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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问题是人类生存的问题，人生的态度是人类生存的态度。人生哲学不是一般所认为的神秘东西，而是一种经过思考的合理的人生的问题与态度的学问。假如一个人对某一件事，没有合理的和经过思考的态度，问题便无法解决；问题无法解决，得到的不是苦恼烦闷，便是堕落痛苦。所以，在今天，设若我们于明月清风之夜，晓风残月之时，发觉有一问题无法解决时，我们就要本着合理的思考态度去想，去解决这个问题。希腊古名言：“牧童是否有他的哲学？”我们可以说，只要牧童对他的放牧，感觉有所谓意义的话，他就有他的哲学。
处在今天这个时代，所谓人生，实有重新估价的必要，而人生的价值也有再平衡的必要。倘若我们认为人生是要继续活下去的话，那么，他的价值就得有他的一个标准。价值同价格是两回事，每个人只应有他的价值，而不应有他的价格。人生的价值如何估定？对于传统的人生哲学的主张，我们大可不必要同它一致。
人生是宇宙的一部分，宇宙包括了人生，人生观一定要同宇宙观相配合。所以一种合理的人生观，一定要把整个的宇宙系统和人在宇宙系统里的价值考核在里面。一切的人生哲学都必须如此，故无论其为静的、动的、唯心的或者是唯物的，虽然每一种哲学学派都有它的一套宇宙见解。即使新宇宙观对于这些问题也要考虑进去。
我们人既有了生命，便不能不使我们活得比较有意义一点，不能不把生命充分地发展，不能不把自己的生命，在适当的地位发挥适当的好处。中国传统的人生态度，都偏重于静的方面。而古代哲学也是偏向周易，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至于儒家的传统（尤其是宋以后）则又是放任少，抑制多，生活失之于停滞，存在于一种拘束的状态里。到了近代，西洋的文化与中国的文化相接触后，我们除了应当保存一部分中国优良的传统，淘汰不优良的传统外，更应吸收西方的文化，而西方的文化成分也有严加辨别良窳的必要。回溯中国的学术思想，远在先秦是非常的蓬勃而复杂的，其后奉为正宗的儒家传统，只是当时思想的一支而已。因此，今日叫我们这古老文明的国家全盘西化，也是件行不通的事。我们生在这个时代，做一个人，要能够具有一副科学的头脑，逻辑的思考，去对人生作一番重新的检讨和评定，站在得失辨别的地位，来认识人生。
讲到人生在宇宙的原则，那不是静的，而是动的。动的人生是不断地改进的，不断地发展的。我们拿科学的眼光来看，没有一样东西是静止的，原子都如此。但是每一种的动都不是盲动，而是有规律的动，因此人生的动又哪能不规律。我们肉眼不能看到原子，但是我们可以用数学分析的方法，算出环绕原子核的电子性能而知道原子是怎样的一个东西；大的宇宙的现象也可用同样的方法去了解，而人生也绝不例外。
动既是有规律的动，动中就有进化，进化是变，即英文的evolution。进化带有进步的意义，但进化不是进步，进化是变，由甲状态变入乙状态；特别是有机体的生命，进化尤其是普遍的现象。进步是progress，表示有理想在前面，从逻辑方面讲求，就是有一种预先假定（presupposition）。譬如畜牧上的养猪，猪种由六百斤进步到七百斤，在研究的教授看来，认为这是研究进步了；但就猪的本身说来，它并不以为自己多长了一百斤肉供给人吃是进步的事。“动”要有假定的目标，“变”也不是乱变，这里面都存着逻辑的问题。人生的动也是如此，我们要立定人生的理想，才有人生的价值，而一切的动才是有意义的动，一切的变也才是有价值的变，由动而变，变向一个理想。理想是一种对于自己个人可能发展的价值，而同时对于人类有增进幸福可能的宗旨，使人们有价值的人生，在伟大的人群的行列里，能和谐地得到他适当的地位，和整个的人群协调地动。人生理想的发展，不能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上面，把自己的权利伸进他人的生命范围里面，而是让大众得以和谐的发展，个人方面，固然要发展到尽善尽美的地步；团体方面，也要朝着这个目标前进。
古代希腊人专门讲究道德和价值的问题，这一种和谐，是一个最大的美的条件，不协调毋宁不讲究美。拿例子来譬比，绘画讲究色素调和，音乐讲究和声（harmony）。拿中国音乐来说，只有旋律而没有和谐，等于有经而无纬，不能达一唱百和的境地，只能独唱独奏，却不能来一曲四部合奏。谈到这里，我想起年轻时在德国读书的事来，那时我闲暇常在柏林城郊外山中散步，常常听到一两个德国青年在山巅嘹起他们的歌喉，刹那他山的人也起了响应，顿时唱起了一曲和调。然而中国的国剧，却不能一个人唱起了“我本是卧龙岗……”很多人也随着附和唱起“我本是卧龙岗……”的曲子来。除了帮腔是例外，否则就成为笑话了。这是由于音的不协调而致此的。人生不能与社会密切地配合发展，原因就是不和谐，所以发展理想的社会，是要各方面人，能互相协调而推进生活。人生绝不能只注重“小我”，而应该把“我”放到大的环境里去。即所谓“大我”，因为在群居的社会里面，人是不能单独发展的；如同一所房子的构造一样，一地方的好坏要牵涉到多方面结构上的问题。知识更是如此，它非依据社会的发展不可。
由这我们再谈到人的价值论上去。我们首先要问，一个人在社会上有何价值？同样是一个人，设若在一个生物化学家的眼光里，纯粹用物的观念来分析的话，那他只认为是多少氧、多少氢、多少碳、多少磷、多少钙、多少铁……组成的有机体，靠着细胞的新陈代谢，维持了活的生命。
物质的变化是不停的，人生的变化也多相类似。用一个姓名代表一个人的称呼，表示出某一时空系统里的一条生命。虽然一个人在他的生命存在的时间空间，只是短促的一瞬，而一般人的生命的任务，又都是为了吃饭、睡觉、结婚、生孩子；但是唯一不同的地方，就在这短促渺小的时空里，有些人（尽管他们也吃饭、睡觉、结婚、生孩子）的伟大的行为和思想，可以放射他的光芒，影响宇宙系统以至于无穷。一个细胞死了便算了，正如同一片铁做了炸弹，一炸便完了一样。人却不同，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他的思想上、道德上的放射，是没有穷尽的。例如，爱因斯坦（Einstein）在科学上的成就，他的光芒可以放射到远隔重洋的中国台大学府；两千多年前希腊哲学家柏拉图（Plato）、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在某一刹那的思想，到今日尚为贵校的教授奉之若神明地讲。这种情形是任何其他生物所做不到的，人在他自己的时空系统里，有的晦昧不知春秋，有的却能发挥很大的才智。
此外，人又有记忆（memory）。动物虽然也有，然而有它的限度，老狗固然可以教小狗一些把戏，然而老狗却无法传给小狗一种思想，使成为狗经。动物随生命以俱来，却也随生命以俱去。人却不同，人的记忆能把多少年的知识、经验留传后世而不朽。
人的身体在今日，究竟是已进化了呢，还是退化了呢？很难得解说。拿我们的老祖宗来说，他们的身健、耐劳都远胜今人，再上去有尾巴的老祖宗，则更过之。今日的人们不要以为尾巴没有了而感觉高兴，照实说，今日人类身体上的征象已远不如远古的人类。但是今日的人类，虽然本身不能够飞，要飞却有飞机可坐；不能跑得很快，却有汽车可乘；不能深入水中，然而可以用潜艇潜水。在从前以为是神话的神迹仙踪，今日看来有何稀奇？这种种的要求的满足，都是知识发达的结果。今日我们人类不能以为自己的身体有何进步，只有知识确是进步了很多，这种进步，是人类万千年来知识的结晶，可以誉之为人类的一大特色。
人类除了知识的特色外，尚有另一特色是其他动物所无的。这种特色有时显露，有时隐藏，有时建造，有时毁灭，这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人格。人格是什么？举例来说，在某一时空系统的人们，他们用姓名来代表他们，设有某甲与某乙同名，也同在一个暗室系统里，这时我们对于他们俩在类似点中的分辨，可以从其不相同的表现，认识他们的不同，这不相同的表现便是他们的人格。人格是各自具有的，构成人格的条件，要经合理的考察、正确的认识，朝高尚的目标去做适当的行动，所以是具有联结性的。人之有人格对于人类的本身裨益甚大，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信赖的是彼此间的人格，没有彼此间的信赖，社会便无法构成。梁启超所说的“今日之我可向昨日之我宣战”这一种话，实在有点知其一不知其二了，因为社会上相处的先决条件是有信，所以在伦理（ethics）上，对于人的价值的估计，首先认定人格是人的特殊现象。我们无法看出其他动物，如猴、猪等是具有猴格、猪格的。
人的特色如此，再说到人生在世上值不值得活呢？哲学上有两大见解：
（一）享乐派。是一种唯物论的结果，远在希腊时代Democritus（德谟克里特）倡宇宙原子说，当时的原子说与今日的原子论是不同的。他认为人的生死，是原子的结合同分散，实在没有什么了不得。伊壁鸠鲁主义（Epicureanism）兴起后，采取一种享乐主义，在他们的观念里，认为苦乐是平均的，人们要活得快乐，只有避苦就乐。
但是苦乐并未订表，苦乐的标准全看做人的态度而决定，一件事有人认为极苦，有人却认为极乐。颜子在陋巷里不蔽风雨的一箪食、一瓢饮的生活，在旁人看来以为苦得达于极点，但颜子仍自得其乐，因为他的人生观如此。而且人若一味寻乐，乐极亦能生悲。
（二）意志派。可以叔本华（Schopenhauer）为代表，他认为人是非自由主义的，人的意志躲在一切东西后面，由其他的力量推动。人要解除痛苦，只有解脱生命，解脱的方法，叔本华用的印度佛教的涅槃。
依我看来，这种“解脱”是一种宗教上的变态心理，何能得到结果，又焉得人人得而涅槃呢！
（三）历史派悲观主义。这一派的主张以为善恶是同时发展的，但恶多于善，结果往往是道德堕落。这一种的思想在基督教以前的犹太人业已主张过，他们认为人是堕落的，他们传说远古的亚当、夏娃，因为偷了苹果吃，有了知识，于是生下人来，在世上受罪。其实照一般眼光看来，亚当、夏娃这对夫妇偷了苹果吃，有个什么了不得的罪呢？却能让他们的子子孙孙永远地受罪。
人的知识愈丰富，对于人生了解愈透彻，因此也就愈悲观。人的理想不能达到，就发生了痛苦，因为人生有理想，遂免不了挫折而致创痕发生了悲观的意念，这是一种错误。理想不能达到，正是人的妙处，假如理想可以达到，人类就无法进步。人类的理想是不断推进的，某一部分达到后有一满足，从某一地方又得一新的理想，这种追求是人类知识上、道德上的最高表现。
（一）宗教的乐观主义。宗教的派别很多，大都有这种想法。他们看到世界上有种种的恶，种种的不规则，他们以为一个人只要有一天大彻大悟，就可以得到极乐。“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用这一种学说鼓励人们改过向善。
但是否恶的去除，有如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容易？实在并不如此简单，故此种乐观嫌过分了。
（二）唯理论（rationalism）的乐观派。他们认为世界上不合理的事物是不会存在的，存在的只有真实，而真实是理性。
这种见解的发展推论在数学上是靠得住的，一个方程式不合理就不能成立。然而世界上并不能尽是善存在，恶不存在，假如那样就不能善克服恶了。
（三）生物进化论的乐观派。斯宾塞（Spencer）、孔德（Comte）、达尔文（Darwin）是这一派的代表，他们由生物的现象观察，认为进化就是进步。孔德分世界进化为三阶段，斯宾塞也是如此。这些人倡此学说的时候，正是欧洲最发展的时候，尤其在英国，出现了甚多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乐观主义者（Victorian oprimists）。
这一派将进化和进步加以混淆，进化是普遍现象，进步也是普遍现象，没有实在的事实，不能说进化就是进步。比方说，用机器大量生产，可以看作工业界的进步，然而有时就精工方面来说，则机器产品不如手工产品者甚多，工既不精，怎么能够看作进化呢？又如美术上的手不停挥，千篇一律，那种缺乏创造性的进步，根本就站不住脚跟，简直可以说是退化了。进步和进化的不同，要由先决条件加以鉴定。
谈过了哲学上的两大派以后，我将谈到，今日的人们应该生活在怎样的一种方式里？我认为人生在世，既不应悲观也不必乐观，这并不是骑墙的说法，而是学术界对上两派批评的结论。
世界上的任何现象，用科学乃至哲学的立场来讲，都是事件（events），由不可分的空间时间构成功事，这些事在一个时间同空间完毕，然可影响发展至无穷尽乃至无穷大。人的事业就是如此，做事时事的本身毫无作用，然有时一句话乃至一件事的影响，却可发生无穷尽的后果。如苏格拉底（Socrates）、文天祥的几句话，可以影响后世很大。在话的本身是一过即逝，然其影响则千古流传而不朽。
世界上无所谓善恶标准，水火均可生人，亦可杀人，水火本身固不负责任。善多于恶，恶多于善，完全看人怎样左右事来决定，由于态度不同，有的可以行善，有的可以致恶。人之认事，可以自己的道德标准，去衡量人生，充实人生，扩大人生。
人不是机械，我是讲人生哲学的，所以我认为最没有道理的哲学观点是机械论和命定论。前者以唯物的观念为出发点，后者以宗教的观念为依归。我们希望人类能丰衣足食，住得舒服，我不主张一个人苦行得如同第欧根尼（Diogenes）一样。但是使一个人在食、衣、住、行方面都感到舒适，他的人生目的就算达到了吗？不，绝不。试看从前直到现在的四川军阀姨太太，哪一个不是丰衣足食，坐汽车、住洋房，但有几个女人肯去做那班军阀的姨太太呢？因为人除了吃、穿、住、行之外，还需要知识，甚至需要谈谈恋爱。人不仅需要物质的环境，还要有精神的环境、思想的环境。就拿今天来听讲的每一位同学做例子，每个人的脑中都有他自己的一套，除了物质的环境外，另有别的想头。说人是机械，是抹杀了人的一切。人有感情，人有理智。自己的名誉应由自己来决定，不迷信于物，不仰求于神，不做物的奴隶，也不做神的孩子，我们应把理智建在超个人的理想上。我们要为我们的国家、民族、大众生活求改造、求推进。我们更不相信“命定”，我们主张人定胜天。中国最好的哲学名言是荀子的“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尤其当今日乱世，用算命、卜卦等方法来断定自己的命运，给自己以窠臼，不如自己把握住自己。我生平决不算命，小时候父母给我算的命，那我概不负责，我认为算命太没有价值。
人活在世上，有两种价值：
一、本身价值（intrinsic value） 。天赋予人以生命，人们自己就有了各种的本能，具有各种完备的条件，以及各种值得宝贵珍重的因素。我们不能忽视一个人在时间空间的宇宙系统里有他的真实性，我们要保持我们的生命，使之趋于尽善尽美，不管别人怎么样看，自己在自己的生命过程中，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历史上的忠臣、志士、殉道的思想家，为真理奋斗的哲人、哲士，不管是举世誉之的，还是举世毁之的，他们都是特立独行，不为流俗所动摇，做出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这是因为他们自己认定自己有自己的价值。
二、工具价值（instrumental value） 。为什么人又有工具价值呢？可分两点解说：（一）我所谓工具不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工具，我所说的工具，是自己对他人帮助的一只手，是摇人家过河的舵。这工具不是人家叫我做的，而是自己愿意做的，把我的生命、我的世界，作为别人发展的一部分。（二）本身价值与工具价值这两件东西要表里兼顾，才不至于自私，有本身价值而无工具价值，有工具价值而无本身价值，往往会否认了人生价值，所以二者要相辅而行。我们做人如同唱义演戏，要计功不计酬，虽然不拿一个钱，唱戏却仍旧卖力。
我们是有理想的，当然我们的理想不能尽善尽美，假如世界上有尽善尽美的理想，那世界就停止了。我们人生的世界，妙处也就在此。人生在世，犹如夜行提着灯笼向前摸索；更如行走山路，过一阶段有一种不同的光景。设若我们不幸死在半途，我们也应让我们的骨头垫在泥泞崎岖的缺口作脚石，让后继的行路者好走路。
（1950年4月28日在台湾大学演讲）