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讲
汉赋的演变

提要

（一）古代文学的第三种体式——汉赋

1.汉赋——南方骚体与北方荀卿赋的结合。

2.汉赋——“诗”与“文”的中间性产物，辞赋内容，由抒情而叙事，有着纵横家的影响。

3.“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诗人之赋抒情，辞人之赋叙事。

（二）汉魏六朝文的特色

1.骈俪辞采。

2.韵律对偶。

3.抒情赋进而为咏物的小赋，叙事赋进而为骈体文、四六文。

4.中国文体之构成素。

中国古代文学的第三种体式，便是汉赋。这种体式，从楚辞这一系统发展下来，那是显然的。那位继承屈原文统的宋玉，他除了《九辩》《招魂》以外，还有《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讽赋》《风赋》《笛赋》《舞赋》《钓赋》《大言赋》《小言赋》十篇。关于这些赋篇的作者，是否是宋玉，历来争论甚多，这也让文学史上去研究；我们只要知道战国后期的楚国文士，已在用骚体来写赋就是了。那时，还有些赋篇，那是荀卿所作的。（《汉书·艺文志》载孙卿赋十篇，现在《荀子》的《赋篇》，只有《礼赋》《知赋》《云赋》《蚕赋》《箴赋》五篇和佹诗二篇。《艺文志》又载成相杂辞十一篇，不著作者姓名，现在《荀子·成相篇》，有成相三篇，大约成相杂辞十一篇中，总包括了荀卿的成相三篇。又《战国策·楚策》，载孙子从赵国作书谢绝春申君，附有赋一篇，内容也和佹诗相同。他的文学作品，大概就是这些了。）荀卿名况，也称为荀卿子。（古“荀”“孙”同音。）他是北方的赵国人，曾经在齐国做官，后来被齐人所谗，离齐往赵国，正值春申君为相，任他为兰陵令，他就一直住在兰陵（今江苏北部），终老于此。

荀卿这一位北方的文士，他继承孔门的诗风，他在楚国久住，又当屈原、宋玉之后，因此染上了南方的骚体，他的赋篇和佹诗，跟《诗经》和《楚辞》都很相似，可以说是南北诗赋的中间性产物。我们且看他的《谢春申君书》中的赋篇：

宝珍隋珠，不知佩兮；袆布与丝，不知异兮。闾姝子奢，莫知媒兮；嫫母求之，又甚喜之兮。以瞽为明，以聋为聪，以是为非，以吉为凶。呜呼上天，曷惟其同。《诗》曰：“上天甚神，无自瘵也。”

从他的赋，已可看见这种体式渐渐成为“诗”与“文”的中间性的产物了。此外，他们所作的成相杂辞，例如：

请成相，世之殃，愚暗愚暗堕贤良。人主无贤，如瞽无相，何伥伥！

请布基，慎圣人，愚而自专事不治。主苟忌胜，群臣莫谏，必逢灾！

论臣过，反其施，尊主安国尚贤义。拒谏饰非，愚而上同，国必祸！

这也是诗的变体，和近代的弹词颇相似，这种体式并未流行起来，却也暗示从战国到西汉，正在找寻新的体式，开出汉赋的大局面来了。

西汉文学，继承着周秦南北两派文学的流风而有所演化；从辞赋说，这是楚辞的嫡子，乐府古体诗则是《诗经》的后裔，这从形式上，我们已经这么说了。至于两派的内容，也是彼此交流，细缊化合，成为后世中国文学的源泉，也是体会得到，所以班固认为“赋者古诗之流也”。钟嵘《诗品》所说：“逮汉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其源出于楚辞，文多凄怆怨者之流。”汉初军政主角都是楚人，所以流行楚音。项羽《垓下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刘邦《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都是《楚辞·九歌》的格调。（《汉书·礼乐志》：“凡乐乐其所生，礼不忘本，高祖乐楚声，故《房中乐》楚声也。”）

不过，辞赋的内容，由抒情而叙事，其间乃受纵横家的影响。《汉书·艺文志》：“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今外交家）。孔子曰：‘诵《诗》三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当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此其所长也……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端，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为列大夫也。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喻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春秋之后，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班固已把赋的源流说得很明白了。战国游说之士，以布衣去游说人主，要使他自己的话，引动人主的听信，先前所用“微言相感”“称诗喻志”的方法，已经落伍了，只有扩充“称诗喻志”的方法来作雄辩术，着重修辞的技巧。我们且看《战国策》所载那些策士的说辞，就有汉赋的风味了。

汉兴以后，陆贾、邹阳、枚乘、严忌之流，都是以纵横家兼辞赋家的。（《汉书·艺文志》载陆贾赋三篇。）汉初诸王，如楚元王交、吴王濞、梁孝王武、河间献王德、淮南王安，都模仿战国诸侯养士的风气，招致游客，其间如吴、梁、淮南三国的游士，很多纵横家而兼辞赋家的。邹阳、枚乘、严忌，都是始游吴而后游梁的。汉志纵横家有邹阳七篇，《两京杂记》称邹阳曾为几赋、酒赋。汉志又有庄夫子（即严忌）赋二十四篇，枚乘赋九篇；这两人和邹阳风格相同，都是有纵横家气的。淮南王曾为《离骚》作传，汉志有淮南王赋八十二篇、淮南王群臣赋四十四篇，他所招致游士，如伍被之流，也是纵横家。这么看来，汉代辞赋虽源出于楚辞荀卿赋，却又是变相的纵横家的说辞呢。

西汉的赋家，“陆贾扣其端，贾谊振其绪，枚（乘）马（司马相如）同其风，王（褒）扬（雄）骋其势，皋（枚皋）朔（东方朔）已下，品物毕图，繁积于宣时，校阅于成世”。刘勰这么总括说来，原是不错的。若就赋体来说，贾谊才是楚辞的真正嫡传。贾氏洛阳人，汉文帝时由博士迁为大中大夫，被谗谪为长沙王太傅，又迁为梁怀王太傅。怀王坠马而死，谊自伤为傅无状，哭泣岁余，也就死了，年三十三岁。他所作的《吊屈原赋》及《鹏鸟赋》，正是《九章》《九辩》余绪，一种抒情的赋篇。这类赋篇，两汉辞人就很少作的了，只有王粲《登楼赋》、祢衡《鹦鹉赋》，还保留着一点风格，却已转入“小赋”的一路去了。

汉赋的主潮，乃是“大赋”，“京殿苑猎，述行序志，并体国经野，义尚光大，既履端于倡序，亦归余于总乱”，都是“铺采摛文，体物写志”的文字。其始如枚乘的《七发》、梁王《菟园赋》，已经扩大了场面，拼命从华丽辞采上显出他的才学，而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长门赋》出来，可以说是登峰造极了。他自述作赋的心得：“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作赋之迹也。赋家之心，包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他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在描述技术上出人头地，刘大白说：“贾谊是学屈原、宋玉的，并不能超过屈宋；司马相如是学荀卿，却能从模仿而创作了。”扬雄推崇司马相如的赋才，说：“长卿之赋，非自人间来，其神化之所至耶！”“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

我们且看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他托为子虚、乌有先生、亡是公三人为辞，以推天子诸侯之花圃之盛美，其卒章归之于节俭，因以讽谏，说起来，还是战国策士式的游说文辞，辞采的夸张重于事实的叙述，却又就时地的情况来发挥，又近于后世的地方风俗志。这种文字的组织非常简单，一起一结而外，便是山川、草木、花果、鸟兽、宝藏、艺术、娱乐，分段铺叙而成，穿插以人物掌故，便算完篇了。他就是要对皇帝、贵族，表现自己知识的广博，想象力的丰富，取得文学侍从之臣的地位，便是了。（《汉书·王褒传》：“上（宣帝）数从褒等放猎，所幸宫馆，辄为歌颂，第其高下，以差赐帛。议者多以为淫靡不急。上曰：‘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譬如女工有绮縠，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娱悦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讽喻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弈远矣。”可见当时的辞赋，只是献媚人主等于倡优的。）

由于当时君主好尚（汉武帝、宣帝都是好辞赋的），士大夫靡然从风，司马相如以外的辞赋家，如东方朔、枚皋、王褒、扬雄，都是一代辞赋的大作手。（语详文学史，这儿不叙述他们的生平和作品。）他们的作品，依后世人看来，并没有多大意义，但在古代没有辞书类书的时代，他们的赋篇，恰好是一般文士学习修辞丰富词汇的范本，百口交论，一直流传下来。

那位为汉宣帝所重视的王褒，他在当时以《圣主得贤臣颂》著名，其他如《甘泉宫颂》和《洞箫赋》，也就是辞令赋。不过，他和东方朔一般有诽谐的天才，留下了一篇有趣的《童约》，写得非常活泼。而且纯熟地运用川中土语，把日常生活生动地描写起来，倒是一篇当时的白话契约呢。（《童约》结尾，记这位顽童“仡仡叩头，两手自搏，目泪下落，鼻涕长一尺”，极为传神，亦游戏妙文。）

从辞令赋（大赋）的路演变下去，那就成为采取赋的形式的散文，《子虚》《上林》，便成为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左思《三都赋》这一类赋体的范本。——东汉光武以儒生成帝业，提倡儒术，砥砺名节，一反西汉倡优文学的风气。东汉辞人，虽不像纵横家那么夸诞，却也着眼现实社会政治问题。当时，光武以西京残破，改都洛阳，杜笃不以为然，以关中表里山河，先帝旧京，不宜改营洛邑，乃仿司马相如、扬雄赋体，作《论都赋》，以讽光武，这是他的政论。其后崔骃有《反都赋》，班固有《两都赋》，张衡有《二京赋》，都是讨论这个问题的。（西汉以游猎为主题，东汉以京都为主题，这也可见文士风尚的迁变。班固、张衡都是史家，眼光也正不相同。）刘勰云：“荀结隐语，事数自环；宋发夸谈，实始淫丽。枚乘《菟园》，举要以会新；相如《上林》，繁类以成艳；贾谊《鹏鸟》，致辨于情理；子渊《洞箫》，穷变于声貌（子渊即王褒）；孟坚《两都》，明绚以雅赡（孟坚即班固）；张衡《二京》，迅发以宏富；子云《甘泉》，构深玮之风（子云即扬雄）；延寿《灵光》，含飞动之势（王延寿，王褒之子）。凡此十家，并辞赋之英杰也。”他所举的代表作家与代表作品，大致是说得不错的。至于魏晋赋家，他也举了八家，说：“及仲宣（王粲）靡密，发端必遒；伟长（徐干）博通，时逢壮采；太冲（左思）安仁（潘岳）策勋于鸿规；士衡（陆机）子安（成公绥）厎绩于流制；景纯（郭璞）绮巧，缛理有余；彦伯（袁宏）梗概，情韵不匮：亦魏晋之赋首也。”“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后世赋体，就是这么个路向。左思作《三都赋》，诣著作记张载访岷邛之事，构思十年，门庭藩溷，皆着纸笔，得句即疏之。赋成，张华见而咨嗟，都邑豪贵，竞相传写，他本来模拟《两都》《二京》，而搜寻词汇，繁富堆砌，格外近于类书；当时洛阳纸贵，也只是文士们大家传抄了去，当作辞书看待的。

辞赋之作，着重在模仿，所以每一赋家，都是拟《离骚》，拟《七发》，拟《两都》，拟《答客难》，前人有什么体制的赋篇，我也拟仿一篇，即以司马相如那种大作手，扬雄也说：“大抵能读千赋，即能为之。谚云：‘习伏众神，巧者不过习者之门。’”以“巧”便是天才，他所说的“习”，便是模仿，从模仿中获得充分的词汇，这才可以组成伟大的赋篇。扬雄自己的一生，所有的作品，都是模仿前人的，他的《长杨》《河东》《羽腊》《甘泉》四赋，模仿相如的《子虚》《上林》，而《剧秦美新》一文，也模仿相如的封禅文。他又以反离骚吊屈原，仿屈原的《离骚》，又重写了一篇《广骚》。又何惜诵以下至怀沙一卷，名曰《畔牢愁》。其他《太玄赋》也仿《楚辞》，《逐贫赋》《酒赋》和《赵充国颂》仿《诗经》，《解嘲》《解难》仿东方朔的《答客难》。他又作《太玄》以仿《周易》，作《法言》以仿《论语》，作《方言》以仿《尔雅》，可算是模仿大家了。这一风气，一直在辞赋作家中流行着，所以模仿成为作赋的主要法门了。班昭以《幽通赋》仿《离骚》，以《典引》仿司马相如的《封禅》，《答宾戏》仿东方朔的《答客难》，《比拟连珠》仿扬雄的《连珠》，像他这样的大史家也还是脱不了时俗的风尚的。（崔骃、傅毅、张衡也是如此的。）

上文，我们说到诗人之赋，从抒情的路，扩充到咏物的路，到了东汉末年，马融作《长笛赋》，崔琦作《白鹄赋》，王逸作《荔文赋》，王延寿作《梦赋》《王孙赋》，赵壹作《穷鸟赋》，王粲作《登楼赋》，和祢衡的《鹦鹉赋》一样，都有感慨身世、托物抒情之意，他们是接着贾谊的路子，魏晋六朝间的小赋，便是这么演变而成的。即如陆机《叹逝赋》，潘岳《怀旧赋》，陶潜的《归去来辞》《感士不遇赋》《闲情赋》，南北朝鲍照《芜城赋》，谢庄《月赋》，江淹《恨赋》《别赋》，庾信《春赋》《枯树赋》《小园赋》《哀江南赋》，就像后世的小品文，脱去模仿的旧习，发抒作者的性情，回到辞赋的本来面目，有着作者的个性了。这一类小赋，以陶潜为最真挚，正是冲淡深粹，风华清靡，兼而有之。至于晶莹完善，则鲍照、江淹、庾信之赋，可说是上选的了。

这种重辞采好骈俪的风尚，如梁元帝（萧绎）《金楼子·立言》篇所说的：“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影响所及，公私文翰也都竞为淫华。[隋李谔上书，称：“魏之三祖，更尚文词，忽君子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下之从上，有同影响，竞骋文华，遂成风俗。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惟务吟咏，遂复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惟是风云之状。”赋体文字，成为文士共同应用的体制；隋初文帝时，有重质的倾向，到了他的儿子炀帝时，又回复到尚文的旧习。唐初，“沿江左余风，句绘章，揣合低卬，故王、杨为之伯，玄宗好经术，群臣稍厌雕琢，索理致，崇雅黜浮，气益雄浑，则燕、许擅其宗。”那是流行骈体文的时期，后来韩、柳提倡古文，但朝廷取士以及文士酬酢文字，还是以骈体为主，到了晚唐五代，以及宋初的西昆体，也正是赋体的骈文呢，唐宋骈文，自成一脉络，自开一风气，与古文并驾，并不受古文运动的影响，宋代古文家，如欧阳修、苏氏兄弟、王荆公、曾南丰，都能兼作骈体四六，唯境界一变于骈体中寓散体就是了。我们依着时代分别看去，“初唐四杰之作，沉博绝丽。燕许继出，务于典则。樊南稍流丽矣，杨（亿）刘（筠）之专法义山，实亦隐开宋代风气，特未尝参以散文之法耳。欧阳氏出，乃以流转之笔，运雅淡之词。南丰、荆公、子瞻兄弟相与和之”。我们可以说：唐代骈文，乃是骈体的骈文，到了宋代骈文（四六体），已经成为骈体的散文了。唐人奏议，用骈体而意无不达者，莫如陆宣公也，可说是宋代“四六”的典型。谢伋《四六谈尘》云：“四六施于制诰、表奏、文檄，本以便宣读，多以四字六字为句。”俞樾《春在堂随笔》云：“骈体之文，谓之四六，则以四字六字，相间成文为正格。”《困学纪闻》所录诸联，如周南仲追贬秦桧制：“兵于五材，谁能去之？首弛边疆之备；臣无二心，天之道也，忍忘君父之仇？”贪用成长而不顾其见长，自是宋人习气。孙梅《四六丛话》：“宋初诸公骈体，精敏工切，不失唐人矩矱。至欧公倡为古文，而骈体亦一变其格。始以排奡古雅，争胜古人。”欧苏而后，骈文渐趋雅淡，唯秦少游设色最为绮丽。《四库提要》云：“自六代以来，笺启即多骈偶，然其时文体皆然，非以是别为一格也。至宋而岁时通候、仕宦迁除、吉凶庆吊，无一事不用启，无一人不用启。其启必以四六，遂于四六之内，别有专门。南渡之始，古法犹存，孙觌、汪藻诸人，名篇不乏。迨刘（克庄）晚出，惟以流丽稳帖为宗，无复前人之典重。沿波不返，遂变为类书之外编，公牍之副本，而冗滥极矣。”]

骈体四六，魏晋六朝以后，成为在朝士大夫的通用文字，元明清各代相沿成习，每一时期，都有大作手。清代如陈其年、吴锡麒、汪中，都以骈体擅场，与桐城阳湖派古文家齐名的。即如曹雪芹他所作的小说《红楼梦》是散体文，其中如《芙蓉诔》《太虚幻境赋》，便是骈文。骈散两体，其实，应该相互为用，即如近人王了一的小品文，篇中多插入骈俪语句，格外显得典重醇雅，增加了分量。（说得切实一点，从文体上看，八股文正是骈体四六的变体，其中血缘关系很相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