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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在北京

鲁迅跟着南京政府搬到北京,那是1912年的事。民初那一段时期,他的苦闷,也许比一般青年更甚。他有一回,在复许广平的信中说:“大同的世界,怕一时未必到来,即使到来,像中国现在似的民族,也一定在大同的门外。所以我想,无论如何,总要改革才好。但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孙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国还是如此者,最大原因还在他没有党军,因此不能不迁就有武力的别人。近几年似乎他们也觉悟了,开起军官学校 来,惜已太晚。中国国民性的堕落,我觉得并不是因为顾家,他们也未尝为‘家’设想。最大的病根,是眼光不远,加以‘卑怯’与‘贪婪’,但这是历久养成的,一时不容易去掉。我对于攻打这些病根的工作,倘有可为,现在还不想放手,但即使有效,也恐很迟,我自己看不见了。由我想来——这只是如此感到,说不出理由——目下的压制和黑暗还要增加,但因此也许可以发生较激烈的反抗与不平的新分子,为将来的新的变动的萌蘖。” 他的观点,带着很浓厚的虚无主义色彩,那是很显然的。他自己的家乡,正在败落中的周家子弟,以及北洋派分崩离析所招致的动乱,在他的眼前,都是漆黑一团,这是他所以悲观的主因。他是期待着武力革命的新局势的到来,也和一般人一样,对国民党的建军革命,寄以希望的。(孙伏园说:“鲁迅的内心生活是始终热烈的,仿佛地球一般,外面是地壳,内面是熔岩。这熔岩是一切伟大事业的源泉,有自发的力,有自发的光,有自发的热,决不计较什么毁誉。”这也是虚无主义者的人生观。)

在那一段苦闷的长时期中,鲁迅一直住在北京。开头,他们兄弟俩都住在绍兴会馆。到了1919年,他把绍兴东昌坊口的老屋和同住的本家共同售去以后,就在北京购得公用库八道湾大宅,特地回南去迎接老母及全家人来住。这宅子不但房间多,而且空地极大。鲁迅说:“我取其空地很宽大,宜于儿童的游玩。”那时,他自己并无子息,这空地,可说是为了侄儿们着想的。鲁迅对于两弟非常友爱,因为居长,所以家务,统由他自己一人主持。据许寿裳所说,后来鲁迅搬出了八道湾,那是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所迫成的。他说:“羽太信子对于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忮忌;作人则心地糊涂,轻听妇人之言,不加体察,我虽竭力解释开,毫无效果。从此两人不和,成为参商,一变从前兄弟怡怡的情态。这是作人一生的大损失。”

鲁迅搬出之后,就借钱购得西三条的房子,是一所小小的三开间的四合式。此屋的东间是母太夫人的房,西间是朱夫人的房。北屋的中间,后面接出一间房子去,鲁迅称它为“老虎尾巴”,乃是他的工作室,《彷徨》的全部以及其他许多的译著,皆写成于此。它的北窗用玻璃,光线充足,望后园墙外,即见《野草》第一篇《秋夜》所谓“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南屋是他的藏书室。)关于“老虎尾巴”,许广平曾有过这样一段描写:“觉得熄灭了通红的灯光,坐在那间一面满镶玻璃的室中时,是时而听雨声的淅沥,时而窥月光的清幽,当枣树发叶结实的时候,则领略它微风振枝,熟果坠地。”(替鲁迅设计这一寓所,是他的教育部同事李先生,这“老虎尾巴”近乎画室,也是李先生所设计的。)

鲁迅在北京十四年,主要的职务,是教育部佥事;先后兼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讲师。后来参加《新青年》的新文化运动,从事写作,先后在北京《晨报》副刊、《京报》副刊、《语丝》、《莽原》这些报刊上写稿,后面这两种刊物,他是主要的领导者。

他在教育部的工作,外人知道的很少,只有他的知友许寿裳提到他的“提倡美术”。许氏说:蔡元培先生任职教育部长,竭力提倡以美育代宗教,因为美感是普遍性,可以破人我彼此的偏见;美感是超越性,可以破生死利害的顾忌,在教育上应特别注重。这种教育方针,当时能够体会的还很寥寥,唯鲁迅深知其原意;蔡先生也知道鲁迅研究美学和美育,富有心得,所以请他担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主管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等事宜。鲁迅在民元教育部暑期演讲会,曾演讲美术,深入浅出,要言不烦,恰到好处。(他的讲演,曾刊在教育部的《汇报》上。)民元以后的北洋政府,一直不曾安定过,而官僚主义的政府,也用不着什么作为,所以鲁迅不一定有所表现。(鲁迅有一篇《又谈所谓“大内档案”》,乃是官僚主义的最好注释。)此外提到鲁迅在教育部时期的工作时,实在很少,只有周作人说到周瘦鹃翻译《欧美小说译丛》三册,由教育部审定登记,那条赞许周氏的批复,是鲁迅所做的;那时他在社会教育司任科长,知道译介西方文艺的重要,很希望周氏能继续译下去,给新文学增加些力量。

鲁迅在北京大学,教中国小说史,那是周作人所推介的。关于这一经过,周氏有很好的追记。他说:“鲁迅所辑录的古小说逸文已完成,定名为《古小说钩沉》。他因为古小说逸文的搜集,后来能够有小说史的著作,说起缘由来很有意思。他对于古小说虽然已有十几年的用力,但因为不喜夸示,平常很少有人知道。那时,我在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做票友,马幼渔君正当主任,有一年他叫我讲两小时的小说史,我冒失地答应了回来,同鲁迅说起,或者由他去教更为方便,他说去试试也好,于是我去找幼渔换了别的什么功课,请鲁迅教小说史。后来把讲义印了出来,即是那一部书。其后研究小说史的渐多,如胡适之、马隅卿、郑西谛、孙子书诸君,各有收获,有后来居上之概。但那些似只在后半部,即宋以来的章回小说都有,若是唐以前古逸小说的稽考,恐怕还没有更详尽的著作,这与《古小说钩沉》的工作正是极有关系的。”

鲁迅是有志于写成一部完整的中国文学史全书的,可是在那社会动荡的生活不安定的情况下是无法成书的。他生前曾写信给笔者说:

中国学问,待从新整理者甚多,即如历史,就该另编一部。古人告诉我们唐如何盛,明如何佳,其实唐室大有胡气,明则无赖儿郎,此种物件,都须褫其华衮,示人本相,庶青年不再乌烟瘴气,莫名其妙。其他如社会史、艺术史、赌博史、娼妓史、文祸史……都未有人着手。然而又怎能着手?居今之世,纵使在决堤灌水,飞机掷弹范围之外,也难得数年粮食,一屋图书。我数年前,曾拟编中国字体变迁史及文学史稿各一部,先从作长编入手,但即此长编,已成难事,剪取欤,无此许多书,赴图书馆抄录欤,上海就没有图书馆,即有之,一人无此精力与时光,请书记又有欠薪之惧,所以直到现在,还是空谈。

鲁迅在北京那一时期中,有几场重大事件,笔者且分别追叙一下。我们知道在《新青年》积极推动新文化的进程中,鲁迅已经参加了他们的战斗行列。可是,到了1924年,《新青年》本身有了分化了,五四运动带来的文化高潮,已经慢慢地退落了,所以,他在《彷徨》的序诗中说:“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

《新青年》内部的分化,我们从陈独秀、胡适的往来通信中可以看得很明白了。1920年年底,陈独秀从上海到广州去了,《新青年》的编务,交给了陈望道手中。那时的《新青年》,宣传社会革命的气味很浓,社内外人士都不十分满意。所以独秀寄给胡适的信中也说:“《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弟近亦不以为然。陈望道亦主张稍改内容,以后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胡适的复言,提到三个办法:“(一)听《新青年》流为一种有特别色彩之杂志,而别创一个哲学文学的杂志,篇幅不求多,而材料必求精。(二)若要《新青年》改变内容,非恢复我们不谈政治的戒约,不能做到。我主张趁兄离沪的机会,将《新青年》编辑的事,自九卷一号移到北京来,由北京同人发表一个新宣言,声明不谈政治。孟和说,《新青年》既被邮局停寄,何不暂时停办,此是第三办法。”当时,在北京同人,都赞成归北京编辑,可是,到了结局,《新青年》还是分裂了。当时鲁迅曾表示意见:“赞成北京编辑,但我看现在《新青年》的趋势是倾于分裂的,不容易勉强调和统一。无论用第一、第二条办法,结果还是一样。所以索性任它分裂,照第一条做或者倒还好一点。”这是他从《呐喊》到《彷徨》的经过。他说他自己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近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

鲁迅后来准备从厦门离开时,也曾说到他心头的彷徨:“我对于此后的方针,实在很有些徘徊不决,那就是:做文章呢,还是教书?因为这两件事,是势不两立的:作文要热情,教书要冷静。兼做两样的,倘不认真,便两面都油滑浅薄,倘都认真,则一时使热血沸腾,一时使心平气和,精神便不胜困惫,结果也还是两面不讨好。看外国,兼做教授的文学家,是从来很少有的。我自己想,我如写点东西,也许于中国不无小好处,不写也可惜;但如果使我研究一种关于中国文学的事,大概也可以说出一点别人没有见到的话,所以放下也似乎可惜。但我想,或者还不如做些有益的文章,至于研究,则于余暇时做,不过倘使应酬一多,可又不行了。” 他在北京时期的彷徨情绪,也是这样的。

在黑漆一团的当时,教育界的混沌,也和政治圈子差不多的,而且无分于南北东西。1925年春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有反对校长杨荫榆事件,杨校长便不到校,后来任意将学生自治会职员六人除名,并且引警察及打手蜂拥入校,学生们不服。迨教育总长章士钊复出,遂有非法解散学校的事,并且命司长刘百昭,雇用流氓女丐殴曳学生们出校。女师大的许多教职员,本极以章、杨二人的措置为非,复痛学生的无端失学,遂有校务维持会的组织,鲁迅本是女师大的讲师,所以成为该会的委员之一,而章士钊视作眼中钉,竟倒填日子,将他的教育部佥事职免去了。女师大被解散后,师生在校外重新开学,经过了三个月的相持,女师大就复校了。这其间,就有着“新与旧”、“复古”与“进步”斗争的痕迹,而鲁迅表现了最积极的态度。 e/sL91nRaCwRrmMddWlA0przvi5EUzGm+7GmR4HrNePOo+zIkYo3S2o4gZI0S3x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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