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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学”是什么
1.这是争论未定的课题。
2.五四运动以后，接受了世界性的文学概念。
（二）中国文学——在中国的文学
1.诗歌、散文是中国文学正宗。
2.上一代的散文，多少受八股文的影响。
3.唐宋古文——桐城派、阳湖派古文，是近代文学的一支。
（三）文学概念之演变
1.文章与博学对举。
2.文与学对举。
3.文与章对举。
4.骈文与散文对举。
5.散文出于辞赋，也出于史笔。
6.纯文学的发展。
我本来是教书匠。教书匠，可以说是无所不知，却是懂得并不太多的人。我们在教室里，时常碰到一些天真的朴素问题，譬如说：“二加三为什么等于五？”我就只好叫他去扳指头了。其实这一问题，并未完全答出来，我后来知道像我这样的数理知识是不够来作答案的。又如：“什么是文学？”我曾经从一位姓刘的老师那边，抄来几十条答案；我也曾在黑板上写满一大堆答案，结果，我自己越看越不懂，我想，学生看了我所写的，也未必懂得很多的。而且，一个文学家，和懂不懂文学定义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四十年前，那时我只有十来岁，已经在小学堂念书了。那时的小学堂，刚从私塾变过来，老调子还是没有弹完。国文课本，还有《神童诗》《三字经》《论语》《孟子》一类书要念。《神童诗》一开头，就有四句诗：“天子重贤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是我们所得的文学概念。我们执笔为文，便是写文章；口头也总是说某人文章写得好，某人文章写得坏。一个读书人，只要文章写得好就行了。我们脑子里，模模糊糊，也就把“文章”当作“学问”。后来进中学念书，已经是民国初年的事了。“文学”“文学家”这一类名词，已经看到过听到过；不过我们所熟知所常用的，还是“古文”“文章”那一类名词。我们心目中的古文家还是桐城派那几位大师，归有光、方苞、刘大櫆、姚鼐、曾国藩；其他则是唐宋八大家，韩、柳、欧、苏，等等。说到古文名篇便是《古文观止》《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钞》中的文章。我们还不说什么文艺之创作，只是说“写文章”。至于《红楼梦》《水浒》《三国演义》《西厢记》《牡丹亭》，那时还只能算是闲书，背着父师偷偷地看，不能登大雅之堂的。那几位戏曲小说家，如王实甫、汤若士、施耐庵、吴敬梓、曹雪芹，也没人把他们当作文学家看待。当时，曹雪芹写了那么一部大作品，他自己却又躲躲闪闪，不敢直认是他的手笔，而托之于传信传疑的来源的。
中间经过了五四运动，新的文学观念就为大家所了解了。此时此地的年轻人，就接受世界性的文学概念。承认戏曲小说都是文学作品，戏曲小说作家都是文学家，王实甫、汤若士、施耐庵、曹雪芹的地位，也就在桐城派古文家之上了。我在这儿先提醒一句：世界性的文学概念，乃是近三四十年间才流行起来的，正如鲁迅所说的，“文学”这名词，并非中国所有，而是从日本贩运过来的。我们既不必说中国本来的文学概念，就是我们所了解的“文学”，我们也不能说，现在文学的概念如此，中国历来的文学概念也非如此如此不可的。我们口头所说的“文学”，和我们父师们所说的，可能大不相同的。据说有一位欧洲人，他到了中国，看见了一只竹夫人（竹夫人，系用竹篾织成的长篓子，夏日拥之以取凉者）。他回到了欧洲，就对朋友们说，中国人用的字纸簏，是如此如此的。这当然是笑话。我们应该知道竹夫人是竹夫人，字纸簏是字纸簏，不应该把竹夫人当作字纸簏，也不应说中国除了字纸簏，并无竹夫人的。学问上的事，就是要有清清楚楚的交代，不可以张冠李戴的。（从前文人说到文章，他们心头是指诗词歌赋和古文而言；古文是文学正统，其他戏剧小说，只能算是左道旁门。我们说到文学，以诗歌、戏曲、小说为纯文学，散文、小品则称杂文学，这都是这几十年中的观念改变。）
我们此刻所要谈的乃是“中国文学”（在中国的文学），属于历史性的知识。首先也把几个流行常用语说明白来。时人口头，每有“八股老调”的话，连带也有了“党八股”、“洋八股”、“抗战八股”、什么什么“八股”，带着讽刺性的话。不错，“八股文”（制艺）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史上独有的东西，我们祖父那一辈的读书人，离现在不过五六十年，他们是把这种文章当作“正宗”的，在书房里念的是这种东西，上考场写的也是这一类文章。《儒林外史》里，有一位鲁编修，只有一个女儿，就把女儿当作儿子；五六岁上请先生开蒙读的四书五经，十二岁就讲书读文章，先把一部王守溪（八股文名家）的稿子读得滚瓜烂熟，教她做“破题”“承题”“起讲”“题比”“中比”成篇（八股文作法）。他闲居无事，便和女儿谈说：“八股文章若做得好，随你什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什么来，都是野狐禅，邪魔外道。”从前文人对于八股文，就是这么一种看法。（他们的看法，也不一定完全错误的，后文再谈。）自从科举废掉了，大家已经不读这一类的文章，上场考试也不写这一类文章了。但是，“八股文”依旧阴魂不散，到今日还是流行着八股老调。年青的人已经不知道八股文是怎么一种文章，他们笔下，也还是有着八股的气息。我们得明白提倡行新政废科举兴学校的清末维新志士，如谭嗣同、梁启超，他们所写的时务文章，也还是从八股格调中变化出来。所不同者，他们的题材，并不限于四书那一小圈子，也用不着代圣人立言，文章结构，也不限于那么固定的八股、六七百字的长短尺度了。我们所写的文章，事实上，又是从谭、梁的时务文章、报章文学变化出来，五四运动以后，受着欧化的影响不少，可是我们的文章，也还是带着八股的气息。直到最近，我们所看到的若干带着宣传性的文字，都带着八股文的味儿；我们说：土八股的幽灵在洋八股、党八股、抗战八股中出现，这是不错的。
再回看过去，八股文自明初颁为公令，科举取士，人人要写这类文章，乃盛行于明清两代。但八股文也是有所本的，两宋从义取士，当时文人应制文字，已经略见八股文的骨架，只是结构比较有伸缩性，题材范围也较为广阔些的。再推上去，韩（愈）柳（宗元）文章中，那排比的格调，便开出八股文的风格，所以说八股文只是古文的变体，从源流上说，并不错误的。而且，八股文中那几比相对称的文字，正是魏晋南北朝隋唐间所流行的骈文风格，和两宋的四六体尤为相近；我们也可以说，八股文乃是骈文的变体（也可以说八股文乃是散中有骈的文体）。韩退之的古文，可以说是对六朝骈体文的解放，他所解放的只是辞句、骈偶、韵律束缚上的解放，在结构段落上，还是有着骈文的间架的。而古文名家如归有光、方苞都是八股文的名手，从血统上看，八股文可以说是中国文学的亲属呢！——我们看了上面这一个例子，就可以知道弄清楚一个名词的含义、一种体例的源流，是十分重要的，却也并不十分容易的。
我在中学时期，国文课的选文，都说是“古文”；不管桐城派的，还是阳湖派的，连着公安派、竟陵派，或者唐宋八大家的，以及《左传》《史记》中的文字，凡是古代的文章，都算在古文的账上。我们所看见的姚鼐编选的《古文辞类纂》、曾国藩编选的《经史百家杂钞》，其中包罗万有，上下古今，连辞、赋、颂、赞都选在一起的，看起来“古文”就等于今人所谓文学了。到了后来，才知道“古文”一名词，含义并不这样笼统的，它只是代表明清古文家所说的“古文”。（“古文”本来有三种含义，一种是古文家所说的古文，一种是经学所说的古文，又一种则是文字学家说的古文，不在本书讨论之列。）还是明嘉靖以后文人唐顺之、茅坤他们所提倡出来的。他们所说的“古文”，只是指唐宋的古文，从那位“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说起的。他们认为汉魏六朝以后，文体衰疲，韩退之首先起来挽回文风，复返于古文的正道，其意是说韩柳文章和先秦两汉古文相衔接了。他们的说法，并不正确，但我们自幼所听到的“古文”，《古文观止》所选的“古文”，就是从他们的说法来的，所以不能不特别提到。
依我们的看法，韩退之提倡“反骈偶音律”，接近口语自然语调的文章，便是我们所说的散体文，可是，在唐宋当时，并无古文之名；他们自称为“平文”；平者便也，“平文”便是平顺通达的文字，和骈偶富丽的六朝文正相对。唐宋文人，提倡平文，也就等于我们提倡白话文；当时佛家讲经译经，已经流行语录体，平文便是采用语录体的文章，我们应该说唐宋的平文运动，就是胡适、陈独秀所提倡的新文学运动，韩退之变成了白话文的祖师，这个道理，我们可以想想明白的。自从我们提倡白话文，那些写古文的，就自称或被称为“文言文”，乃有“文言”与“白话”之对立，按之实际，并不合理。因为唐宋古文家“古文”与“骈文”对立，和白话却是同源，本不该“对立”的。清代学人阮元提倡骈体文，他用《易·文言》来替骈文作辩护，他心目中的文言，即是骈文，并非古文。这些都是语文常识以内，我们首先要料理清楚，不要人云亦云，越说越糊涂才是。
有一个概念比较明确的名词，便是“散文”。“散文”的对面便是“韵文”“骈文”。照现代的说法，“散文”和“诗歌”“戏曲”“小说”并举，它是杂文学的总称。照古代的说法，“诗词歌赋”属于韵文，比较注重韵律、辞采、形式；散体文接近口语，无论先秦诸子的论学，历史家的记叙，佛家和宋明理学家的语录，以及朝野上下的应用文字，都是着重内容，不尚文采的。和“散文”“韵文”这一相对的名词相适应的，魏晋间有“文”“笔”的对举，“文”即等于后人所称的“韵文”，“笔”就等于“散文”，范晔狱中与甥侄书云：“手笔差易，文不拘韵故也。”（刘勰《文心雕龙》，也以有韵为文，无韵为笔。）梁元帝《金楼子·立言》篇云：“笔，退则非谓成篇，进则不云取义，神其巧惠，笔端而已。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这几句话就是说“文”以声调和谐、辞采华丽为主的。）他们从体性上的差异来区别文笔：笔重在知，文重在情；笔重在应用，文重在美感，和我们今日所说的“纯文学”“杂文学”之分，意义大体相同了。
回过头去，我们再来用现代的文学观念，清理“在中国”的文学；我们撇开中国文体论的纷争，作常识的探索或许会更有益些。许多谈文的，说《论语·先进》篇：“文学：子游、子夏。”可算是最早出现的“文学”二字。不过孔门所说的“文学”，范围很广，可以说是包括一切学问。扬雄《法言·吾子》篇云：“子游、子夏得其书矣。”邢昺《论语疏》云：“文章博学，则有子游、子夏二人也。”曰“书”，曰“博学”，可见“文学”一词，偏于学术可知，我们称之为广义的“文学”。二十多年前，郭绍虞曾经写过一篇《文学观念与其含义之变迁》，对于“在中国”的文学观念，说得很清楚。原文很长，让我来介绍其大意。郭氏说：周秦时期所谓文学，兼有文章、博学二义，文即是学，学不离文，这实是最广义的文学观念。到了两汉，始进一步把“文”与“学”分别而言了，把“文学”与“文章”分别而言了。用单字则“文”与“学”不同，用连语则“文章”又与“文学”不同。故汉代所谓“文学”，仍含有学术的意义，但所谓“文”或“文章”，便专指辞章而言，颇与近人所称“文学”之意义相近了。下迄魏晋南北朝，较两汉更进一步，别“文学”于其他学术之外，于是“文学”一名之含义，始与近人所用者相同。文学观念，经过了以上两汉与魏晋南北朝两个时期的演进，于是渐归于明晰。可是，不几时复为逆流的进行，于是又经隋唐与北宋两个时期，一再复古，而文学观念又与周秦时代没有多大的分别。
郭氏说：其在隋唐五代之时，因不满意于创作界之淫靡浮滥，于是对于六朝文学根本上起了怀疑。其对于六朝文学之怀疑本是不错，不过惜其不甚了解文学之本质，转以形成复古的倾向而已。盖由文学的外形以认识文学之面目，其事易；由文学的内质以辨别文学之本质，其事难。前一期重在外形方面，递演递进，所以成为文学观念之演进期，这一期重在内质方面，于是觉得漫无标准，遂不得不以古昔圣贤之著作与思想为标准了。以古昔圣贤之著作与思想为标准，此所以愈变愈古而成文学观念的复古期了。不过同样的复古潮流中，而唐宋又各有其分界。唐人论文以古昔圣贤的著作为标准；宋人论文，以古昔圣贤的思想为标准。以著作为标准，所以推主明道，而终偏于文，所以唐人说文以贯道，而不说文以载道。曰贯道，则是因文以见道，而道必借文而始显。至于北宋，变本加厉，主张文以载道，主张为道而作文，便是以古昔圣贤的思想为标准了。所以文学观念到了北宋，始把文学作为道学的附庸。由于文以贯道的文学观，于是造成了一辈古文家的文。由于文以载道的文学观，造成了一辈道学家的文。古文家之论文，其说在以笔为文，以笔为文，则六朝“文”“笔”之分淆矣。道学家之论文，其说在以学为文，以学为文，则两汉“文学”与“文章”之分、“学”与“文”之分亦混矣。在前一再演进而归于明晰者，至是复一再复古而归于混淆了。郭氏这一明确的观念，对于初学是有用的，我们就在他的基础上再详细地说下去。
本来，人类在未有文字之前，就有了创作的了。可惜没有人记下，也没有法子记下。就是《诗经·国风》里的东西，许多也是不识字的无名氏作品，因为比较优秀，大家口口相传的。（希腊人荷马的两大史诗，原也是口吟，现存的是别人记录。）所以歌谣便是诗歌的祖先。人类另一种兴趣，便是说故事，远在有文字之前，年轻的人就靠在他们祖父的膝前，听他们讲打猎的故事了。这便是历史的起源，也是小说的起源。不过，诗歌与散文这两种文学形式，并不是各自独立发展的，而是相互影响交替发展的。古代人类，凡遇到值得留传的人物事迹或生活形式，都用诗的形式记载下来。这中间有些只是应用文，取诗的形式为便于记忆，并非内容必须为诗的形式的。我们最古的书本，如《书经》《易经》《老子》《庄子》，都是多杂着韵文的；所以，诗歌与散文，一开头就是这么互相影响的。
我们知道那部三百首的《诗经》，是古代北方中国的诗歌总集，而《楚辞》呢，则是古代南方中国的诗歌总集。从体裁上说，《诗经》的四言诗，发展开去，乃有两汉以后的乐府、五言古诗，到了隋唐以后，乃有五言、七言的律、绝、古体诗，再发展下去，乃有五代两宋以后的词曲，这是一个系统。楚辞的体裁，成为两汉以后的赋体，赋的形式，和屈原《离骚》最相近，但就内容说，如“两都”“二京”“三都”诸赋，已经变成了记叙文，与其说是诗歌，倒不如说是散文。又如陆机《文赋》，便是一篇文学总论，和曹丕的《典论·论文》，性质并无不同。魏晋六朝的小赋，还有抒情诗的意味，其他鸿篇巨制的赋，见之于《文选》的，大部分都是叙事记行文；而六朝人的记行文，如鲍照《登大雷岸与妹书》，便是一篇小赋。骈体文字，盛行于南朝隋唐间，已经成为赋体散文，而唐陆贽的奏议，尤其运用得十分纯熟。两宋的四六体，也正是从骈体文演变而来，成为应用文的正轨文字。这和后来八股制艺文字的体制，也有密切关系的。因此，我们不妨说中国散文源流，出于辞赋，又是一个系统。
史家的记叙，从诗歌转为散文体，我们从《尚书》《春秋左传》可以看到；诸子百家之言，由他们的门弟子记录下来，也是采用散体文字。（古代公告应用文件，如《尚书》所载的都是。）司马迁的《史记》，不独在历史记叙上，建立了一种体制，即在记叙文字上，也显出了特殊风格。大概，后世所谓古文家，除了浸潜诸子百家的论著以外，便以《史记》《汉书》为其师法。（桐城派古文家，如归有光、姚鼐、曾国藩都是从《史》《汉》中出来的。）似乎骈体源出于辞赋，散体源出于史传，也是中国文学的两个源流；若干文士，耐不住骈偶韵律的诱惑总有爱好辞采的倾向。（南朝文士，最尚辞采。即如刘勰《文心雕龙》，便是一部骈体的文学论集。）其时，必有爱尚散体的文士，把这个倾向拉过来使之接近口语，佛门语录以及北朝文士，如李谔攻骈体之失，主张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开出了韩愈、柳宗元的平文运动。（樊宗师主张“辞必己出”。）和两宋四六文体相对的，有宋明理学家的语录，和王、欧、苏、曾的古文、骈文两体，一直就这么并驾齐驱的。（胡适《白话文学史》，便是着眼散体文的发展，这也是中国文学的另一系统，可以溯源导流，言之成理的。）由今看来，中国文学体性，骈之中有散，散之中有骈，骈受散的影响，散受骈的影响，起伏排荡，相推相激，随着时代前进，各家爱尚不同，我们得用史家的眼光去料理的。
至于纯文学这一部门，诗歌这一体系，发展到宋、元、明的南北曲，已经不是单纯的诗歌或是散文的体制，而是综合的艺术。戏曲之中有完整的故事，便等于历史中的传记，曲调要配合音乐，又由各种音色的乐器配合起来；扮演角色的一举手、一投足，也要和音乐相配合，实际上便是歌赋；即算是道白，也是协律的，和口语有别。其中又穿插了俳调的词令，相扑角斗的武场，以及表情达意的动作，就是这么一种完整的艺术。我们再看：唐宋传奇文，原是散体文的传记，到了北宋，如赵令时把元稹《会真记》写成了商调蝶恋花鼓子词，便是插上了歌曲，到了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王实甫《西厢记》出来，乃成为综合艺术了。散文与诗歌的交流之迹，我们就难得从戏曲中分割起来的。
我们又从小说的源流来看，也是远接唐宋传奇文（可以说和戏曲同出一源）。而唐宋传奇文，也受着佛曲宣卷一类外来文体的影响；这一演变的过程，我们看了敦煌石室中的变文，可以了然于心了。两宋的话本，元明的讲史，就是从这么一种体制发展开来，到了明代神魔小说、人情小说、讽刺小说，慢慢和外来的小说合流，乃有现代新小说出现。即以鲁迅的小说来说，其中有着俄、波、英、法外来小说的血统，却也有中国古代讲史、人情、讽刺小说的血统；在文艺上，几乎每一种文体，都是混血儿，不会有单纯的体性的。
因此，我们要记住那一句老话：竹夫人是竹夫人，字纸簏是字纸簏，我们不应该不认识竹夫人，就说竹夫人是字纸麓，也不能说世上只有字纸簏，并无竹夫人的。我希望我们能把一些含混不清楚的概念弄明白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