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

出远门，走远路，前人的文句中，有“舟车劳顿”的老话。我在抗战时期，因为做了战地记者，真的到处为家；上海已成孤岛，金华老家，也很少回去。直到妻儿在赣州定居了，也是燕子在庐幕上做巢，不知明年又在何处的。在那长时期流转生活中，有一段时期是在陇海路上过的。

幼年时，我就看到过“雅”而“酸”的字眼，即如替来客接风，称之为“洗尘”，表示欢迎之意。何以要“洗尘”？这就不大明白了。直到往来陇海路上，才知道“洗尘”并非虚语。我们从徐州西行，无论开封、郑州、洛阳，一出门，便浑身都是沙尘，而头发苍黄，而眉毛低垂，而满脸尘土，进门第一件大事，就得用掸帚浑身扫一下，接着再去洗脸，才像一个人。我们那回从兰考回来，那三百里的“尘与土”说少一点，也有五六斤。（天津、北京一带，稍微好一点，也是黄沙蔽天，有边塞气象。进门也得掸尘洗土的。）在那黄沙天地中，骡车、马车、牛车，我们都坐过，那就比坐卡车还要多带泥土；刮风的日子，那更不得了；男的女的，用头巾包了起来，风沙交迫，气都喘不过来。我是南方人，到郑州、洛阳一带，总是不对劲，住不惯；从郑州南归，一过了武胜关，浑身松动，说不出的愉快。（北方人，似乎爱骑驴子，这种长耳朵刁狡的“中”动物，我们在郑州也骑过，况味和幼年骑牛差不多。看乡下姑娘在驴背上，倒是别有情趣。从兰陵回运河站途中，我们坐过一次牛车，仿佛坐着象车出会，慢吞吞地，总算拖过那一段路就是了。）

到了长江，骡车、马车都行不通了，一种原始交通工具，叫羊角车（四川人称为叽咕车），这种车子，在上海南京路上，也和汽车并行的，除了运货，载人是很少的。战时在适应那破坏了的道路上，有很大用处。那大轮子装在当中，两边坐上两人，再带几件行李，拉车的向前推送，一天也能走七八十里路。我们从江西金溪到临川，坐了三十里木炭车，其余那九十里路，就是羊角车送了去的。有些重要市镇，即如江西鹰潭，那是瓷器、粮食的集散场，四近总有三四千辆羊角车，叽咕之声终日不绝；长期抗战，就把“运输”的任务放在这原始交通工具上的。

在江西，骑马的机会就不少；不过，在战线上除了自行车，还是骑马的好。我们从临川向南昌前线行进时，也是骑了马。那一线上的部队是东北军，本来马匹很多；到了江南，马匹大量减少。我们骑的却是日本马，那是从日军那边夺过来的，样子颇不错。骑马以外，就是坐轿；我们从临川回南城时，Y坐了四人抬的大轿，我步行相随，仿佛送新娘出嫁似的；赣江下流，物阜民丰，大户人家，都有四人抬的排场。我最不爱坐轿。——“轿”，当然有种种样式，那种黑壳轿，仿佛是一座方形小亭，坐在里面，虽不必正襟，也得危坐，最不舒服。有一种叫作“过山龙”，就为着走远路，仿佛把藤榻抬起来，可以睡在轿中，就舒服得多。真正要爬山过岭时，那就坐“山兜”，也就是四川的“活杆”；先前从成都、重庆到云南、贵州，便是靠“活杆”来运送的。我坐轿的日子，仍是走路的多，把行李放在轿上，独自步行，走上三四十里才到轿中去躺一会，等于充分休息，再下轿走三四十里，这样的一天，彼此都相安的。

我们在战时，因为“记者”的职位关系，处处可以找到朋友，没碰上交通上的大困难。不过，“走路”的本钱要充足，真正兵荒马乱时，彼此不能相顾，就非自己健步不可。我的一位姓聂的朋友，他们夫妇俩带了一个孩子，从上海到了南城，碰上了浙赣战役，无可奈何，只好把孩子放在羊角车上，一推一拉，步行了六百里，才到赣南的。他问我：“你长年这么转来转去，怎么过的？”我说：“我是时时准备着走路的！” jG4K9AB5fH2VP19PqWiAaD93MmbzAHXwBqLG50zpfpCa6t+OItbBk6vOsxH2AB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