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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替鲁迅写上一段革命的光荣历史，也未始不可的；但我们看了《阿Q正传》，看了赵秀才、假洋鬼子和阿Q的盘辫子革命，说鲁迅也是辛亥革命的战士，就几乎等于讽刺他了。本来，构成辛亥革命的势力，原有袁世凯所领导的北洋派军人、宪政运动以及康梁派维新人士和同盟会革命分子，这三种，并不能让同盟会独占革命的功绩的。而同盟会，乃是合孙中山所领导的兴中会和章太炎所领导的光复会而成的。
（光复会成立于1903年顷，是清末一部分进步的知识分子和会党分子所组织的，它的会员，以浙江人为最多。）章太炎和汪精卫一同主持同盟会的宣传刊物《民报》，在宣传工作上，双方所卖的气力是相等的，并不如后来国民党的史书所载，只把辛亥革命归功于孙中山的同盟会的。
不管鲁迅是否参加同盟会或光复会，他时常出入《民报》社，所与往来者多是同盟会的人，则是事实。鲁迅是一个热情的民族主义者，光复会首领之一陶焕卿（成章），和他往还甚密。（光复会的实力派，有竺绍康、王金发、陶成章、陈子英等人，后来徐锡麟失败了，竺、王逃回山里，陶、陈溜到了东京。辛亥革命成功，沪军都督陈其美忌陶成章派的实力，遣蒋介石在上海广慈医院，暗杀了陶成章，乃为党人所不齿。）周作人说：“陶焕卿亡命来东京，因为同乡的关系，常来谈天。那时焕卿正在联络江浙会党，计划起义，太炎先生每戏呼唤强盗或唤皇帝，来寓时大抵谈某地不久可以‘动’，否则讲春秋时外交或战争情形，口讲指画，历历如在目前。尝避日本警吏注意，携文件一部分来寓，嘱来代收藏，有洋抄本一，系会党的联合会章，记有一条云：凡犯规者以刀劈之。又有空白票布，红布上盖印。又一枚红缎者，云是‘龙头’。焕卿尝笑语曰：填给一张正龙头的票布如何？数月后焕卿移居，乃复来取去。”我们看了这一段记载，可以知道当时党人的浪漫气氛，也可见鲁迅和光复会人关系的密切，也许这一类浪漫气氛，不合鲁迅的口味，所以他就不正式参加革命的组织了。
清末革命党之中，那位有名的“女侠”秋瑾，也是浪漫气质很重的。秋瑾与鲁迅同在日本留学。取缔规则发表后，留学生大起反对，秋瑾为首，主持全体回国，老学生多不赞成，因为知道“取缔”二字的意义，并不怎样不好，因此，这些人被秋瑾在留学生会馆宣告了死刑，有鲁迅、许寿裳在内。鲁迅还看见她将一把小刀抛在桌上，以示威吓。不久她归国，在江浙一转，回到故乡去，主持大通体育学堂，为革命运动机关。及徐锡麟案发被捕，只留下“秋风秋雨愁煞人”的口供，在古轩亭口的丁字街上被杀。革命成功六七年以后，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篇《药》，纪念她的事情，夏瑜这名字是很明显的，荒草离离的坟上有人插花，表明中国人不曾忘记了她。
从鲁迅的《药》，可以了解他对“革命”的看法。这一篇小说，“他描写群众的愚昧，和革命者的悲哀；或者说，因群众的愚昧而来的革命者的悲哀；更直截说，革命者为愚昧的群众奋斗而牺牲了，愚昧的群众并不知道这牺牲为的是谁，却还要因了愚昧的见解，以为这牺牲可以享用，增加群众中的某一私人的福利”。革命党人的“浪漫”观点，浪漫主义的革命行为，也是时代的悲剧。
鲁迅之不曾成为革命党人，许景宋（他的夫人）曾经引用了鲁迅自己的话有所解释。鲁迅对于革命的举动，因着自然的耳濡目染，虽则知道得很清楚，似乎还没有肯参加过实际行动。他总说：“革命的领袖者，是要有特别的本领的，我却做不到。”有一回，看见某君泰然自若地和朋友谈天说地，而当时当地就有他的部下在实际行动着丢炸弹，做革命暗杀事情。当震耳的响声传到的时候，他想到那实际工作者的可能惨死的境遇，想到那一幕活剧的可怖，就焦躁不堪。的确是这样脾气的，他对于相识的人，怕见他们的冒险。而回顾某君神色都不变，好似和他绝不生关系的一般，使他惊佩不置。所以鲁迅又说：“革命者叫你去做，你只得遵命，不许过问。我却要问，要估量这事的价值，所以我不能够做革命者。”在《两地书》中，鲁迅也曾说过：“凡做到领导的人，一须勇猛，而我看事情太仔细，一仔细，即多疑虑，不易勇往直前。二须不惜用牺牲，而我最不愿使别人做牺牲（这其实还是革命以前的种种事情的刺激结果），也就不能有大局面。”所以景宋说鲁迅终生是一个思想领导者，而不是实际行动者。
1909年（清宣统元年）6月间，鲁迅从日本归国，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生理学、化学教员。第二年8月间改任绍兴中学堂教员兼监学。又明年，辛亥，暑假后离绍中，和孙德钦办报。9月间，绍兴光复，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辛亥革命前，鲁迅的经历，就是如此如此。许寿裳曾说他自己因为学费无着，归国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务长（沈衡山任监督）。鲁迅是他向沈氏推荐，延揽来杭的。他说：“鲁迅在东京不是好好的正在研究文艺，计划这样，计划那样吗？为什么要归国，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生理学、化学教员呢？这因为周作人那时在立教大学还未毕业，却已经和羽太信子结了婚，费用不够了，必须由阿哥资助，所以鲁迅只得自己牺牲了研究，回国来做事。”鲁迅教书和研究学问那么认真，那是大家所知道的。他在绍兴中学堂教书，学生中如胡愈之、孙伏园、宋紫佩，后来都在教育文化界卓然有所立的。
辛亥革命到来那一时期，鲁迅十分兴奋，在绍兴尚未光复之顷，城中人心浮动，他曾经召集了全校学生们，整队出发，在市面上游行了一通，镇静人心，结果大家当作革命军已经来了，成为唾手而得的绍兴光复。关于这一段经过，鲁迅在《范爱农》一文中，有生动的描写：
到冬初，我们（他和范爱农）的景况更拮据了，然而还喝酒，讲笑话。忽然是武昌起义，接着是绍兴光复。第二天爱农就上城来，戴着农夫常用的毡帽，那笑容是从来没有见过的。……我们便到街上去走了一通，满眼是白旗。然而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什么铁路股东是行政司长，钱店掌柜是军械司长……这军政府也到底不长久，几个少年一嚷，王金发带兵从杭州进来了，但即使不嚷或者也会来。他进来以后，也就被许多闲汉和新进的革命党所包围，大做王都督。在衙门里的人物，穿布衣来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换上皮袍子了，天气还并不冷。我被摆在师范学校校长的饭碗旁边，王都督给了我校款二百元。爱农做监学，还是那件布袍子，但不大喝酒了，也很少有工夫谈闲天。
这便是他们所身经的辛亥革命。当时，有几位年青的学生，办了一种报纸，对军政府有所攻击，顶的还是鲁迅的招牌，但是青年们的居心和王都督的手法，都使他十分痛心。
辛亥革命的使人失望，几乎到处都是一样的。许季茀从南京来请鲁迅到南京教育部去，范爱农对他说：“这里又是那样，住不得，你快去罢！”
这是很凄凉的话头！鲁迅自己也说：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见过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他用讽刺的笔法来写阿Q的革命，才勾出了真实的一面。《阿Q正传》第七章开头便标明“宣统三年九月十四日”，举人老爷送箱子来赵家寄存，把革命消息带给了未庄，使得阿Q兴奋起来，在街上发出造反的口号，吓得全村的人十分惊惶。他的警句是：“我要什么就要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买了他褡裢的赵白眼想探他的口气，问道：“阿Q哥，像我们这样穷朋友是不要紧的吧？”阿Q回答道：“穷朋友，你总比我有钱。”据周作人说，这一个场面乃是实有的，确实是阿桂自己的事。那时，杭州已经反正，县城的文武官员都已逃走，城防空虚，人心惶惶，阿桂在街上掉臂走着嚷道：“我们的时候来了，到了明天，我们钱也有了，老婆也有了。”有破落的大家子弟对他说：“我们这样人家可以不要怕。”阿桂对答得好，“你们总比我有。”有即是说有油水，不一定严格地说钱。在那一天的夜里，嵊县的王金发由省城率队到来，自己立起了军政分府，阿Q一觉醒来，已经失掉了他的机会，他的成功便只是上边所说的那一个时期，这之后他想革命只有静修庵一路，但是那里也已经给秀才与洋鬼子去革过了。
周作人说阿Q在静修庵革命失败，原因是赵秀才与钱假洋鬼子先下了手，这里显示出来他们三人原是一伙儿，不过计划与手段有迟早巧拙之分罢了。《正传》里写士大夫阶级绝不多费笔墨，却可以看出这对于革命有保守与进取两派，也可以说甲是世故派，乙是投机派。举人老爷与钱太爷不曾露面，赵太爷的态度，可以对阿Q的话为证，他反对秀才驱逐阿Q的主张，以为怕要结怨。这是旧的投机派。新的便要更有计划了，第一步是静修庵，第二步则是“柿油党”；有了这银桃子的党章挂在胸前，在乡间就成了土皇帝，什么人都看不在眼里，何况是阿Q呢？阿Q想要投效，前去拜访假洋鬼子，遇着正讲催促洪哥动手的故事，看见阿Q便吆喝滚出去，阿Q从哭丧棒底下逃了出来，不曾被打；但假洋鬼子既然不许可他革命，他的前途便完全没有了。
依郑振铎的说法：“像阿Q那样的一个人，终于要做起革命党来，终于受到那样大团圆的结局，似乎连作者他自己在最初写作时也是料不到的。至少在人格上似乎是两个。”鲁迅却不赞同这一种说法，他说：“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命运，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民国元年已经过去，无可追踪了，但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但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其实这也不算辱没了革命党，阿Q究竟已经用竹筷盘上他的辫子了。”
《阿Q正传》第八章开头便说：“未庄的人心日见其安静了。据传来的消息，知道革命党虽然进了城，倒还没有什么大异样。”
这样简单的一句话里，便包括了辛亥革命后社会上换汤不换药的混沌情形，虽然王金发做了军政分府都督，总揽民政军事之权，本文中说知县和把总还是原官，并不是事实；但见举人老爷也做了什么官的话却是真的，因为当时投机派摇身一变，做了新贵的的确不少。一群旧人都拥上了台，与清朝不同的，便只是少了一根辫子。这是鲁迅笔下的辛亥革命。（他在《阿Q正传》之前，曾写了《怀旧》，立意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