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

我的“中年”，似乎来得特别早，有如香港的“夏令时间”，春天刚开头，便说是“夏令”了。有一天，一位戏剧队队长曾君把我介绍给邻座某君时，某君刚说出“哦，曹老——”时，又把那半句话吞掉了；出乎他的意料，毕竟不是个“老先生”，那时，我还只有三十七八岁，没到“中年”。但是，我的心境以及在社会上过久的经历，毕竟早已是“中年”了。大概是由于我在大学教书的年龄太早，而过写稿生活，屈指算来，已经四十多年了；再则，我一直穿蓝布长褂子，像个当铺朝奉，或是三家村塾师，未老先衰。我还记得，在余姚一处旅店中，一群从上海来的年轻学生，在那儿唱抗战歌曲；我也想挤进来和他们一同唱一回；哪知我一走过来，他们就肃然无声，不再唱喊了。我那天慨然有感，我已经不再年轻了；我还没有到中年，别人已经把我当作老人了。我还记起徐懋庸兄的一句话：“你太天真了！别人会把你当作小孩子吗？”

大概，在我三十岁左右，便已进入“中年”的大关了。记得1938年夏初，我和范长江、陆诒诸兄，一同在运河站等渡船。闲谈之中，长江忽然对我说：“你是不同的！”我比长江只长了五六岁，何以不同呢？原来他是青年而我是中年了。我在战地流转了七八年，别人都是把我当作中年人看待，没人会算我是年轻小伙子的。（假使用曹子桓的话来说，我也自可以算作中年的了。）

我有一年在皖南屯溪过春节，住在黄山旅馆。我住在二楼扶梯口第一间；和尽头那一间，隔开约有三四间房子，旅客往来，总从我的窗子前经过。尽头那一间住的S君，似乎总踯躅在我的窗口，并非往来经过似的。大约是新正某日，在某先生的春茗席上，彼此相识，而且谈得很好，其后，我们就在走廊上不时闲谈。S君，他的外文修养非常之深，而且博通社会科学、外交政治，虽说穿了长衫，却是学贯中西的通儒。他对我期望得非常之切，他说：“读万卷书是没多大用处的，你自该到处走走，行了万里路，才能让万卷书有点用处！”我才明白前圣所谓“四十五十而无闻也，斯亦不足为也矣”这句话的意义，我以“中年人”的身份在各处走，朋友们就会有这样的期待。当年鹅湖之会，开出了划时代的学术讨论，那时，朱熹四十六岁，陆九渊三十七岁，吕祖谦三十九岁，他们都正值中年，大家都有勇气推寻、研究、分析，对当前问题有个交代。我呢，也敢于从鹅湖下山，在鹰潭重新把“道问学”“尊德性”以及“经验学派”的主张加以估量，提出了我自己的观点。

俞平伯先生曾经写过一篇以“中年”为题的小品，说：“当遥指青山是我们的归路，不免感到轻微的战栗。（或者不很轻微，更是人情。）可是走得近了，空翠渐减，终于到了某一点，不见遥青，只见平淡无奇的道路、树石，憧憬既已消释了，我们遂坦然常往。所谓某一点原是很难确定的，假如有，那就是中年。……我感谢造化的主宰，若他老人家是有的话。他使我们生于自然，死于自然，这是何等的气度呢！不能名言，唯有赞叹，赞叹不出，唯有欢喜。”这话说得很好。

我的“中年”，大部分都在旅途奔波中度过，到了踏进老年的今日，回忆过去，“四十而不惑”，自以为有了“定见”，到后来，又慢慢把“定见”打碎了。今日的“不惑”，可以说是对于“生命”的体会，顺乎自然而不至于有所“执着”了——“战争”使我认识了生命的意义！ UMewS10sd1GLrUvT3k2MzlonrUDc2un2qUKqwD4QJbDOFKZxzoLs+lEV/Rb9PRv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