故事化，他所写的战国秦汉的人物资料，多得之于传说和亲身调查，根据对人物的一定的理解和认识，选取其可信的、重要的事件，加以详简不同、彼此互见的剪裁的安排，组织了一系列的故事，集中地表现一个中心思想，正如后世的小说传奇。他笔下的人物，不仅富有个性而且也富有典型性，他所描写的，都是十分深刻的。他对于当时语言文字的运用，非常纯熟。他把那些僵化或含义不明的词汇和句式，按照当时一般的理解换作通俗易懂的词汇和句式，他一面整齐古代的史料，一面也在整齐古代的语言。他努力模拟或利用口语的自然语调来刻画人物的神情态度。这一点，他运用得非常成功。如《陈涉世家》写陈涉旧时伙伴的歆羡神情：“夥颐，涉之为王沉沉者！”如《张丞相列传》写周昌口吃：“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神情鲜活，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他在文学技术上的成功和他在史料运用上的成功，都是可宝贵的。
“《史记》优秀的传记文学，一方面丰富了中国文学中的故事传统，一方面也形成后来笔记小说的章法结构，像《游侠列传》《滑稽列传》，都是一些短篇汇集而成的。这就是后来笔记小说体裁的由来。至于像鸿门之宴、垓下之围那样壮阔的场面，则要等到《三国》《水浒》等章回小说正式出现后才能承继那个传统。”“《史记》传记文学的支流，到了西汉末年有刘向的《列女传》《说苑》《新序》，东汉有赵晔的《吴越春秋》，袁康的《越绝书》，这些就更近于野史及小说家言，至于小说的真正发达，还要等得此后市民文学的起趣。”
先秦诸子的论学讲道文字（智者的散文），也成为中国散文另一主要源流。这一时期，起于春秋后期，迄于西汉初年，先后凡四百年。儒、墨、名、法各家，一面在游说诸侯，要想行其道，一面招收生徒，传他们的“道”，这便是诸子百家的由来。我们且设想，那一时期的记录工具，是用刀刻在竹简木版上，所刻的字，乃是篆籀象形文字，那当然十分不便利的。孔、孟、墨、扬诸子，他们自己并未准备著书，他们的门徒，把他们师徒间的问答及所见闻行事记录下来，文字非十分简洁不可。他们师徒间闲谈，一定很有风趣，也许古今上下，乱拉一阵，在笔记上，只留下一章一节，或是几句警句。也看各人的领会如何，我们所见到的《论语》，既非颜渊、子贡的笔记本，也不是曾点、子路的笔记本，乃出于一位比较笃实的子夏之手，我们看来，已经十分丰富，而且趣味横溢的。即如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侍坐那一节：
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
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困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
夫子哂之。
“求，尔何如？”
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求，即冉有。）
“赤，尔如何？”
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赤，即公西华。）
“点，尔何如？”
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
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
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点，即曾晳。）
短短篇幅中，已经把他们这几人的性格、抱负都刻画出来了。（《论语·阳货》以下三章，写孔门的生活最为入神。）
到了战国初年，各家有各家的见解，各家也有各家的文章风格，这种风格，和那几位思想家的性格相为表里，也可说是自然形成的。（郭绍虞说：“孔门之文学观，最重要者有两点：一是尚文，一是尚用。惟其尚文，所以不同于墨家；惟其尚用，所以又不同于道家。此两点虽似矛盾，而孔子却能善为调剂，绝不见其冲突。‘中庸不可能也’，孔子思想即是处处能恰到中庸的地步者。大抵其尚文的观点本于他论诗的主张；尚用的观点，又本于他论文的主张；而同时论诗未尝不主应用，论文未尝不主修饰，所以能折中调剂恰到好处。”）
战国诸子百家，都是善辩的，而且都是懂得逻辑的应用的。孟子是一个雄辩之士，他的弟子问他：“敢问夫子恶乎长？”孟子云：“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知言，还是孔门的思想；养气乃其自得之处。）公孙丑又问：“何谓知言？”他说：“谀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易·系辞》：“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也是这个意思。）他是听其言，读其文，固以窥其心，而知其人的。他抓住了对方的论点，层层加以批驳，那就可以破敌了。（孟子善于“破”，而不善于“立”。）例如，他和齐宣王的对答：
王曰：“否！吾何快于是，将以求吾所大欲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闻欤？”
王笑而不言。曰：“为肥甘不足于口欤？轻暖不足于体欤？抑为采色不足视于目欤？声音不足听于耳欤？便嬖不足使令于前欤？王之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岂为是哉？”
曰：“否，吾不为是也。”
曰：“然则王之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犹缘木而求鱼也。”
王曰：“若是其甚欤？”
曰：“殆有甚焉。”
他的辞锋这么锐利，能使对手无所致辩，听者为之快然的。（苏东坡云：“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今观其文章，宽厚弘博，称其气之小大。”）
墨子的文章尚质，他说：“言必立仪。言而毋仪，譬犹运钧之上而立朝夕者也，是非利害之辨，不可得而明知也。”因为要立仪，所以他主张言有三表：
有本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
有原之者——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
有用之者——于何用之？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
他这种实用主义的观点，认为所谓本之，乃即所以适于应用之以往的证据；所谓原之，亦即其所以适于应用之现在的证据；所谓用之，亦即可以适于应用之未来的证据。所以，他的文体，是一种逻辑的文体，他也是先秦诸子中最懂得思辨术的一个。（墨子曰：“言足以迁行者常之，不足以迁行者勿常。不足以迁行而常之，是荡口也。”胡适之云：“迁字和举字同意，皆是升高进步之意。这两章意思，是说无论什么理论，什么学说，须要能改良人生的行为始可推尚，若不能增进人生的行为，便不值推尚了。”此说，最能表达墨子实用主义之本旨。）
庄子的思想，可以说是道家的核心；他的文章，也是道家文体的典型。《史记》称：“其学无所不窥，……然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用剽剥儒墨，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庄子·天下》篇说：“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庄周闻其风而悦之，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觭见之也。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其书虽瑰玮，而连犿无伤也；其辞虽参差，而諔诡可观。”他的想象丰富，情思飘逸，所以他的文字，都是超旷脱俗的。正如楚辞一般，他是代表南方哲人的诗的散文。“从肯定方面说，庄子是缪悠之说，荒唐之辞；从否定方面说，庄子是其理不竭的好手。他以为一切道理都是相对的，而绝对的道理只可以意会，所以说是相视而笑，莫逆于心。”例如《山木》：
庄子行于山中，见大木，枝叶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问其故，曰：“无所可用。”庄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夫子出于山，舍于故人之家，故人喜，命竖子杀雁而烹之。竖子请曰：“其一能鸣，其一不能鸣，请奚杀？”主人曰：“杀不能鸣者。”明日，弟子问于庄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将何处？”庄子笑曰：“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
他是“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借“否定”来打破日常的成见的。
思辨的风尚，在战国时代，不独游士如此，每一思想家都是如此的。荀子可以说是儒家脱出的大师，他常说：“人之于文学也，犹玉之于琢磨也。子贡、子路，故鄙人也，被文学、服礼义，为天下列士。”“君子必辩”，“君子之言，涉然而精，俛然而类，差差然而齐。彼正其名，当其辞，以务白其志义者也”。他的文体，虽不像《孟子》那样排荡有力，却周密安详，过于《墨子》，可以说是最完整的学术论文。《荀子·解蔽》篇也可说是和《庄子·天下》篇一样，是一篇极严谨的学术批评文字。他说：
今诸侯异政，百家异说，则必或是或非，或治或乱。……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申子蔽于势而不知智，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故由用谓之道，尽利矣；由欲谓之道，尽嗛矣；由法谓之道，尽数矣；由势谓之道，尽便矣；由辞谓之道，尽论矣；由天谓之道，尽因矣。此数具者，皆道之一隅也。夫道者，体常而尽变，一隅不足以举之。曲知之人，观于道之一隅而未之能识也，故以为足而饰之，内以自乱，外以惑人，上以蔽下，下以蔽上，此蔽塞之祸也。
他的议论，我们可以说和两千年以后的英国科学家斯宾塞的《群学肄言》极相似，即以文体论，也是同出于一范畴的。
从荀子的学术思想的体系演进下去，乃有韩非子的法家思想，韩非生在战国后期，他的思想，不独集法家之大成，也是集儒道墨法各家的大成。他的文体，也从荀子的“逻辑”的学术论文出，比荀子更明确肯定，立竿见影马上解决问题的。韩非子如《孤愤》《说难》《五蠹》《显学》，正等于今日的政论文字。梁启超说：“其文最长处，在壁垒森严，能自立于不败之地以摧敌锋，非深于名学者不能几也。”例如：
历山之农者侵畔，舜往耕焉，期年，甽亩正。河滨之渔者争坻，舜往渔焉，期年而让长。东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仲尼叹曰：“耕、渔与陶，非舜官也，而舜往为之者，所以救败也。舜其信仁乎！乃躬藉处苦而民从之，故曰：圣人之德化乎！”
或问儒者曰：“方此时也，尧安在？”其人曰：“尧为天子。”然则仲尼之圣尧奈何？圣人明察在上位，将使天下无奸也。今耕渔不争，陶器不窳，舜又何德而化？舜之救败也，则是尧有失也。贤舜，则去尧之明察；圣尧，则去舜之德化：不可两得也。楚人有鬻盾与矛者，誉之曰：“吾盾之坚，物莫能陷也。”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于物无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应也。夫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今尧舜之不可两誉，矛盾之说也。且舜救败，期年已一过，三年已三过。舜有尽，寿有尽，天下过无已者；以有尽逐无已，所止者寡矣。赏罚使天下必行之。令曰：“中程者赏，弗中程者诛。”令朝至暮变，暮至朝变，十日而海内毕矣。奚待期年？舜犹不以此说尧令从己，乃躬亲，不亦无术乎？且夫以身为苦而后化民者，尧、舜之所难也；处势而骄下者，庸主之所易也。将治天下，释庸主之所易，道尧、舜之所难，未可与政也。
他的文章，我们在千百年后读之，也好似同处在一时代，格外亲切有味的。
西汉之初，学术论著，首推《淮南子》，犹有先秦诸子的风格。其后陆贾有《新语》，沿纵横家遗风，扬雄以《法言》拟《论语》，也是一脉相承的。东汉思想家，辨事有王充《论衡》，议事有仲长统《昌言》，论人有刘劭《人物志》，可说是深达理要。其他如荀悦《申鉴》、徐干《中论》、傅玄《傅子》，在当时也算得一家之言，到了后世，就找不到什么特殊的见解了。胡适之说：西汉以后的论著，也只有王充《论衡》、刘勰《文心雕龙》、刘知几《史通》、章实斋《文史通义》，这几种传世之作，有着永久的价值。其他只有单篇专论，或有胜义，不能自立一家。（依周作人的说法，专著应该推荐颜之推《家训》。《家训》不独以见解超脱胜，文辞也典雅可喜，兼南北之长。）
单篇论说，古代所未有。庄子《齐物论》，公孙龙《坚白论》《白马论》，荀子有《礼论》《乐论》，《吕氏春秋》有《开春论》以下六篇，那都是一家言中的一部分，不能分割着看的。到了西汉初，贾谊有《过秦论》（推论秦代所以失败之故），东方朔设《非有先生》之论，这才是单篇论说的开头，其后有王褒的《四子讲德论》，这才是后世所谓“论说”的“论”，成为“辞人”的文字了。章太炎说：“晚周之论，内发膏肓，外见文采，其语不可增损。汉世之论，自贾谊已繁穰，其次渐与辞赋同流，千言之论，略其意不过百名（名，即是字）。”章氏最推许西汉的《石渠议奏》（汉宣帝甘露中，帝与五经诸儒，杂论同异于石渠阁），说是“文质相称，语无旁溢，犹可为论宗”。从散文的内容说，他的看法是不错的。
论说文辞，魏晋以后，因为道家思想再兴，清谈家善于推理，不像汉代儒士那么拘于章句之学，他们所谓“玄学”，兼取佛家的哲理，如王弼《易例》、鲁胜《墨序》、裴《崇有论》、张裴《晋律·序》、裴秀《地域图·序》，都是第一流好文字，其他如陈寿、贺循、孙毓、范宣、范汪、蔡谟、徐野人、雷次宗的研讨制度风俗的文字，也比西汉经学家高明得多了。章氏谓：“魏晋之文，大体皆卑于汉，独持论仿佛晚周。气体虽异，要其守己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达（《礼记》：‘君子比德于玉，……孚尹旁达，信也。’注：尹读如竹箭之筠，浮筠谓玉采色也。采色旁达，不有隐翳，似信也。）可以为百世师矣。”
至于应用文字，章氏谓：其原各有所受，奏、疏、议、驳近论，诏、册、表、檄、弹文近诗，近论故无取纷纶之辞，近诗故好为扬厉之语（扬厉，即修辞的夸张）。汉世作奏，莫善乎赵充国，探筹而数，辞无枝叶。晋世杜预议考课，刘毅议罢九品中正，范宁议土断，孔琳之议钱币，皆可谓综核事情矣。然王充于汉独称谷永，谷永之奏，犹似质不及文，而独为后世宗，终之不离平彻者近是。《典论》云：“奏议宜雅，书论宜理。”亦得其辜较云（辜较，即大概）。若夫诏书之作，自文景犹近质，武帝以后，时称诗书，润道鸿业，始为诗之流矣。汉世表以陈情，与奏议异用，若（孔融）《荐祢衡》（曹植）《求自试》诸篇，文皆琛丽，炜晔可观。盖秦汉间上书，如李斯《谏逐客》，邹阳狱中《上梁孝王书》已然。其后别名为表，至今尚辞，无取陈数，亦无韵之风也。《文选》不录奏、疏、议、驳，徒有书、表、弹文之流，为其文之著也。大抵近论者取于名，近诗者取于纵横，其当官奋笔一也。古今论中国散文源流，这一段话，要算最畅达的了。
《文心雕龙·书记》篇：“书之为体，主言者也。……书者舒也，舒布其言，陈之简牍，取象于夬，贵在明决而已。……汉来笔札，辞气纷纭，观史迁之《报任安》、东方朔之《谒公孙》、杨恽之《酬会宗》、子云之《答刘歆》，志气盘桓，各含殊采，并杼轴乎尺素，抑扬乎寸心。逮后汉书记，则崔瑗尤善，魏之元瑜（阮瑀），号称翩翩；文举（孔融）属章，半简必录；休琏（应琥）好事，留意词翰，抑其次也。嵇康绝交，实志高而文伟矣；赵至叙离，乃少年之激切也。至如陈遵占辞，百封各意，祢衡代书，亲疏得宜，斯又尺牍之偏才也。详总书体，本在尽言，言以散郁陶，托风采，故宜条畅以任气，优柔以怿怀，文明从容，亦心声之献酬也。”刘勰所说这一番话，我们不妨引之作为上文的补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