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新人生观

罗家伦

建立新人生观，就是建立新的人生哲学。它是对于人生意义的观察，生命价值的探讨，要深入地透视人生的内涵，遥远地笼罩人生的全景。我们生命的意义是什么？生在世上有什么价值？我们如何能得到富有意义和价值的生命？我们的前途又是怎样？这些不断的和类似的问题，我们今天不想到，明天不定会想到，一个月不想到一次，一年不定会想到一次；在红尘滚滚，头昏脑涨的时候纵然不想到，但正值晓风残月，清明在躬的时候，不定会想到。想到而不能作合理的解答，便是面临人生极大的危机。如果有永远不想到的人，那真不愧为醉生梦死、虚度一生的糊涂虫了。想到而又能运用智慧，以求解答，那他已踏入了人生哲学的范围。我们本来先有人生后有人生哲学，正如先有饮食而后有营养学。但是既有了人生哲学来帮我们探讨和解答这些与生命不可分离的问题，我们为什么不研究？何况这种探讨和解答，曾经透过了多少先哲的脑汁与心灵，是他们智慧的结晶，我们更为什么不研究？

“牧童呵！你有没有哲学？”这是西洋自古流传的一句问话。是的，牧童何曾不可有哲学，更可能有他的人生哲学，若是我们采取詹姆斯（William James）宽大的胸襟，认为哲学乃是一种人生的态度。可是态度有正的，有偏的，有健全的，有不健全的，有经得起理智和经验考验的，有经不起理智和经验考验的。不但人生的苦乐，在此分路，即人生的有价值和无价值，也在此分路。所以人生哲学的研究，愈加不可忽略。乡间的老农老圃常常要寻求，而且常常能把握住一两句先民的遗训、父老的名言，作为一生做人处世的准则，安身立命的基础；这正是他生命合理的要求。何况知识与理智发展到相当高度，而又急切要追究人生意义的人们，尤其是青年？

在现时代，人生哲学更有它重要的意义和使命。因为在这时代，旧道德标准都已动摇，而新的道德标准尚未确立，一般青年都觉得彷徨，都觉得迷惑，往往进退失据，而陷于烦闷和苦恼的深渊。在中国有此情形，在西洋也是一样。西方国家从前靠宗教以给人们内心的安宁，以维持善良的秩序，到现在则旧的宗教信仰已经动摇，而新的信仰中心还未树立，在这青黄不接的时代，更现出许多迷途的羔羊。读李普曼（Walter Lippmann）《道德序言论》（ A Preface to Morals ），便知中外都有同感。因此在这个时代，更有重新估定生命的价值表，以建立新的人生哲学之必要；否则长久在烦闷苦恼之中，情绪日渐萎缩，意志日渐颓唐，生活自然也日渐低落。结果青年们的心理中第一步是动摇，第二步是追求，第三步是幻灭，这是何等悲惨的状态！有知识责任的人，对于这种为“生民立命”的工作，能袖手旁观吗？

要建立新的人生哲学，首先要明白它与旧的人生哲学，在态度上至少有三种不同。以这不同的态度，才能重新估定新的生命价值表。

首先，要认定的是新的人生哲学不是专讲“应该”（ought），而是要讲“不行”（cannot）。旧的人生哲学常以为一切道德的标准，都是先天的范畴，人生只应该填塞进去。新的人生哲学则不持先天范畴之说，而只认为这是事实的需要，经验的结晶，经过思考后的判断。应该不应该的问题较空；成不成，要得要不得的问题更切。拿文法的定律来作譬喻，本不是先有文法而后有文字，文法只是从文字归纳出来的。文法的定律并不要逼人去遵守它，但是你如果不遵守它，你就不能表白意思，使人了解。你自己用文字来达意表情的目的，竟由你自己打消。所以这是不成的，就是要不得的，也就是所谓“不行”的。

其次，新的人生哲学不专恃权威（authority）或传统（tradition），乃要以理智来审察现实的要求和生存的条件。权威和传统并不是都要不得，只是不必盲目地全部接受。我们要以理智和经验去审察它，看它合于现代生命的愿望、目的，以及求生的动机与否。这不是抹杀旧的，而是要重新审定旧的，解释旧的。旧的是历史，历史是潜伏在每人的生命意识之内，不但不能抹杀，而且想丢也是丢不掉的。但是生命之流前进了，每个时间的阶段都有它的特质。熔铸过去，使它成为活动的过去，为新生命中的一部分，才能适合并提高现实生存的要求。

还有一层，新的人生哲学不讲“明心见性”之学，更不涉性善性恶之论。它是主张整个人生及其性格与风度的养成，从知识中探讨生命的奥秘，并从经验与习惯中培养理想的生活。它否认先天原始的罪恶，它也不凭借直觉来判断是非，它不知什么叫“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自然它更不懂得什么是“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的禅理。它不把行为的标准建立在冥思幻想上，同时也不把它建立在冲动欲望上面。它要从民族和人类的历史和文化里，寻出人与人相处，人与自然相与的关系，以决定个人所应该养成的性格和风度。它是要从个人高尚生命的现实中，去增进整个的社会生活与人类幸福。觉得如此，不落空。

新的人生哲学，只是根据这三种态度以重定生命的价值表，以建立新的人生观。它并不否认旧的一切价值，有时不过加以必要的改变与修正。它把旧的价值，重新估计以后，仍然编入新的价值标准表内，以求其更有意义的实现，更丰富和美满的实现。这才是真正“价值的转格”。

我们不只是求人生更丰富更美满的实现，我们还要把人生提高。平庸的生活，是不值得活的。我们要运用我们的生力，朝着我们的理想，不但使我们的生命格外的崇高伟大，庄严壮丽。而且要以我们的生命来领导，带起一般的人，使他们的生命也格外的崇高伟大，庄严壮丽。因此我们要根据新的人生哲学态度，建立三种新的人生观。

第一是动的人生观 。宇宙是动的，是进行不息的；人在宇宙之间，自然也是在动的，进行不息的。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你不能两次站在同一条河里。”孔子在川上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都是解释这个道理。何况近代物理学家更告诉我们，不但天空星球在运行，即使在原子的内部，每个电子都绕着原子核不断地在转呢！中国传统的人生哲学里，把人生的动的方面，束缚太多了。尤其是宋儒偏重“主静主敬”的学说，把活泼泼的一个人，弄得动弹不得。颜习斋把真正孔子主持的礼、乐、射、御、书、数的教育，和宋儒峨冠博带对谈静敬的教育，形容成为一幅触目惊心、绝对相反的图画。他慨然道：“宋，前之居汴也。生三四尧、孔，六七禹、颜；后之南渡也。又生三四尧、孔，六七禹、颜。而乃前有数十圣贤，上不见一扶危济难之功，下不见一可相可将之材，两手以二帝畀金，以汴京与豫矣！后有数十圣贤，上不见一扶危济难之功，下不见一可相可将之材，两手以少帝付海，玉玺与元矣！多圣多贤之世，而乃如此乎？噫！”（颜习斋的《存学编·性理评》）这番话真是力行的精义！在今天的时势，尤其可以发人深省。其实若干宋儒的学说，已经被渗入某种印度哲学的成分，和孔、墨力行的主旨，早已违背了。

我们要提倡动的人生观，可是同时得充分注意到动之中有两种不同的动：一是有意识的动，一是无意识的动。有意识的动是主动、自动；无意识的动是“机械的动”，也是被动、盲动。自然界许多动的现象，都是属于后者，如行星绕日，循着轨道，千百年不差分毫，就是一例。若干动物的行动，何独不然？你不见灯蛾扑火、鸵鸟钻沙吗？其实有些人的行动，也不曾幸免。譬如冲动，往往由于来了某种刺激，使神经或血液循环系统起了某种反应和变化，来不及考虑思索，骤然发出某种急剧的行动；这还不是生理上的机械的动吗？这种的动在本质上不但无意识而且无意义。幸而人的行动，绝不都是如此；这一隅并不能以喻全局，否则全部的历史，都是机械的、盲目的、无意义的了。人是有意识的、有灵感的、有智慧的，所以他有思想的自由，有选择的自由，他可以凭他的判断来指挥他的动态。人生值得一活，世事值得努力，历史值得创造，正是为此。那把人生和历史硬看作机器上的轮齿一样，按照他们假想的公式，认为只是不能不动而动的说法，不但是妄自菲薄，而且是诬蔑人类。

第二是创造的人生观 。我们要动，而我们的动并不是机械的，乃是有意识的，也就是可以凭意识来指挥的，那我们就应当把我们的动力，发挥到创造性的事业方面去。我们不只是凭自力创造，而且要运用自力，以发动和征服自然的能力来创造。我们不仅仅要驱使无限的电力为人类服务，我想不久的将来，更能解放宇宙间无限的原子能，成为被管制的动力，以为人类的幸福，另辟一个新纪元。这就要靠创造的智力（creative intelligence）了。人类之有今日，是历代先哲创造的智力所积成的。我们不能发挥创造的智力，不但对不起自己的人生，而且对不起先哲心血积成的遗留。保守成功吗？保守就是消耗、衰落、停滞、腐烂与毁灭。举例来说，前代的文化创造品，是有伟大的、特出的。假如你不把它吸收孕育，再来努力创造，而专门保存旧的，那不仅旧的不能成为新人生的一部分（我们至多不过享受而已），而且新的伟大的文化作品永远不会出来。何况那伟大的创作，永久是前人的创作、前时代的创作、有限的创作；而不是本人的创作、现时代的创作、无限的创作。我们不但要“继往”，更加要“开来”！

第三是大我的人生观 。我们不要看得人生太小了、太窄了。太小太窄的人生是发挥不出来的。它一定像没有雨露的花苞，不但开不出来，而且一定萎落，一定僵死。我们之所以有现在，是多少人的汗水心血培成的。就物质而言，则我们吃的、穿的、走的、住的，哪一件不是农夫、工人、商人、工程师、发明家这一般广大的人群所贡献？就精神的粮食而言，哪项伟大崇高的哲学思想，美丽和谐的音乐美术，心动神怡的文学作品，透辟忠诚的历史记载，凡是涵煦覆育着我们心灵生活的，不是哲人杰士的遗留？我们负于大社会的债务太多了。只有凭着他们方能充实形成小我。反过来也只有极力发挥小我，扩充小我，才能实现大我。为小我而生存，这生存太无光辉、太无兴趣、太无意义。必须小我与大我合而为一，才能领会到生存的意义。必须将小我来提高大我，推进大我，人群才能向上；不然小我也不过是洪流巨浸中的一个小小水泡，还有什么价值？这就是大我人生观的真义！

人生观不是空虚，是要借生活来实现的。不是身体力行，断不能领会到这种人生观的意味，维持他的崇高。所以要实现这三个基本的人生观，必要靠以下三种的生活方式。

第一是生力饱满的生活 。生命的存在，固然要靠生力（vitality），生命的发展尤其要靠生力。生力是生命里面蕴藏着的无限生机，把生命不断向上向外推进和扩大的动力。它虽是一粒小小的种子，却可以长成参天拂云的大树；它虽是一架壁炉里的炉火，却可以吸收很高很远的空气中的养气，使其发光发热，满室生春。它使人生不停顿、不板滞、不腐蚀、能活泼、能进取、能发扬。有生力的人生是朝气蓬勃的，无生力的人生是气息奄奄的。在这两种人生的十字路口，你愿意选择哪种？生力固常因愈发挥而愈增加；但有定向的人生却也应当将其培养和储蓄，不让它随意发泄，以备它积成雄厚的力量，写出更有意义的人生。

第二是意志的生活 。在这沉迷沦陷于物质生活的人群中，有几人能实行意志的生活？能领会这种生活的乐趣？不说超人，恐怕要等那特立独行的人吧！非是艰苦卓绝的人，怎配过意志的生活？因为这生活不是肉感的、享受的。生命的扩大，哪能不受障碍，障碍就是意志的试验。意志薄弱的见了困难就逃了。只有意志坚强的人才能运用生力征服过去。经过痛苦是常事，只有痛苦以后的甜蜜，才是真有兴趣的甜蜜。但是平庸的人能了解吗？意志坚强的人，绝对不怕毁灭，而且自己能够毁灭，毁灭以后，自己更能有伟大的创造，所以战争是意志的试金石。我常论战争说：开战以前计较的是利害的轻重，开战以后计较的是意志的强弱。这就是胜负的关键！不但是有形的军队战争如此，一切生存的战争也是如此。平庸的、退却的、失败的锁链，只有坚强的意志才能扭开。

第三是强者的生活 。能凭借意志去运用生力以征服困难的生活，非强者的生活而何？我所谓强，是“强而不暴”的强，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强。强的对面是弱。摇尾乞怜，自己认为不行，便是弱者的象征。强者的象征就是能在危险中过生活。他不但不怕危险，而且乐于接受危险。他知道战争是不能躲避的，所以欢乐的高歌而上战场。他的道德信条是强健、勇猛、无畏、正直、威严、心胸广大、精神奋发。他最鄙视的是软弱、柔靡、恐惧、倚赖、狭小、欺骗、无耻。他因为乐于危险的生活，所以他不求安全。古人说“磐石之安”，但是磐石不是有生命的。无生命的生活，过一万年有什么意思？况且求安全是不可能的事。安全由于平衡，生命哪有固定的平衡？因为你发展，人家也发展，只有以你自己的发展，来均衡人家的发展，才能得比较的安全。若能如此，才能操之在我。所以你永远是主人，不是奴隶。

以上三种生活方式，乃是真正有意义的人生的基础。但是这三种生活方式，必须要连贯起来，好好地调剂和运用，方能达到完善理想的人生。说到此地，我们不能不更进一步，去认识三个晶莹而又伟大的力量了。

（一）理想。理想（ideal）是人类对于宇宙和人生所能想象得到的完善的意境。它尤其是人生的启示，也就是悬在人生前面的灯火，照耀在人生努力的过程上的光明。它不是空想，更不是幻想，因为它的产生是由精辟的思维和伟大的智慧磨荡孕育而来，并且是曾经严格的、理则（逻辑）的考验和丰富的经验的体会过的。人生最容易困顿在现实的混浊中间，不能振拔，是很危险的事。权审所谓：“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一说其作者是唐末诗人罗隐）就是沉沦在现实里面可怕的心理。但是尤其可怕的是近年来青年心理中的所谓“现实主义”。

我们要恢复人性，提高人生，不能不有理想。我们要建设国家，重定世界秩序，更不能不有理想。理想是我们的远景，也就是使我们兴奋而努力的目标。理想是随着时代的进步而舒展的，所以最后的理想总是不能达到；可是正是因为如此，人生的继续，才更有意味。

（二）智慧。智慧（wisdom）是人生的透视，是一种微妙的颖悟，同时也是这颖悟的结晶。它能笼罩和体会着理性和经验，而从这中间悟到某项的真理。智慧与智力很难严格地划分。智慧常常凭借智力作基础，可是到某一阶段，或某种关系上，它能别有会心。它的效能的发挥，往往在人与人间的关系上，所以历代哲人遗留下来的智珠，也常常是人生哲学里的珍藏。拿当前的问题来作譬喻，制造原子弹是要靠高度的智力，而如何运用原子弹，则需要很大的智慧。在两军相战的时候，可充分运用智力以取得胜利；但是胜利以后，如何合理运用战利的成果，来调整各种国家民族间的关系，以建立世界新的秩序，长期的和平，却更需要很大的智慧。在人事的，尤其是有历史性的重大决定中，有无智慧的成分，关系极为重大，因为许多后果，只有历史才能证明。智慧在历史上发生的影响尚且如此，在个人生命过程中的重要抉择上，何独不然？

（三）人格。人格是衡量个人一生生命价值的标准，是某一个人之所以异于他人的特征，也就是某一个人生命连续的维持力，尤其是他道德的生命。人类社会之所以能够形成，全靠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信任的基础在于彼此间最低限度的人格的认识。飘忽无定、变化莫测的生活形态，只见之于小说里的鬼狐，而不当以此衡量人类。摇身一变，朝秦暮楚的人，绝不能说是有人格。人之所以为人，就只靠肉体，仅认躯壳吗？那么，生理学家和化学家可以坦白地告诉你，你的全身只不过是若干氢、氧、碳、钙等元素所组成；它们更化身为无数的细胞，这细胞每天的新陈代谢，又以千百万的单位来计算；人死之后，则整个躯体，又大大地解放，还到氢、氧、碳、钙等元素的原形。这样说来，人固不成人，我也不成我，那还要讲什么做人，更何须什么人的努力？这是19世纪后期许多人只看见物质科学发达，而受震炫后所得到的感觉。就是梁任公初闻此说，也受震炫，遂有“不惜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宣战”的言论。哪知道人生并不是这样片面的、残酷的、无意义的。人的组合不是片面的，所以肉体之外，还有心灵；形貌之外，还有做人的典型；他整个的生命固然在宇宙的时空系统中有他的真实性，而他生命留下来的事功，更可以长期流传下去，不断地发生辐射性的放射作用，波动和蕴积成为绝大的影响。而人格对于整个生命发生的联系和连续作用，尤为巨大。生命的价值也靠它衡量。说到人格维持生命的连续，使我不能不提到一个不可磨灭的故事，来作说明。当明末松山之役败后，洪承畴也经过一个不屈时期而后降清，嗣受清廷的重用，任为经略。后来黄道周在安徽兵败被俘，绝食七天不死，解到江宁。洪与黄为同乡，想保全他的生命。“使人来言曰：‘公毋自苦，吾将保公不死。’公骂曰：‘承畴之死也久矣！松山之败，先帝痛其死，躬亲祭之，焉得尚存？’”至今黄道周虽死而他的人格尚放光芒，洪承畴降后虽然偷生，但当时他有价值的生命已经中断，因为他早把自己的人格毁了！

当然“人格”是道德的名词。须知“价值”也是道德的名词。哲学里全部的价值论，就带着道德的含义。尽管有人不喜欢它，要否定它，可是毁灭了它，则整个的人类也随之毁灭，人类的生命也同归于尽。这世界只有让禽兽和昆虫来住，自不必再有人生哲学了！

要发挥新人生观以创造新生命、新秩序，必须要先创造一种新的空气，这就要靠开风气之先和转移一世风气的人。社会的演进，本不是靠多数沉溺于现在的混浊的人去振拔的，而是靠少数特立独行出类拔萃的人去超度的。后一种的人对于这种遗大投艰的工作，不只是要用思想去领导，而且要以实行的榜样去领导。看遍历史，都是这样；所尊孔、墨乃是力行的先哲。清初的颜习斋、李恕谷一般人更主张极端的力行。就拿近代的曾国藩来说，他帮清廷来平太平天国，我们并不赞成；但是当吏偷民惰，政治社会腐败达于极点的时候，他能转移一时风气，化乱世而致小康，也颇有人所难能的地方。他批评当时的吏治是：“大率以畏葸为慎，以柔靡为恭。……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畏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所以当时到了“外面完全而中已溃烂”的局面。他论当时的军事，引郑公子突的话，说是“轻而不整，贪而无亲；胜不相让，败不相救”。他感慨当时的世道人心是“无兵不足深忧，无饷不足痛哭……唯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殊堪浩叹”。他并不如一般人所想象，以为是一个很谨愿的人，反之他是一个很聪明而很有才气的人；不过他硬把他的聪明才气内敛，成为一种坚韧的毅力，而表面看过去像是一个忠厚长者。他凭借罗泽南在湖南讲学的一个底子，又凭自己躬行实践号召的力量，结合一班湖南的书生，居然能转移风气，克定大难，为清朝延长了几十年生命。（他转移军队风气的一个例子，很值得注意。他不是说当时军队“败不相救”吗？他以“千里相救”为湘军“家法”，所以常常打胜仗。）一个曾国藩在专制政体的旧观念之下，还能以躬行实践，号召一时，何况我们具有新的哲学深信，当着这国家民族生存战争的重大关头？

在这伟大的时代，也是颠簸最剧烈的时代，确定新的人生观，实现新的生活方式，是最迫切而重要的事。方东美先生说：“中国先哲遭遇民族的大难，总是要发挥伟大深厚的思想，培养溥博沉雄的情怀，促我们振作精神，努力提高品德。他们抵死推敲生命意义，确定生命价值，使我们脚跟站得住。”当拿破仑战争时代，德国的哲学家费希特（Fichte）讲学，发表《告德意志民族》一书，也是这个意思。现在有如孤舟在大海一样，虽然黑云四布，风浪掀天，船身摇动，船上的人衣服透湿，痛苦不堪；只要我们在舵楼上脚跟站稳，望着前面灯塔的光明，沉着地英勇地鼓着时代的巨轮前进，终能平安地扁舟稳渡。这一点小小的恶作剧，不过是大海航程中应有的风波！ Egvj844UDpMPzfYlLNtKiGKLdIN3INVshVW41E+Tbh7F5mRuzufIdGMdykH7OpG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